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53年，以韓、趙、魏三家分晉為分水嶺，標誌著中國歷史正式進入到戰國時代。
三家分晉形勢圖
進入戰國，諸侯紛爭，攻伐掠奪，禮樂崩塌，整個社會通行的法則就是在武力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語法，劍戟說話。各國王權，每天的心思都在忙於琢磨如何伐謀別人和不被別人伐謀，已經沒有太多的餘力來調適國家和民生的羹湯了。
因此，整個社會秩序就像一罐鹽，罐子破碎，鹽粒撒滿一地。王侯將相、豪紳列強、攤販遊商，盡皆登場，各佔一方。發展到最後，權貴階層和財富階層混為一體，商賈在朝，利用權力，佔據巨大社會財富，已經分不清誰是官誰是商了。
此時的東周天下，已經沒有一個相對硬朗的力量將鹽權統一掌控起來了。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居於周朝中心西部邊陲的大秦，依靠著鹽的力量，以不被察覺的姿態開始緩緩生長起來……
1、秦國的內心很受傷
秦人的先祖原本屬於商朝貴族，偏居西北邊陲，因常年與犬戎爭戰，積累了豐富的戰爭經驗，這為他們日後成為周王朝的依仗奠立了良好的政治基礎，也為大秦帝國的崛起積澱了雄厚的武力基礎。
到秦非子時，因為秦非子擅長養馬，而被王室器重，這後來的衛青因養馬有功而被漢武帝所器重一樣。當時的國君周孝王在歡欣之下，就把秦地（今天的甘肅天水）賜給了非子。非子便以封地為姓氏，號為“秦嬴”，世稱“秦非子”，並還被納為周王室的附庸國。秦國自此封侯一方，算是進入了周王朝諸侯的圈層。
周宣王時，秦的子孫秦仲已經升為大夫，雖然後來因為討伐西戎失敗而被殺，但秦嬴家的政治和實力基礎得以初步奠定。
再後來，西周王室衰微。周平王在混亂之中即位，由於經不起犬戎之敵的常年騷擾，無奈之下，他不得不將都城從鎬京東遷至洛陽。在這場東遷之旅中，因秦仲之孫秦襄公護送王室遷移有功，被周王室封為諸侯。同時，周平王還把西周發祥的故土——歧山以西的大片土地也賜封給秦襄公照看，秦就此正式成為諸侯國。後經秦穆公的開拓，國土範圍已擴充至千餘里。這片土地，大致就是當年大禹所設定的古雍州的所在區域。
從東周遷到洛陽開始，標誌著周王朝的發跡之地已經既定事實地轉讓到了秦國的名下。
秦國雖然被封為諸侯，擁地千里，但在中原諸侯爺們的眼裡，秦國始終是被當做夷狄看待的，按《史記》的說法就是：
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
——《史記•秦本紀》
這無疑令秦國的內心很是受傷，尤其在秦國的後代子孫秦孝公看來，簡直是一種羞辱。所以，在他釋出的國民詔告裡，才憤憤不平地對他的臣民說：
諸侯卑秦，醜莫大焉。
《大秦帝國之裂變》截圖，秦孝公贏渠梁
為了撫平這一內心的創傷，他發誓要找回自尊，贏回祖先曾經擁有個尊嚴。這一點，從他向全國發布的求賢令裡，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這種焦灼和急切：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商鞅走進了秦國的後廚，開始與秦孝公一起醃製著秦國的口味。也就是從這次投靠開始，商鞅也便從此走進了中國歷史的醬缸，如同一把鹽一樣，醃製著後來兩千五百多年的中國王朝和文人士大夫們五味雜陳的家國天下的情感。
2、商鞅是怎麼走進秦國的？
商鞅，何許人也？他是如何走進秦國的醬缸裡的呢？
商鞅原本是衛國公子的兒子，姓公孫，人們稱他為公孫鞅或衛鞅。後來，因為他幫助秦國打敗了魏國，秦孝公按照他事先承諾的那樣，將商地（即今天陝西的商州）賞賜給了他，並賜封號為“商君”。於是，後人便習慣上稱他為商鞅。
《大秦帝國之裂變》截圖，商鞅
商鞅和諸多春秋戰國的謀士一樣，在紛亂的諸侯江湖裡到處行走，以企透過將他們各自的謀略兜售給某個政治平臺和諸侯，從而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很顯然，在衛國時，衛國的國君對他的謀略不是太感冒，不但不感冒，還完全無視他的存在，甚至連殺他的心思都沒動一下。這不免令這位“少好刑名之學”並滿腔雄韜大略的商鞅的內心很是鬱悶和失落。
正在這個時候，那邊廂秦孝公的一紙天下求賢（鹹）[1]令忽閃而至，像蝴蝶的翅膀一樣，隔著千里山河，在商鞅的內心掀動著滔天巨浪。冥冥之中，註定著這兩種醃製鹹菜的必需物質將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了。
公元前361年，循著“求賢（鹹）令”的氣息，抱著天大的抱負，商鞅從衛國來到了秦國，開始了他的秦帝國“醃製”之旅。
最先，他們兩個並非一上來就攪和在一起，就像醃製一罈鹹菜，需要測試和磨合兩種物質的品性一樣，他們倆也小心翼翼地相互打量著對方的鹹淡，司馬遷形象地記錄了他們來來回回的打量過程：
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
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
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
——《史記·商君列傳第八》
前前後後，秦孝公與商鞅，相互間試探了四次。
第一次，商鞅本著“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邏輯，給秦孝公上的是一桌可以比擬於堯舜的“帝道天下”的佳餚美饌。結果，秦孝公毫無胃口，菜還未上全，直接給睡著了。
再見的時候，商鞅降低了一個菜品檔次，給秦孝公上了一道可以比擬大禹和商湯的“王道天下”的大餐，就是用王道稱霸天下，結果，秦孝公依然沒胃口。
又見的時候，商鞅吸取前兩次的經驗教訓，也不談“帝道”了，也不談“王道”了，乾脆給秦孝公直接來了一道相當“霸道”的鹹菜疙瘩，簡單又粗暴，提神又下飯。結果，一下就把秦孝公的胃口打開了。
等到商鞅詳細給秦孝公描繪這道鹹菜的口感和具體醃製手法時，已經把秦孝公饞得早已不能自已，恨不能立馬就配著一碗粥吃下。
對於焦灼而急切的秦孝公來說，身處在諸侯紛爭的戰國江湖裡，他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心情和雅趣等待著烹製一盤如帝道和王道般的天下佳餚了，他需要最簡單而又粗暴的方式，抓一把鹽撒在一罈菜缸裡，攪騰幾下，類似四川的泡菜一樣，撈起來就能吃，快捷而有效。正如他所慨嘆的：
“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他很直截了當地告訴商鞅，大菜雖美，但等待的時間太漫長了，我哪裡有那份閒情等待數十百年才能享受它的美味呢？
《大秦帝國之裂變》截圖
孔子在整個春秋時代之所以如此鬱悶失落，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要調製的這份帝國羹湯的時間太漫長了，三百年的西周王朝都已經朝不保夕，顯然更對不上內心急切的諸侯們的味蕾。諸侯們此時需要的是武力和拳頭，羞澀的仁禮之菜此時沒有市場。所以，春秋戰國的風雲市場早已註定，孔子必須是那個時代失意的烹製者。
孔子像
而商鞅就可以，因為在測試了幾次後，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在風雲激盪的戰國角力場，對於秦國這個急需一盆簡單粗暴的鹹菜來提神的國家來說，他要做的，就是如何扮演好那把鹽……
3、商鞅就是秦國的鹽
商鞅很明白秦孝公想要的最終味道，同時，他也很清楚，用這樣的鹽來醃製秦國這壇鹹菜會給秦國帶來怎樣的味覺效果。從秦孝公的帳篷裡走出來後，拿著秦孝公欽點的選單，他不緊不慢地對孝公身邊的太監說了這麼一句話：
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史記•商君列傳第八》
什麼概念？
一句看似輕描淡寫、波瀾不驚的話，實則透射著驚天動地的歷史天機。此時的商鞅內心，有歡欣，但更多的是失落和悵然。歡欣的是，他終於可以透過一個國家的廚房平臺來實現他的大地雄心；但失落和悵然的是，儘管他可以幫助秦國實現強國之夢，但這個夢想已經遠非他想要的可以德比於殷、周的宏大敘事。
也就是說，結局在事情還未開始前就已經註定——
在還沒有正式進入秦國的廚房前，他已經很清楚他給秦國要醃製的這缸鹹菜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他並不是不會像伊尹那樣，為商湯烹製一道“五味調和”的王道之湯，他也不是不會像周公那樣為西周調製出一份禮儀鮮美、中庸平和的王道之湯。但眼前的這個食客秦孝公已經不是當年的商湯，更不是周武王。同時，他自己也不是伊尹，也不是用“鹽梅”來為商王武丁調製“和羹”的傳說[3]，他需要烹製的菜餚很簡單：就是一盤簡單粗暴的鹹菜。
對於這道鹹醃菜，他就是簡單粗暴的鹽！
後世的文人和士子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向他翻吐著口水，那是因為，在他們的內心，他們沒有看到，或者不想看到，甚至不敢去看，宴席選單的制定者並不是商鞅。對於商鞅來說，他至多算是個案臺邊的操作之手。就像後世的秦檜和李鴻章一樣，他們都是前臺的操作之手，而最終掌控著宴席走向的，都是簾子後邊的那個看不見的“手”。也就是說，最終殺死楊貴妃的，並不是憤怒的兵諫的將士，恰恰正是唐玄宗本人。
但歷史的玄機就在於，作為至高無上，一貫正確的王權，皇權都是天授的，即使有過錯，也要有人來替他背下這口黑鍋，而皇權身邊的那個人無疑就會成為無法推卸的背鍋者。所以，“清君側”就一直是歷代王朝心照不宣的政治鬥爭戲碼。
4、商鞅的治國邏輯
那麼，在秦孝公的主導下，商鞅究竟又是怎麼幫著秦國來醃製這道帝國的鹹菜的呢？其實歸結到一點，就是三個字：壹山澤！
何謂“壹山澤”？
所謂壹山澤，和管仲的“官山海”差不多，就是本國內的土地、山川、河流上的所有物產都歸“國家”所有，並由“國家”統一調配運營。說穿了，就是“國家物質壟斷主義”。
商鞅 《大秦帝國之裂變》截圖
其實，古代王朝所指的這個“國家”的“國”，本質上也並不是大眾的國，最終還是王權的國。因此，所謂的“國家物質主義”，究其實質，還是“王權壟斷主義”。也就是說，國家土地上的所有物產收入，最後還是歸王權者本人一力調配運營，大臣們只是他家後院的園丁和管家，民眾也都是他家的佃戶。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山澤所出，最具代表性的物產就是鹽。但商鞅的“壹山澤”和管仲的“官山海”有所不同的是，“官山海”只是壟斷食鹽的運輸、經營和銷售，儘管也是統一的組織，但鹽的生產還是歸民眾所掌握。這樣，民眾從生產這一端，還能得到些屬於私家的國家紅利，還算是國家財富的享有者之一。而到了商鞅這裡，就更進一層，他的“壹山澤”政策，直接從根到稍，全由王權一力壟斷，連民眾自身也是屬於國家的。在他的體系內，民眾就是“壹山澤”這個機器上的一個零件。
在《商君書》裡，商鞅無時不刻地不在闡述著他那令秦孝公十分受用的“壹”思想：
上壹而民平。
意必壹、民壹意。
——《墾令》
聖人治國也，審壹而已矣。
——《賞刑》
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
——《農戰》
這個“壹”，就是統一！倘若再形象一點地說，就是整個國家的口味就只有一個味兒。用在醃製鹹菜上，就是隻有一個“鹹”味兒。正如我們在第一章裡所解析的，“鹹”字本身的引申意，就有“全部、都”的含義。這也是鹽的味道稱之為“鹹”的語義背景。
其實呢，“壹思想”也並不是商鞅的首創，早在齊桓公時代，管仲就在《管子•國蓄篇》裡表達出了這種治國理念：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
管仲像
這段話很清晰地傳達出了管子的國家經營理念，他所倡導的經濟策略，其實質就是要實行君權對國家經濟的壟斷性經營，並對國家的一切社會財富實行有組織有計劃地控制。只有實行了“利出一孔”，國家才會“無敵”。就是這一段話，像一道讖語一樣，給後世的王朝設定了一個鹽事的基準邏輯和黃金法則：
當鹽只被一個朝庭王權全面控制時，這個朝庭就很強悍霸道。
當鹽被多種勢力瓜分時，王朝就很疲軟。
當鹽被豪強佔據時，朝庭就會發生內亂。
當鹽被朝廷控制，同時又能照顧民間的口感時，社會就會出現盛世之治。但這種情況在整個歷史程序中，都很短暫。而且，大都只出現在一個王朝的前期，進入到王朝的中後期，隨著象徵權力和財富的鹽不可避免的被各種勢力瓜分，帝國就再也無法維持一鍋羹湯的滋味平衡了。
商鞅和秦國的命途就屬於這樣，他們起始於統一的“鹹”，也預示著最終也要在“鹹”中沉湎跌落。
5、刻薄的商鞅
商鞅的命途清晰地驗證著這樣一個邏輯：
欲鹹死別人，也會把自己齁死！
商鞅不僅清楚他要幫助秦孝公醃製的這道鹹菜最終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味道，他同時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結局。不過，他只猜到了自己最終的命運，但卻不知道那個早晚要來的結局究竟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出現。
在正式醃製帝國之前，秦孝公曾組織安排了一場關於如何料理秦國味道事務的辯論賽，辯論在以舊大臣甘龍、杜摯為代表的守舊派和持有新思維的商鞅之間展開。關於他們辯論的內容都詳細記載在《商君書》的《更法》一文中，從商鞅辯論詞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清晰地察知，當時的商鞅對自己最終的命途結局已經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
一開篇，商鞅就用他倔強的性格為自己的人生定立了一個基調，他說：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故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
——《商君書•更法》
他說：一個要做大事的人，只要他的行為比庸眾高明，這個人肯定會遭到世俗的非議；如果一個人有獨到的見解，這個人肯定也會遭到世俗的嘲諷和殺傷。商鞅作為一個自視高明的人，他很明白，如果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醃製帝國，肯定會遭到世俗的非議和攻擊。在說出這句話時，孤傲而倔強的他顯然也從心理上做好了迎接各種非難的準備。
所以，當守舊派的代表杜龍們提出不同的意見時，他給予了近乎蔑視性的回擊：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你們這些人所說的，都是世俗之言”。言下之意就是，你們這些人都太庸俗，沒見識！
簡單的一句話透出商鞅的尖銳、霸道，甚至是刻薄，而且充滿攻擊性。這就是商鞅，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命運。
在接下來的時間內，直到秦孝公去世，在大約20年的時間內，商鞅就是這樣用他霸道的醃製手法，用一把簡單粗暴的鹽，不斷格式著秦國的國家口味風格，這個風格包括經濟和民生，農田和軍隊，以及戶籍和度量衡。
應該說，在那樣一個諸侯紛爭的時代，對於地廣人稀的秦國來說，商鞅的手法是非常有效的。短短的幾年間，秦國的國家味道賣相就得到了全新的改良，甚至是革命性的變化。後來的李斯在記述起當時的境況時對此這樣評價：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史記•李斯列傳》
《楚漢傳奇》截圖，李斯
的確如此，在商鞅執掌秦國變法的時期內，民眾的生活具體殷不殷實我們暫且不論，但秦國的國力事實上確實是絕對的日漸強悍起來。同時，整個的社會財富顯而易見也得到了大規模的增加。就連後來的司馬遷以及在《鹽鐵論》辯論會上的桑弘羊也都認為，在商鞅的格式化治理下，秦國在短期內曾出現了“鄉邑大治”，“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景象。
但，正如商鞅自己所預知的，沿著這一風格，一路用粗暴的鹽格式化醃製下去，不可避免地會大面積地傷及“世俗”，甚至，連秦國太子都無法倖免於它“壹山澤”制度的嚴酷。那麼，由此遭至“世俗”的敵視也就無可避免了。
6、把自己鹹死的商鞅
秦孝公在世時，因為有最高權力的強力加持，商鞅尚能在秦國的大鍋裡所向披靡，如魚得水。然而，一旦背後的權力支撐撤去，他被“世俗”反殺的命途也將無可避免地上演。
秦孝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338年，在執政了二十四年後，秦孝公老去。臨死之前，秦孝公還曾想把帝國的事業託付給商鞅，但商鞅推辭了。在他推掉就任秦國國君的那一刻，預示著他被“私人預訂”的命運自發啟動。
秦惠王即位後，因為商鞅在當年變法時曾經懲罰過他，秦惠王早對商鞅懷恨在心。所以，他剛一就位，就以商鞅謀反為由，立即向全天下發布海捕文書，捉拿叛賊商鞅。
《大秦帝國之縱橫》截圖，秦惠王
在新舊權力的更迭之下，眼看曾經的極度輝煌瞬間破碎，從飛揚跋扈到人間涼薄，破碎的商鞅不得不只身逃離秦國。
倉皇之下，連身份證件都沒帶，當他逃跑到邊境關口，已是晚上。要住旅店的時候，旅店的主人並沒有認出眼前的這個人曾經就是秦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商君，很是原則地說：“商君有令，凡是來秦國的商旅客人，入住旅店一律要查驗身份證明，如果住店的人沒有證件，店主也要被連帶判罪。”於是，拒絕商鞅住店。
過去的商鞅一直都是刷臉指使別人的，享受的都是萬般的仰視和尊崇，何曾經歷過如此落魄窘境？如今物是人非，一派寥落，商鞅不免長長地嘆息道：“唉呀！沒想到自己制定的法律造成的遺害竟然到了這樣的地步！”
無奈之下，他不得不潛逃到魏國。但因為商鞅為相時，曾經率兵攻打過魏國，並用了卑鄙的手段殺死了魏國公子，魏國上下對他更是恨之入骨。於是便毫不客氣地把他遣送回了秦國。
商鞅再回到秦國後，幾經反抗，最後還是在自己的封地內被秦軍誅殺。
即便商鞅死去，秦惠王依然沒有消除他對商鞅積壓了多年的憤怒。盛怒之下的他，還下令對商鞅處以“五馬分屍”的極刑！
公元前338年，在西北凜冽的寒風中，在黃土瀰漫的煙塵中，在戰馬的嘶鳴中，在秦惠王餘怒的目光裡，商鞅的肉身被五匹戰馬分解得支離破碎，一如他倔強的命運，在世俗的風聲中，就此消散……
回顧商鞅的命途，他因一張求賢令的文書而來，又因一張追捕令的文書而逃，命運正好走了一圈荒誕的迴圈——
他鄙視世俗，自己卻死在“世俗”的刀下；
他格式化了秦國的體制，卻又被這個體制撕碎；
他制定了嚴厲的刑罰，結果他正是被自己制定的刑罰而殺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商鞅就是死在了自己的手上，或者說就是死在了他自己的宿命裡。命運即是個迴圈，也是一場嘲弄，就連歷史也無法說清！
不過，儘管商鞅的肉身被分解，但它調製的秦派風味體系已然形成。在他身後的帝國餐桌上，這把鹽的力量還將繼續被後世的秦國國君所享用，並一度在秦始皇的攪拌下，走向了鹽勢力的巔峰，一直影響著我們今天的餐桌！
7、秦帝國的鹽霸之路
繼承周王朝的形鹽政治遺產
秦國從周王朝“過繼”下來的土地原本不是個鹽的主產區，儘管此地曾是周朝的京畿之地，但秦國的情況和周王朝的情況已經有著本質性的區別。
周朝時，雖然此地出產的鹽不足以維護一個國家城邦的用度，但是重要的產鹽區卻都在周朝的名下。如晉國的安邑（河東解池，後期成為魏國的都城所在）和齊國的海鹽，都在它核心權力層的掌控之中，每年上供來的鹽力足以支撐周王室及其國民的消耗。所以，西周的王室根本不用為鹽計民生而發愁。
秦國就不一樣了，雖然秦國承襲的是周朝故地，但像晉國、齊國這樣的產鹽大國都不歸他掌控，而且他們前期的國力都遠勝於秦國。這無疑令秦國甚是羨慕和嫉妒，同時，也給秦國日後蕩平他們滋生出了無限的內心驅動力。
不過，秦國雖然沒有過繼過來用以支撐民生的食鹽，卻從周政權的手上承襲下來了象徵權力的“形鹽”出產之地，也就是我們前文所說的“戎鹽”。如今，一旦這塊被用於周王室權力象徵的“戎鹽”，連同象徵諸侯至尊的“胙肉”都彙集在秦國之手時，就為秦國的四下討伐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
歷史總是充滿暗示和象徵，或許，當這片“形鹽”之地被秦國接手的時候，就預示著秦國必將有一天會代替周朝，承繼國家大一統的道統。
奪得魏國河東之鹽
嚴格地說，秦國真正的鹽霸之路是從拿下魏國開始的，說到底，恰恰正是從商鞅伐魏開始的。
三家分晉之後，魏國佔得的土地恰是當年堯、舜、禹建立都城的河東之地[3]。
這裡也是因擁有解池的盬鹽而成為古老華夏文明的發祥之地。當年，黃帝與蚩尤大戰，也正是為了爭奪這個鹽池。魏國之所以後來能在戰國七雄中雄踞一方，主要原因也是得益於這裡的鹽產。
魏國分得河東之地後，便與黃河西岸的秦國接壤。兩個都擁有雄心抱負的國家靠在一起，免不了要你來我往地發生爭端。因此，圍繞著兩國邊境線的問題就頻繁發生戰事。秦國原本還不是魏國的對手，經常被魏國欺負得不成樣子，以至於連河西之地都被魏國搶去，更不要說河東之地的鹽池了。但經過商鞅改版後的秦國，味道的走向就不一樣了。
公元前340年，趁著魏國在和齊國的馬陵之戰中潰敗之際，秦孝公在商鞅的勸說下對魏國進行了一次致命性打擊。在這次由商鞅主導的戰爭中，商鞅採用極其流氓的誘騙手段，將魏國公子卬俘獲。魏國因此大敗，遂將河西之地恭送給秦國。
第二年，即公元前339年，魏國在飲恨中，不得不把都城從安邑遷到大梁，大梁就是今天的河南開封。魏國撤出安邑，標誌著具有中華民族文明發祥屬性的鹽池之鹽也盡歸秦國。
在《史記·魏世家》中，司馬遷以魏國之口，憤懣地記錄了這次切膚之痛：
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之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為太子。
——《史記•魏世家》
魏惠王三十一年，魏軍大敗，就等於將安邑之鹽恭手送給了秦國。商鞅拿下安邑之後，隨即按照他“壹山澤”的治國理念，就開始徵收起了鹽稅。自此，也正式開啟了秦國的鹽霸之路。
《大秦帝國》截圖，魏惠王
對此，《中國鹽業史》借用兩位學者的觀點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評斷：
著名歷史學家寧可指出：秦於商鞅變法（前359年、前350年共兩次）後，置鹽官“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實行食鹽官營。
日本學者森克己也認為：秦國不僅對製鹽……徵多額的稅，而且，本質上是已進而為國營，而使奴隸從事於此項工作。
據此，似可認為，戰國時期秦國的食鹽官營，比之於春秋時期齊國的鹽制又進了一步——在食鹽的生產上，已經不再是一般百姓私制，而是由官府強制奴隸們從事於生產了。[4]
從秦國開始掌控了這個充滿了華夏之柄象徵意義的安邑之鹽後，就註定了大秦帝國的鹽霸之路正式啟程。開啟這條通道之門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商鞅。
雖然商鞅被秦惠王惡狠狠地五馬分屍，但它制定的強國戰略並沒有被廢除，秦國依舊按著商鞅制定的策略大踏步地繼續行走在他設計的大路上。
佔領巴蜀之鹽
就是在這一策略之下，如何獲取富庶的巴蜀鹽邦，就擺上了秦國的議事日程。而恰在這時，蜀國很自覺地遞上了宰殺自己的鹽刀。
公元前316年，南邊的蜀國和自家兄弟苴國爭戰。蜀王出兵攻苴，苴侯出奔到巴，向秦求救。秦王欲攻蜀，以道險難至，韓又來攻，猶豫不決，遂問計於臣下。
張儀主張進攻南韓，劫持周天子，挾天子以令天下，以建立王業。
司馬錯則主張藉機滅蜀，認為“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戰國策·秦策—》)；而且巴蜀可從水道通楚，“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華陽國志·蜀志》)。
秦惠王採納了司馬錯的主張，命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人率軍經金牛道攻蜀。蜀王親自率軍至葭萌(今四川劍閣東北)抵禦，兵敗遁逃，被秦軍殺死，隨即滅亡。且說這金牛道本身就是蜀王在國力強大時，為貪圖秦國贈送的金牛而修建的，正因此，才使得秦朝的軍隊能夠越過秦嶺天險，長驅直入，拿下蜀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蜀國正是死在自己的手上。
《大秦帝國之縱橫》截圖，張儀
隨後，張儀、司馬錯等人又順手牽羊輕輕鬆鬆滅掉了苴國和巴國。這樣一來，巴蜀之地富庶的鹽業資源就全盤掌控在秦國之手，為秦國後期的征戰四方提供著源源不斷的能量。
話說到了公元前256年，一個人的到來徹底改變了歷史，這個人就是蜀地太守李冰。李冰的到來，不僅修建了歷史上最為偉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他還率先開創了鑿井取鹽的歷史先河。自此，四川的井鹽的身影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國民生的歷史，深深影響著後期的歷史風雲。
直到今天，在我們餐桌的泡菜碟子裡，還依稀能夠嗅知到它的歷史榮光——
秦在取得蜀地後，所掌握的食鹽資源大大增加。據《華陽國志》記載，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年）以李冰為蜀守。李冰“察地脈，知有鹽泉，因於廣都等縣穿鑿鹽井，蜀於是有養生之饒焉。”
秦國實行專營制度，財政收入大增，每年鹽鐵之利連同其他稅入竟“二十倍於古”。這顯然就是商鞅改徵稅制為專營制後為秦國所取得的豐碩的財政效果。[5]
如果說，秦國從魏國手裡拿下安邑鹽滷之地是一種政治上的法權象徵的話，那麼，拿下巴蜀之地的鹽更多的是國力的充實與富足。當兩者盡收與秦國之手，秦國的強大已經無可阻擋。而這一切，當商鞅走進秦國的土地時，就已經註定。
8、大秦帝國的崩塌
在群雄紛爭的戰國時代，秦國得益於商鞅之法而崛起。那麼，它又是怎麼崩塌的呢？
很顯然，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鹽。在分析秦國崩塌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下一個背景：
進入戰國時代後，過去的那種“工商食官”體系已經打破，鹽業的私營逐漸取代了官營。各諸侯國都放棄了食鹽專賣制，而實行徵稅制，允許私人制鹽販鹽，從而衍生了一大批的鹽業土豪和富商。這就是古代鹽幫的雛形，關於鹽權的民間化和鹽幫權力的崛起，我們將在後期的敘述中重點討論。
食鹽放任民間私營，某種意義上等於是將權力下移到民間，本是好事，但權力一旦放到民間，就意味著必然會形成少數派的豪強劣紳。
這一點，在戰國時代的各國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後來各諸侯國的商人勢力日漸強大，由商入仕，商賈入朝，官商合一，本應由民間共同享受的權力被商官獨享，社會權力的砝碼發生嚴重傾斜。這樣，各國的衰落其實和後期的齊國衰落一樣，也成為了一種必然。
我們所熟知的，後來的那位著名的由趙而秦，由商入朝的“贏政他爹”呂不韋所反映的正是那個時代商人們發達升遷的路線圖，也是整個戰國時代商官群像的一個歷史縮影。
在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商業和政治權力基本都由國家的地方豪強和大家族控制，中央政府再想把權力統一收回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秦國之所以能夠崛起，就在於在一個恰當的時機出現了一個恰當的君王和大臣。在秦孝公和商鞅的共同作用下，秦國並沒有出現其他諸侯國的情況。他們從春秋的齊國管仲那裡承襲了食鹽專營的衣缽，並有過之而無不及，直接將食鹽的生產和銷售全部收歸官府經營。
食鹽集中於官府之後，官府統一組織流通調配。這一點，其實就類似計劃經濟，所有社會財富都有中央統一調撥，統購統銷。但商鞅的變法和計劃經濟又有不同的是，商鞅的計劃經濟核心思想不但抑制了豪強集團的坐大，關鍵是還強大了國力。並且，早期的民生並不是那般的艱澀。從本質上來看，無論是管仲之策還是商鞅之法，其實都大大刺激了民間生產力的發展。儘管在商鞅的鹽權專營體系下，稅賦很重，但由於有了官方計劃經濟策略的調撥和干預，社會財富和綜合鹽力並沒有集中到少數人和財團身上。
這無形中等於是在把社會權力透過中央官府收回後，實行社會權力的部分共享制——既不讓少數人坐大權力，又不使廣大的人民享受不到權力。
在整個戰國時期，在私營商業勢力大為膨脹的背景下，只有秦國才真正實現了鹽鐵的專營。同時，雖然鹽權看似被國家專營，但商鞅之法卻“不賦百姓”。也就是說，百姓的負擔並不重，而且恰恰是 “有益於國，無害於人”。[6]
秦始皇之所以能夠統一六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仰仗他的祖上給他創下的鹽的力量，對於秦始皇本人來說，其實，他最大的貢獻是度量衡的統一。
《國家寶藏》截圖，秦始皇
度量衡的統一意味著對鹽權的控制形成標準化和等級化，這為以後的王朝以鹽來定製官員的級別提供了一個模板，譬如各級官員的級別也都用鹽量的多少和食物的分配量來代指官職的大小：“兩千石”和“五斗米”不只是佔有食物多少的區分，更是一種官員等級和權力大小的象徵，而權力大小的象徵對應的又都是佔有社會財富的多少。自此以後，讓多少士大夫在“鹽與權力、薪水等級”的邏輯圈套中糾結和徘徊。
其實，不惟中國如是，在早期的西方國家，也都用鹽和食物給各級官員們發放俸祿，“薪水”一詞正起源與此。英語中的薪水一詞“salary”的詞根恰恰來源於鹽salt，這正說明，早期王朝給官員的薪水都是鹽。這也正是鹽與權力、鹽與財富間所隱含著的微妙而複雜的內在關聯。
所以，鹽就是權力和社會資源財富的象徵。一旦王朝管控不力，鹽的權力坐大，對社會財富的佔有和掠奪就像毒瘤一樣快速膨脹，從而倒致一個王朝的崩塌。數千年來，這個毒瘤就像一個魔咒高懸在一個個王朝的頭頂。
到了後期，秦國也未能擺脫這個歷史的魔咒和旋渦。
9：尾聲：大秦，興於鹽，也崩於鹽
秦始皇嬴政統一六國，食鹽專營也推廣到全國，各國原來的私家財富盡皆被沒收，一切鹽利盡歸官府。在秦始皇龐大的軍政開支下，民間的利益越來越稀薄。
到了二世時期，更是橫徵暴斂，民生越發困苦，生產力嚴重低下，加上龐大的軍政開支和重大工程的耗費 ，縱使秦國土地面積再大，鹽利所出，已經無法支撐一個帝國奢華的消耗，這個時期的秦國早也不再沿襲商鞅之法，帝國的牆壁裂痕日漸加大，它的崩塌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註釋：[1] 其實，從秦孝公和商鞅最後的發酵結果來看，秦孝公釋出的這個求鹹令，可以形象地理解為求“鹹”令。[2] 語出《尚書•說命》，商王武丁對傅説：“若作和羹，爾惟鹽梅”。[3] 司馬遷《史記》：“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堯都平陽，大約在今山西臨汾一帶；舜都蒲坂大約在今永濟一帶；禹都安邑在今運城一帶，都是圍繞山西運城鹽池周邊而建都。[4] 《中國鹽業史•古代編》，第一章，第一節，第30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5] 吳慧：《中國鹽法史》2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略有部分字詞改動。[6] 吳慧：《中國鹽法史》2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END
公元前453年，以韓、趙、魏三家分晉為分水嶺，標誌著中國歷史正式進入到戰國時代。
三家分晉形勢圖
進入戰國，諸侯紛爭，攻伐掠奪，禮樂崩塌，整個社會通行的法則就是在武力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語法，劍戟說話。各國王權，每天的心思都在忙於琢磨如何伐謀別人和不被別人伐謀，已經沒有太多的餘力來調適國家和民生的羹湯了。
因此，整個社會秩序就像一罐鹽，罐子破碎，鹽粒撒滿一地。王侯將相、豪紳列強、攤販遊商，盡皆登場，各佔一方。發展到最後，權貴階層和財富階層混為一體，商賈在朝，利用權力，佔據巨大社會財富，已經分不清誰是官誰是商了。
此時的東周天下，已經沒有一個相對硬朗的力量將鹽權統一掌控起來了。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居於周朝中心西部邊陲的大秦，依靠著鹽的力量，以不被察覺的姿態開始緩緩生長起來……
1、秦國的內心很受傷
秦人的先祖原本屬於商朝貴族，偏居西北邊陲，因常年與犬戎爭戰，積累了豐富的戰爭經驗，這為他們日後成為周王朝的依仗奠立了良好的政治基礎，也為大秦帝國的崛起積澱了雄厚的武力基礎。
到秦非子時，因為秦非子擅長養馬，而被王室器重，這後來的衛青因養馬有功而被漢武帝所器重一樣。當時的國君周孝王在歡欣之下，就把秦地（今天的甘肅天水）賜給了非子。非子便以封地為姓氏，號為“秦嬴”，世稱“秦非子”，並還被納為周王室的附庸國。秦國自此封侯一方，算是進入了周王朝諸侯的圈層。
周宣王時，秦的子孫秦仲已經升為大夫，雖然後來因為討伐西戎失敗而被殺，但秦嬴家的政治和實力基礎得以初步奠定。
再後來，西周王室衰微。周平王在混亂之中即位，由於經不起犬戎之敵的常年騷擾，無奈之下，他不得不將都城從鎬京東遷至洛陽。在這場東遷之旅中，因秦仲之孫秦襄公護送王室遷移有功，被周王室封為諸侯。同時，周平王還把西周發祥的故土——歧山以西的大片土地也賜封給秦襄公照看，秦就此正式成為諸侯國。後經秦穆公的開拓，國土範圍已擴充至千餘里。這片土地，大致就是當年大禹所設定的古雍州的所在區域。
從東周遷到洛陽開始，標誌著周王朝的發跡之地已經既定事實地轉讓到了秦國的名下。
秦國雖然被封為諸侯，擁地千里，但在中原諸侯爺們的眼裡，秦國始終是被當做夷狄看待的，按《史記》的說法就是：
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
——《史記•秦本紀》
這無疑令秦國的內心很是受傷，尤其在秦國的後代子孫秦孝公看來，簡直是一種羞辱。所以，在他釋出的國民詔告裡，才憤憤不平地對他的臣民說：
諸侯卑秦，醜莫大焉。
——《史記•秦本紀》
《大秦帝國之裂變》截圖，秦孝公贏渠梁
為了撫平這一內心的創傷，他發誓要找回自尊，贏回祖先曾經擁有個尊嚴。這一點，從他向全國發布的求賢令裡，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這種焦灼和急切：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史記•秦本紀》
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商鞅走進了秦國的後廚，開始與秦孝公一起醃製著秦國的口味。也就是從這次投靠開始，商鞅也便從此走進了中國歷史的醬缸，如同一把鹽一樣，醃製著後來兩千五百多年的中國王朝和文人士大夫們五味雜陳的家國天下的情感。
2、商鞅是怎麼走進秦國的？
商鞅，何許人也？他是如何走進秦國的醬缸裡的呢？
商鞅原本是衛國公子的兒子，姓公孫，人們稱他為公孫鞅或衛鞅。後來，因為他幫助秦國打敗了魏國，秦孝公按照他事先承諾的那樣，將商地（即今天陝西的商州）賞賜給了他，並賜封號為“商君”。於是，後人便習慣上稱他為商鞅。
《大秦帝國之裂變》截圖，商鞅
商鞅和諸多春秋戰國的謀士一樣，在紛亂的諸侯江湖裡到處行走，以企透過將他們各自的謀略兜售給某個政治平臺和諸侯，從而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很顯然，在衛國時，衛國的國君對他的謀略不是太感冒，不但不感冒，還完全無視他的存在，甚至連殺他的心思都沒動一下。這不免令這位“少好刑名之學”並滿腔雄韜大略的商鞅的內心很是鬱悶和失落。
正在這個時候，那邊廂秦孝公的一紙天下求賢（鹹）[1]令忽閃而至，像蝴蝶的翅膀一樣，隔著千里山河，在商鞅的內心掀動著滔天巨浪。冥冥之中，註定著這兩種醃製鹹菜的必需物質將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了。
公元前361年，循著“求賢（鹹）令”的氣息，抱著天大的抱負，商鞅從衛國來到了秦國，開始了他的秦帝國“醃製”之旅。
最先，他們兩個並非一上來就攪和在一起，就像醃製一罈鹹菜，需要測試和磨合兩種物質的品性一樣，他們倆也小心翼翼地相互打量著對方的鹹淡，司馬遷形象地記錄了他們來來回回的打量過程：
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
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
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
——《史記·商君列傳第八》
前前後後，秦孝公與商鞅，相互間試探了四次。
第一次，商鞅本著“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邏輯，給秦孝公上的是一桌可以比擬於堯舜的“帝道天下”的佳餚美饌。結果，秦孝公毫無胃口，菜還未上全，直接給睡著了。
再見的時候，商鞅降低了一個菜品檔次，給秦孝公上了一道可以比擬大禹和商湯的“王道天下”的大餐，就是用王道稱霸天下，結果，秦孝公依然沒胃口。
又見的時候，商鞅吸取前兩次的經驗教訓，也不談“帝道”了，也不談“王道”了，乾脆給秦孝公直接來了一道相當“霸道”的鹹菜疙瘩，簡單又粗暴，提神又下飯。結果，一下就把秦孝公的胃口打開了。
等到商鞅詳細給秦孝公描繪這道鹹菜的口感和具體醃製手法時，已經把秦孝公饞得早已不能自已，恨不能立馬就配著一碗粥吃下。
對於焦灼而急切的秦孝公來說，身處在諸侯紛爭的戰國江湖裡，他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心情和雅趣等待著烹製一盤如帝道和王道般的天下佳餚了，他需要最簡單而又粗暴的方式，抓一把鹽撒在一罈菜缸裡，攪騰幾下，類似四川的泡菜一樣，撈起來就能吃，快捷而有效。正如他所慨嘆的：
“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史記·商君列傳第八》
他很直截了當地告訴商鞅，大菜雖美，但等待的時間太漫長了，我哪裡有那份閒情等待數十百年才能享受它的美味呢？
《大秦帝國之裂變》截圖
孔子在整個春秋時代之所以如此鬱悶失落，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要調製的這份帝國羹湯的時間太漫長了，三百年的西周王朝都已經朝不保夕，顯然更對不上內心急切的諸侯們的味蕾。諸侯們此時需要的是武力和拳頭，羞澀的仁禮之菜此時沒有市場。所以，春秋戰國的風雲市場早已註定，孔子必須是那個時代失意的烹製者。
孔子像
而商鞅就可以，因為在測試了幾次後，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在風雲激盪的戰國角力場，對於秦國這個急需一盆簡單粗暴的鹹菜來提神的國家來說，他要做的，就是如何扮演好那把鹽……
3、商鞅就是秦國的鹽
商鞅很明白秦孝公想要的最終味道，同時，他也很清楚，用這樣的鹽來醃製秦國這壇鹹菜會給秦國帶來怎樣的味覺效果。從秦孝公的帳篷裡走出來後，拿著秦孝公欽點的選單，他不緊不慢地對孝公身邊的太監說了這麼一句話：
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史記•商君列傳第八》
什麼概念？
一句看似輕描淡寫、波瀾不驚的話，實則透射著驚天動地的歷史天機。此時的商鞅內心，有歡欣，但更多的是失落和悵然。歡欣的是，他終於可以透過一個國家的廚房平臺來實現他的大地雄心；但失落和悵然的是，儘管他可以幫助秦國實現強國之夢，但這個夢想已經遠非他想要的可以德比於殷、周的宏大敘事。
也就是說，結局在事情還未開始前就已經註定——
在還沒有正式進入秦國的廚房前，他已經很清楚他給秦國要醃製的這缸鹹菜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他並不是不會像伊尹那樣，為商湯烹製一道“五味調和”的王道之湯，他也不是不會像周公那樣為西周調製出一份禮儀鮮美、中庸平和的王道之湯。但眼前的這個食客秦孝公已經不是當年的商湯，更不是周武王。同時，他自己也不是伊尹，也不是用“鹽梅”來為商王武丁調製“和羹”的傳說[3]，他需要烹製的菜餚很簡單：就是一盤簡單粗暴的鹹菜。
對於這道鹹醃菜，他就是簡單粗暴的鹽！
後世的文人和士子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向他翻吐著口水，那是因為，在他們的內心，他們沒有看到，或者不想看到，甚至不敢去看，宴席選單的制定者並不是商鞅。對於商鞅來說，他至多算是個案臺邊的操作之手。就像後世的秦檜和李鴻章一樣，他們都是前臺的操作之手，而最終掌控著宴席走向的，都是簾子後邊的那個看不見的“手”。也就是說，最終殺死楊貴妃的，並不是憤怒的兵諫的將士，恰恰正是唐玄宗本人。
但歷史的玄機就在於，作為至高無上，一貫正確的王權，皇權都是天授的，即使有過錯，也要有人來替他背下這口黑鍋，而皇權身邊的那個人無疑就會成為無法推卸的背鍋者。所以，“清君側”就一直是歷代王朝心照不宣的政治鬥爭戲碼。
4、商鞅的治國邏輯
那麼，在秦孝公的主導下，商鞅究竟又是怎麼幫著秦國來醃製這道帝國的鹹菜的呢？其實歸結到一點，就是三個字：壹山澤！
何謂“壹山澤”？
所謂壹山澤，和管仲的“官山海”差不多，就是本國內的土地、山川、河流上的所有物產都歸“國家”所有，並由“國家”統一調配運營。說穿了，就是“國家物質壟斷主義”。
商鞅 《大秦帝國之裂變》截圖
其實，古代王朝所指的這個“國家”的“國”，本質上也並不是大眾的國，最終還是王權的國。因此，所謂的“國家物質主義”，究其實質，還是“王權壟斷主義”。也就是說，國家土地上的所有物產收入，最後還是歸王權者本人一力調配運營，大臣們只是他家後院的園丁和管家，民眾也都是他家的佃戶。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山澤所出，最具代表性的物產就是鹽。但商鞅的“壹山澤”和管仲的“官山海”有所不同的是，“官山海”只是壟斷食鹽的運輸、經營和銷售，儘管也是統一的組織，但鹽的生產還是歸民眾所掌握。這樣，民眾從生產這一端，還能得到些屬於私家的國家紅利，還算是國家財富的享有者之一。而到了商鞅這裡，就更進一層，他的“壹山澤”政策，直接從根到稍，全由王權一力壟斷，連民眾自身也是屬於國家的。在他的體系內，民眾就是“壹山澤”這個機器上的一個零件。
在《商君書》裡，商鞅無時不刻地不在闡述著他那令秦孝公十分受用的“壹”思想：
上壹而民平。
意必壹、民壹意。
——《墾令》
聖人治國也，審壹而已矣。
——《賞刑》
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
——《農戰》
這個“壹”，就是統一！倘若再形象一點地說，就是整個國家的口味就只有一個味兒。用在醃製鹹菜上，就是隻有一個“鹹”味兒。正如我們在第一章裡所解析的，“鹹”字本身的引申意，就有“全部、都”的含義。這也是鹽的味道稱之為“鹹”的語義背景。
其實呢，“壹思想”也並不是商鞅的首創，早在齊桓公時代，管仲就在《管子•國蓄篇》裡表達出了這種治國理念：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
管仲像
這段話很清晰地傳達出了管子的國家經營理念，他所倡導的經濟策略，其實質就是要實行君權對國家經濟的壟斷性經營，並對國家的一切社會財富實行有組織有計劃地控制。只有實行了“利出一孔”，國家才會“無敵”。就是這一段話，像一道讖語一樣，給後世的王朝設定了一個鹽事的基準邏輯和黃金法則：
當鹽只被一個朝庭王權全面控制時，這個朝庭就很強悍霸道。
當鹽被多種勢力瓜分時，王朝就很疲軟。
當鹽被豪強佔據時，朝庭就會發生內亂。
當鹽被朝廷控制，同時又能照顧民間的口感時，社會就會出現盛世之治。但這種情況在整個歷史程序中，都很短暫。而且，大都只出現在一個王朝的前期，進入到王朝的中後期，隨著象徵權力和財富的鹽不可避免的被各種勢力瓜分，帝國就再也無法維持一鍋羹湯的滋味平衡了。
商鞅和秦國的命途就屬於這樣，他們起始於統一的“鹹”，也預示著最終也要在“鹹”中沉湎跌落。
5、刻薄的商鞅
商鞅的命途清晰地驗證著這樣一個邏輯：
欲鹹死別人，也會把自己齁死！
商鞅不僅清楚他要幫助秦孝公醃製的這道鹹菜最終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味道，他同時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結局。不過，他只猜到了自己最終的命運，但卻不知道那個早晚要來的結局究竟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出現。
在正式醃製帝國之前，秦孝公曾組織安排了一場關於如何料理秦國味道事務的辯論賽，辯論在以舊大臣甘龍、杜摯為代表的守舊派和持有新思維的商鞅之間展開。關於他們辯論的內容都詳細記載在《商君書》的《更法》一文中，從商鞅辯論詞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清晰地察知，當時的商鞅對自己最終的命途結局已經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
一開篇，商鞅就用他倔強的性格為自己的人生定立了一個基調，他說：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故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
——《商君書•更法》
他說：一個要做大事的人，只要他的行為比庸眾高明，這個人肯定會遭到世俗的非議；如果一個人有獨到的見解，這個人肯定也會遭到世俗的嘲諷和殺傷。商鞅作為一個自視高明的人，他很明白，如果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醃製帝國，肯定會遭到世俗的非議和攻擊。在說出這句話時，孤傲而倔強的他顯然也從心理上做好了迎接各種非難的準備。
所以，當守舊派的代表杜龍們提出不同的意見時，他給予了近乎蔑視性的回擊：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商君書•更法》
“你們這些人所說的，都是世俗之言”。言下之意就是，你們這些人都太庸俗，沒見識！
簡單的一句話透出商鞅的尖銳、霸道，甚至是刻薄，而且充滿攻擊性。這就是商鞅，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命運。
在接下來的時間內，直到秦孝公去世，在大約20年的時間內，商鞅就是這樣用他霸道的醃製手法，用一把簡單粗暴的鹽，不斷格式著秦國的國家口味風格，這個風格包括經濟和民生，農田和軍隊，以及戶籍和度量衡。
應該說，在那樣一個諸侯紛爭的時代，對於地廣人稀的秦國來說，商鞅的手法是非常有效的。短短的幾年間，秦國的國家味道賣相就得到了全新的改良，甚至是革命性的變化。後來的李斯在記述起當時的境況時對此這樣評價：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史記•李斯列傳》
《楚漢傳奇》截圖，李斯
的確如此，在商鞅執掌秦國變法的時期內，民眾的生活具體殷不殷實我們暫且不論，但秦國的國力事實上確實是絕對的日漸強悍起來。同時，整個的社會財富顯而易見也得到了大規模的增加。就連後來的司馬遷以及在《鹽鐵論》辯論會上的桑弘羊也都認為，在商鞅的格式化治理下，秦國在短期內曾出現了“鄉邑大治”，“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景象。
但，正如商鞅自己所預知的，沿著這一風格，一路用粗暴的鹽格式化醃製下去，不可避免地會大面積地傷及“世俗”，甚至，連秦國太子都無法倖免於它“壹山澤”制度的嚴酷。那麼，由此遭至“世俗”的敵視也就無可避免了。
6、把自己鹹死的商鞅
秦孝公在世時，因為有最高權力的強力加持，商鞅尚能在秦國的大鍋裡所向披靡，如魚得水。然而，一旦背後的權力支撐撤去，他被“世俗”反殺的命途也將無可避免地上演。
秦孝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338年，在執政了二十四年後，秦孝公老去。臨死之前，秦孝公還曾想把帝國的事業託付給商鞅，但商鞅推辭了。在他推掉就任秦國國君的那一刻，預示著他被“私人預訂”的命運自發啟動。
秦惠王即位後，因為商鞅在當年變法時曾經懲罰過他，秦惠王早對商鞅懷恨在心。所以，他剛一就位，就以商鞅謀反為由，立即向全天下發布海捕文書，捉拿叛賊商鞅。
《大秦帝國之縱橫》截圖，秦惠王
在新舊權力的更迭之下，眼看曾經的極度輝煌瞬間破碎，從飛揚跋扈到人間涼薄，破碎的商鞅不得不只身逃離秦國。
倉皇之下，連身份證件都沒帶，當他逃跑到邊境關口，已是晚上。要住旅店的時候，旅店的主人並沒有認出眼前的這個人曾經就是秦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商君，很是原則地說：“商君有令，凡是來秦國的商旅客人，入住旅店一律要查驗身份證明，如果住店的人沒有證件，店主也要被連帶判罪。”於是，拒絕商鞅住店。
過去的商鞅一直都是刷臉指使別人的，享受的都是萬般的仰視和尊崇，何曾經歷過如此落魄窘境？如今物是人非，一派寥落，商鞅不免長長地嘆息道：“唉呀！沒想到自己制定的法律造成的遺害竟然到了這樣的地步！”
無奈之下，他不得不潛逃到魏國。但因為商鞅為相時，曾經率兵攻打過魏國，並用了卑鄙的手段殺死了魏國公子，魏國上下對他更是恨之入骨。於是便毫不客氣地把他遣送回了秦國。
商鞅再回到秦國後，幾經反抗，最後還是在自己的封地內被秦軍誅殺。
即便商鞅死去，秦惠王依然沒有消除他對商鞅積壓了多年的憤怒。盛怒之下的他，還下令對商鞅處以“五馬分屍”的極刑！
公元前338年，在西北凜冽的寒風中，在黃土瀰漫的煙塵中，在戰馬的嘶鳴中，在秦惠王餘怒的目光裡，商鞅的肉身被五匹戰馬分解得支離破碎，一如他倔強的命運，在世俗的風聲中，就此消散……
回顧商鞅的命途，他因一張求賢令的文書而來，又因一張追捕令的文書而逃，命運正好走了一圈荒誕的迴圈——
他鄙視世俗，自己卻死在“世俗”的刀下；
他格式化了秦國的體制，卻又被這個體制撕碎；
他制定了嚴厲的刑罰，結果他正是被自己制定的刑罰而殺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商鞅就是死在了自己的手上，或者說就是死在了他自己的宿命裡。命運即是個迴圈，也是一場嘲弄，就連歷史也無法說清！
不過，儘管商鞅的肉身被分解，但它調製的秦派風味體系已然形成。在他身後的帝國餐桌上，這把鹽的力量還將繼續被後世的秦國國君所享用，並一度在秦始皇的攪拌下，走向了鹽勢力的巔峰，一直影響著我們今天的餐桌！
7、秦帝國的鹽霸之路
繼承周王朝的形鹽政治遺產
秦國從周王朝“過繼”下來的土地原本不是個鹽的主產區，儘管此地曾是周朝的京畿之地，但秦國的情況和周王朝的情況已經有著本質性的區別。
周朝時，雖然此地出產的鹽不足以維護一個國家城邦的用度，但是重要的產鹽區卻都在周朝的名下。如晉國的安邑（河東解池，後期成為魏國的都城所在）和齊國的海鹽，都在它核心權力層的掌控之中，每年上供來的鹽力足以支撐周王室及其國民的消耗。所以，西周的王室根本不用為鹽計民生而發愁。
秦國就不一樣了，雖然秦國承襲的是周朝故地，但像晉國、齊國這樣的產鹽大國都不歸他掌控，而且他們前期的國力都遠勝於秦國。這無疑令秦國甚是羨慕和嫉妒，同時，也給秦國日後蕩平他們滋生出了無限的內心驅動力。
不過，秦國雖然沒有過繼過來用以支撐民生的食鹽，卻從周政權的手上承襲下來了象徵權力的“形鹽”出產之地，也就是我們前文所說的“戎鹽”。如今，一旦這塊被用於周王室權力象徵的“戎鹽”，連同象徵諸侯至尊的“胙肉”都彙集在秦國之手時，就為秦國的四下討伐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
歷史總是充滿暗示和象徵，或許，當這片“形鹽”之地被秦國接手的時候，就預示著秦國必將有一天會代替周朝，承繼國家大一統的道統。
奪得魏國河東之鹽
嚴格地說，秦國真正的鹽霸之路是從拿下魏國開始的，說到底，恰恰正是從商鞅伐魏開始的。
三家分晉之後，魏國佔得的土地恰是當年堯、舜、禹建立都城的河東之地[3]。
這裡也是因擁有解池的盬鹽而成為古老華夏文明的發祥之地。當年，黃帝與蚩尤大戰，也正是為了爭奪這個鹽池。魏國之所以後來能在戰國七雄中雄踞一方，主要原因也是得益於這裡的鹽產。
魏國分得河東之地後，便與黃河西岸的秦國接壤。兩個都擁有雄心抱負的國家靠在一起，免不了要你來我往地發生爭端。因此，圍繞著兩國邊境線的問題就頻繁發生戰事。秦國原本還不是魏國的對手，經常被魏國欺負得不成樣子，以至於連河西之地都被魏國搶去，更不要說河東之地的鹽池了。但經過商鞅改版後的秦國，味道的走向就不一樣了。
公元前340年，趁著魏國在和齊國的馬陵之戰中潰敗之際，秦孝公在商鞅的勸說下對魏國進行了一次致命性打擊。在這次由商鞅主導的戰爭中，商鞅採用極其流氓的誘騙手段，將魏國公子卬俘獲。魏國因此大敗，遂將河西之地恭送給秦國。
第二年，即公元前339年，魏國在飲恨中，不得不把都城從安邑遷到大梁，大梁就是今天的河南開封。魏國撤出安邑，標誌著具有中華民族文明發祥屬性的鹽池之鹽也盡歸秦國。
在《史記·魏世家》中，司馬遷以魏國之口，憤懣地記錄了這次切膚之痛：
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之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為太子。
——《史記•魏世家》
魏惠王三十一年，魏軍大敗，就等於將安邑之鹽恭手送給了秦國。商鞅拿下安邑之後，隨即按照他“壹山澤”的治國理念，就開始徵收起了鹽稅。自此，也正式開啟了秦國的鹽霸之路。
《大秦帝國》截圖，魏惠王
對此，《中國鹽業史》借用兩位學者的觀點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評斷：
著名歷史學家寧可指出：秦於商鞅變法（前359年、前350年共兩次）後，置鹽官“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實行食鹽官營。
日本學者森克己也認為：秦國不僅對製鹽……徵多額的稅，而且，本質上是已進而為國營，而使奴隸從事於此項工作。
據此，似可認為，戰國時期秦國的食鹽官營，比之於春秋時期齊國的鹽制又進了一步——在食鹽的生產上，已經不再是一般百姓私制，而是由官府強制奴隸們從事於生產了。[4]
從秦國開始掌控了這個充滿了華夏之柄象徵意義的安邑之鹽後，就註定了大秦帝國的鹽霸之路正式啟程。開啟這條通道之門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商鞅。
雖然商鞅被秦惠王惡狠狠地五馬分屍，但它制定的強國戰略並沒有被廢除，秦國依舊按著商鞅制定的策略大踏步地繼續行走在他設計的大路上。
佔領巴蜀之鹽
就是在這一策略之下，如何獲取富庶的巴蜀鹽邦，就擺上了秦國的議事日程。而恰在這時，蜀國很自覺地遞上了宰殺自己的鹽刀。
公元前316年，南邊的蜀國和自家兄弟苴國爭戰。蜀王出兵攻苴，苴侯出奔到巴，向秦求救。秦王欲攻蜀，以道險難至，韓又來攻，猶豫不決，遂問計於臣下。
張儀主張進攻南韓，劫持周天子，挾天子以令天下，以建立王業。
司馬錯則主張藉機滅蜀，認為“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戰國策·秦策—》)；而且巴蜀可從水道通楚，“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華陽國志·蜀志》)。
秦惠王採納了司馬錯的主張，命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人率軍經金牛道攻蜀。蜀王親自率軍至葭萌(今四川劍閣東北)抵禦，兵敗遁逃，被秦軍殺死，隨即滅亡。且說這金牛道本身就是蜀王在國力強大時，為貪圖秦國贈送的金牛而修建的，正因此，才使得秦朝的軍隊能夠越過秦嶺天險，長驅直入，拿下蜀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蜀國正是死在自己的手上。
《大秦帝國之縱橫》截圖，張儀
隨後，張儀、司馬錯等人又順手牽羊輕輕鬆鬆滅掉了苴國和巴國。這樣一來，巴蜀之地富庶的鹽業資源就全盤掌控在秦國之手，為秦國後期的征戰四方提供著源源不斷的能量。
話說到了公元前256年，一個人的到來徹底改變了歷史，這個人就是蜀地太守李冰。李冰的到來，不僅修建了歷史上最為偉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他還率先開創了鑿井取鹽的歷史先河。自此，四川的井鹽的身影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國民生的歷史，深深影響著後期的歷史風雲。
直到今天，在我們餐桌的泡菜碟子裡，還依稀能夠嗅知到它的歷史榮光——
秦在取得蜀地後，所掌握的食鹽資源大大增加。據《華陽國志》記載，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年）以李冰為蜀守。李冰“察地脈，知有鹽泉，因於廣都等縣穿鑿鹽井，蜀於是有養生之饒焉。”
秦國實行專營制度，財政收入大增，每年鹽鐵之利連同其他稅入竟“二十倍於古”。這顯然就是商鞅改徵稅制為專營制後為秦國所取得的豐碩的財政效果。[5]
如果說，秦國從魏國手裡拿下安邑鹽滷之地是一種政治上的法權象徵的話，那麼，拿下巴蜀之地的鹽更多的是國力的充實與富足。當兩者盡收與秦國之手，秦國的強大已經無可阻擋。而這一切，當商鞅走進秦國的土地時，就已經註定。
8、大秦帝國的崩塌
在群雄紛爭的戰國時代，秦國得益於商鞅之法而崛起。那麼，它又是怎麼崩塌的呢？
很顯然，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鹽。在分析秦國崩塌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下一個背景：
進入戰國時代後，過去的那種“工商食官”體系已經打破，鹽業的私營逐漸取代了官營。各諸侯國都放棄了食鹽專賣制，而實行徵稅制，允許私人制鹽販鹽，從而衍生了一大批的鹽業土豪和富商。這就是古代鹽幫的雛形，關於鹽權的民間化和鹽幫權力的崛起，我們將在後期的敘述中重點討論。
食鹽放任民間私營，某種意義上等於是將權力下移到民間，本是好事，但權力一旦放到民間，就意味著必然會形成少數派的豪強劣紳。
這一點，在戰國時代的各國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後來各諸侯國的商人勢力日漸強大，由商入仕，商賈入朝，官商合一，本應由民間共同享受的權力被商官獨享，社會權力的砝碼發生嚴重傾斜。這樣，各國的衰落其實和後期的齊國衰落一樣，也成為了一種必然。
我們所熟知的，後來的那位著名的由趙而秦，由商入朝的“贏政他爹”呂不韋所反映的正是那個時代商人們發達升遷的路線圖，也是整個戰國時代商官群像的一個歷史縮影。
在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商業和政治權力基本都由國家的地方豪強和大家族控制，中央政府再想把權力統一收回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秦國之所以能夠崛起，就在於在一個恰當的時機出現了一個恰當的君王和大臣。在秦孝公和商鞅的共同作用下，秦國並沒有出現其他諸侯國的情況。他們從春秋的齊國管仲那裡承襲了食鹽專營的衣缽，並有過之而無不及，直接將食鹽的生產和銷售全部收歸官府經營。
食鹽集中於官府之後，官府統一組織流通調配。這一點，其實就類似計劃經濟，所有社會財富都有中央統一調撥，統購統銷。但商鞅的變法和計劃經濟又有不同的是，商鞅的計劃經濟核心思想不但抑制了豪強集團的坐大，關鍵是還強大了國力。並且，早期的民生並不是那般的艱澀。從本質上來看，無論是管仲之策還是商鞅之法，其實都大大刺激了民間生產力的發展。儘管在商鞅的鹽權專營體系下，稅賦很重，但由於有了官方計劃經濟策略的調撥和干預，社會財富和綜合鹽力並沒有集中到少數人和財團身上。
這無形中等於是在把社會權力透過中央官府收回後，實行社會權力的部分共享制——既不讓少數人坐大權力，又不使廣大的人民享受不到權力。
在整個戰國時期，在私營商業勢力大為膨脹的背景下，只有秦國才真正實現了鹽鐵的專營。同時，雖然鹽權看似被國家專營，但商鞅之法卻“不賦百姓”。也就是說，百姓的負擔並不重，而且恰恰是 “有益於國，無害於人”。[6]
秦始皇之所以能夠統一六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仰仗他的祖上給他創下的鹽的力量，對於秦始皇本人來說，其實，他最大的貢獻是度量衡的統一。
《國家寶藏》截圖，秦始皇
度量衡的統一意味著對鹽權的控制形成標準化和等級化，這為以後的王朝以鹽來定製官員的級別提供了一個模板，譬如各級官員的級別也都用鹽量的多少和食物的分配量來代指官職的大小：“兩千石”和“五斗米”不只是佔有食物多少的區分，更是一種官員等級和權力大小的象徵，而權力大小的象徵對應的又都是佔有社會財富的多少。自此以後，讓多少士大夫在“鹽與權力、薪水等級”的邏輯圈套中糾結和徘徊。
其實，不惟中國如是，在早期的西方國家，也都用鹽和食物給各級官員們發放俸祿，“薪水”一詞正起源與此。英語中的薪水一詞“salary”的詞根恰恰來源於鹽salt，這正說明，早期王朝給官員的薪水都是鹽。這也正是鹽與權力、鹽與財富間所隱含著的微妙而複雜的內在關聯。
所以，鹽就是權力和社會資源財富的象徵。一旦王朝管控不力，鹽的權力坐大，對社會財富的佔有和掠奪就像毒瘤一樣快速膨脹，從而倒致一個王朝的崩塌。數千年來，這個毒瘤就像一個魔咒高懸在一個個王朝的頭頂。
到了後期，秦國也未能擺脫這個歷史的魔咒和旋渦。
9：尾聲：大秦，興於鹽，也崩於鹽
秦始皇嬴政統一六國，食鹽專營也推廣到全國，各國原來的私家財富盡皆被沒收，一切鹽利盡歸官府。在秦始皇龐大的軍政開支下，民間的利益越來越稀薄。
到了二世時期，更是橫徵暴斂，民生越發困苦，生產力嚴重低下，加上龐大的軍政開支和重大工程的耗費 ，縱使秦國土地面積再大，鹽利所出，已經無法支撐一個帝國奢華的消耗，這個時期的秦國早也不再沿襲商鞅之法，帝國的牆壁裂痕日漸加大，它的崩塌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註釋：[1] 其實，從秦孝公和商鞅最後的發酵結果來看，秦孝公釋出的這個求鹹令，可以形象地理解為求“鹹”令。[2] 語出《尚書•說命》，商王武丁對傅説：“若作和羹，爾惟鹽梅”。[3] 司馬遷《史記》：“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堯都平陽，大約在今山西臨汾一帶；舜都蒲坂大約在今永濟一帶；禹都安邑在今運城一帶，都是圍繞山西運城鹽池周邊而建都。[4] 《中國鹽業史•古代編》，第一章，第一節，第30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5] 吳慧：《中國鹽法史》2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略有部分字詞改動。[6] 吳慧：《中國鹽法史》2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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