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安史之亂後，國家經濟重心轉移，江南地區是財政錢糧主源，中央政權為了便於控制國家，首都自然東移，宋代是汴梁，南宋遷移江南，元明清都是北京，還挖掘了大運河，就是這個道理。

唐朝後期經過安史之亂，北方藩鎮割據且戰亂不休經濟力量遭到削弱。唐朝後期國家財政多仰於東南，從東南向關中運輸糧草錢糧路途太遠，在加上西部少數民族政權對長安地區的侵擾，關中地區的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五代時期北方混戰，開封逐漸成為割據政權。宋朝建立後，繼承前代已經修建好的都城和宮殿官署，舉世無變更。建造堅固的城牆，用強大的禁軍代替天險拱衛京師。之後的元朝為了糧草轉運方便實行兩京制。以北京上京為都。明朝為了防禦北方的威脅也定都北京。清朝繼承明朝的體制定都北京。

關中是守成之地 不合進取 而且宋以後之都城人口動輒百萬以上 關中平原所能提供的糧食物產根本不能滿足都城需要 組織運輸又是勞民傷財之事 所以不會考慮定都於關中 再加上元本身就是草原民族 又是馬上天下 對關中的地理位置更是看不上 明洪武甚至想定都鳳陽（他的老家）經人勸阻才定都於南京 明成祖更是以天子守國門的姿態遷都於北京（焉知不是戀舊思故所致）至於清朝 龍興於白山黑水 兵力最盛之時不過十數萬 於偶然得明之天下 定都北京實屬無奈 定都之時已做好隨時撤退的打算 綜上所述 宋以後是不會有朝代定都於關中的

安史之亂可以說是整個中國歷史的拐點。安史之亂帶來多個層面的悠遠的影響。一是軍事層面，後世宋、明等王朝削弱軍隊力量，不重視武將，就是擔心造成藩鎮割據的結果。

二是經濟和人口層面。人口大規模從西北、北方遷徙到江南，北方經濟一落千丈，唐代後期，長安的糧食及其他，多是從南方運來從而得以維持。至宋代，南方經濟遠超北方，基本由南方供應北方。

幽雲十六州被割給契丹後，西北與北方失去了對抗契丹等少數民族的屏障。如果定都關中，那就是把首都置於邊境的第一線。

糧食等作物，從江南運到關中，耗資巨大，得不償失。

隋唐以來，關中地區的重要性已開始逐漸下降，皇帝們開始有意識地把國家中心東移。隋朝把洛陽設為東都，唐朝也是如此，而且武則天甚至遷都洛陽。

到宋太祖建立北宋的時候，關中地區的地理優勢、經濟優勢已蕩然無存。因此後來皇帝不再選擇關中作為首都。

應該說，秦，兩漢，唐的輝煌與燦爛的歷史都與定都關中地區是分不開的 ，得關中者得天下，大一統王朝都是定都於長安（西安），然而，自唐朝覆滅以後，就再無王朝定都和發家於關中，北宋要想遷都於洛陽，而不是長安，朱元璋也想遷都關中，但當時的關中地區已經是過於破敗，只有放棄。關中地區的衰敗和原因是諸多方面造成的，既有經濟上的，也有政治上的。

這其中最關鍵就當時的經濟中心的轉移，尤其是大運河開通以後，南北經濟打通以後，關中的經濟地位逐步降低。還有就是關中地區定都過千年。歷朝歷代過度開發水土流失嚴重，缺水，乾燥，使得關中地區喪失了作為首都地區的經濟基礎。說白了，就是必須確保糧食的充足的供應，是影響著定都的關鍵。

再就是從軍事上的角度來說，唐代之前對於國家的主要軍事威脅西北方向，匈奴，突厥，吐蕃。此時也只能定都於關中，對於農耕文明來說，都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國家精華所在 。封建時代是中央集權制，軍隊，官僚，物質財富都集中於此。首都地區必須要以易守難攻為益。也是集中的一切力量是抵禦外敵最有力的方式。而宋代以後，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中原王朝的政治和經濟只能北移。中原王朝不可能在非首都的地區大量屯兵，會造成大量耗費錢糧，也會造成嚴重的地方割據，所以兩宋才會集中軍隊於首都。再就是自大運河開鑿以後，關中地區的作用大幅度下降，長江中下游平原的耕地開發及南方海外經濟開發。關中的經濟作用進一步降低。最終越來衰敗。

自唐以後，南方人口、經濟在開始超越北方，兩宋以後南北方經濟和人口徹底逆轉，長江、運河成為運輸黃金水道。到了明代，經濟中心轉移至江南，政治中心轉移至北方地區（北京）。在軍事上，兩宋最大威脅是北方的契丹，北宋建都開封實屬無奈，燕雲十六州的喪失，也使得北宋無法再往北定都。明朝定都北京顯然是一個正確選擇，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就在於此。再從所謂“王氣”來說，長安和王氣黯然收。晚唐戰亂中長安已經被毀滅殆盡。朱溫篡唐火焚長安和關中地區。。已經喪失了作為首都的條和資格，長時間沒法回覆元氣和加以培養。

兩漢時期關中人口不多尚且可以供養，隋唐以後人口急劇膨脹。自唐高宗以後，皇室和官僚都不得到洛陽“討飯”，高祖定都長安至安史之亂的唐朝前期一百多年，唐朝皇帝竟然有五十多年呆在東都洛陽。也就是說，當時的關中地區已經是疲敝不堪，難以為繼了，以至於武則天定都洛陽。隨著關中平原環境不斷惡化，黃河水患不斷髮生。北宋末年，黃河奪淮入海，關中地區的運河徹底廢棄，喪失了供應首都人口的條件，唐之後再無建都出現。

唐宋之後再無帝王定都長安、洛陽

唐宋之後，長安、洛陽失去都城的光芒，陷入長期的歷史沉寂。直至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南京直面日軍威脅。 民國政府下令遷都洛陽、改西安為西京、做陪都（1932.1.30—1932.12.1），然而此時西安、洛陽早已失去帝都的氣脈，隨著戰事的轉變，不到一年，國民政府又匆匆遷都。唐宋之後，為何統治者不再眷顧長安、洛陽這兩座都城，是有多方因素的。

安史之亂與經濟重心的南移

唐末統治集團內部腐化、社會矛盾加劇，藩鎮勢力愈加崛起，最終引發安史之亂，使社會遭受了空前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楱應改為榛），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此時關中及中原地區，飽受戰爭摧殘，城市破敗，檣傾楫摧，長安城此後毀於戰火，而洛陽城也加速破敗。

戰爭的影響，致使大量中原地區人口南下躲避，既帶去了先進的技術和生產經驗，也增加了南方的勞動力，加速了經濟重心的南移。北宋滅亡後，南宋偏居一隅，中國經濟重心進一步向江浙地區轉移，南方經濟首次超越了北方經濟，發達的江浙地區成為了全國的經濟重心。此後經濟上南重北輕的形勢始終沒有改變，南方經濟更加繁榮。關中及中原人口的流失，經濟的破敗，再也沒有了作為都城的經濟、人口基礎。

宋朝禁軍制度與隋唐大運河洛陽段的淤塞

唐末藩鎮勢力割據一方，加速了國家滅亡。為杜絕地方勢力割據，強化中央集權，宋朝採取了禁軍制度。儘管宋太祖曾想遷都洛陽、關中，佔據山河形勝，裁去冗軍之苦。但大臣的反對、龐大的禁軍及家屬需要大量糧草、汴京多年的苦心營建，禁軍又是宋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依託的根本。使得想穩固政權統一國家的大宋統治者又不敢輕舉妄動。

宋朝的軍政制度依附於汴京的漕運體系，養活汴京的龐大人口。《宋史 河渠志》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曰渠，派引脈分，鹹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富”。而此時因連年戰亂隋唐大運河洛陽段的淤塞，已無法保障充足的糧食供應，後唐莊宗曾組建類似禁軍的組織，置於洛陽周圍，不幸的是糧食貧乏以致禁軍叛亂。隋唐時期，兩京制，洛陽以強大的漕運維護國家的糧食安全。每至關中糧食匱乏，皇帝便率文武百官到洛陽吃糧食，關中地區失去洛陽漕運的支援，更無法保障。

少數民族政權的崛起與京杭大運河的貫通

晚唐時期，北方遊牧民族日益崛起，取代了西北的邊患。《元史·巴圖南傳》記載“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 元帝國的統一，瞄準了既可兼顧塞外又可掌控全國的幽燕之地。明朝為了抵制來自女真的威脅，遷都北京鎮守邊境，修建明長城東起鴨綠江，連線秦長城，直抵嘉峪關；滿清入關後，同樣選擇了進可控全國，退可回盛京的北京。

元定都後，重修大運河，裁彎取直把原以洛陽為中心的隋代運河，修築成以大都為中心，南下直連杭州的京杭運河。此時洛陽、關中地區已徹底被漕運拋棄。源源不斷的物資、錢糧透過大運河運抵大都，保證著帝國的運轉。而運河的紐帶繼續為後來的明清都城注入著活力。

看了某些作者的回答我就想笑，回答問題在於直面問題的核心根本，你整那麼多字，言不著邊、詞不搭意的有意思嗎？拜託複製貼上也用點心！問你宋朝以後，你來就是唐朝怎麼的，安史之亂怎麼的，你怎麼不講昔漢高祖哉呢？

提問者問：宋代以後為何再無王朝定都於關中？

這裡的王朝肯定是指大一統王朝了，掰掰手指頭算一算，宋亡天下以後只有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了。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因大都乃北方重鎮，經濟發達，且有大運河南下通利，元人更是馬背上得了天下的遊牧民族，大都於地理上出了長城就是草原，從情懷上戰略上都是最好的選擇。至於戰略上好不好，至少元朝敗亡時可以保全而退，延續了草原香火與明周旋幾百年可見一斑。

明朝原本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於南京，可憐那建文帝不爭氣，書生氣柔弱，殺伐不果，讓他四叔以小做大，反而丟了身家姓名和這皇帝基業……朱棣這廝在南京能呆習慣，不說他夜不能寐怕他老子夢裡拿了他，住慣了北京城的他總想著回自己的窩好好經營。沒有那麼多大道理，什麼定都北京好防守邊防，天子死社稷云云……你是一個決策者，從戰略上講，北京城離草原那麼近，出了城幾十裡就是長城，北上即是草原，你覺得這裡好？朱棣要真覺得這裡戰略這麼棒的話，他老人家會一直親征北伐？死都要死在北伐路上？說白了，家天下！家天下皇帝一人說了算，天下都是他的，且還道定都於哪？他朱棣從當王爺起就在北京城，他於北京起事，他認為王氣在北京，不然他不會贏他侄子，他習慣於北京城，他的經營根本在北京，他也要防著別的朱家人學他的樣子幹掉他……所以大明定都北京跟元朝不一樣，更多的是出於朱棣一人的利益得失與喜好而已！

清朝就更不用說了，清兵入關，皇太極彼時已薨，年幼的順治急需立足根基，南方還在大明殘餘勢力手中，怎麼能定都往南呢？現成的北京城，現成的紫禁城大皇宮多好啊！再者一個，人人只能當事後諸葛亮，會掐指一算袁天罡的那是神仙！他滿清剛入關那會他也不知道和明廷是不是劃江而治，亦或者被打回老家呢？所以思來量去還是北京城定都最佳！

再回看關中，漢唐已成往事，不堪回首中……經歷千年的大興土木，關中已不再是水土富饒的地方，函谷關已不復當年。元、明、清三代定都都有自己的時勢和打算，又怎麼會定都關中呢？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只記住了多少英雄，煙散去那芸芸眾生……

定都主要考慮的因素在於政治，經濟，地理等問題，從宋往後，關中之地對於首都職能的履行已經越發的乏力了。

“關中”一般指“四關之內”，東面的潼關，西邊的散關，南邊的武關，北邊的蕭關。關中之地有廣袤大平原，盛產糧食，在戰國時期，縱橫家張儀就曾說過：“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貿，沃野千里，蓄積多饒”，而四大關則是牢牢的守衛著這片富饒之地。

但是從著名的“安史之亂”開始，關中便不再像從前那樣從裡到外的硬氣。

安史之亂，關中地區戰火綿延，餓殍遍地，民不聊生，即便最終叛亂被平定，也不再有過去之雄風，好比一個人生了一場重病，做了手術好了，但是身體也不再是如原先那般強健。更何況這場動亂過後，唐王朝是每況愈下，權奸當道，也無雄才偉略之君，最終朱溫篡唐，開啟了五代十國時代。

五代十國，從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50多年的紛爭雜亂，當時只是以“五代十國”作為代表來稱呼這個時代，還有不知道多少小政權的更迭。這些更迭，就意味著“亂”！

長期戰亂，所以北宋建立的時候，建都沒選擇歷代的長安或者洛陽，而是選在了相對平穩的產糧大地河南開封！接下來的元明清選擇在今北京建都，雖有各自政治的考量，但關中長洛無法競爭的實際情況是，它們的發展已經落後了，不足以支撐首都的功能！

01

南方經濟的開發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國的吳國時期，而後東晉偏居南方，大量中原人民不堪本地戰亂紛紛南下，於是給南方帶來了北方先進的耕種技術，且東晉朝廷重視水利，南方水田大量開發，如此一來，南方逐漸繁榮，北方自古以來的經濟中心地位已經悄然發生了動搖。

到了南宋，大家都知道南宋也是偏居江南的政權，也正因為此，要生存，就不得不大力開發江南，北方的金人當時還是奴隸制社會，其發展能力根本不能與南宋相提並論。也是在南宋時期，全國經濟重心完成了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歷史性轉移。

02

古代諸事，生產，戰爭，都是極度依賴人口的，而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人口也是不斷增加的。

根據《中國歷史地理概論》的記載，唐朝天寶年間，人口峰值達到了8050萬；而根據吳松弟的《華人口史·第三卷·遼宋金元時期》的記載，北宋靖康之變前，人口達到了1億2600萬人；再往後的明清就更不用說了，根據葛劍雄的《華人口發展史》記載，明末的人口已接近2億。

眾多的人口，就需要更多的糧食。隋煬帝當時開鑿京杭大運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透過運河將江淮的糧食運到京師。很顯然，在人口暴漲的元明清時代，關中大城市在當時已無法養活都城眾多的人。

中國古代很長時間內，關中的發展領先於南方，但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南方獲得迅猛發展，到南宋完成了中國經濟中心的難移，社會的進步，人口的大漲，建都自然不適合再選在相對落後的關中。

北方不是隻有“關中”，明朝選北京做都城是在朱棣的時候，有“天子守國門”的考量也有北京是朱棣的老地盤的原因；而清朝則是發源於遼東，北京離根據地近，且有明朝建都的底子在那兒，這也是清朝定都北京的重要原因。

但無論如何，至少關中已不再適合。

感謝閱讀，感興趣別忘了關注交流喲~

關中地區是秦國能一統天下的基石，為什麼從宋代以後，關中再也沒能成為首都呢？？

一、黃河流域自然環境生態惡化，不僅是天災，更是人禍，黃河經常決堤，肆掠平原奪人性命，黃土高原沙土化嚴重，黃沙漫漫，風沙滾滾，已經不適合作為一國之都了。

二、關中大地以及中原大地是四戰之地，幾乎戰亂每次波及到了兩地。清末的陝甘回亂，民國的中原大戰徹底把關中和中原蹂躪得不適合做國都了。

三、南方開始大力發展，人口與經濟總量都超過了北方。

四、四面是山，作為首都的輻射力降低，水運和海運的發展讓北京、杭州、南京成為了首選！！

長安為都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時期，從西周到唐朝的這一千六百多年裡，有大小十三個政權定都於此，西安因此也被稱之為“十三朝古都”。

西安之所以能夠被立為都城，除了有最早的周朝立都於此的歷史因素外，還與本身的地理環境優勢有重大的關係。第一，關中平原乃是易守難攻的四塞之地，有渭河流經，南依秦嶺山脈，北靠黃土高原，在冷兵器時代，山川險阻這些自然地形對軍事的勝敗擁有決定性作用，有實力可以主動出擊，沒實力可以也能夠憑險而守，關中始終處於不敗之地，所以出於軍事安全性來講，定都關中是個明智之舉。

第二，關中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廣闊平坦且肥沃的土地足夠滿足數十萬關中百姓的自給自足，坐鎮關中後不用擔憂外部後勤供給中斷的問題，是穩固政權的一大保障。

而唐朝之後，關中的這兩大優勢日漸不顯，反而有被新興區域替代的勢頭，所以後世王朝不再以長安為都。唐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由傳統的關中轉移到了淮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因為隨著經濟的不斷髮展，人口越來越多，內需也逐漸擴大，大眾交易也日漸頻繁，漕運就顯得尤為重要，所以就帶動了沿江沿河這些地區的繁榮。

這時候的關中由於人口不斷激增，而土地糧食固定，就出現了物資短缺難以自足的情況，對外部漕運的依賴越來越高，從江淮到關中路途遙遠，所以運輸的成本也就越來越大，甚至連唐朝的中央財政都不堪重負，武則天因此把國都搬到了洛陽，後來五代君主、宋太祖定都開封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隨著經濟的不斷開發，中國經濟重心偏向於華北平原，而華北平原上的北京、南京等城市不僅經濟發達人口集中，而且具備比長安更具有戰略意義的地利因素。尤其是北京，北有燕山山脈，西有太行山，東臨大海，南有廣闊的平原腹地，對於抵禦北方外族的入侵更具有地理優勢，這些都是比關中平原更具有優勢的方面。

綜上所述，西安自唐朝後不再為都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關中的經濟滿足不了本地人口增加的消耗，而從外部運輸成本太高得不償失；二是南京、北京的城市優勢顯現，對長安的可替代性很強；三是唐朝後，中國的戰爭形態從內部戰爭演變為了對外防禦，尤其是東北和蒙古對中原的威脅很大，所以北京的軍事戰略價值就顯現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