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爾德富有過人的自信和天賦，雖然他的晚年極為潦倒，但他的藝術成就仍使他成為世界經典的藝術家。他的童話也贏得了廣大讀者的青睞，王爾德也因此被譽為“童話王子”。

王爾德是英國唯美主義運動的倡導者，19世紀與蕭伯納齊名的英國才子，他一生中就寫過九篇童話，但每一篇都是精華，他的童話作品可以與安徒生童話和格林童話相媲美。

人物影響：

他被譽為“才子和戲劇家”。最體現王爾德才華的，不是童話，也不是短篇小說，而是

王爾德

《道連·格雷的畫像》等長篇小說，以及《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莎樂美》等戲劇作品，其戲劇作品堪稱一時之絕唱。建立起以享樂主義為基礎的唯美主義思想，併成為英國唯美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在《道林·格雷的畫像》的序言和論文集《意圖》中系統闡述“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觀點，認為作品的價值在於藝術形式的完美，而與社會倫理道德無關。後接連發表風俗喜劇《理想的丈夫》（1898）等，演出後頗受歡迎。1895年《認真的重要》被認為是他的代表劇作。

唯美主義哲學尖銳批判了當時的物質社會和庸人主義。倡導人應該在生活中發現美、鑑別美、享受美，充分地展現個性。王爾德作為唯美主義的倡導者和實踐者，無論是他的主張還是他的個性或者作品都是充滿魅力的。王爾德醉心於藝術形式美的追尋，其斷言只有風格才能使藝術不朽。王爾德不僅在服飾、裝飾、語言的表達以及行為舉止等人生的各方面創造了絢爛多彩的審美形式，併成功折射到他的作品中去。

王爾德對唯美主義的探求，拓展了美的領域和藝術表現的範圍，提高了藝術表現的能力，為藝術發展提供了若干可資後人借鑑和研究的新經驗，新因素，這也未嘗不是藝術上的一種有益的探索和進步。

哈，先說王爾德的一個小故事你就知道他的為人了：

王爾德到美國演講，過關的時候被人攔著問有什麼要申報，王爾德說：除了天才，我一無所有。

這就是王爾德，沒有人比他更瞭解的自己的天才，天才都是不可一世的。況且是一個長得十分美麗的男子，對，對王爾德只能用美麗來形容。

記得在電影《天鵝絨金礦》裡的開端，1864年，十歲的小王爾德在一所皇家學校讀書，老師問每個人的理想，小王爾德說我要做明星。

的確，他生來註定就是如明星般閃耀。

十七歲的時候，王爾德跟著老師馬哈菲教授練學“毒舌”。王爾德以他的“毒舌”和“辯才”獨步天下。再加上他美麗的臉龐，以及特別愛穿奇裝異服，對花朵和落日有無限的柔情，吸引了不少的少女少婦。

王爾德是英倫範的段子手：

“ 我挑選朋友的標準是他們的美貌。” “ 我年輕時還以為金錢最重要，如今年紀大了，發現那句話一點不假。”離婚的主要原因？——結婚。我喜歡有將來（有前途）的男人和有過去（不正派）女人。 誘惑的唯一方式是接受誘惑。 女人激起我們成就大事業的慾望，卻阻止我們去付諸實現。 ——毒舌 王爾德

1895年，王爾德與道格拉斯（男男之愛）開始交往，並且道格拉斯揮金如土，王爾德為他拋妻離子。而道德拉斯的父親發現了兒子與王爾德的不正常關係，控告王爾德。

王爾德被告“與其他男性發生有傷風化的行為”，背叛兩年牢。坐牢期間，朋友們都四散了，只有蕭伯納等還在維護他。情人也跑了。生命的最後兩年，王爾德已經貧病交加，容顏不再。

能夠實地尋訪自己心儀名人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無疑是一番美妙而神奇的經歷。就像天主教徒去梵蒂岡，穆斯林去麥加，佛家弟子去菩提伽耶，有些許“朝聖”的色彩，但更為重要的是能夠獲取和這些偉大的靈魂跨越時空的交集。

大學時第一次讀王爾德，便被他的天才所吸引。《道林·格雷的畫像》裡那些數也數不完的精彩詞句，讓人驚歎，“毀”人三觀。出現多次的句式 “×××××, just as （正如）×××××"，更是把文字與智慧玩的活靈活現：

”Nothing can cure the soul but the senses, just as nothing can cure the senses but the soul. “ （Chapter 2)

”唯有感知才能治癒靈魂，正如唯有靈魂才能治癒感官。“（第二章）

”All crime is vulgar, just as all vulgarity is crime.“ （Chapter 19)

”所有犯罪都讓人不齒，正如所有庸俗即是犯罪。“（第十九章）

2009年電影《道林·格雷》劇照

縱觀王爾德的一生，有三個城市（國家）對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孕育他的都柏林（愛爾蘭），成就並迫害他的倫敦（英國）以及為他送終的巴黎（法國）。

就像人們只會關注蝴蝶在花叢中的曼妙身姿，卻很少想到破繭之前的那條可憐蟲。王爾德被世人和評論家關注的焦點，也集中在倫敦和巴黎這兩座歐洲文化中心的”雙子塔“，就連我認識的愛爾蘭朋友談起王爾德，也坦誠道：“His books are not Irish at all（他的作品沒有一點愛爾蘭範兒）。”

其實這不難理解，作為一名有著天馬行空想象力和無限潛在才華的同性戀青年生活在19世紀的天主教貧窮小島，誠然是一件讓人痛苦的事。尤其是當我有機會尋訪到他就讀的中學，這種感覺便更加強烈了。

王爾德就讀的寄宿中學位於北愛爾蘭一座叫做恩尼斯其林（Enniskillen，現屬英國領土）的小城，距他的家鄉都柏林將近150公里。就連學校現在的工作人員，也不太理解為何家境殷實的王爾德會被父母送到這裡來讀書。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大文豪，196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有《等待戈多》的薩繆爾·貝克特也是王爾德在這所學校的同門師弟。

位於恩尼斯其林的普托拉皇家學校（Portora Royal School）在教學樓門口左右的醒目標識。（攝影 by HenryZ)王爾德與貝克特兩位著名校友的畫像和照片。（攝影 by HenryZ)學校裡教職人員的辦公室之一（攝影 by HenryZ)學生們集會的會議廳 （攝影 by HenryZ)

在粗糙保守的北愛爾蘭農村，文藝青年王爾德無疑是一個異類，他在學校沒有朋友，老師也並不待見他。但憑藉天資聰慧，他在校的最後一年仍獲得代表古典文學成績最佳榮譽的普托拉金質獎章。

1871年，王爾德以17歲之齡獲得愛爾蘭最好的大學，都柏林聖三一學院（The Trinity College, Dublin）獎學金，回到了家鄉。在聖三一學院，他遇到了啟蒙恩師馬哈菲教授，正是他的引導讓王爾德喜愛上了古典希臘文學。王爾德的天賦開始鋒芒畢露：他大一時成績便拔得頭籌，發表論文《美學道德論》來回擊嘲笑唯美主義的學者們，並最終憑藉九年的希臘語功底和紮實的文學素養申請到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全額獎學金。都柏林聖三一學院（The Trinity College, Dublin），愛爾蘭最高學府。（攝影 by HenryZ)都柏林Merrion Square公園裡的王爾德塑像。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一景（攝影 by HenryZ)從翡翠之島愛爾蘭到世界中心大不列顛，青年王爾德完成了蛻變，在出版《詩集》（Poems）後開始在英國文壇嶄露頭角。後來的聲名顯赫、跌宕起伏、顛沛流離、鬱鬱而終等便與故國沒有了一點關係，唯一較為戲劇性的情節是在彌留之際被他的第一任同性情人羅斯規勸改信天主教，也算是信仰上的落葉歸根吧。

生於那個時代的王爾德是幸運而又不幸的，特立獨行成就了他的天才，與眾不同葬送了他的名譽。他生前未被理解，當同性戀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後，普托拉皇家學校馬上將他從”榮譽校友“名單中除名，並刪除他在這裡就讀的一切記錄，甚至連曾經對他鐘愛有加的馬哈菲教授也公開表示，他是自己教職生涯的唯一汙點（“the only blot on my tutorship”）。然而就像許多名人一樣，生前默默無聞甚至遭人唾棄，身後卻載入史冊，受人膜拜。在巴黎的拉雪茲神甫公墓，王爾德墓已成為必看的景緻之一。來自世界各地女性粉絲們的唇印永遠擦洗不完，讓王爾德後人和巴黎市政府甚是苦惱。

拉雪茲神甫公墓(Pere Lachaise)的王爾德墓。王爾德的一生是理想主義的，不滿天命之年便隕落的他給這三座城市帶來了永恆的記憶和如織的遊客，他們想到王爾德，大多都會默唸出這一句話：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吾輩皆身處溝渠之中，然其必有仰望星空者也。”）

謝謝邀請！奧斯卡·王爾德，1854年十月十六日出生在都柏林。他在恩尼斯基倫（Enniskillen）的一所學校上學，後來轉入都柏林的三一學院，最後進入牛津的馬格達倫學院。在三一學院，他已經有了一點名氣，曾經因寫了一篇評論希臘喜劇詩人的文章而獲得金獎。後來，他又寫了一首詩“拉文納”（Ravenna），在牛津謝爾登劇院朗誦，1868年6月接受了英語詩歌“紐迪蓋特獎”（the Newdigate Prize）。這時可以說他已經成名了。

在馬格達倫學院，據說王爾德受到羅斯金（Ruskin）的影響，花費了一些時間在公路上破碎石頭：這是羅斯金正在進行的一種實驗。活動本身並不吸引王爾德，但伴隨著的好處是可以參加羅斯金的早餐隊伍，在他家中無拘無束地聊天談話。

用不著閱讀很多王爾德的作品，就可以發現他很嫌惡體力勞動，也很嫌惡室外體育活動。王爾德說，他不願意玩板球，因為姿式太不雅觀。至於打獵，他的評論是：“樂趣無法說，收穫無法吃。”但是他在美學鑑賞方面卻是高人一籌，欣賞的物品包括孔雀的羽毛，向日葵，百合花以及青花瓷器等。他的房間在牛津也許是人們談論得最多的，裝上了像木護牆板，點綴著十分珍貴的瓷器和古老的雕版畫，從視窗可以望見美麗的契威爾河（River Cherwell）以及馬格達倫學院漂亮的校園。

他很快成為大家談論最多的人物。他的敵人都害怕他尖利的舌頭。據他後來說，他的朋友不很喜歡和他來往——因為沒有人喜歡為不斷的挖苦諷刺提供材料。

離開牛津的時候，奧斯卡·王爾德已經是個著名人物。他的言論在人們當中傳播，他成為《笨拙》雜誌漫畫中常常出現的題材。最後，他被吉爾貝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寫入了歌劇《忍耐》（Patience），成為劇中人物邦索恩（Bunthorne）。他從牛津談論最多的人變成了倫敦談論最多的人，這兩者可大不相同。很多好名聲在從牛津到倫敦的路上流失了。他的長頭髮、天鵝絨及膝短襪使惠斯勒（Whistler）發表評論說：“我們的奧斯卡在膝蓋部分極為豪華。”人們把他比作狄斯累裡（Disraeli）。王爾德趁著這有利的時機出版了他的詩集。當然人人都想知道這個古怪的年輕人談論自己會說些什麼，花掉半個幾尼去買書也願意。詩集很快發行了幾版，在英國多次重印。

正好在這個時候，他來到美國發表演講，在到達紐約時接受了採訪，以很不尊敬的言論談論了大西洋。

王爾德並沒有帶來什麼有份量的穩定學問，但是他的演講卻獲得了巨大成功：“沒有比誇大更能成功的了。”他公開演講超過了二百次，賺了一大筆錢（對他來說是一大筆）。回顧起來，這是一次大膽的行動，而王爾德總是幹大膽的事情。在紐約、費城、波士頓演講都很不錯，在西部的奧馬哈和丹佛都受到鄭重的對待，向北方遠至哈利法克斯。對於王爾德來說，剛從牛津出來不久，他的名氣僅僅由於冒失，長頭髮、長及膝蓋的短襪、一卷詩、以及若干發表過的藝術見解，這樣的行動真需要勇氣。然而，他居然活著回來了，至少帶回了一個永遠流傳的故事。王爾德說，他在一家礦區的舞廳裡見到一個告示：“不要向鋼琴師開槍，他已經盡力而為了。”這個故事獲得了立刻的成功，促使他又編了另一個故事，說是在丹佛有一個人，在轉身仔細考查一幅版畫的時候被子彈射穿了後腦。王爾德藉此說明對劣等藝術作品感興趣是多麼危險。他還發表評論說，假如尼亞加拉大瀑布的水倒過來流，那就更加奇妙了。

回到英國後，他的言論又立刻引起了注意：“在美國沒有什麼新東西，只有語言除外。”有人說他的身材受到了損害。他從倫敦很快去了巴黎，在那裡剪去了長頭髮，改換了他獨特的服裝。據他自己說，這樣他就結束了生活的第二階段。

王爾德講法語很流利，打算在巴黎安逸地住下來。是不是很成功，就不完全清楚了。在巴黎生活很費錢，尤其是在時髦的餐館裡用餐，於是王爾德決定回倫敦去。但在倫敦做到收支平衡也不容易。他從事少許寫作，有可能就發表演說，把父親那裡獲得的少量遺產也花光了。這時似乎真是到了“奧斯卡山窮水盡”的日子。

然而正好在這個時刻，宣佈了讓一些人欣慰、所有人驚異的訊息：他要結婚了。新娘康絲坦斯·勞埃德（Constance Lloyd）是位美麗動人的小姐，頗有一些資產，是一位已故律師的女兒。有了王爾德夫人的資金，她丈夫的品味，還有惠斯勒的建議，他們在切爾西文化區的泰特街（Tite street）買了一所房子，裝飾一新；有一個時期，一切都很順利。然而十分明顯，相當數量的固定收入，哪怕少一點，仍舊是不可缺的。偶爾寫一點詩，給雜誌寫幾篇不署名的文章，只能為家庭掙很少的補貼。兩個兒子出生了。王爾德為生計所迫，當了《婦女世界》（The Women’s World）的編輯，儘自己的脾氣努力地工作。但是，讓一匹神速的飛馬去拉犁，其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此後幾年，除了編輯工作，沒有寫出什麼東西。王爾德的小說《道林·格雷的肖像》在1890年夏季出現了。這部書應該放在什麼位置，令人感到很困難。他宣稱只花了幾天就完成了寫作，為的是向朋友表明他有能力寫小說，但是有證據表明事實與之相反。它也許寫得很慢，像他的大多數作品一樣。它的最初形式出現在《利平科特雜誌》（Lippincott’s Magazine）1890年7月份的期刊裡；後來又經過仔細的修改，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王爾德一向宣稱，他不想做個通俗小說家——他說：“那實在太輕而易舉了。”

《道林·格雷》有趣也有力量，但是不夠自然。它在口中留下一種苦味，彷彿蘆薈一樣：使人感到好像嘗過毒藥一樣。法律規定使用爆炸物或毒藥都必須小心，最好包裝在一定形式和顏色的器物中，從外表上引起人們的注意。只有羅斯福總統才能不經觀察就分清什麼書是否應該貼上政府的標誌：“保證純潔、富含營養。”我覺得，很少有人會在《道林·格雷》上面貼上這個標誌。王爾德本人的評價是：這本書的藝術性不高，因為它含有道德教訓。它確實含有教訓，但在淫穢的總傾向中很容易看不出來。在《道林·格雷》中，他第一次流露出頹廢的特徵，後來終於導致了他的毀滅。

常言說得不錯，把心放在袖子上是很不愉快的。把靈魂暴露在風中在理論上也許有趣，在實際上必定非常痛苦。王爾德卻命當如此。

《道林·格雷》的故事改編為舞臺劇，為什麼沒有獲得成功，我始終不能理解。小說中人物聰明對話在劇本的一問一答中本來應當更易於接受，勝過幾百頁的敘事過程；何況小說中還有許多高度戲劇化的場面，不斷引向最後的高潮。看來是改編的技藝不行。

從《道林·格雷》轉移到王爾德其他不同性質的散文作品，我感到輕鬆多了——老實說，年輕女孩是不會把那本小說交到她母親手中的。談到他的短篇故事和童話，那是很愉快的；很多作品十分精美，像花一樣純潔、柔嫩，散發著甜美的香氣。沒有讀過《快樂王子》以及《青年國王和星星孩子》的人們，不算是懂得奧斯卡·王爾德。這些作品和《道林·格雷》居然出自同一個人的頭腦，簡直令人無法相信。

王爾德工作起來非常小心細緻。不管他為人怎樣，作為藝術家，他十分嚴肅，終於成為英語散文大師。在處理文字上，他就像美術家對待色彩一樣，試用了一個又試一個，直到取得他要求的效果，達到塞科姆（Seccombe）所說的“絲綢般的效果”。但他也喜歡拖延時間。有個故事說，他在一所鄉間別墅渡週末，由於他需要乘興寫作，他請求女主人允許他不參加其他客人的活動。到晚餐的時候，女主人問他完成了什麼，他的回答是：“今天上午我在一首詩中增加了一個逗號。”這位夫人感到十分驚異，就問他下午的工作是否很辛苦。王爾德把手放在額頭，疲倦地說：“是的，下午我把那個逗號又抹去了。”

這時候，倫敦社會已經肯定認為王爾德不過是個聰明人，他受到歡迎來到各處作客是因為能夠讓大家開心。1891年2月號的《雙週雜誌》（Fortnightly Magazine）刊登了他的文章《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靈魂》。倫敦社會又受到挑戰，感到驚異。這篇文章一開頭就用了一句奇怪的、顛倒的雋語，王爾德此後便因此出了名。他說：“社會主義能夠使我們得到解放，不需要為別人而活著。”後面寫的都是王爾德最出色的文字。

這一類的文章我從未見過。它像油漆一般色彩鮮豔，像鮮豔油漆一樣粘在人的身上，放出一系列幻想與理論的異彩，出人意料；它講的是真理，但顛三倒四，形狀據曲；它的妙語時而溫柔，時而像卵石一樣堅硬。讀者既感到愉快，又感到困惑。如果這篇美麗而嚴肅的文章得不到人們的認真對待，王爾德只能責怪他自己。《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靈魂》是一個高超藝術家的作品，文章的思想經過他裝飾、變形、磨練，像寶石在不尋常的背景下閃閃發光。當然，這樣的文章裡每隔一行便能找到值得引用的句子：它似乎成為引語的堆集，是人們不曾聽說過的。

他幾次嘗試寫作嚴肅的正劇沒有成功；一次偶然機會使他把注意轉向比較輕鬆的喜劇，從此時來運轉，進入了最偉大劇作家的行列。佩特說，他的喜劇自謝里丹（Sheridan）以來無人能敵；這個評價很高，但並不過份；可以拿謝里丹的古老名作《造謠學校》與王爾德的《認真的重要》相對照。兩者都才華橫溢、頗多人工雕飾，都以某種方式反映了各自時代的生活與氣氛；但是謝里丹用來映照自然的鏡子是鋼製的，映像堅冷，而王爾德的鏡子則是放大的玻璃，似乎專為反照溫暖輕鬆的影象而製成。

他的喜劇十分聰明，閃爍著機智，帶著一種尖刻而侮慢的調子；同時又寫得很靈巧，適合戲劇演出，這是肖伯納完全欠缺的。他的劇作在結構上大不如皮涅羅（Pinero），幾乎說不上有什麼情節；是談話，而不是劇情，在發揮作用。若不是由於劇作者的沉淪，這些劇也許今天還經常會在美國、英國演出，就像在歐洲大陸仍在演出一樣。

我從來不曾看過王爾德喜劇《模範丈夫》的演出。有一次，我在自己的家庭圈子裡不假思索地說：“我從來沒有看過《模範丈夫》。”我的妻子把話誤解了，說她也從來沒有見過一位模範丈夫。這使我更小心，今後說話要更加清楚才好。這個劇和其他幾個劇一樣聰明，有情節也有行動，從頭到尾都很有趣，在他的作品中是最有戲劇性的。在過去的劇作中，角色的臺詞都具有王爾德的腔調，在這個劇中，王爾德費了很大的苦心把自己隱藏起來，讓各種角色表現自己的本性，該說什麼、該做什麼都憑自己的特點。《模範丈夫》於1895年在海馬凱特劇場上演。幾星期後，《認真的重要》又在聖詹姆士劇場上演了。

王爾德此時已達到他名譽的高峰。舞臺演出審查官禁止上演《莎樂美》使他失望，但是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承諾將此劇在巴黎上演，使他克服了煩惱情緒。他不曾想到，當他的惡運來臨的時候，她的承諾也譭棄了。

僅僅一兩年前，王爾德如果不算極端貧困，也是很拮据的。現在他收穫了大筆的稿費。文學活動，沒有比戲劇演出成功賺錢更快的人。王爾德有兩個劇作在倫敦最佳劇院上演，收入的豐厚可想而知。倫敦人人都在談說他的名字，連馬車伕都能一見面就認出他。他終於功成名就了。然而，這個時候轉瞬即逝。他沒有聽朋友的願望與忠告，一意孤行，走上了倒黴的道路。如果他稍有頭腦，一定會看出這是不可避免走向毀滅的道路。

此後的兩年，王爾德在孤獨、屈辱的隔絕狀態中渡過。他思想與身體遭受的痛苦是可以想見的。很多人從比他更高的地位上墜落過，但沒有到達如此屈辱的深處。許多高貴的男人，優雅的女人曾經遭受過比他更多的屈辱，但他們有某種信念的支撐，相信他們為之受苦的事業是正當而光榮的。

然而王爾德卻沒有這樣清白無辜意識來支撐自己，他也並不糊塗，以致認識不到自己惡劣的處境。其文學上的結果便是《自深處》，寫於獄中，形式是給友人羅伯特·羅斯（Robert Ross）的一封信，在他死後五年才出版，但是英語版只有全書的三分之一。

《自深處》的某些部分令人愉快，但是作為英語散文的典範，它很輝煌，正在成為經典作品。沒有任何文學研究者能忽視這個被世界遺棄的靈魂的呼喊。它想證明——證明什麼我說不清——也許是：藝術比生活更偉大。關於這個作品，很多人寫了許多東西。有人說，甚至在最糟的屈辱中，王爾德也不認識自己沉淪有多深；還說，他直到最後仍然是個咬文嚼字者，儘管他的憂愁是真實的，他依舊玩弄自己的憂愁，從事修辭的遊戲。比如，他寫道：“我過去一度是語言的主宰，但現在卻找不到文字來表達我的痛苦與羞辱心情。”

《自深處》不可避免地成了爭論的中心。王爾德的真誠精神總是受到一些人的指責：他們說他裝腔作勢。他對這類攻擊的回答是堅定而完整的：“一種觀念的價值與表達這個觀念的人態度是否真誠，其間毫無關係。”

多年來，直到不久前，王爾德的名字總是給他的作品帶來一些損害。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樣不可避免的是：天才的著作遲早會得到承認。

僅僅幾年前，我聽到一位有文化教養的女士說：“我再也不期待他的名字在有禮貌的社會中重新被人提起了。”但是，這個時候很快就會到來，王爾德會得到他應得的地位，他會被承認為那個時代最有特色的大作家。什麼時候，英語國家的人們才會懂得這個道理：一個人的作品與他的生活不是一回事？

非常遺憾，王爾德的生命沒有隨著《自深處》的完成而終結；他的惡運還繼續下去。出獄之後，他去到法國，採用了塞巴斯蒂安·梅爾莫思（Sebastian Melmoth）的假名過日子。他的傳記作者謝拉德（Sherard）說：“他渴望得到尊敬。”一些人擁有一切以後，便不假思索地追求社會聲譽；王爾德這位大作家曾在短期內成為倫敦文化界的偶像，他已經對聲譽不感興趣。他只要受到尊重，但是卻得不到。

只有在他受到岐視與忽視，精神上十分痛苦的時候，真誠的感情才終於戰勝了他裝腔作勢的本性；他寫成了偉大的詩篇“裡丁監獄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星期六評論》不會在其中“找不到思想與音韻的個人特色”。詩中有思想，很單純、直白，無疑屬於他個人所有；它的音韻也不再是他青年時期發出的噪聲。這首詩幾乎是無可指摘的藝術品。它對獄中黎明的描寫實在感人至深：——

我終於看見欄杆的陰影，

像鉛鑄窗欞一樣

慢慢移過我木板床對面

白色粉刷的牆壁，

我知道在這個世界的某處

上帝可怕的黎明已經放紅。

這樣預告的日子已經接近結束了。他無家可歸，朋友們離開了他，少數忠實的友人又被他辱罵得罪了。他耗盡了精力，從法國遊蕩到義大利，又遊蕩回來，還是及早謝幕才是上帝的恩典。他曾經做了許多工作來裝飾十九世紀，就在這個世紀結束的時候，在巴黎，終其來臨了。他死於1900年11月30日 ，由他的忠實朋友羅伯特·羅斯把他暫時葬在巴黎的巴紐墓地。

羅伯特·羅斯對奧斯卡·王爾德的友情是文學史上最感人的事蹟之一。詳細述說的時候尚未來到，但是事實已經人所共知，也沒有被掩蓋。主要由於他的努力，幾年前在巴黎著名的拉雪斯神父墓地為王爾德安排了永久安息場所。他的遺體放進了巨大精美的大理石石棺中。王爾德生前寫道：

“我們所組建的社會里沒有我的位置，也不會給我任何位置，但是自然界的甜蜜雨水會一視同仁，灑進我躲藏的岩石縫隙裡；甜蜜的谷會安靜地聽我哭泣，不來打擾我。自然界會在夜晚掛上許多星星，讓我在黑暗中走路不絆跟頭；還會吹起風來掩蓋我的足跡，免得有人來追蹤傷害我。她會在水中把我洗滌乾淨，用苦味的草藥來治療我的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