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是複雜的，環境是隨時都在改變的。

個人要在這世間立身，最實在、最可靠的，還是自己的真才實學、還是自己精湛的技術藝能。

這裡，就來說一段清人的故事。

這故事，是關於社會的，也是關於立身的；當然，這立身，與真才實學、技術藝能也有關係。

本文出自清人況周頤《眉廬叢話》第一卷中的一節。

欲說其事，先知其人。

本文的主人公為董邦達。

《清史稿》卷三百五·列傳九十二有《董邦達傳》。

那麼，就先依照《董邦達傳》，對其人作一個簡要的介紹。

董邦達，生於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卒於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享壽71春秋。

字孚存，浙江富陽人。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被選為拔貢生。

經尚書勵廷儀薦舉，在戶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

勵廷儀（公元1669年～公元1732年），字令式，號南湖；直隸靜海人，勵杜訥之子；清聖祖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己卯科舉人；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庚辰科進士，選庶吉士；清世宗雍正年間（公元1723～公元1735年）曾任刑部尚書、吏部尚書，死後諡文恭；任刑部尚書多年，後來其屬下滿官員侍郎海壽升任尚書，按清廷規定，應超居其上，但雍正帝為表示對漢官員的重視，命他行走在前；著有《雙清閣詩稿》八卷；書法以王羲之的行書為基礎，旁涉虞世南、褚遂良，點畫遒美，筆勢雄強，富於變化。

所謂行走，按照清朝的制度，是指不設專官的機構或非專任的官職。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中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清高宗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充任陝西鄉試考官；

後授右中允；升遷為侍讀學士。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命入直南書房，擢升內閣學士，丁母憂，辭歸。

逾年，召詣京師，命按照梁詩正的舊例，入直，食俸祿。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補原官，遷侍郎；

歷職戶、工、吏諸部。

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遷左都御史，擢升工部尚書。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調禮部。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調還工部。

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仍調還禮部。

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4年），以老病乞請解任，皇上諭旨曰：

“邦達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達移家京師，不能即還裡。禮部事不繁，給假安心調治，不必解任。”

尋卒。

賜祭葬，諡文恪。

工山水，蒼逸古厚。

論者認為，三董相承，為畫家正軌。

所謂三董，即董源、董其昌與董邦達三大畫家。

長子董誥，與其父有“大、小董”之稱；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中舉；隔年會試，名列一甲第三，中探花，乾隆帝親自將其改為二甲第一，作金殿傳臚，形降實升；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六十歲，已從庶吉士、編修、工部侍郎、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等，擢為文華殿大學士（即宰相），欽賜“紫禁城騎馬”；直軍機先後四十年；精書法，善繪畫，曉軍事；五次歸還故里，生活簡樸，平易近人，從不倨傲，深為鄰里稱道；卒於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終年七十九歲；死後六天，嘉慶帝親臨祭奠，所寫哀詩中有“只有文章傳子侄，絕無貨幣置田莊”之句，並親自撥款建立“董公祠”。

已述其人，詳述其事。

話說，富陽董文恪公（邦達）年少時節，以貢生身份滯留京師。

當日，董邦達寓居在武林會館。

“京師武林會館在長巷二條衚衕，創自前明。康熙六年重修，有碑記其事……其初聞為綢業公所……”（見清人吳慶坻《蕉廊脞錄》卷二《京師武林會館》）。

在武林會館寓居一段時間之後，董邦達的旅資用盡了。

因為沒有錢可以繳納餐飲費用，所以武林會館的人，就覺得董邦達在這裡混吃混喝，很是鄙視他。

董邦達是讀書人，有他的志氣與清高在。因為接受不了武林會館裡那些人的冷眼冷臉，無法忍耐那些人的冷言冷語，於是，他就搬去外面的旅店暫住。

旅店是做生意的，如果住客沒有錢，當然也不會長久。

在旅店沒有住幾天，因為無法償還店資，董邦達也不被店家所容。

所謂一分錢難道英雄好漢，當時的董邦達，窮窘寒迫，茫茫然，沒有所歸之處，真是悽慘啊！

那時，有一年長的婦人，人稱劉媼（漢高祖劉邦的媽媽，也稱劉媼，一笑！）。

據說，劉媼常常在人前誇口，說是自己擅長相面之術，善於鑑人，有識人之明。

見過董邦達之後，劉媼對他的相貌很是驚奇。

劉媼認為，從董邦達的相貌看，他肯定不是那長期貧賤的人，以後肯定會有騰達之日。

於是，劉媼便將自己多餘的屋子，暫時借給董邦達居住，讓他將餘屋作為自己的學館，在其間攻書苦讀。

借住期間，劉媼對待董邦達也非常和善。

在京師等待科舉考試期間，董邦達日夜努力，認真學習，以圖進取。

那時，董邦達想著，透過自己的刻苦：

一來呢，考取科名後，可以振奮自拔，人生有所進取；

二來呢，能夠及第上榜，也算是應了劉媼的鑑識與厚期，不辜負她老人家的一片和善。

可是，期望與努力，並不是都可以如償所願。

等到考試結束，皇榜一出，結果是，董邦達名落孫山，榜上無名。

看到自己落第之後，董邦達又是氣憤又是懊惱，他感覺到很是恥辱，覺得自己沒臉再見劉媼。

此時，董邦達在京師之中，再一次無處落身，茫茫然不知歸路。

因為無處來，也無出去，董邦達就漫無目的地在街市上徘徊遊走。走了半天，他是又飢又累。

實在是走不動了，董邦達看見道路左邊，有一高門，他就惘然地靠著門邊站立著。

不知站立了多久，忽然就有人將門打開了。

開門的人見有一人倚門站立，就問道：

“您是什麼人啊？站在這裡做什麼呢？”

董邦達也不隱瞞，就把自己的名姓等如實向那開門的人簡單講說了幾句。

那人聽董邦達說自己是個落榜的讀書人，又無處寄居，他似乎很是高興的樣子，臉上露出了喜色。然後，那人就把董邦達請進大門之內，讓他在自己的居處少坐。

招待董邦達坐定，喝了口水，稍事休息之後，那人拿出一張紅箋，請董邦達幫他寫一份答謝柬。寫好之後，那人還讓董邦達署上了某位侍郎的名姓。

董邦達寫好之後，那人請他少坐。然後，那人就拿了謝柬，匆匆進入內庭。不大工夫，那人就從內庭出來了。

出來之後，那人很是殷勤地招待著董邦達。

那人先是安排飯菜，請董邦達食用。

等董邦達食罷，然後，那人才說起自己的身份來。

原來，那人就是剛才答謝柬所署名的侍郎家的管理門戶的僕從。

據那人說，因為是經過別人的推薦，他也是剛到侍郎家裡做事。

正好，侍郎安排那人去寫一份謝柬，那人就讓董邦達代筆處理了。

進內交差時，侍郎對謝柬很是滿意，當面對那位管理門戶的僕從讚許有加。那位僕從也就當著侍郎，把謝柬認作是自己的手筆。

那僕從也是精明的人，從內庭出來之後，他就請求董邦達留在侍郎府邸，幫自己代筆。他還許諾，會給董邦達一點微薄的酬勞作為佣金。

這個時候，董邦達剛好沒地方落腳，也無路可投，他就欣然答應了那位僕從的請求。

打這以後，凡是侍郎交辦那人處理的書信案牘，那人就全權委託給董邦達辦理。

凡是董邦達所作的書信案牘，侍郎看後，都很滿意。

那僕從在侍郎面前，也毫不客氣，心安理得地接受著侍郎的讚許，從不以掠董邦達之美為意。

侍郎見那僕從辦事周正、書信案牘精美，慢慢，就對他越來越信任。那人在侍郎家的地位也日漸穩固，他的地位也逐漸超過了其他的僕從。

沒過多久，侍郎有一件機密的要緊事需要處理，他就把那僕從召到了自己的書房。講說了自己的想法之後，因為事關重大，侍郎吩咐那僕從當場擬稿。

這一下，那僕從作難了。原本，他就不擅長書法文章。

面對這樣的場面，那僕從又是惶恐，又是窘迫。半天，他都寫不出半個字來。

侍郎見那人惶窘，就嚴肅詢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人一看情況緊急，自己也不能隱瞞，就把董邦達代筆辦理書信文牘的事，照實向侍郎講說了一遍。

侍郎聽那僕從這麼一說，很是驚異。於是，他馬上穿戴好正式的衣冠，來至客廳，派那人延請董邦達進來見面。

董邦達進來之後，侍郎滿是歉意地說道：

“實在是不好意思，讓您這樣的高才賢能處在僕從之間，多有屈辱，這真是我的罪過啊！”

董邦達自是謙讓，言說是，能有容身之所，已經仰懷高德了。

一番言談之後，侍郎敦請董邦達擔任自己的記室。

此後，侍郎欣賞董邦達的才學，董邦達敬佩侍郎的為人，兩人相得甚歡。

話說，侍郎的夫人有一位貼身婢女。這個女孩子聰明靈敏，而且還略通詞翰。等到她成年，侍郎夫人安排，要為她擇婿嫁人，她說什麼都不肯。

侍郎家執意要嫁那婢女時，那婢女就說：

“我雖然出身貧賤，但是，您要將我嫁給那抬轎子的隸役，說什麼我都不會願意。”

婢女還說：

“我的願望，就是嫁給董先生那樣的讀書人。但是，我知道，人家也看不上我。”

最後，婢女堅定地說：

“既然這樣，我寧願終身不嫁，侍候夫人一輩子！”

侍郎聽到婢女的話後，笑著說道：

“你這痴丫頭，董先生才俊，飛黃騰達指日可待，他怎麼可能娶一個婢女做正房妻子呢？”

這事暫罷。

接下來，正好趕上中秋節。

月圓之夜，侍郎與董邦達飲酒賞月。

酒酣，侍郎悠閒地說起來了婢女曾經說過的話，言是其願做董妻。

侍郎說，這女孩子還挺痴心的，他想將這女孩子送給董邦達，做侍從，並勸董邦達收她做偏房。

董邦達聽侍郎這麼一說，很是感慨，言道：

“小生落魄，行遍京師，無人青睞。被明公見拔，已經大大超出所望了！”

“那女孩子，也就是一個弱女子。她能夠憐才，想來也不是那碌碌無為的人，我又怎麼敢納她做妾呢？既然明公有意成全，我就娶她做正室。”

董邦達這麼一說，侍郎對這件事情也很重視，侍郎也因此而更看重董邦達的為人。

於是，侍郎和夫人商量了一下，為了妥當，就把那位婢女收為義女。這樣一來，董邦達也就成了侍郎家的女婿了。

過了一年之後，董邦達連捷，高中進士。

後來，董邦達官至禮部尚書。

董邦達長子董誥，就是名重一時的“富陽相國”。

據說，富陽相國拜相時，太夫人還健在。

知道這件事的人，都傳寫為美談。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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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是複雜的，環境是隨時都在改變的。

個人要在這世間立身，最實在、最可靠的，還是自己的真才實學、還是自己精湛的技術藝能。

這裡，就來說一段清人的故事。

這故事，是關於社會的，也是關於立身的；當然，這立身，與真才實學、技術藝能也有關係。

本文出自清人況周頤《眉廬叢話》第一卷中的一節。

欲說其事，先知其人。

本文的主人公為董邦達。

《清史稿》卷三百五·列傳九十二有《董邦達傳》。

那麼，就先依照《董邦達傳》，對其人作一個簡要的介紹。

董邦達，生於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卒於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享壽71春秋。

字孚存，浙江富陽人。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被選為拔貢生。

經尚書勵廷儀薦舉，在戶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

勵廷儀（公元1669年～公元1732年），字令式，號南湖；直隸靜海人，勵杜訥之子；清聖祖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己卯科舉人；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庚辰科進士，選庶吉士；清世宗雍正年間（公元1723～公元1735年）曾任刑部尚書、吏部尚書，死後諡文恭；任刑部尚書多年，後來其屬下滿官員侍郎海壽升任尚書，按清廷規定，應超居其上，但雍正帝為表示對漢官員的重視，命他行走在前；著有《雙清閣詩稿》八卷；書法以王羲之的行書為基礎，旁涉虞世南、褚遂良，點畫遒美，筆勢雄強，富於變化。

所謂行走，按照清朝的制度，是指不設專官的機構或非專任的官職。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中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清高宗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充任陝西鄉試考官；

後授右中允；升遷為侍讀學士。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命入直南書房，擢升內閣學士，丁母憂，辭歸。

逾年，召詣京師，命按照梁詩正的舊例，入直，食俸祿。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補原官，遷侍郎；

歷職戶、工、吏諸部。

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遷左都御史，擢升工部尚書。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調禮部。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調還工部。

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仍調還禮部。

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4年），以老病乞請解任，皇上諭旨曰：

“邦達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達移家京師，不能即還裡。禮部事不繁，給假安心調治，不必解任。”

尋卒。

賜祭葬，諡文恪。

工山水，蒼逸古厚。

論者認為，三董相承，為畫家正軌。

所謂三董，即董源、董其昌與董邦達三大畫家。

長子董誥，與其父有“大、小董”之稱；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中舉；隔年會試，名列一甲第三，中探花，乾隆帝親自將其改為二甲第一，作金殿傳臚，形降實升；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六十歲，已從庶吉士、編修、工部侍郎、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等，擢為文華殿大學士（即宰相），欽賜“紫禁城騎馬”；直軍機先後四十年；精書法，善繪畫，曉軍事；五次歸還故里，生活簡樸，平易近人，從不倨傲，深為鄰里稱道；卒於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終年七十九歲；死後六天，嘉慶帝親臨祭奠，所寫哀詩中有“只有文章傳子侄，絕無貨幣置田莊”之句，並親自撥款建立“董公祠”。

已述其人，詳述其事。

話說，富陽董文恪公（邦達）年少時節，以貢生身份滯留京師。

當日，董邦達寓居在武林會館。

“京師武林會館在長巷二條衚衕，創自前明。康熙六年重修，有碑記其事……其初聞為綢業公所……”（見清人吳慶坻《蕉廊脞錄》卷二《京師武林會館》）。

在武林會館寓居一段時間之後，董邦達的旅資用盡了。

因為沒有錢可以繳納餐飲費用，所以武林會館的人，就覺得董邦達在這裡混吃混喝，很是鄙視他。

董邦達是讀書人，有他的志氣與清高在。因為接受不了武林會館裡那些人的冷眼冷臉，無法忍耐那些人的冷言冷語，於是，他就搬去外面的旅店暫住。

旅店是做生意的，如果住客沒有錢，當然也不會長久。

在旅店沒有住幾天，因為無法償還店資，董邦達也不被店家所容。

所謂一分錢難道英雄好漢，當時的董邦達，窮窘寒迫，茫茫然，沒有所歸之處，真是悽慘啊！

那時，有一年長的婦人，人稱劉媼（漢高祖劉邦的媽媽，也稱劉媼，一笑！）。

據說，劉媼常常在人前誇口，說是自己擅長相面之術，善於鑑人，有識人之明。

見過董邦達之後，劉媼對他的相貌很是驚奇。

劉媼認為，從董邦達的相貌看，他肯定不是那長期貧賤的人，以後肯定會有騰達之日。

於是，劉媼便將自己多餘的屋子，暫時借給董邦達居住，讓他將餘屋作為自己的學館，在其間攻書苦讀。

借住期間，劉媼對待董邦達也非常和善。

在京師等待科舉考試期間，董邦達日夜努力，認真學習，以圖進取。

那時，董邦達想著，透過自己的刻苦：

一來呢，考取科名後，可以振奮自拔，人生有所進取；

二來呢，能夠及第上榜，也算是應了劉媼的鑑識與厚期，不辜負她老人家的一片和善。

可是，期望與努力，並不是都可以如償所願。

等到考試結束，皇榜一出，結果是，董邦達名落孫山，榜上無名。

看到自己落第之後，董邦達又是氣憤又是懊惱，他感覺到很是恥辱，覺得自己沒臉再見劉媼。

此時，董邦達在京師之中，再一次無處落身，茫茫然不知歸路。

因為無處來，也無出去，董邦達就漫無目的地在街市上徘徊遊走。走了半天，他是又飢又累。

實在是走不動了，董邦達看見道路左邊，有一高門，他就惘然地靠著門邊站立著。

不知站立了多久，忽然就有人將門打開了。

開門的人見有一人倚門站立，就問道：

“您是什麼人啊？站在這裡做什麼呢？”

董邦達也不隱瞞，就把自己的名姓等如實向那開門的人簡單講說了幾句。

那人聽董邦達說自己是個落榜的讀書人，又無處寄居，他似乎很是高興的樣子，臉上露出了喜色。然後，那人就把董邦達請進大門之內，讓他在自己的居處少坐。

招待董邦達坐定，喝了口水，稍事休息之後，那人拿出一張紅箋，請董邦達幫他寫一份答謝柬。寫好之後，那人還讓董邦達署上了某位侍郎的名姓。

董邦達寫好之後，那人請他少坐。然後，那人就拿了謝柬，匆匆進入內庭。不大工夫，那人就從內庭出來了。

出來之後，那人很是殷勤地招待著董邦達。

那人先是安排飯菜，請董邦達食用。

等董邦達食罷，然後，那人才說起自己的身份來。

原來，那人就是剛才答謝柬所署名的侍郎家的管理門戶的僕從。

據那人說，因為是經過別人的推薦，他也是剛到侍郎家裡做事。

正好，侍郎安排那人去寫一份謝柬，那人就讓董邦達代筆處理了。

進內交差時，侍郎對謝柬很是滿意，當面對那位管理門戶的僕從讚許有加。那位僕從也就當著侍郎，把謝柬認作是自己的手筆。

那僕從也是精明的人，從內庭出來之後，他就請求董邦達留在侍郎府邸，幫自己代筆。他還許諾，會給董邦達一點微薄的酬勞作為佣金。

這個時候，董邦達剛好沒地方落腳，也無路可投，他就欣然答應了那位僕從的請求。

打這以後，凡是侍郎交辦那人處理的書信案牘，那人就全權委託給董邦達辦理。

凡是董邦達所作的書信案牘，侍郎看後，都很滿意。

那僕從在侍郎面前，也毫不客氣，心安理得地接受著侍郎的讚許，從不以掠董邦達之美為意。

侍郎見那僕從辦事周正、書信案牘精美，慢慢，就對他越來越信任。那人在侍郎家的地位也日漸穩固，他的地位也逐漸超過了其他的僕從。

沒過多久，侍郎有一件機密的要緊事需要處理，他就把那僕從召到了自己的書房。講說了自己的想法之後，因為事關重大，侍郎吩咐那僕從當場擬稿。

這一下，那僕從作難了。原本，他就不擅長書法文章。

面對這樣的場面，那僕從又是惶恐，又是窘迫。半天，他都寫不出半個字來。

侍郎見那人惶窘，就嚴肅詢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人一看情況緊急，自己也不能隱瞞，就把董邦達代筆辦理書信文牘的事，照實向侍郎講說了一遍。

侍郎聽那僕從這麼一說，很是驚異。於是，他馬上穿戴好正式的衣冠，來至客廳，派那人延請董邦達進來見面。

董邦達進來之後，侍郎滿是歉意地說道：

“實在是不好意思，讓您這樣的高才賢能處在僕從之間，多有屈辱，這真是我的罪過啊！”

董邦達自是謙讓，言說是，能有容身之所，已經仰懷高德了。

一番言談之後，侍郎敦請董邦達擔任自己的記室。

此後，侍郎欣賞董邦達的才學，董邦達敬佩侍郎的為人，兩人相得甚歡。

話說，侍郎的夫人有一位貼身婢女。這個女孩子聰明靈敏，而且還略通詞翰。等到她成年，侍郎夫人安排，要為她擇婿嫁人，她說什麼都不肯。

侍郎家執意要嫁那婢女時，那婢女就說：

“我雖然出身貧賤，但是，您要將我嫁給那抬轎子的隸役，說什麼我都不會願意。”

婢女還說：

“我的願望，就是嫁給董先生那樣的讀書人。但是，我知道，人家也看不上我。”

最後，婢女堅定地說：

“既然這樣，我寧願終身不嫁，侍候夫人一輩子！”

侍郎聽到婢女的話後，笑著說道：

“你這痴丫頭，董先生才俊，飛黃騰達指日可待，他怎麼可能娶一個婢女做正房妻子呢？”

這事暫罷。

接下來，正好趕上中秋節。

月圓之夜，侍郎與董邦達飲酒賞月。

酒酣，侍郎悠閒地說起來了婢女曾經說過的話，言是其願做董妻。

侍郎說，這女孩子還挺痴心的，他想將這女孩子送給董邦達，做侍從，並勸董邦達收她做偏房。

董邦達聽侍郎這麼一說，很是感慨，言道：

“小生落魄，行遍京師，無人青睞。被明公見拔，已經大大超出所望了！”

“那女孩子，也就是一個弱女子。她能夠憐才，想來也不是那碌碌無為的人，我又怎麼敢納她做妾呢？既然明公有意成全，我就娶她做正室。”

董邦達這麼一說，侍郎對這件事情也很重視，侍郎也因此而更看重董邦達的為人。

於是，侍郎和夫人商量了一下，為了妥當，就把那位婢女收為義女。這樣一來，董邦達也就成了侍郎家的女婿了。

過了一年之後，董邦達連捷，高中進士。

後來，董邦達官至禮部尚書。

董邦達長子董誥，就是名重一時的“富陽相國”。

據說，富陽相國拜相時，太夫人還健在。

知道這件事的人，都傳寫為美談。

董邦達，生於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卒於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享壽71春秋。

字孚存，浙江富陽人。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被選為拔貢生。

經尚書勵廷儀薦舉，在戶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

勵廷儀（公元1669年～公元1732年），字令式，號南湖；直隸靜海人，勵杜訥之子；清聖祖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己卯科舉人；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庚辰科進士，選庶吉士；清世宗雍正年間（公元1723～公元1735年）曾任刑部尚書、吏部尚書，死後諡文恭；任刑部尚書多年，後來其屬下滿官員侍郎海壽升任尚書，按清廷規定，應超居其上，但雍正帝為表示對漢官員的重視，命他行走在前；著有《雙清閣詩稿》八卷；書法以王羲之的行書為基礎，旁涉虞世南、褚遂良，點畫遒美，筆勢雄強，富於變化。

所謂行走，按照清朝的制度，是指不設專官的機構或非專任的官職。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中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清高宗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充任陝西鄉試考官；

後授右中允；升遷為侍讀學士。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命入直南書房，擢升內閣學士，丁母憂，辭歸。

逾年，召詣京師，命按照梁詩正的舊例，入直，食俸祿。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補原官，遷侍郎；

歷職戶、工、吏諸部。

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遷左都御史，擢升工部尚書。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調禮部。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調還工部。

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仍調還禮部。

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4年），以老病乞請解任，皇上諭旨曰：

“邦達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達移家京師，不能即還裡。禮部事不繁，給假安心調治，不必解任。”

尋卒。

賜祭葬，諡文恪。

工山水，蒼逸古厚。

論者認為，三董相承，為畫家正軌。

所謂三董，即董源、董其昌與董邦達三大畫家。

長子董誥，與其父有“大、小董”之稱；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中舉；隔年會試，名列一甲第三，中探花，乾隆帝親自將其改為二甲第一，作金殿傳臚，形降實升；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六十歲，已從庶吉士、編修、工部侍郎、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等，擢為文華殿大學士（即宰相），欽賜“紫禁城騎馬”；直軍機先後四十年；精書法，善繪畫，曉軍事；五次歸還故里，生活簡樸，平易近人，從不倨傲，深為鄰里稱道；卒於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終年七十九歲；死後六天，嘉慶帝親臨祭奠，所寫哀詩中有“只有文章傳子侄，絕無貨幣置田莊”之句，並親自撥款建立“董公祠”。

已述其人，詳述其事。

話說，富陽董文恪公（邦達）年少時節，以貢生身份滯留京師。

當日，董邦達寓居在武林會館。

“京師武林會館在長巷二條衚衕，創自前明。康熙六年重修，有碑記其事……其初聞為綢業公所……”（見清人吳慶坻《蕉廊脞錄》卷二《京師武林會館》）。

在武林會館寓居一段時間之後，董邦達的旅資用盡了。

因為沒有錢可以繳納餐飲費用，所以武林會館的人，就覺得董邦達在這裡混吃混喝，很是鄙視他。

董邦達是讀書人，有他的志氣與清高在。因為接受不了武林會館裡那些人的冷眼冷臉，無法忍耐那些人的冷言冷語，於是，他就搬去外面的旅店暫住。

旅店是做生意的，如果住客沒有錢，當然也不會長久。

在旅店沒有住幾天，因為無法償還店資，董邦達也不被店家所容。

所謂一分錢難道英雄好漢，當時的董邦達，窮窘寒迫，茫茫然，沒有所歸之處，真是悽慘啊！

那時，有一年長的婦人，人稱劉媼（漢高祖劉邦的媽媽，也稱劉媼，一笑！）。

據說，劉媼常常在人前誇口，說是自己擅長相面之術，善於鑑人，有識人之明。

見過董邦達之後，劉媼對他的相貌很是驚奇。

劉媼認為，從董邦達的相貌看，他肯定不是那長期貧賤的人，以後肯定會有騰達之日。

於是，劉媼便將自己多餘的屋子，暫時借給董邦達居住，讓他將餘屋作為自己的學館，在其間攻書苦讀。

借住期間，劉媼對待董邦達也非常和善。

在京師等待科舉考試期間，董邦達日夜努力，認真學習，以圖進取。

那時，董邦達想著，透過自己的刻苦：

一來呢，考取科名後，可以振奮自拔，人生有所進取；

二來呢，能夠及第上榜，也算是應了劉媼的鑑識與厚期，不辜負她老人家的一片和善。

可是，期望與努力，並不是都可以如償所願。

等到考試結束，皇榜一出，結果是，董邦達名落孫山，榜上無名。

看到自己落第之後，董邦達又是氣憤又是懊惱，他感覺到很是恥辱，覺得自己沒臉再見劉媼。

此時，董邦達在京師之中，再一次無處落身，茫茫然不知歸路。

因為無處來，也無出去，董邦達就漫無目的地在街市上徘徊遊走。走了半天，他是又飢又累。

實在是走不動了，董邦達看見道路左邊，有一高門，他就惘然地靠著門邊站立著。

不知站立了多久，忽然就有人將門打開了。

開門的人見有一人倚門站立，就問道：

“您是什麼人啊？站在這裡做什麼呢？”

董邦達也不隱瞞，就把自己的名姓等如實向那開門的人簡單講說了幾句。

那人聽董邦達說自己是個落榜的讀書人，又無處寄居，他似乎很是高興的樣子，臉上露出了喜色。然後，那人就把董邦達請進大門之內，讓他在自己的居處少坐。

招待董邦達坐定，喝了口水，稍事休息之後，那人拿出一張紅箋，請董邦達幫他寫一份答謝柬。寫好之後，那人還讓董邦達署上了某位侍郎的名姓。

董邦達寫好之後，那人請他少坐。然後，那人就拿了謝柬，匆匆進入內庭。不大工夫，那人就從內庭出來了。

出來之後，那人很是殷勤地招待著董邦達。

那人先是安排飯菜，請董邦達食用。

等董邦達食罷，然後，那人才說起自己的身份來。

原來，那人就是剛才答謝柬所署名的侍郎家的管理門戶的僕從。

據那人說，因為是經過別人的推薦，他也是剛到侍郎家裡做事。

正好，侍郎安排那人去寫一份謝柬，那人就讓董邦達代筆處理了。

進內交差時，侍郎對謝柬很是滿意，當面對那位管理門戶的僕從讚許有加。那位僕從也就當著侍郎，把謝柬認作是自己的手筆。

那僕從也是精明的人，從內庭出來之後，他就請求董邦達留在侍郎府邸，幫自己代筆。他還許諾，會給董邦達一點微薄的酬勞作為佣金。

這個時候，董邦達剛好沒地方落腳，也無路可投，他就欣然答應了那位僕從的請求。

打這以後，凡是侍郎交辦那人處理的書信案牘，那人就全權委託給董邦達辦理。

凡是董邦達所作的書信案牘，侍郎看後，都很滿意。

那僕從在侍郎面前，也毫不客氣，心安理得地接受著侍郎的讚許，從不以掠董邦達之美為意。

侍郎見那僕從辦事周正、書信案牘精美，慢慢，就對他越來越信任。那人在侍郎家的地位也日漸穩固，他的地位也逐漸超過了其他的僕從。

沒過多久，侍郎有一件機密的要緊事需要處理，他就把那僕從召到了自己的書房。講說了自己的想法之後，因為事關重大，侍郎吩咐那僕從當場擬稿。

這一下，那僕從作難了。原本，他就不擅長書法文章。

面對這樣的場面，那僕從又是惶恐，又是窘迫。半天，他都寫不出半個字來。

侍郎見那人惶窘，就嚴肅詢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人一看情況緊急，自己也不能隱瞞，就把董邦達代筆辦理書信文牘的事，照實向侍郎講說了一遍。

侍郎聽那僕從這麼一說，很是驚異。於是，他馬上穿戴好正式的衣冠，來至客廳，派那人延請董邦達進來見面。

董邦達進來之後，侍郎滿是歉意地說道：

“實在是不好意思，讓您這樣的高才賢能處在僕從之間，多有屈辱，這真是我的罪過啊！”

董邦達自是謙讓，言說是，能有容身之所，已經仰懷高德了。

一番言談之後，侍郎敦請董邦達擔任自己的記室。

此後，侍郎欣賞董邦達的才學，董邦達敬佩侍郎的為人，兩人相得甚歡。

話說，侍郎的夫人有一位貼身婢女。這個女孩子聰明靈敏，而且還略通詞翰。等到她成年，侍郎夫人安排，要為她擇婿嫁人，她說什麼都不肯。

侍郎家執意要嫁那婢女時，那婢女就說：

“我雖然出身貧賤，但是，您要將我嫁給那抬轎子的隸役，說什麼我都不會願意。”

婢女還說：

“我的願望，就是嫁給董先生那樣的讀書人。但是，我知道，人家也看不上我。”

最後，婢女堅定地說：

“既然這樣，我寧願終身不嫁，侍候夫人一輩子！”

侍郎聽到婢女的話後，笑著說道：

“你這痴丫頭，董先生才俊，飛黃騰達指日可待，他怎麼可能娶一個婢女做正房妻子呢？”

這事暫罷。

接下來，正好趕上中秋節。

月圓之夜，侍郎與董邦達飲酒賞月。

酒酣，侍郎悠閒地說起來了婢女曾經說過的話，言是其願做董妻。

侍郎說，這女孩子還挺痴心的，他想將這女孩子送給董邦達，做侍從，並勸董邦達收她做偏房。

董邦達聽侍郎這麼一說，很是感慨，言道：

“小生落魄，行遍京師，無人青睞。被明公見拔，已經大大超出所望了！”

“那女孩子，也就是一個弱女子。她能夠憐才，想來也不是那碌碌無為的人，我又怎麼敢納她做妾呢？既然明公有意成全，我就娶她做正室。”

董邦達這麼一說，侍郎對這件事情也很重視，侍郎也因此而更看重董邦達的為人。

於是，侍郎和夫人商量了一下，為了妥當，就把那位婢女收為義女。這樣一來，董邦達也就成了侍郎家的女婿了。

過了一年之後，董邦達連捷，高中進士。

後來，董邦達官至禮部尚書。

董邦達長子董誥，就是名重一時的“富陽相國”。

據說，富陽相國拜相時，太夫人還健在。

知道這件事的人，都傳寫為美談。

董邦達（1696－1769），清代官員、書畫家。字孚存、爭存，號東山、非聞，浙江富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乾隆二年授編修，官終禮部尚書，諡文恪。好書、畫，篆、隸得古法，山水取法元人，善用枯筆。其風格在婁東、虞山派之間。與董源、董其昌並稱“三董”。

雍正元年（1723）拔貢。七年，鄉試中式，經刑部尚書勵廷儀保舉，以七品小京官在戶部行走。

十一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乾隆二年（1737）散館，授為編修。次年典試陝西。

六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時方修《石渠寶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鑑》諸書，奉命入內廷襄事。旋授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晉侍講，再晉侍讀學士，入直南書房。

十二年，授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月，遭母喪回籍。

十四年，春，服未及闋，詔以素服入直內廷，服闋補原官。

十五年，遷禮部右侍郎，調工部，旋調吏部，充經筳講官。

十八年，主持江西鄉試。此後，多次扈從巡幸，充殿試讀卷、經筵講授、武會試Quattroporte等官，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署翰林院掌院學士，遷工部尚書，轉禮部，復轉工部，賜紫禁城騎馬。

三十四年，以老乞休。是年七月，以疾卒，賜祭葬如例，諡曰文恪。墓在富陽新桐鄉（今三山鎮）新店村，現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邦達工書，尤善畫。篆隸古樸；山水宗元人，多用枯筆，而氣勢磅礴，生面別開，乾隆帝為之題志者甚多。乾隆二十三年（1758）臘月二十四日，邦達與《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在宗室敦誠家聚會，談竺論畫，一見如故，曾為曹氏所著《南鷂北鳶考工志》題簽並撰序言，傳為佳話。清中期著名畫家錢維城、曾師從於他。董邦達長子董誥亦是名畫家。

雙重身份

董邦達具有雙重身份——官員和畫家。作為官員的董邦達，一生可謂仕途通達，榮耀萬分。從董邦達的身世看，他是走的是科舉之路，高中進士，身為朝廷命官，平日忙於公務，作畫只能是董邦達的“副業”，因此他並不是一位職業畫家；作為畫家的董邦達，他又確實擅長此道，尤其以山水畫聞名，是當時一位頗有名氣的畫家。其畫風遠師 “元四家”（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近學“清初四王”（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他的山水畫作品水墨疏淡，設色淡雅，用筆輕柔，皴法松秀，文人情趣極濃。

董邦達

由於董邦達既是位地位很高的官員，同時又擅長作山水畫，而且皇帝還頗為欣賞其畫藝，所以在他流傳眾多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屬於“臣字款”的畫幅，就是專門為皇帝而畫的作品。從清朝的繪畫來看，“臣字款”畫數量很多，但是“臣字款”畫作者的身份地位卻懸殊頗大，其中既有“金枝玉葉”的宗室，還有地位顯赫的官員，也有身份比較低下的供奉宮廷的職業畫家。董邦達的存世作品中就有不少“臣字款”的畫幅。但是這《秋林漁隱圖》軸的署款為“董邦達謹繪”，姓名前並沒有冠以“臣”字，說明此圖並非是為皇帝所畫的，而從其他畫幅中得知，如此署款，其受畫人也不是等閒之輩，應當屬於“親王”、“郡王”級別的貴族，至於具體是什麼人，已然不可詳考了。

董邦達具有雙重身份——官員和

董邦達[2]畫家。作為官員的董邦達，一生可謂仕途通達，榮耀萬分。從董邦達的身世看，他是走的是科舉之路，高中進士，身為朝廷命官，平日忙於公務，作畫只能是董邦達的“副業”，因此他並不是一位職業畫家；作為畫家的董邦達，他又確實擅長此道，尤其以山水畫聞名，是當時一位頗有名氣的畫家。其畫風遠師 “元四家”（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近學“清初四王”（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他的山水畫作品水墨疏淡，設色淡雅，用筆輕柔，皴法松秀，文人情趣極濃。

由於董邦達既是位地位很高的官員，同時又擅長作山水畫，而且皇帝還頗為欣賞其畫藝，所以在他流傳眾多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屬於“臣字款”的畫幅，就是專門為皇帝而畫的作品。從清朝的繪畫來看，“臣字款”畫數量很多，但是“臣字款”畫作者的身份地位卻懸殊頗大，其中既有“金枝玉葉”的宗室，還有地位顯赫的官員，也有身份比較低下的供奉宮廷的職業畫家。董邦達的存世作品中就有不少“臣字款”的畫幅。但是這《秋林漁隱圖》軸的署款為“董邦達謹繪”，姓名前並沒有冠以“臣”字，說明此圖並非是為皇帝所畫的，而從其他畫幅中得知，如此署款，其受畫人也不是等閒之輩，應當屬於“親王”、“郡王”級別的貴族，至於具體是什麼人，已然不可詳考了。

2015年12月7日，北京保利十週年秋拍在四 季酒店舉行，在“十全-中國清代宮廷繪畫”專場中，一件有乾隆御題、董邦達繪製的《西湖十景》 最終以989萬的高價落成交。此件拍品有《石渠寶笈》著錄，最開始以280起拍，委託出到500萬，價格激烈升至800萬時，場內響起掌聲，最終以860萬的價格落槌，含佣金最終成交價為989萬。。之前估價為380萬~560萬 尺寸：24×24cm×4。　　

董邦達（1699-1769年），字孚存，號東山，富陽人。雍正十一年（1733）得中進士，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戶部、工部及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尚書、禮部尚書等職。欽賜“紫禁城騎馬”，為清皇室給予漢人的最高政治待遇。乾隆三十四年（1769）董邦達去世後，乾隆皇帝特《西湖十景四屏》，水墨紙本，鏡心，乾隆御題與董邦達所繪西湖十景尺寸同，橫縱皆為24釐米。收錄於《石渠寶笈》，原為冊頁，後散佚，藏家改裝。董邦達奉乾隆之命多次繪寫西湖山水，僅北京故宮博物院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其西湖繪畫二十多件。此作水墨四境，西湖奔放隱於閒適，婀娜出於荒率，更是僅存的乾隆皇帝御題四開詩句於金粟山藏經紙，“國朝第一手”董邦達依御詩恭繪的上乘之作。原應為“西湖十景”，現存四開西湖景色：《柳浪聞鶯》、《花港觀魚》、《雙峰插雲》及《雷峰西照》。

南宋年間，隨趙宋國君遷都杭州的文人士大夫及宮廷畫家，將對南宋僅餘半壁江山的哀憤寫繪進西湖，肇始於南宋的“西湖十景”繪畫，以帶著文人吟詠詩意的四字景名，成為圖饋的絕佳題材。明清，文人士大夫風行園林營造，皆以西湖為模本，始以實景為題材描繪山水。皇帝巡幸西湖，改治錢塘水利，使“下游農田仰藉充給，年穀順成，民物殷阜，湖山景色更覺燦然改觀。士庶歌詠太平，優遊化日，謂有西湖以來，未有如此今日之盛者也。”乾隆皇帝駐蹕、吟詠及宸翰西湖，董邦達此《西湖十景四屏》更是“清代宮廷實景風格畫”的標杆與高峰，以文人詩韻與乾隆詩題的皇家氣魄，一展乾隆盛朝的國治民安。

董邦達具有雙重身份——官員和董邦達 [2]

畫家。作為官員的董邦達，一生可謂仕途通達，榮耀萬分。從董邦達的身世看，他是走的是科舉之路，高中進士，身為朝廷命官，平日忙於公務，作畫只能是董邦達的“副業”，因此他並不是一位職業畫家；作為畫家的董邦達，他又確實擅長此道，尤其以山水畫聞名，是當時一位頗有名氣的畫家。其畫風遠師 “元四家”（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近學“清初四王”（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他的山水畫作品水墨疏淡，設色淡雅，用筆輕柔，皴法松秀，文人情趣極濃。

由於董邦達既是位地位很高的官員，同時又擅長作山水畫，而且皇帝還頗為欣賞其畫藝，所以在他流傳眾多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屬於“臣字款”的畫幅，就是專門為皇帝而畫的作品。從清朝的繪畫來看，“臣字款”畫數量很多，但是“臣字款”畫作者的身份地位卻懸殊頗大，其中既有“金枝玉葉”的宗室，還有地位顯赫的官員，也有身份比較低下的供奉宮廷的職業畫家。董邦達的存世作品中就有不少“臣字款”的畫幅。但是這《秋林漁隱圖》軸的署款為“董邦達謹繪”，姓名前並沒有冠以“臣”字，說明此圖並非是為皇帝所畫的，而從其他畫幅中得知，如此署款，其受畫人也不是等閒之輩，應當屬於“親王”、“郡王”級別的貴族，至於具體是什麼人，已然不可詳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