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筆下的人物形象紛繁複雜，異彩紛呈，涉及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若要做分類清檢，可概括為底層平民、民間奇人、知識分子三類，汪曾祺分別寫出了他們的悲苦人生、傳奇人生、窘迫人生。

我將結合汪曾祺的具體作品，從這三類人物形象出發回答問題。

可以說，汪曾祺是一個“平民”作家。關注底層平民的生存狀態，是他創作中一以貫之的主題。他始終熱情地注視著底層平民生活，抒寫他們的悲歡離合和複雜的人生況味，並充滿了對那些平凡人物美好人性的禮讚。

如《職業》中，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過早地飽嘗生活的艱辛，時世維艱，卻童心未泯。《小芳》中小芳淳補的母愛，《老魯》中老魯的憨直誠懇，無不生動感人。

他們身處社會下層，地位卑微，卻有高尚的情操、坦蕩的風格。他們質樸為人，心胸磊落，相濡以沫，相攙相扶共度苦難人生。

《大淖記事》的巧雲被汙，十一子被打，眾人氣憤難平，集體請願，披肝瀝膽，俠骨義舉，動人心魄。

汪曾祺的作品，總是裹挾著一種難釋的溫暖情調。這些底層人物在遭受坎坷時，周圍總有濃濃的“情”包裹著，使人不覺其苦而深深感動於其情。

他在此實際上是透過日常的生活形式和情感形式來顯現人的本真靈魂，表現某種帶有普遍性的心理特徵和文化積澱，以實現對社會人生的具象超越和深層透視的審美執著。

汪曾祺以自己獨特的眼光和視角，如實地看待和記錄生活，眼光始終向下。他不追求大題材、大事件，不追求大人物，只從小人物身上落墨，開掘大精神，捕捉閃光點，賦予人物以真善美的豐富內蘊。

汪曾祺這種以平民心態關照平民生存處境而不遊離於平民之外的創作態度，在現代文學史上是不多見的。

在汪曾祺的小說中，隨處可見許多身懷一技之長的傳奇人物，他們多是下里巴人，“引車賣漿者流”，或為藝人，或為平民，不一而足，但身上總有引人注目與眾不同的特異之處。

如《賣眼鏡的寶應人》中的王寶應，“是個跑江湖做生意的”，經歷多，見識廣，能吹善侃，說“白話”很抓人。

《獸醫》中的姚有多針法高妙，給牲口治病有奇招，善用針扎，“六針見效”，妙手回春。

《雞鴨名家》中的餘老五炕小雞出神入化，頗有得道成仙的韻味。《八千歲》中的宋侉子相馬，堪稱一絕。

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憑著自己的特長謀生立足活命，但現實又常常不容其生存，他們空有一身絕技，無法施展。這也是汪曾祺，藉著這些人物的命運對社會現實委婉平和的諷刺。

另外，汪曾祺本人曾在劇團任職，熟悉劇團生活，瞭解演員的思想以及他們的甘苦。因此，他筆下表現最多的便是演員的生活。

《露水》寫一對賣唱男女的“露水夫妻”生活，悽楚感人。《雲致秋行狀》寫雲致秋舞臺上下的人生遭遇，寓時代變幻於其中，透過小人物反映大背景，意韻深遠。

《晚飯後的故事》寫京劇導演郭慶春的成長曆程；《講用》寫劇團三分隊的郝有才的生活悲喜劇；《窺浴》寫吹黑管的岑明一次意外的人生豔遇。

汪曾祺從自己的人生經歷出發，對演員或民間藝人的生活描繪得繪聲繪色。透過這些凡人奇事的描寫，汪曾祺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幅宏闊的生存狀態圖。

他們或有俠骨，或有柔腸，但無不透射出人類最為本質的東西，形象生動、真實、感人，顯示了汪曾祺堅實豐厚的生活根基。

汪曾祺少年就讀於江陰南菁中學，青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年曾做過中學教員、歷史博物館員、劇團編委等工作，可謂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深厚的文化功底使他具有濃郁的文人氣質。

與生俱來的文化血源使汪曾祺對文化人有著天然的親近，因而描寫和表現文化人的生存狀態成了汪曾祺作品的亮麗景觀。

在描寫的知識分子中，汪曾祺寫得最多的，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師生們，主要寫了他們的窘迫生計與無奈心態。

如《日規》寫了一位國際知名的化學專家，同時又是對社會學、人類學具有廣博知識的才華橫溢而性格不免古怪的教授，穿的是一雙“空前絕後”的布鞋——腳趾和腳跟部位都磨通了。（對應的是曾昭掄先生）

而中文系主任，當代散文大師的大衣破舊得不能再穿，他就買了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粗毛氆氌一口鐘（對應的是朱自清先生）；有些著作等身的教授，因為家累過重，無暇治學，只能到中學去兼課。（這在當時的教授中，屬於普遍情況，較為著名的有聞一多先生等。）

有個治古文字學的學者在南紙站掛筆單為人治印（對應的是丹青大家彭鈍夫先生）；有的教授辦書法展覽會賣錢。這些昔日打扮得冠冕堂皇的大學者，一個個在生活的重壓下，低下了清高的頭顱。作者這種善意的嘲笑，背後蘊藏多少辛酸淚。

生活的艱辛拮据使人無法顧及尊嚴，種種磨難終於導致一個刻苦勤奮的青年學者因營養不良英年早逝。貧窮使人喪失人格，無以為生的學子竟然去偷食一個寡婦賴以生存的母雞。

生活的重壓使這些落難文化人斯文掃地，顏面無存。精神的富有與生活的清苦構成反差。也許作者正是藉這種反差，向人們隱喻，面對生存危機和絕境，任何人都會放下“體面”，顯露出人性最本質的東西。

汪曾祺以一種平靜的、超然物外的心態敘述苦難，敘述苦難逼迫出的醜惡，寓苦難於平靜和不動聲色之中，默然無聲地抒發胸中的無奈和血淚。

在《跑警報》一文中，汪曾祺則以輕鬆幽默的口吻，寫了同一批知識分子的不同狀態：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師生們躲避飛機轟炸的故事——跑警報。

面臨飛機轟炸的危險，本該是緊張、恐懼的，但觀其全文，卻恐怖緊張全無，反而充滿了詼諧的趣味。這種趣味又並非是低階的，而是帶著深刻的哲學性思考，即汪曾祺所說的文中最後一段中所說的知識分子的“不在乎”精神，這是一種“儒道互補”的真髓，也是這批知識分子們永遠不能被征服的精神所在。

在《歲寒三友》、《鑑賞家》、《八月驕陽》等篇中，汪曾祺又描寫了另一類知識分子形象。

《歲寒三友》中靳彝甫以畫為生，“全家都是半飢半飽”。儘管如此，雖然有人登門高價求購他的田黃玉章，他仍不願出售。但是當朋友有難，他卻慨然低價賤賣，把錢分給友人。這種有難相幫的美好品質頗具幾分豪爽的視錢財若糞土的俠義精神。

《鑑賞家》中畫家季師傅更有幾分“士為知己者死”的氣質，不管是達官貴人還是高門望族，不識畫，一律拒之門外。但是他卻專門給一個賣水果的小販畫了幾幅，因為小販葉三識畫。

《八月驕陽》透過兩個老人，寫出了作家老舍投湖自盡的經過。“士可殺不可辱”也許是老舍當時的真實心態，幾分悲愴，幾分激奮，讀來令人扼腕。

老舍

很明顯，這三類人身上，都有一種中國文人的傳統觀念在閃耀。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傳統以其難以磨滅的魅力哺育了一代代中國文人，給了他們無數靈魂的給養，但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一切都是天方夜譚夢中童話，並且這種傳統思想還害人不淺。

汪曾祺寫這三類人物，也許是對自身遭際的眷戀和顧念，也許是無心插柳，他總是讓這些文化人幾經現實的蹂躪與捶打。

底層平民、民間奇人、知識分子三類人物形象，各有特徵，但又並非界限分明，他們有時是交叉重疊甚至合而為一的。在當時，知識分子、民間奇人本身就是下層平民，生活在社會底層。與下層人民一道在歷史變遷、時代波動中掙扎謀生，只因具有了某種與眾不同的才能，方顯出幾分特質。

汪曾祺透過這些人物，構建起了獨屬於他的人物世界。他企圖透過最卑微生活的來揭示最本質的和最高尚的人性，以人物的碎片來反射民族文化的光亮。

縱觀汪曾祺的小說，可見得他對平凡人生的親切關注，對人情世態的淡泊體察。在他的筆下，人的種種美好性情都被有滋有味地展現出來，韻味無窮的人格魅力光彩奪目。多種身份、多種情致的人物競相湧出，卻多而不雜，各個個性鮮明，呼之欲出。

汪曾祺始終以一種超凡脫俗、開闊豁達的胸襟看待人生，遊刃於物外，以平常心下筆，並把這種具有濃厚文化氣質的人生態度灌注到筆下的人物身上，使其展示出獨特的人性魅力和人生光彩。

回答完畢。

汪曾祺這個人不簡單，三歲失母，一生悲涼，他偏於悲涼之中修煉了一身的佛仙之氣，成佛之人又偏有“入塵世”之心，在”塵世“他找到了”快樂之處“。難得異常！

一群和尚，有一座廟宇，名字是不是慣常的“xx廟”，而是聽起來應該是住尼姑的”荸薺庵“。

然後！

關於這群和尚的頭目，也就是普照和尚，汪曾祺告訴我們說：“（普照）他是吃齋的，過年時除外。”

關於仁山和尚，汪曾祺說：“（他）桌子上擺的是賬簿和算盤。“

關於仁海和尚，汪曾祺說：“他是有老婆的。“

關於仁海的老婆呢？汪曾祺說：“白天，悶在（仁海）屋裡不出來。”卻是是一個懂事理的女人也！

最厲害的是仁渡：汪曾祺說：”他有相好的，而且還不止一個。“

嚇，這是一群“花和尚”嗎？

非也！

這群和尚找來了一個繼承人，也不是外人，仁山大和尚的外甥明海，準備把他培養成接班人。

明海十三歲出家，出家那年認識了鄰居小姑娘小英子。

四年後，廟裡決定讓明海受戒，他也就受了戒，順理成章的事情嘛，既沒有人攔也沒有人管。

生活如白開水，汪曾祺的筆下也如白開水。

如椽巨筆寫來寫去寫的就是縣城如何好玩，鄉村如何美麗，所有的人都如何的質樸，“桃花源”也！

到了文章最後，小英子問將來註定會成為和尚廟主持的明海說：

“我給你當老婆要不要？”

明海說：“要”!

故事結束......。

故事中應該有人出來攔一下吧？

沒有！

小兒男女，不正該如此嗎？

萬事無礙！

汪曾祺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壇獨具特色的作家。他一生致力於短篇小說的創作，著有《受戒》、《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等多篇小說。我們綜觀汪曾祺的全部小說，對故鄉及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生活的描繪，是其創作的主要部分也是其成就最大的部分。在這些作品中，有很多是透過對故鄉的小人物的描寫，來展現故鄉民俗風情的融洽和美麗的，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運是很悲哀的，充滿了悲劇色彩。汪曾祺自己也曾說過：“我自己覺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情感是憂傷的，比如《職業》、《幽冥鍾》；一部分作品則有一種內在的快樂，比如《受戒》、《大淖記事》；一部分作品由於對命運的無可奈何化出一種帶有苦味的嘲謔，比如《雲致秋行狀》、《異秉》。在有些作品裡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較複雜”［1］。如《歲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徙》中的高北溟，《八千歲》中的米店老闆“八千歲”，以及《陳小手》中的婦科醫生陳小手等人。他們都是勤勞於本、無取於他人的小人物。他們的願望也十分平常、無一絲非分之想。王瘦吾雖然想發財，其動機只不過是想讓女兒穿上雨鞋、兒子穿上球鞋，以讓他們跟上學校裡的大眾水準；高北溟只不過是想保住一個教職，以求積累點來實現自己的兩個願望；“八千歲” 似乎想拒絕各種人際關係，透過自己一家人勤勤儉儉、本本份份，來發家致富,但是當“八舅太爺”一出現，“八千歲”勤儉致富的的美夢也隨之破滅；陳小手是一位醫術精湛、救人於危險之中的男性婦科醫生,他救活了團長的妻兒，卻命喪觀念封建落後的團長槍下，讓人一陣痛心。一汪曾祺筆下的小人物善良、謹慎、與世無爭、自足自樂，但是他們也有悲哀，這些悲哀來自於理想與命運、現實的衝突，使理想在現實和命運中破損。但是這些悲哀和悲傷是我們作為讀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卻是很平靜坦然的接受了這一切。在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們沒有看到轟轟烈烈的奮鬥，也沒有看到悲壯的反抗和鬥爭，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與世無爭。這些小人物的遭遇，並沒有給讀者的心靈上以強烈的情感震動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慘的遭遇只是讓人感到很悲哀和傷感。為什麼汪曾祺小說中的小人物大多能從其筆下得到了“超脫”呢？文學博士胡河清透過分析高郵作為中國古代文化中心區域之一的地利形勢、歷史、人物，結合汪曾祺具體作品指出：汪曾祺是一個典型的漢文化中心地域中產生出來的知識分子，其作品折射出傳統文化對中國知識分子強大的心理規範力量［2］。因此我認為汪曾祺小說的悲劇內涵為什麼沒有“爆發”而是走向了“沉默”，是因為汪曾祺對其小說中的“小人物”的成功描寫而體現出來的。汪曾祺筆下的小人物對生存的要求是很低的，但是他們往往卻處於矛盾的最前沿，深受著生存環境加給他們的種種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作者有很多小說其實並不像其所說的那樣“除淨火氣，特別是除淨感傷主義”［3］。小說中很多小人物並沒有過著幸福美滿，和諧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1333363373738融洽的田園生活，而是處在一個到處充滿了欺壓、鄙視的生存環境，活得很悽苦和悲涼。下文主要以汪曾祺《自選集》中的小說來感受其小人物的悲哀。《歲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都是身懷高超技藝的小市民，他們想透過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來實現發家致富。但是他們最終都失敗了，王瘦吾把自己苦心經營的草帽廠廉價的賣給了競爭對手，陶虎臣卻是把自己的女兒賣給了喪心的軍人。最後他們僅能靠朋友把惜之如命的田黃賣掉的錢來維持生活。《八千歲》中的“八千歲”是開米店的，他以兩塊七角錢起家，想靠自己的勤儉節約發家致富，但是當一方惡霸“八舅太爺”一出現在他的生活中，他以勤儉致富的美夢也就破滅了。《珠子燈》中的孫家大小姐孫淑芸是一個熟習中外文化的才女，但是卻逃不脫封建思想的枷鎖，她一個人默默的守節十年，最後憂悶而亡。《陳小手》故事中提及的李花臉是一個傳其父業的女醫生，由於地方封建觀念的籠罩，她一直沒有婚嫁，成了一個老姑娘。這些小人物的命運都很悲哀和淒涼的，其中我認為《陳小手》中陳小手的命運是最有代表性的。陳小手是一位有名的婦產科醫生。他很出名並不是因為他的醫術精湛，而是因為他又是一名極少見的男性產科醫生。　　陳小手的得名是因為他的手特別小，比女人的手還小，比一般女人的手還更柔軟細膩。他專能治難產。橫生、倒生，都能接下來（他當然也要藉助於藥物和器械）。據說因為他的手小，動作細膩，可以減少產婦很多痛苦。大戶人家，非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請他的。中小戶人家，忌諱較少，遇到產婦胎位不正，老孃束手，老孃就會建議：“去請陳小手吧。”①　　但是陳小手這樣一位優秀的婦產科醫生卻得不到同行的認可並且看不起他，看內科的，外科的，都認為他不是醫生，只是一個男性的老孃。陳小手去為團長夫人接生，團長在陳小手讓他的夫人“母子平安”後，卻認為他侵犯了自己的夫人，一槍把他打死於馬下。　　陳小手這樣一位有責任心、醫術精湛的婦科醫生，卻被團長這樣輕易的殺掉了。難道團長可以這樣隨意的殺人嗎？而且陳小手是他的大恩人，救活了他的夫人和兒子。救人於危難之中是中華傳統思想中的大恩大德，況且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救人之子，這本是一種中國傳統思想中認可的大恩大德，涉及到了血緣的維繫，涉及到了人性中的至深至愛的親情［4］。團長為什麼還要殺他呢？其實這裡的真正元兇是中華傳統的封建思想，團長只不過是一個殺人的傀儡。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更深一層理解這個問題。首先，江南水鄉是深受中華傳統思想和習俗影響的地區。陳小手從一開始就沒有擺脫這種傳統封建思想的籠罩。我們那地方，過去很少有產科醫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請老孃，什麼人家請哪位老孃，差不多都有固定的。一家宅門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爺、小姐，差不多都是一個老孃接生的，老孃要穿房入戶，生人怎麼行？老孃也熟知各家的情況，哪個手長的女傭人可以當她的助手，當“抱腰的”，不須臨時現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個老孃“吉祥”，接生順當。——老孃家都共著送子娘娘，天天燒香，誰家會請一個男性的醫生來接生呢？……男人學醫，誰會去學產科呢？…………大戶人家，非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請他的，中小戶人家，忌諱少，遇到產婦胎位不正，老孃束手時，老孃就會建議“去請陳小手吧”。……②其次，團長說的“我的女人，怎麼能讓他摸來摸去！她的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許碰！這小子，太欺負人！日他奶奶！”這裡已經指明瞭謀害陳小手的真正元兇是——中國傳統的封建思想。最後，陳小手是一個徹底的處於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沒有任何的社會背景，在社會上沒有絲毫的威望。他留給人們的印象——就是一個騎著白馬到處去治病救人的男性“老孃”。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社會背景，團長才會沒有絲毫的顧慮就把他殺掉了。高北溟、孫淑芸以及“八千歲”，他們在生存的道路上，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難，有的甚至還失去了生命，但是他們都是很平靜的對待這樣的結局。雖然這些小人物的失敗和死都沒有呈現出真正的悲劇色彩，但是他們的結局，卻提示我們應該去細細品讀汪曾祺的小說，去發現他小說中小人物的悲劇內涵及表現方式。二汪曾祺曾強調自己“對現實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有感於人們對他的片面理解，他申辯說：“一些寫我的文章每每愛寫我如何恬淡、瀟灑、飄逸，我簡直成了半仙！你們如果跟我接觸的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5］。汪曾祺的這個自我辯解，已經說明他其實對生活有很深的感觸和深刻的思考。他的這個辯解也指明我們應該換個角度去細讀他的小說。因為汪曾祺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他的小說都是“除淨火氣，特別是除淨感傷主義”。［6］他把自己對生活的感觸以及深刻的思考留給了自己，而不是把這些感觸和思考原原本本的傾瀉在小說中。汪曾祺在對待他小說中的小人物時，始終如一個旁觀者一樣，在旁邊默默地注視著小說中的一切，很少把自己的情感和感觸，傾瀉出來，就如《皮鳳三楦房子》中的“高大頭”一樣，在街邊不露聲色地機警地觀察著每一個過路人。……但詳考高大頭的一生，似乎沒有和外賓幹過一次杯。他只是整天坐在門前的馬紮子上，用一把木銼銼著一隻膠鞋的磨歪了的後跟，用毛筆飽蘸了白色的粘膠塗在上面，選一塊大小厚薄合適的膠皮貼上去，用他的厚厚實實的手掌按緊，連頭也不大抬。只當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人從他面前二三尺遠的地方走過，他才從眼鏡框上面看一眼。……一天就是這樣，動作從容不迫，神色安靜平和。他戴著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鏡，有點像個教授，不像個修鞋的手藝人。但是這個小縣城裡來了什麼生人，他是立刻就會發現的，不會放過。而且只要那樣看一眼，大體上就能判斷這是省裡來的，還是地區來的，是糧食部門的，還是水產部門的，是作家，還是來作專題報告的新聞記者。他那從眼鏡框上面流露出來的眼神是彬彬有禮的，含蓄的，不露聲色的，但又是機警的，而且相當的鋒利。③作者的這種機警說明他是很會捕捉生活中的細節的，對社會生活有著很深的感觸和見解的，但是他不想把對生活的沉痛感傾瀉進自己的小說中。汪曾祺說：“我有一個樸素、古典的說法，就是寫一個作品要有益於世道人心的”［7］。所以作者很機警的，不露聲色的，就把自己對生活的沉痛感從自己的小說中過濾去了，呈現給我們的似乎只有生活的表面。因此他的小說常常給人以平淡恬靜、和諧溫馨的閱讀感覺。《受戒》寫的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純情愛情。小說中的和尚們是可以殺豬的，吃肉的，他們還打牌、搓麻將，給人呈現了仙境一般的生活。《大淖記事》了寫了巧雲與十一子的戀愛故事。巧雲被劉號長破了身子，但她“並沒淌眼淚，更沒想到跳到淖裡淹死”，而是一心想和十一子好，並悉心照顧受傷的十一子。《八千歲》就像是作者坐在其米店對面的茶館對八千歲的生活進行觀察一樣。八千歲被八舅太爺敲了一槓子，打破了他想靠勤勞發家致富的美夢。但是他並沒有失去對生活的信心，而是給自己和兒子做了一身陰丹士林的長袍，長短與常人等，把老藍布二馬裾換下，在晚飯時候也大聲要了一碗自己從前從不問津的“三鮮面”。 《異秉》中的王二透過自己的勤勞和智慧，靠一個燻燒攤子而發家致富的。汪曾祺力圖給讀者塑造曠達超脫、適性隨意的小人物形象，也力圖透過描寫健康、自然的人性美，給人呈現出平淡恬靜、和諧溫馨的田園生活。但是作者在創作時，難免有激動的時候，沒有把文中的“感傷之氣”完全除淨。因此小說中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運是很淒涼的。《徙》寫的是高、談兩家的敗落。高北溟是一代宗師談甓漁高徒，他一直想如北海之鵬展翅高飛。他發憤勤學，準備考取功名，但是突然間時代發生了鉅變，已經廢科舉，興學校了。心存大志的他忽然一下沒了前進的方向，生活的壓力也壓的他踹不過氣來。正當他囊空咄咄，百無聊賴的時候，他的世家朋友沈石君給他指了條“明路”——讀師範，去教書。這看似一條平坦的路，實則是充滿了各種欺壓，排擠傾軋，勾心鬥角。面對這樣的環境，高北溟試圖以斷絕各種社會關係來逃避——不宴請客人，不參加同事的聚會，不和同事聊天，全身心的投入了教學工作中。當教學有成之時，他又以為自己可以展翅高飛了。這時他的靠山被排擠走了，理想的工作也隨之旁落。隨著女兒、女婿的死，高北溟終於承受不住打擊，鬱悶的死去。當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願望也無法實現了。一是，把老師談甓漁的詩文刻印出來；二是，送女兒高雪上大學。小說的結尾：“墓草萋萋，照落昏黃，歌聲猶在，斯人邈矣”，恰如一首輓歌來描述高北溟的一生，讓人感到悲哀不已。《關老爺》中的岑瑾因為在新婚之夜沒有驗證到那點女兒紅，跪在床前被丈夫沒頭沒臉地鞭打、怒罵。《鬱症》中的裴雲錦因為嫁過來三年沒有懷孕，“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封建思想和家庭的經濟重擔終於壓垮了她，她得了嚴重的憂鬱症，上吊死了。這些小人物的命運很悲慘，但是他們並不是悲劇人物。悲劇人物往往都是為著他們的理想和目標去奮鬥，去與阻礙他們實現理想的黑暗勢力去抗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都會不可避免地遭受很多挫折和磨難，但是其合理的意願、動機、理想和激情卻預示著勝利和成功的到來。魯迅先生也曾說過，“有價值的東西的毀滅就是悲劇。”汪曾祺筆下的這些小人物的願望就是能夠好好的活下去，他們奮鬥的目標就是生活， 因此他們身上有價值的東西就只是一種生命的本能。所以說這些小人物說不上是悲劇人物。而且當他們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勢力阻礙時，他們並沒有站起來與黑暗勢力進行抗爭，而是默默的忍受著黑暗勢力給他們的壓迫和阻礙，放棄他們的理想和願望。三汪曾祺本來對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但是他在小說裡卻很少流露出對社會的感觸和深刻的思考。他始終如一個旁觀者給讀者在講述一個個平淡的小故事，刻畫一個個小人物。汪曾祺一生都致力於短篇小說的創作，在長期的創作實踐的基礎上，他對小說的創作有了自己的思想。我認為正是汪曾祺的創作思想影響了他的小說人物描寫的重點和寫法。其一、汪曾祺說：“我年輕時曾想打破小說、散文和詩的界限”。他認為好的小說應該像散文詩：“如《釣人的孩子》、《職業》、《求雨》，就還有點散文詩的味道。散文詩和小說的分界處只有一道籬笆，並無牆壁（阿左林和廢名的某些小說實際上是散文詩）。我一直以為短篇小說應該有點散文詩的成分”［8］。正是他對短篇小說 “散文化”的追求，使得他的小說淡化了情節，減少了對人物心理的描寫，過濾了小說中的嚴肅性，讓小說呈現出平靜清新的味道。這一點也正如他自己所說，“散文化的小說不大能容納過於嚴肅的、嚴峻的思考。這類作者大都是性情溫和的人，不想對這世界做拷問和懷疑。許多嚴酷的現實經過‘散文化’的處理就會失去原來的硬度”［9］。這樣，他筆下的小人物就不是敘述的重點了，人物命運前因後果的追問就被文體創新所省略了。所以陳小手這樣的人生悲劇竟然也沒有了悲的感覺。其二、汪曾祺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有著相當深厚的認同感，是一個主張弘揚民族性中的互尊互愛，相濡以沫傳統美德的人，是一個崇尚精神自由和美好人情人性的人。他說過，“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因此我自詡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10］。這種人道主義思想體現在汪曾祺對小人物的描寫中，悲劇不直接寫，不擴充套件寫，不加重悲劇的成份。《虐貓》寫的是幾個小孩子在文革期間虐貓的故事。李小斌、顧小勤、張小湧、徐小進都是上小學三年級的小孩子。文革期間，大人們都忙於武鬥和遊街，沒有人來管他們，他們就只有一起虐貓。他們捉住一隻貓，玩死了拉到。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們把貓弄死。他說：一隻貓，七條命，姥姥告訴他的。“去你一邊去！什麼‘一隻貓七條命’！一個人才一條命！”後來李小斌也不反對了，跟他們一塊到處逮貓，一塊玩。他們把貓的鬍子剪了。貓就不停地打噴嚏。他們給貓尾巴上拴一掛鞭炮，點著了。貓就沒命地亂跑。他們想出了一種很新鮮的玩法：找了四個藥瓶子的蓋，用乳膠把貓爪子粘在瓶蓋子裡。貓一走，一滑；一走，一滑。貓難受，他們高興極了。後來他們出了一種很簡單的玩法：把貓從六樓的陽臺上扔下來。貓在空中慘叫。他們拍手，大笑。貓摔到地下，死了。他們又抓住一隻大花貓，用繩子拴著往家裡拖。他們又要從六樓扔貓了。出什麼事了？九樓七門前面圍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從六樓上跳下來了。來了一輛救護車，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李小斌、顧小勤、張小湧、徐小進沒有把大花貓從六樓上往下扔。他們把貓放了。④文中一開始指明他們本來是一群活潑可愛，頑皮淘氣，尊重生命的小孩子。“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資派。顧小勤、張小湧、徐小進家裡大人都是造反派。顧小勤、張小湧、徐小進不管這些，還是跟李小斌一塊玩。沒有人管他們了，他們就瞎玩。撈蛤蟆骨朵，粘知了。砸學校的窗戶玻璃，用彈弓打老師的後腦勺。”他們為什麼會“虐貓”，去做這種殘酷的事呢？這與他們小小年紀是極其不相符的。 “看大辯論，看武鬥，看鬥走資派，看走資派戴高帽子游街。李小斌的爸爸遊街，他們也跟著看了好長一段街。”很明顯，他們是受了大人們的影響。大人們的行為給他們幼小純潔的心靈帶來了深深的傷害，因此他們小小年紀就做出了這樣殘酷的事情。《虐貓》中蘊藏了幾條悲劇內線。一是李小斌失去了爸爸；二是李小斌的爸爸跳樓身亡；三是李小斌、顧小勤、張小湧、徐小進他們在文革中失去了美好的童年。但是這篇小說卻沒有給人以悲的感覺。因為作者並沒有去發掘這些悲劇內涵。他把悲劇內涵都隱藏在小孩虐貓的事件中， 只用幾句平淡的話提了出來。正是汪曾祺對悲劇的這種處理手段，沒有讓人物直接面對殘酷的悲劇結果。所以李小斌悲慘的命運就不能讓讀者直接體會出來。其三、一個作家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他的創作思想會受到許多作家的影響。當然汪曾祺在創作生涯中也會吸收其他作家的創作方法以及創作思想。董瑾認為汪曾祺小說繼承了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對自然健康人性的謳歌和呼喚［11］。我們可以從《受戒》與《邊城》的對比看出，他受其老師沈從文的影響是很大的。《邊城》沈先生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寫的是湘西邊城小鎮茶峒一個古樸的愛情故事。在湘西風光秀麗、人情質樸的邊遠小城茶峒，生活著靠擺渡為生的祖孫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壯，孫女翠翠十五歲，情竇初開。他們熱情助人，純樸善良。兩年前在端午節賽龍舟的盛會上，翠翠邂逅了船總順順的二少爺儺送，從此種下情苗。儺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歡上美麗清純的翠翠，託人向翠翠的外公求親。此時，王團總也看上了儺送，情願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兒嫁給儺送。儺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為妻，寧願作個擺渡人。於是兄弟倆相約唱歌求婚，讓翠翠選擇。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對手，為了成全弟弟，外出闖灘，遇意外而死。儺送因為哥哥的死悲痛不已，他無心留念兒女之情也駕船出走了。外公經受不住這樣的打擊，終於在一個風雨之夜去世了，留下了孤獨的翠翠。翠翠孤獨地守著渡船，痴心地等著儺送歸來，“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小說描繪了湘西山水圖畫和民情風俗，講述了一個古樸的愛情故事，表現了湘西的自然、民俗和人性美，給人呈現出一幅詩情濃郁的湘西風情畫。其實小說也隱藏了一個悲慘的愛情故事。翠翠、儺送、天保三人之間的愛情糾葛，導致天保外出闖灘身亡，儺送駕船出走而失蹤，翠翠爺爺經受不住打擊而歸天，順順家人及親戚整天憂心忡忡，翠翠獨自一人等待儺送的歸來。這個愛情故事讓兩個人喪身，一個人失蹤和兩個家庭破裂，這應該是一個很悲慘的結局了。但是沈從文無意去開掘這個愛情故事的悲劇內涵，刻畫悲劇性格，而是意在創造出一支理想的人性美的田園牧歌［12］。為了繼承老師對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汪曾祺在《受戒》描寫了小和尚明海與村姑小英子的戀愛故事。小說除了寫了明海和小英子的愛情故事，還寫了和尚們殺豬、吃肉、打牌、搓麻將以及他們偷情世俗生活，描述了江南水鄉和諧溫馨、幸福美滿的田園生活。和尚們的生活可謂衝破了人與宗教之間的隔膜，真摯感人，充分地顯現了作者對於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13］。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也曾多次談到過契訶夫對他的影響。“外國作家中，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非常喜歡契訶夫……我喜歡他的鬆散自由、隨便、起止自在的文體；喜歡他對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溫情”［14］。對契訶夫的喜歡，讓汪曾祺喜歡寫說不上是悲劇形象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結語總之，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雖然讀者常常看到很悲傷的結局，但是這些結局並不能給讀者以悲劇感。這是因為作者以獨特的藝術手段，對小說的審美內容進行了處理，過濾掉了沉重的悲劇色彩和成份。這樣小說中餘留下來的悲傷結局，就不能讓讀者感到悲劇的氛圍。這就是汪曾祺小說悲劇不悲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