謝謝邀請。這一切都源自於土木堡之變，大明帝國建立初年，朝中分為兩派，一派是透過8股考試選出來的文官集團，他們一旦入朝為官，便根據同鄉師生同門組成了龐大的文官集團勢力，在朝廷中間有了很強的話語權。另一派就是大明帝國建國之初武將們透過拼死作戰，浴血衝殺拿到的功勞得到了許多的風賞和爵位，樹大根深，在朝廷中的地位無法撼動，這就引起了文官集團的不滿，土木堡事變造成了天賜良機，大批的武將勳貴門幾乎在這一場戰役中損失殆盡，朝廷只能依靠文官集團了，當他們上位以後便得意忘形，企圖架空皇帝，把持朝政，皇權岌岌可危，在這種不利的態勢下皇帝為了在這一場拔河比賽中贏取勝利，就必須藉助另一股勢力這就是幾千年來引人詬病的宦官集團，這些宦官們從小陪伴皇帝長大，和皇帝的關係相當的親密，被視為自己人，當他們看見自己的主子被文官集團欺負架空，也非常願意衝出去幫助皇帝拿回皇權，由於利益一致，所以皇帝選擇宦官充著自己的打手，和文官集團鬥個你死我活，這樣皇帝可以居中平衡，永遠掌握皇權。

皇帝繼位年紀太小，而外戚干政已經被朱元璋杜絕了，一些元老大臣，三楊這些，自然不把小皇帝當一回事了，小皇帝為了自己權利，不得已只能仰仗身邊成天跟著自己的這一群宦官了。

宦官專權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大特色，作為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伴生物，對中國古代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宦官身份特殊，極易形成專權局面。首先, 宦官要專權, 必須是在中央集權加強時期。其次是當宦官在關鍵時刻幫助皇帝奪取或鞏固皇位立了大功時, 宦官便以功獲寵, 以寵掌權。再次, 就出現宦官專權的某一朝代來說, 往往是在王朝的中後期。當皇帝感到權臣或地方勢力日漸膨脹,皇權受到威脅時, 便利用內朝宦官來分割外朝相權,或控制地方勢力, 宦官逐步操縱軍政大權, 形成了專權局面。綜上所述, 在開國初皇權獨斷的全盛時期, 皇帝勤政多才，政治清明時，宦官不可能扮演政治舞臺上的重要角色。當皇權受到威脅, 皇帝對臣屬又深加疑忌, 皇帝用宦官來監視、控制朝臣, 分割、削奪其權力時,或皇帝年幼，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烈時，宦官便應運而起, 進而執掌軍政大權, 形成專權局面。由此可見,宦官專權是皇權旁落、皇權與相權、皇帝與朝臣、中央與地方矛盾鬥爭的結果,其實質乃是封建皇權的變形和延伸。宦官又多是統治階級中最腐朽、最反動的代表，其專權則極易形成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政治更加黑暗，進而導致農民起義爆發，最終導致舊王朝覆亡。可以說，宦官專權主要依附於封建專制制度產生、發展，又加速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腐敗和王朝的滅亡。從歷史上來說，東漢、唐、明三朝，是中國歷史宦官專權最嚴重的時期。東漢中後期後，多由幼主臨朝，政權多落入皇太后為首的外戚之中。皇帝成年後，不甘於外戚專權局面，便依靠身邊的宦官發動政變，這樣，宦官在皇帝支援下形成政治集團而操縱政權。由於宦官沒有社會基礎，沒有政治才幹，因而導致政治更加腐敗。比較正直的文人官吏和外戚集團起而反對宦官，宦官在皇帝支援下進行反擊和鎮壓，因而導致了黨錮之禍，使東漢統治日趨腐敗，政局更加混亂。唐代宦官專權是從唐中期開始的。安史之亂後，宦官因擁立有功而權力增大。後來又直接掌握了兵權，宦官開始干政。明代自永樂帝后，宦官權勢開始增強。因為明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達到頂峰，皇帝為強化權力，而透過宦官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控制。明代的特務機構，有部分是由宦官控制的；宦官還控制著一些經濟部分；宦官透過充任監軍等。正因為宦官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權勢極大，所以明代宦官專權的程度和危害也更為嚴重。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都是權傾朝野的大宦官。

外戚與權臣專權把控朝政，皇帝年幼只好依靠身邊的宦官奪回權利，宦官都是皇帝的親信，沒有後代，對於皇帝也是忠心耿耿，所以皇帝可以放心交給宦官權利。久而久之形成了宦官專權的局面，但是宦官的專權本質上還是皇權的延伸，並對相權的打壓。

在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權的局面主要發生在東漢和明朝中後期。

從歷史上來說，東漢、唐、明三朝，是中國歷史宦官專權最嚴重的時期。自東漢中期以後，多由幼主臨朝，政權多落入皇太后為首的外戚之中。皇帝成年後，不甘於外戚專權局面，便依靠身邊的宦官發動政變，這樣，宦官在皇帝支援下形成政治集團而操縱政權。由於宦官沒有社會基礎，沒有政治才幹，因而導致政治更加腐敗。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局面導致了宦官專政

我們先說一下歷代宦官專政的案例:

秦朝時期的趙高、東漢時期的外戚梁冀集團、北魏時期的劉騰、唐代中後期李輔國、宋朝時期的童貫、明朝時期的汪直、劉瑾、魏忠賢，清朝後期出現了像安德海、李蓮英、張蘭德之類的大宦官！

縱觀上述，歷史朝代中宦官的代表案例；我們也不難分析，宦官專權就好像是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種特色，作為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衍生物，對中國古代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宦官身份特殊，極易形成專權局面。

首先, 宦官要想專權, 必須是在中央集權加強時期。其次是當宦官在關鍵時刻幫助皇帝奪取或鞏固皇位立了大功時, 宦官便以功獲寵, 以寵掌權。（這方面就顯得尤為重要）再有就是, 出現宦官專權的某一朝代來說, 往往是在王朝的中後期。當皇帝感到權臣或地方勢力日漸膨脹,皇權受到威脅時, 便利用內朝宦官來分割外朝相權,或控制地方勢力, 宦官逐步操縱軍政大權, 形成了專權局面。（明朝時的東西兩廠就是很好的例子）

此外，政治腐敗也是宦官專權的一個原因。一般來說, 在皇帝忙於政事, 積極有為的時候, 宦官是難於插手政治的。反之, 在政治腐敗, 皇帝不理政事或難於理政的時候, 宦官則往往乘隙而入, 染指於政, 甚至左右政局。 在王朝的中後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財政收入的增加, 統治者開始奢侈腐化, 政治逐漸腐敗, 宦官的數量不斷增加。當皇帝殆政的情緒日益滋長, 就容易將內外朝政事交於宦官，使宦官勢力急速上升。

我們仔細想想，在每個朝代的開國之處幾乎看不到宦官專權的事情發生。皇帝勤政多才，政治清明時，宦官不可能有相對重要角色扮演！

舉例說明:

明朝的開國之君朱元璋吸取以往歷朝歷代宦官禍國的教訓，在建國之初對宦官作了種種限制，規定不許宦官識字，不許兼任外臣，任職不許超過四品，並在宮門外立一鐵牌，上書“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因此，明初對宦官的控制是非常嚴格的。後來朱元璋去世後，明成祖發動靖難之役，繼而從侄子手中奪取了皇位，宦官在其中曾起到不小的作用，因而他對宦官多所任用，宦官的地位也逐漸有所提高。（這才慢慢有了明朝多起宦官專政的案例）

由此可見,宦官專權是皇權旁落、皇權與相權、皇帝與朝臣、中央與地方矛盾鬥爭的結果,其實質乃是封建皇權的變形和延伸。

宦官又多是統治階級中最腐朽、最反動的代表，其專權則極易形成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政治更加黑暗，進而導致農民起義爆發，最終導致舊王朝覆亡。可以說，宦官專權主要依附於封建專制制度產生、發展，又加速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腐敗和王朝的滅亡。

以上就是小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如有錯誤之處，還望指教

首先，宦官禍國最嚴重的朝代是明朝，明朝時期出現的權宦最多，所以明朝也被稱為“太監帝國”。

明朝出現瞭如：馮保、劉瑾、王振、魏忠賢等。那明朝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權宦呢，我分析原因有三點。

文化程度較高

在明朝的四大權宦中，除魏忠賢以外，其他人的文化水平都是不錯的。具體的的排序是：

第三名劉瑾識文斷字，曾任掌司禮監這樣重要文職。

第二名是王振，沒入宮做太監之前做過教官，說他略通經文不算過分。

第一名是馮保，馮保以一句“十歲天子如何治天下”就把權傾一世的內閣首輔高拱轟下臺。你想想，內閣首輔都是大學士出身，竟然讓馮寶抓住了文字上的漏洞。可見他的文化基礎和應變能力。後來還和張居正一起負責萬曆皇帝的教育，想想張大學士的才華，馮保能和他並列，他的才學也不簡單。

歷史還記載馮保通樂理，善彈琴，書法極佳。有著較高的文化鑑賞水平。比如在《清明上河圖》上面題字。

當然了，宦官的文化水平逐漸提高，主要是因為明宣宗朱瞻基的一項政策，設立內學堂，教育太監們讀書寫字。這是宦官干政的開始與原因。

身體上的優勢

對於這個大部分的人可能持懷疑態度，太監們都是去勢的人，他們怎麼還能有身體上的優勢呢？

現代醫學研究發現，在古代平均短壽的大環境中，太監的壽命反而特別長。年齡超過一百歲的都有好幾個。大部分的太監活過六十歲不成問題。這與短命的皇帝這一職業相對比，優勢就出來了。

明朝的這四大權宦，都是歷經兩代皇帝。在其發跡之時都是小皇帝新登基，孤兒寡母的局面下掌握權勢的。這也是他們身體上的優勢。雖然影視劇裡邊演的太監都娘裡娘氣的，有點誇張成分在裡邊。但去勢過後的太監確實失去了男子的陽剛之氣。但這相對於小皇帝和太后而言，沒有了男人的霸道反倒是更容易信任的。這也是太監的得勢的原因之一。

權力的遊戲，蚌鶴相爭，漁翁得利。

自從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後，相權與君權的平衡被打破了。在朱元璋時期相權被壓抑的太狠，到了後來的宣宗和萬曆這兩個懶漢皇帝哪裡，君權遭到了相權的反噬。內閣首輔的權力超過了以往的任何相權，對於皇帝的命令內閣首輔認為不合理竟然可以直接駁回。典型的有首輔徐階駁回嘉慶皇帝修寢宮的詔書，後來風張居正更是說出“吾非相，乃攝政”這樣的話。可以看出首輔的權力之大。

□張居正

後來的皇帝也發現了這一點，為了制衡首輔，也就是文臣集團的相權，便把宦官拉進了政治中來，這也給了宦官得權的機會。

第一次發生在東漢末年

熟悉三國的肯定知道三國開頭第一句就是“東漢末年，十常侍內亂”。十常侍內亂就是以張讓、趙忠為首的十個太監惑亂朝綱，把持朝政，閉塞皇帝耳目，同時還造成了著名的“黨錮之禍”。

東漢宦官專權的局面的造成，是由於東漢後期的皇帝都是幼年繼位，小小的年紀背後有太后把持朝政，所以在皇帝長大後，會利用身邊最親近的宦官來與太后這邊的外戚勢力作鬥爭。比如說靈帝劉宏即位後，宦官勢力愈加猖獗，宦官曹節發動政變，竇太后被囚禁，獨霸朝政，宦官成為了皇帝的衣食父母。

第二次發生在安史之亂之後

唐初，宦官數量不多，地位也不高，無權過問軍政大事。開元、天寶年間，宦官激增到3000人，隨著宦官集團的壯大，宦官干政的現象也產生了。

“安史之亂”之後，唐朝的國力呈斷崖式下降。馬嵬驛事變之後，唐肅宗在靈武即位，用權閹李輔國執掌禁兵；德宗用宦官充任護軍中尉和中護軍來統帥神策軍等禁軍；憲宗以宦官充任樞密使，為皇帝上傳下達。

宦官掌握軍權以後，地位愈加鞏固，權勢愈加膨脹，連皇帝的生殺廢立也操縱在手中。宦官專權局面由此形成，發生過著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和“甘露之變”。

第三次宦官干政從明朝中期開始

洪武年間，朱元璋鑑於漢、唐末期政敗閹宦的歷史教訓，在宮內鑄鐵牌禁止內臣干政。

靖難之役中，南京的太監向朱棣透露情報，燕王舊邸宦官也親歷戰場，功勳卓著。燕王朱棣於是認為家奴可靠，稱帝后給予了宦官一定的軍政大權。

英宗正統之前，皇帝親自視政，宦官有所顧忌。正統以後，皇帝大多都昏聵無能，司禮監執掌機要。隨著票擬制度的形成，宦官開始有了更大的權利。

明朝比較知名的太監有劉瑾、馮保、王振、魏忠賢等。

小結

宦官專權局面的形成，一般都是由於皇帝無能、勢弱而導致的。但是與漢、唐宦官專權局面不一樣的是，明朝的宦官權利來自於皇帝，雖然有一定的權利能干預朝政，但是操縱不了皇帝的生死與廢立，而且對皇帝保持著絕對的忠心。崇禎吊死在煤山上的時候，還有個太監殉葬呢！

在朱元璋時期開始，大明王朝就一直在極力限制宦官的權力，以免他們坐大釀成漢唐之事，可一昧地強壓是禁不住的，到正統皇帝朱祁鎮時期，宦官終於引來了一次巔峰——王振專政。

雖然朱元璋制定了嚴格的制度來壓制宦官，但也保不齊子孫後代去改變老祖宗留下來的規章制度，就連朱元璋本人都有意無意地越過自己設立的雷池，不斷地加強宦官的權力，至於正統年間所發生的王振問題，則是在這種環境下導致的必然產物。

為了避開百官的貪汙風氣，朱元璋不得已違背自己的規定，讓宦官的手伸向朝廷和地方

《明史》裡記載，朱元璋為了防備宦官，規定宦官不得涉足朝政、不得穿百官服飾、官職不過四品、祿米不過一石，設立鐵牌讓宦官不得干政，違者斬等等。史書對此還有很高的評價，稱“正後宮名義，內治肅清，禁宦豎不得干政”。

可事實上，作為一個猜忌心極重的皇帝，朱元璋似乎一直都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臣下，反倒更願意相信百姓，為此還有號召百姓舉發官員的政策面世，可百姓畢竟是百姓，地方上的事可以管，一旦涉及到朝廷上的事，因為見識、瞭解不夠就很難管得到，更別說後宮禁院裡面，所以在朱元璋時代，宦官的權力其實就已經開始加重了：

朱元璋十分推崇周禮，認為宦官中“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用之為耳目，即耳目蔽，用之為心腹，則心腹病”，所以在他平定江南後，吳王國的宦官規定是“不及百人……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要求限制宦官權力，以嚴刑峻法來檢束，平常用來打掃打掃衛生、傳達一下詔令就行；可是宦官制度已經流傳了數千年了，可以說自夏商周時期就有，歷代皇帝都有過限制宦官的手段和法律，可當歷史發展到某一個節點的時候，宦官之禍還是依舊嚴重，除非全部推到重來（也就是全面廢除宦官制度），否則光靠朱元璋個人的自律和制定的法律是很難將其斷絕其日後發展的，這是封建帝王共有的侷限性，他們因為各種原因而不得不用宦官，卻又害怕宦官，而宦官只要存在一天，其生存的土壤就會慢慢將其壯大，久而久之自然就成為帝國的巨大隱患；可惜啊，朱元璋以雷霆手段廢除了丞相制度，避免了大明王朝權臣專政的情況發生，可對於宦官制度，朱元璋卻始終沒有施加這種手段，這或許也是朱元璋對自己的制度和子孫過於自信了，卻沒意識到：制度是人定的，自然也可因人而變，所以說朱元璋在治天下的時候，其實還是有一點短視的；

在朱元璋時期，宦官的手已經敢於伸向朝政了，比如有個跟朱元璋打天下的老監，在一次朱元璋的自言自語中，偶爾地提了一句自己的見解，就被朱元璋貶職回家了（沒說是在朝廷上還是在內官裡，不過宦官干政是鐵板釘釘的事了）：

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

這事看起來簡單，可細想一下卻有很多門道：作為跟了朱元璋一輩子的老人，對朱元璋的脾氣自然是捉透摸清的，對朱元璋不允許內官干政的情況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為何偏偏就敢在朝政中提意見呢？

而且事後，朱元璋也公然違反自己的鐵律，沒有將其斬首棄市，以正典刑，而是將其趕回老家，這難道不是證明了：朱元璋是有意包庇這些宦官的嗎？就連後世的二十四衙門制度，也是在朱元璋手裡成型並逐漸完善的，此時的大明宦官人數，早已跨越了“百人”的界限了。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朱元璋自己都很難做到完全撇開宦官，其子孫後代也就樂得“依照祖制”，開始培養宦官作為自己的心腹力量了：

最明顯的就是明成祖朱棣了，宦官的崛起就是在他執政時期發生的：著名的鄭和下西洋大家很瞭解了，還有各處出國訪問的天使，幾乎都是太監當任的，比如李興出使暹羅、李達出使西域、童海出使迤北、侯顯出使西番等等；除了外交事務外，太監監軍的情況也是朱棣允許的：王安、馬靖、馬騏等都擔任過監軍。明平安南之戰中，太監馬彬還奉命去福建、廣州調集水軍，太監掌管軍隊的口子被撕開。在朱棣重用太監的環境下，宦官的生長髮育極快，由此還催生了臭名昭著的東廠，一直伴隨到明亡而取消；既然爺爺都這樣了，接任的明宣宗朱瞻基更是不甘落後，違背太爺爺定下的“宦官不準讀書識字”規定（其實關於宦官不準識字的規定，在朱棣時期就已經廢除了，只不過朱瞻基將其定為制度而已），設立內書堂，要求宦官必須有文化，為的就是讓他能看懂內閣遞交上來的文書，以便讓宦官暫代“批紅”大權，協助皇帝處理政事。如此一來，宦官勢力達到一個高峰，二十四衙門裡以司禮監地位最高，權力最大，問題中提到的王振，在明英宗時期就擔任著司禮監掌印太監，掌管內外章奏，負責核對各項奏摺和用皇帝御寶蓋章。朱瞻基重用太監的程度比朱棣還要厲害，連只有開國功臣和靖難功臣才有的免死金牌殊榮，朱瞻基賜給宦官的時候連眼睛都不眨的。

到了朱祁鎮剛繼位的時候，宦官干政已成氣候，像金英、範安、王振三人，皆把控著司禮監職位，控制東廠，遙控錦衣衛，和大臣派：三楊、張輔、胡濙，後宮派：張太皇太后、孫太后三足鼎立，而中間則夾著一個年僅十歲的明英宗朱祁鎮。三足之中，以後宮派力量最強，活語權最大，其次就是大臣派，最末才是宦官派，所以在正統早期，王振等人還無法干涉過多的朝政，只能仰兩派鼻息生存。

可人力有盡時，自張太皇太后去世後，孫太后因朱祁鎮成年而無法干政，大臣派又開始內亂，宦官派便開始站到政治舞臺的C位了

說起來王振得以專政，和年幼繼位的朱祁鎮還是脫不開干係的，王振本來就是一個鄉下的教書先生，後來在永樂年間入宮做了太監，因為有點知識，被朱祁鎮任命為東宮局郎，專門負責服侍皇太子朱祁鎮讀書教育的，所以王振和朱祁鎮兩人有著很深厚的感情，終正統一朝十四年，朱祁鎮對王振的稱呼永遠都是“先生”，可見朱祁鎮是把王振當成老師來看待的：

朱祁鎮剛繼位的時候不過十歲，大事全部由祖母張太皇太后處理，而張氏雖然賢良，理政也十分合格，可是她在垂簾後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將政務交給內閣三楊（楊士奇、楊溥、楊榮），拋開了輔政五大臣之首的英國公張輔和禮部尚書胡濙，張輔在朱祁鎮繼位後就被解除了軍權，集權於自身與三楊了；張太皇太后此舉，或許是因為在太子朱高熾和漢王朱高煦之爭中，楊士奇是堅定的太子黨，而張輔卻是漢王黨的緣由，畢竟當時永樂朝局勢是：文官心屬太子、武官心向漢王的局面，而張輔恰好就是奉天靖難武將之一，和漢王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在張氏的有意主導下，朱瞻基留下來的輔政五大臣開始了內鬥，並最終以張輔的失敗而告終；如此一來，大臣派勢力減弱，三楊雖然都是奇才，也都是忠心為國，可他們都是閣臣，手裡不能掌管軍隊，而張輔本該以其五朝老臣、開國元勳之後的地位，和張氏一內一外輔弼大明，現在他被排擠在外，在朝廷中已經沒了權威，對於王振的崛起也是無可奈何了；《明史》中對於張輔的記載可謂是前後矛盾，前面說只有他敢與王振抗禮，後面在土木堡之時又變得“默默不敢言”，而從他奉天靖難、四徵安南的軍事能力來看，跟隨朱祁鎮出征土木堡之時，一無法制住王振、二沒有提出合理化建議，可見張輔早在朱祁鎮繼位之時，就已經被邊緣化了，他的“默默不敢言”，或許也是一種無聲的抗爭。

也就是因為這種大臣之間的內鬥，加上大臣派和後宮派之間也有或明或暗的利益關係存在，才導致了在夾縫中生存的宦官得以生長起來，比如一直以來都很想殺王振的孫太后，在正統元年就有過一次差點誅殺了王振的情況發生，結果在朝廷上一宣佈後，是“英宗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這諸大臣中就包括了上面所說的“輔政五大臣”。而且王振弄權之事可不是突然為之的，而是從明英宗繼位開始就弄權，比如正統元年，王振任命親信紀廣為禁軍都督；正統四年，楊士奇、楊溥因為一件殺人案鬧了彆扭，受害人為楊溥鄉里，被告人則是楊士奇鄉里，楊溥主張死刑不得上訴，楊士奇主張因公事而過失殺人，雙方僵持不下，連孫太后都遲疑不定。

最後由王振建議處理，還回旋得滴水不漏：“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宜對品降調”。王振兩不相幫，主張把被告人降職即可，得到了一致好評，靠著在斷案中保持公平、公正、公開，王振就“漸摭朝事”了，之後，正統五年，王振公然和楊士奇討論內閣人員調動事務；六年，矯旨將親信升入六部重職，其侄子管理錦衣衛、黨羽安插在東廠等，這一段時間裡，張太皇太后、三楊都還活著，可他們卻沒有一人去制止王振，這實在令人費解。

以我個人的看法：這段時間裡，太后派和大臣派可能翻過一次臉，最後以大臣派獲勝而告終，像正統七年，張太皇太后去世後，後宮地位最高的孫太后自此沒管過事，要不是土木堡之變後，朝廷裡的實權人員死傷殆盡，人心不穩，孫太后才出面迎立朱祁鈺為帝的話，或許孫太后這輩子都無法在朝廷起到什麼作用了。

而王振自正統元年就開始弄權一事，可大臣派卻故意對後宮隱瞞，掩蓋住王振的罪行，目的就是要討好王振，藉機拉攏在王振背後支援他的朱祁鎮，這是他們最後也沒想到：自己贏了後宮虎，卻引來了閹黨群狼，最後還造成了千古恥辱的土木堡之變，這就是大明黨爭之下所帶來的巨大禍害了。

總結：宦官王振之所以能夠在正統年間專權，並不能單純地看作是朱祁鎮一個人的原因，而是自朱元璋時期就遺留下來的那個並不牢固的規矩，加上當時的朝局影響而成的

朱元璋雖然定下了規矩，可就連他自己本人都沒有嚴格遵守著，後代大明帝王同樣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越過底線了，到王振時期，宦官掌權已經算是比較嚴重了，知識、勢力、權力都有了，連本來應該把握在皇帝手裡的“批紅”大權，此時也逐漸轉移到宦官手裡，可是不論是皇帝、後宮還是大臣，似乎都沒有一個人看見這權力轉移背後的危機。

這也就怪不得王振連朱元璋立下的鐵牌都敢搬走了，這可不是他真的想試試自己的頭硬不硬，而是他心裡和明鏡似的，百官、後宮、皇帝，他們三方都有用得著自己的地方，也都不可能為了個已經沒什麼影響力的鐵牌而殺了自己，制度是人定的，可制度同樣也可因人而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