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不僅是大文豪 也是一員好官

　蘇軾，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學和藝術天才。於是，人們常常忽視了，恰恰做官是他的主業。他25歲進入官場，最高時，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從二品，相當於現在的副國級；最低時，調任瓊州別駕移廉州安置，從八品，相當於現在的副科級。他的父親為他取名“軾”，是企望他像“軾”—古代車前用做乘車人扶手的橫木，即巧為觀瞻，確保安穩，處世圓通。然而，蘇東坡做不了這樣的人。他太有稜角，是非分明，一生仕途多舛，屢遭貶逐，但最為難得的是，無論擔任的職務是高是低，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他都勤政廉政，努力做於國於民都有利益的事情。　　

直人蘇軾：說真話說實話不怕吃虧　　

蘇軾從政為官40年，曾經歷過三次大的貶謫生涯，但一直堅持為官以民為本，堅持做人以廉為首，理政以廉為上。他的一生都堅持說真話。　　

蘇軾剛做官時，朝廷為了慶祝宋軍在北方邊疆取得的勝利，宋仁宗下令，宮中要多懸紅燈。宮中紅燈不夠，負責去民間買燈的官吏們強行要求老百姓減價賣燈，弄得京城內外怨聲載道。蘇軾瞭解後，在朝堂上當面批評仁宗，說：“戰爭勝利固然可喜可賀，但是慶祝的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如果像現在這種搞法，就會把好事辦成壞事，失去民心。”仁宗仔細想過後，認為他說的有道理，於是下令禁止低價從民間購買紅燈，在小範圍內搞個慶祝就行了。　　

在王安石變法之前，蘇軾就向神宗表示反對讓王安石主持大政，認為：“王安石就像戰國時期的李悝、商鞅等人一樣，是急功近利之人，他是抱著一種僥倖的心理拿國家大事進行賭博。”希望皇帝能注重千百年來形成的風俗習慣，保持固定的政治體系。但是，神宗堅持任用王安石對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進行全面改革。王安石變法受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大批官員反對，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最後，由神宗皇帝支援的改革派佔了上風，司馬光等守舊派被貶出京城。蘇軾透過仔細的調查、研究，發現一些政策脫離實際，在執行中又有惡吏因緣為奸，因而利民之法變成擾民。這會兒又看到王安石等利用手中的權排擠反對者，提出言辭激烈的批評，為此也被外貶。宋神宗死，司馬光等重攬大權，於是廢止新法，要將免役法重新改為差役。而蘇軾深知，差役“法久多弊”，百姓因差役而多破產。已回朝任中書舍人的他，又站起來堅決反對，力主“免役不可改，差役不可復”。於是，守舊派又把他貶逐出朝。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可以說蘇軾具有這樣的精神。　　　

幹員蘇軾：苦幹+創新為民謀利　　

蘇軾一生雖然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卻始終常懷愛民之心，常謀利民之事。即使是在被貶後，仍然專注於為民辦實事。在徐州，他親自帶領官員防洪、築堤、引洪入黃；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築蘇堤，創辦醫院，賑濟災民；在密州，他捕蝗抗災，常山祈雨，收養棄兒，檢斂餓殍；在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飲用；此外，各地的東坡井、東坡書院，惠州的東坡孤兒院，海南的東坡醫所……也都是蘇軾為民創下的實績。他在杭州和徐州的作為最為典型。　　

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和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蘇軾先後兩次來杭，分任杭州通判（相當於知州副職）和知州。杭州氣候溼潤，河流密佈，由於貧困和醫藥匱乏，瘟疫頻發。1090年春季，就突發一次疫情，適逢蘇東坡任知州，他吩咐多做稠粥和藥劑，並籌集公款白銀2000兩，又將自己50兩黃金捐出，設立病坊，派出官員和醫生為患者看病。這所名為安樂坊的免費醫院，明顯帶有民助性質，是領先時代的創新舉措。　　

值得一提的是，安樂坊及其運作模式引起朝廷的極大關注。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朝廷開始在各地設定安濟坊，專為窮人治病。不久，安樂坊也被朝廷改賜名安濟，遂為官辦。　　

熙寧十年(1077年)，蘇軾任徐州知州後僅三個月，就遇到了一場巨大的水患—黃河決堤，洪水在一月內就先後淹了45個縣，毀壞糧田農舍無數。洪水到達徐州城，因被南面的大山擋住，水位迅速升高，水面已高於城中平地一丈零九寸。徐州城危在旦夕！蘇軾遇險不亂，除安排官吏衙役想法堵好城門外，又親自踏著泥濘小路到武衛營動員士兵。他對卒長說：“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聽後也感動地對部下講：“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士兵們義不容辭上城牆護守。而蘇軾本人更是以身作則，吃住都在城牆上的小棚內，不分晝夜指揮加高加厚城牆的工程，將不斷上漲的洪水擋在了城外。　　

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奮戰，圍城45天的洪水終於迴歸黃河故道，徐州城保住了！但蘇軾並未滿足現狀，而是及時擬好奏章上報朝廷，請求撥款修建防洪外牆。次年二月，皇帝不僅下旨表彰他抗洪保城的大功勞，還撥款3萬貫、1800擔糧食和7200名民工，批准在城東南修建防洪外牆。　　蘇軾在徐州除了捍水抗旱、勸農耕桑等成就外，還首次成功地開發煤田，這更是他在徐州建樹的名垂千秋的歷史功績。徐州蘊藏豐富煤炭，但歷來無人知曉。蘇軾到任後，派人尋礦，終於在徐州西南五十里的白土鎮發現了儲量豐富的煤田。至今徐州享其利。　　　　

達人蘇軾：再苦的日子都能過出滋味　　

蘇軾一生，始終戒奢崇儉，清廉自持，每到一地，都留下了清廉、勤政、愛民的美名，被當地百姓世代傳頌。他前後共做了40年的官，無論是在升官，還是遭降職貶官期間，他總是注意節儉，常常精打細算過日子，尤其是在降職貶官時，他也能做到隨遇而安。　　

元豐三年（1080），蘇軾被貶到黃州擔任團練副使，由於薪俸減少了許多，他窮得一度過著“向人乞米何曾得”的日子。後來在朋友的幫助下，在城東弄到一片坡地，蘇軾便開荒種田，以解決全家的吃飯問題。時間一長，蘇軾就像鄉間老農一樣，又黑又瘦。寄情於勞作和詩詞的蘇軾，為這塊地取名“東坡”，自稱“東坡居士”，蘇軾因此又被後人敬稱為“蘇東坡”。　　

在黃州，為了不亂花一文錢，他還實行計劃開支：先把所有的錢計算出來，然後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錢全部分好後，按份掛在房樑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為全天的生活開支。拿到一小份錢後，他還要仔細權衡，能不買的東西堅決不買，只准剩餘，不準超支。積攢下來的錢，蘇軾把它們存在一個竹筒裡，以備意外之需。　　生活雖然艱苦，但是蘇軾卻在文學創作中找到了寄託和樂趣。他在黃州先後寫下了《念奴嬌·赤壁懷古》、前後《赤壁賦》等80多篇流傳千古的詩詞散文。在《前赤壁賦》中蘇軾這樣寫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這是何等高尚的道德品格。　　

紹聖四年（1097），年已62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縣）。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這裡辦學堂，解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開國後的一百多年裡，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裡的姜唐佐就舉鄉貢。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傳至今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　　

廉潔蘇軾：寧舍“得”而求“道”　　

蘇軾曾在京城做官。一次，他的老鄉帶著厚禮想求他或他的弟弟蘇轍幫忙謀個官職。同鄉之情不便明傷，蘇軾想了想，就講了個寓言，說是有個很窮的人，去掘伯夷的墓。心裡想：伯夷是商朝末年孤竹國國君的長子，墓裡一定有很多金銀財寶，去掘伯夷的墓定能發個大財。未成想伯夷在墓裡說：“我是在首陽山餓死的，除了一把枯骨，別無一物，又豈能如你所願?”盜墓人就說：“那我就去挖你弟弟叔齊的墓。”伯夷接著說道：“連我也不過如此，我弟弟叔齊就更幫不上忙了!”蘇軾的弦外之音是：您的苦衷我知道，但我們兄弟都無法徇私幫您啊！老鄉聽後便知趣地告辭了。蘇軾善用寓言既保全了老鄉的面子，又巧妙地回絕了老鄉的請求，一時傳為佳話。　　

北宋都城開封，房地產業也很發達。當時開封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員往來密集，居住問題突出，一些達官貴人為了撈取利益的最大化，紛紛在開封買地建房廣置產業，除了自家居住之外，多餘部分用來出租。《資治通鑑》披露，不少皇親國戚兼營房產開發，連權高位重的三朝元老夏竦，也投資建造商鋪，其中的暴利可想而知。古代的房地產開發與今日不同之處在於一般只出租、不出售。但朝廷專屬的建設機構除外，他們在修建宮殿、城牆之後，就轉型為中央財政“搞創收”，由朝廷劃撥給他們大片地皮，蓋住宅建商鋪，蓋好後賣給或賃給市民。當然，寸土寸金的開封房價自然貴得出奇。　　

蘇軾在都城也算得上是當了多年“高官”，應該“不差錢”，卻無緣在京城擁有自己的“不動產”，更甭說花園別墅的“豪宅”了。他兒子在開封結婚時，他也沒錢為他購置新房，最後還是借一位好友的房子才把喜事辦了。當然這也從側面證明了蘇軾是廉潔自律的“清官”。蘇軾胞弟蘇轍，也是從政多年的“官員作家”，也買不起房，有他的自嘲詩為證：“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　　

蘇軾始終堅持“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操守，對貪汙非常痛恨。離任杭州時，蘇軾一位摯友送來黃金5兩、白銀150兩作為禮物。盛情難卻，蘇軾就將這筆禮金轉贈安樂坊,用來為貧困人群治病。他曾勸以奢侈聞名、認為奢侈就是“得道”的好友蒲宗孟不要奢侈，並寫通道：“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一曰儉也。”再比如他脫俗，他做官的態度、做派、方式方法，跟別人完全不一樣，他做官是有原則的。他曾為一名考生的一首詩作序道：求官’的目的在於‘得’，否認這點是虛偽的，但‘得’與‘道’發生矛盾時，不要為了得到高官厚祿就放棄自己所學的道。”　　

蘇軾之所以生前受到百姓愛戴，死後受到人民紀念，究其原因在於他為官清廉、吏治風清，在於他心懷百姓、務實為民。他懷有強國富民的宏偉抱負，關心民間疾苦，竭盡全力為百姓謀福利、辦實事；他不計榮辱得失，不顧困難壓力，不作空論清談。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是宋代最傑出的文學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藝術家、學者。蘇東坡留給中國文化、留給這個世界的印象與影響是多方面的。蘇東坡是個好官，這也是有一定來由的。

文化巨人蘇東坡勤政為民，清正廉潔，政績卓著，堪稱千古賢良，《宋史》評價他：器識閎偉，議論卓犖，文章雄雋，政事精明。當時的四任皇帝高度讚譽蘇軾的治國理政的才能，說他是：宰相之才，天下奇才。

蘇東坡從政為官40年，一路坎坷不斷，曾經歷過三次巨大的貶謫生涯，還有其他數不清的挫折，但是他卻從來沒有被擊垮，從來沒有改變自已從政為官的初衷。他因先後不容於改革派和守舊派，被貶達十餘年之久，幾次因詩文獲罪，“烏臺詩案”差點使他丟了性命。然而，在沉浮不定的人生面前，他表現出極強的適應力，橫遭貶謫也罷，自請外放也罷，都沒有使他頹唐喪志；不管身居何處，無論爵位高低，他都能隨遇而安、有所作為。

蘇東坡是北宋時期婦孺皆知的大名人，也是聞名天下的千古風流人物。千百年來，他之所以受人追捧，粉絲眾多，是因為他既是一個官員，又是文學家、書法家、哲學家、美食家……多年來，研究蘇東坡的學者很多，但研究者或著力於他的詩詞歌賦，或側重於蒐集他的逸聞趣事，或力圖全面的研究蘇的生活和人生，很少有人把觸角探伸到蘇是如何做官的。而恰恰做官是蘇東坡的主業，寫作和其他都是業餘。他從不足25歲進入官場，最高做到副國級，最低貶到副科級，直到65歲病逝於常州，一直為官，即使在三次貶謫中，還都是有虛職的。

當文人性情遭遇官場險惡，成就了蘇東坡的別樣人生。作為中國文人從政的標誌性人物，他忽上忽下的宦海生涯極具標本意義。他爬上高位有什麼訣竅？又怎麼會遭遇牢獄之災？為什麼寧願做一個既無一分錢工資又備受屈辱還存在巨大政治風險的虛官，都不願回老家種地？在一次次政治洗牌中如何表現？答案就在這本書中。

初仕鳳翔：到基層鍛鍊

蘇軾做官的起點很高，在科考中憑藉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績，受到了仁宗的高度讚揚，破格任用他為鳳翔府判官，一步就到了從六品的官職。當時他只有25歲。在當時，這是具有轟動效應的破格提拔。在今天，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如果一下子被任命為某地級市副市長，也是需要極高極強的想象力的。

蘇軾在鳳翔府判官任內的第二年春天，由於很長時間不下雨，嚴重的旱災使百姓們生活困難，蘇軾奉上級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後來果然下雨了，於是就在扶風官舍的北邊築了個亭子，名喜雨亭，他有感而發作了《喜雨亭記》，以輕快的筆調抒發了久旱得雨的心情。這大概是他最早的政績。

然而年輕氣盛的蘇軾在鳳翔從政期間顯示出了驕傲、任性的苗頭，犯了官場正副職不和的大忌。當時的鳳翔太守陳公弼是個軍人出身，不苟言笑，蘇軾不大喜歡他，經常與他爭議，鬧得很不愉快。有一次陳太守命他為建成的凌虛臺作記，蘇軾在這篇《凌虛臺記》中狠狠的諷刺了陳太守一把。他寫道：我曾經和陳公一起登臺而望，看到東面就是當年秦穆公的宮殿遺址，南面是漢武帝的宮殿遺址，北面是隋唐時的宮殿遺址。它們當年雄偉壯麗，堅固而不可動搖，何止百倍於區區一座高臺呢？然而幾百年後，卻連破瓦斷牆都不復存在了。相比之下這座高臺又怎樣呢？一座高臺尚不足以長久依靠，相比於人之間的得失，來去匆匆又如何呢？或者想要以高臺誇耀於世而自我滿足，那就大錯特錯了。

令蘇軾沒有想到的是，陳太守一字未改刻在石碑上。也許是陳太守的大度感化了他，多年後蘇軾回憶起這段往事，認為自己年少不懂事，現在想起來真是非常後悔。

與上級不和是從政的大忌，在蘇軾以後的政治生涯中，他接受了這次的教訓，與上級處得很和諧。這是蘇軾任三年鳳翔府判官最大的收穫。

烏臺詩案：130天牢獄之災

宋神宗元豐二年，先後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方官任上多年的蘇軾，官聲、政績、文才和知名度都得到了很大提升。此時，在神宗領導下，熙寧變法已經進行了十多年，王安石已從宰相的位置上退休，中央核心領導層出現權力真空。變法派的領導人物不是已經失勢，就是已然隱退；保守派領導人物韓琦、歐陽修已死，司馬光跑到洛陽埋頭寫書去了，也是群龍無首。蘇軾名氣這麼大，政績那麼突出，此時如果被皇上看中，破格提拔進中央工作不是沒有可能的。

正是這種可能把蘇軾置於危險的境地。朝中的一窩小人正在密謀一個陷害蘇軾、置蘇軾於死地的計劃。這個計劃的總策劃、總牽頭人、總協調人就是御史中丞李定，一個靠投機取巧爬上高位的標準的小人。他的兩個幫兇一個叫舒亶，另一個叫何正臣。

他們從蘇軾《湖州謝上表》中找到了嚴重問題，摘錄了其中“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先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幾句話，說蘇軾倚老賣老，惡毒攻擊皇上重用新人，妄議朝廷變法的大政方針。緊接著在蘇軾已經發表的詩集中搜尋出大量反皇上、反朝廷的詩句。例如：

皇上給貧民發貧困補助，他說：“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皇上頒佈新法考核官員，他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

皇上興修水利，他說：“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皇上下令鹽業專賣，嚴禁私營，他說：“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李定給蘇軾總結的四大罪狀，每一條都是殺頭之罪。神宗看到御史臺送來的狀告蘇軾的材料，越看越生氣。他倒不是完全相信黑材料中對蘇軾的誣陷都有事實根據，但黑材料中提到的“惡劣影響”，喚醒了神宗皇上對蘇軾的氣憤。變法要繼續，還真得抓個典型，殺雞儆猴，打一打這些保守派的囂張氣焰，為下一步改革掃清障礙，鋪平道路。

於是蘇軾被從湖州太守任上抓回御史臺監獄審問，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是蘇軾官場生涯中重要的轉折點。當御史臺的官員皇甫遵帶人闖入湖州官衙捉拿蘇軾的時候，蘇軾以為朝廷是來賜死的，嚇得不敢出來，他在惶恐中甚至不知道應該穿什麼衣服出去見。這時一旁的通判比較冷靜，安慰他說，現在他還是湖州太守應該穿朝服去見。或許在看到這段記載之前，我們想象蘇軾面對死亡應該是大義凜然的，那是顏真卿，不是蘇軾。蘇軾是一個很感性的人，他面對突如其來的災禍心生惶恐也是人之常情。

蘇軾被押到汴京御史臺，在獄中艱難度過了130多天。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為避免連累親友數度想自殺，還寫了兩首絕命詩給弟弟蘇轍，其中有“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之句。最終經過弟弟、老師、朋友、太后等多方援救，也幸好因北宋皇家有“不得刑戮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祖訓，得以免死。遭此一難，蘇軾深知禍從口中，發誓今後定要謹言慎行，出獄當天他寫了一首詩：“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寫罷苦笑，剛說要謹言又寫詩，自己真是不可救藥。“烏臺詩案”後蘇軾從湖州太守也就是市長的位置上，降至相當於縣武裝部副部長的黃州團練副使，也就是副科級，本地安置，不得籤書公事。

火箭式上升：太后的恩情比海深

烏臺詩案被貶後，蘇軾在黃州謫居四年，他東坡種地，雪堂讀書，早已與朝廷脫節，與官場脫節。他甚至早已經忘掉了做官的滋味，忘掉了官場生活的一切。然而，離開黃州後，他卻迎來了一次火箭式的上升。他稀裡糊塗的被召進京城，並一步登天做了大官。最直接的原因是神宗皇上突然駕崩，九歲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被推上了國家權力的頂峰，而高太后是蘇軾的“粉絲”。高太后是英宗的皇后，神宗的親媽，新皇上哲宗的奶奶，她的大姨就是仁宗皇上的皇后曹氏。

官運來的時候擋也擋不住。從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到元佑元年八月，短短十六個月的時間裡，朝廷一共給蘇軾下了七個任職通知，他先一步從副科級幹部到正局級幹部，到京城後又接二連三從正局級到副部級，再到正部級，再到副國級。他在起居舍人這個副部級的京官上才幹了兩個月，在中書舍人這個正部級的崗位上才幹了四個月，就被提拔為副國級的翰林學士、知制誥了。

這個時候蘇軾確實遇到了大救星。他這個人似乎特別有女人緣，特別是太后緣。所有跟他打過交道的女人都對他有好感，所有讀過他詩文的女人都仰慕他、崇拜他。除了高太后喜歡他，生猛地提拔他、重用他以外，蘇東坡所遇到的三個太后，都毫不猶豫沒有任何理由的給他以關照。只要太后一上臺，他就會有好日子過，太后執政的時間越長，他的好日子就越長。當年他惹了“烏臺詩案”的麻煩，神宗皇上在氣頭上，隨時就能要了他的小命，是仁宗的曹皇后在彌留之際對神宗皇上說了句：“只要放一個蘇軾就夠了。”這對蘇軾得以從寬處理起到了關鍵作用。後來，徽宗即位向太后一垂簾執政，就把他從蠻荒的儋州調回來，他才得以“北歸”，不至於死在貶謫之地。眼下的高太后就更不用說了，對蘇東坡來說，分明就是“太陽出來照四方，高太后的恩情永不忘”。

惠州儋州：寧做虛官也不退休

元祐八年（1093年）的八九月間，蘇東坡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女人先後離開人世，支撐他生活和工作的支柱轟然坍塌，這使他很快從天堂墜入地獄，這一年他不足57歲。

妻子王閏之和太皇太后高氏的去世是突發事件。王閏之八月去世，可能死於心血管病，暴病而死。而高太后八月得病，九月病逝於崇慶殿，從發病到晏駕，只有一個月的時間。高氏六十二歲，王氏才四十五歲。

太后死的這一年，哲宗皇上剛滿十八歲，恰好是可以親政的年齡。在高太后陰影下長大的哲宗皇上，確實很壓抑。還在追悼高太后的時候，他就明白的表示了對高太后的不滿和對元祐大臣的痛恨。元祐大臣們面臨一場官位和性命的保衛戰。蘇東坡在高太后喪事期間的九月，在範純仁、呂大防等元祐大臣還在猶豫觀望的時候，第一個快速果斷的向哲宗皇上遞交了“外放定州”的申請，雖然這個選擇是痛苦的，但也是明智之舉。

蘇軾有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從後來的形勢發展看，他無論怎麼選擇，都無法挽回局勢，都免不了遭受再次貶謫的痛苦。果然蘇軾在定州任上沒有呆多久，紹聖元年（1094年）四月，被貶為英州（今在廣州清化）知州，從大宋的最北方遠赴四千多里外的嶺南上任，自三品官降為六品官。這意味著蘇軾9年中央領導的高官身份和高官生活徹底結束，迎來了生命中又一個“板凳時期”。

就在蘇軾赴英州知州任的路上，他的“朋友”章惇當了宰相，這位“朋友”在處理蘇軾的問題上，不僅沒有手下留情，反而屢下毒手，連貶蘇軾三次，從英州到惠州，再到儋州，一直把他貶到蠻荒之地海南島，害的東坡受盡苦難，九死一生。

要說蘇東坡被貶時已經58歲，要是現在60歲就退休了，他在還沒有受到貶謫處分之前，完全可以申請致仕退休，回家養老算了。可是蘇軾壓根就沒有這種想法，也許他認為退出就是徹底失敗，也許他對哲宗還抱有希望，也許他對章惇這個老朋友還存有幻想。就像一個運動員，不到萬不得已，一般不會選擇退役，哪怕一直當替補隊員。雖然誰都知道，坐冷板凳的日子很難受，但幾乎所有“板凳隊員”的心中都抱著希望，希望下一個上場的隊員就是自己。

在惠州和儋州蘇軾不得籤書公事，但他過的並不無聊。在惠州，蘇軾在表兄兼姐夫廣南東路提刑官程之才的支援下，在惠州西湖上修建了“兩橋一堤”民生工程，即惠州蘇堤、東新橋和西新橋。為了籌集工程款項，蘇軾還捐贈了家中最值錢的東西，一條皇帝賞賜的金犀帶，又寫信給弟弟勸捐，蘇轍的夫人史氏捐助了以前宮裡賞賜的黃金數千。紹聖三年六月，“兩橋一堤”工程竣工，惠州百姓自發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惠州百姓永遠記得一個自己生計都十分困難的年近六旬的老人，一個不得籤書公事的被貶謫的老公務員，全心全意地為他們辦實事，解憂患，謀福祉，做到了那些在職官員不願想，不願做或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的名字叫蘇東坡。

在儋州的三年裡，他開館授課，教出了北宋開國一百年多年來，海南島的第一個舉人姜唐佐。在送姜唐佐赴考時，蘇東坡為他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是：“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這首詩沒有寫完，東坡對姜唐佐說，等他中了進士再為他續完。遺憾的是，蘇東坡在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遇赦北返，次年，也就是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七月病逝於常州，沒能看到弟子高中的一天。不過故事還有下文，姜唐佐中了進士，去找蘇東坡的弟弟蘇轍講述了這件事，蘇轍提起筆來續完了這首詩：“錦衣他日人爭看，始信東坡眼力長。”這是後話。

長期以來，大家總認為蘇軾不會做官，在仕途上不得志，一生都在貶謫，其實這是個歷史的誤會，蘇軾是做官的成功者。

蘇軾做過很大的官，距離國家最高行政長官宰相只有半步之遙，是當時國家領導核心中至關重要的人物。蘇東坡那個時代，朝廷最高只任命正二品（宰相）的官職，蘇東坡當過很長時間的從二品官職。這是絕大多數從政的人或政治家做夢都想達到而達不到的高位。

雖然蘇東坡在做高官之前和之後，經歷了很大的曲折，但那應該都是做高官的準備和進一步準備，做官成敗的標誌，主要是看做了多大官，官做的越大、時間越長，就越成功。蘇東坡任高官的時間長達九年，二次進京為官的時候49歲，自三品官降為六品官的時候58歲，這應該是非常成功的，政治生活中“各領風騷沒幾年”的現象是正常的，相反，長時間的居於高位，只能是政治家努力的方向，而不可能成為常態。和蘇東坡同時代的王安石，在宰相的位置上，前後也不過六年的時間。蘇東坡所處的時代正是北宋歷史上政權更替頻繁的時代，皇上走馬燈似的換，他做官40年，一共經歷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位皇上，中間還有曹太后、太皇太后高氏和向太后三次垂簾聽政，也就說他一共換了八個老闆。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這不僅是蘇東坡一個人的痛楚，和蘇東坡同時代的所有大臣都遭受過懲罰和貶謫，無一漏網，只是倒黴程度不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