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的特點是並農合一，平時種地，戰時打仗，自備武器、軍馬。由西魏權臣宇文泰建立，至唐太宗時達到鼎盛，玄宗時廢除。唐代除府兵外，還有南、北衙禁軍，負責守衛宮廷，出征時還有臨時徵兵，各州還有防衛地方的團結兵、市鎮兵。木蘭從軍講的就是府兵制下的故事。

高宗之後，社會土地兼併嚴重，府兵制的基礎被動搖，兵額不足。開元二十五年，玄宗下詔諸鎮節度使按照防務需要制定定額，在諸色徵行人和客戶中召募自願長住鎮戍的健兒。所以府兵制在唐朝中後期已經失去存在的基礎，而節度使往往是地方經濟、軍事、政治一把抓，足以養兵自重。

此時的唐王朝，已經沒有條件再實行府兵制了。唐王朝在”安史之亂“中，錯過了最後一次機會。後來即使想要重新實行府兵制，也是有心無力了。

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相輔相成

北魏孝文帝頒佈均田令，開始實行均田制。西魏權臣宇文泰，開始建立府兵制。當這兩種制度結合起來的時候，便爆發出強大的生命力。隋朝、唐朝前期，正是繼承了這兩項制度，奠定了它們強盛的基礎。

唐朝前期，朝廷配給農民土地，年老仍交還朝廷。在接受授田的同時，農民要承受一定的租額，這就是均田制。而府兵制，其實是一種兵農合一的制度。農民閒時種田，並在農閒時節接受軍事訓練。而在戰時，從這些農民中選擇精裝者參軍，免除他原本該承擔的賦役。

因為府兵者的租庸調全免，故農民樂於參軍。且在唐初的時候，府兵位置較高，使得參軍之人有榮譽感。但若想實行府兵制，則需要在均田制的基礎上，還要有非常精確的”賬籍制度“，這樣田地的分配、府兵的徵發才有依據。

唐朝的戶口冊稱為”籍“，共造三份，一份存本縣，一份送州，一份送戶部。政府的租、調，都是以戶籍為基礎。唐朝壯丁的冊子稱為”賬“，朝廷每年預定明年課役的數目，根據”賬“來徵發勞力，這是”庸“的根據。

按照唐朝的制度，每年要造賬一次，每三年要造籍一次，以保證戶口、壯丁數目的精確性，徵發起來才能有依據而不昏亂。這個工作量是非常龐大的，每年嬰兒的出生、老人的死去以及人口遷入遷出，時間一長，統計的工作便容易懈怠。

到了唐高宗晚年，賬籍已經失實，農民的負擔不均，課役繁重，許多農民開始丟棄土地逃亡。而且，此時的土地兼併已經很嚴重，貴族、官僚、地主等階級，大量兼併原先分給農民的田地。而隨著太平日久，府兵的地位也開始下降，許多府兵被當作奴隸使喚，有的農民甚至自殘身體以躲避府兵徵召。

這種情況，在安史之亂前已經開始醞釀，安史之亂後，情形更是嚴重。唐代宗時期，曾嘗試”量產定賦“、”以畝定稅“，但仍舊不能把紊亂的賦稅納入正軌。後續皇帝無法，只能改弦更張，均田制被廢棄，府兵自然也就失去了依託。

唐王朝在”安史之亂“中的失策

唐玄宗晚期，隨著均田制的逐漸崩潰，府兵制已經開始失去依託，已到了名存實亡的境地。為了保衛京師和邊疆，朝廷不得已開始招募士兵，

徵募丁壯，長充邊兵。

而這些被招募的邊兵，後來又逐漸淪為藩鎮的”牙兵“，不受朝廷的管轄。本來，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王朝還有機會修正這一錯誤。當時的名臣李泌，就曾給唐肅宗提出了正確的建議。

使（郭）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

李泌建議唐肅宗不要忙著收復長安、洛陽，而是消耗敵人，以逸待勞，最終犁庭掃穴，一舉剷除河北割據勢力。但唐肅宗急於收復兩京（長安、洛陽），沒有聽從李泌的建議。最後，唐肅宗還和安史集團的殘餘勢力達成妥協，仍命令他們鎮守原來的區域。

安史之霸業雖俱失敗，而其部將及所統之民眾依舊保持其勢力，與中央政府相抗衡，以迄於唐室之滅亡。

藩鎮範圍逐漸擴大，遍及全國各地，甚至長安附近都有。這些藩鎮，初始的時候，還向朝廷上交所收稅賦的三分之一，到了後來，直接全部截留。因此，中央朝廷府庫耗竭，藩鎮反而趁機做大。

假如當初唐肅宗能聽取李泌建議，直接掃平安祿山、史思明的巢穴，把其地直接納入朝廷管理，結果可能大大不同。

戰亂之後，人口大量死亡或遷徙，朝廷正好趁機實行均田制，進而恢復原來的府兵制，但短視的唐肅宗直接丟掉了最後一次機會，再也沒有翻盤的可能。

安史之亂後，除了均田制、府兵制的崩潰，其他各項制度也形成連鎖反應，直接顛覆了唐王朝強盛的基石。

各種制度崩潰形成連鎖反應

唐肅宗取得皇位的過程中，宦官李輔國出了大力氣，因此得被授予高官。自此，宦官逐漸掌握了唐王朝的權力中樞。等到唐德宗時期，禁衛軍被宦官掌握之後，皇帝的生死更是掌握在這些人手中。

命都被別人捏在手裡，哪還有心思去改革其他弊端？這些宦官，假借禁軍之權，作威作福。許多原本歸順朝廷的藩鎮，只因為沒有依附宦官，便受到宦官集團的迫害。這些藩鎮或為了自保，或表面順從，慢慢地發展為獨立狀態。朝廷連土地都控制不住，自然也就無法實行均田制、府兵制。

原先科舉制度，自唐玄宗晚期，已經逐漸退化到靠詩賦來博取功名。這樣選拔出來的人才，一旦為官，則往往風流自賞而不屑於政務。到了後期，更是形成朋黨。兩派互相攻伐、排除異己，更進一步加劇了朝政的敗壞。朝臣無力，自然也無心謀劃恢復原來的均田制、府兵制。

如此一來，盛唐立國的支柱已經開始腐蝕變質，均田制、府兵制、科舉制都已嚴重走形甚至崩潰，各種制度崩潰形成連鎖反應。再加上宦官、藩鎮、朋黨的無情摧殘，唐王朝已無力維持自己的統治，哪裡還有能力去恢復府兵制呢！

搖搖欲墜的唐王朝，皇帝的命都捏在別人手中。當再遇到農民起義的風暴，便只能迎接傾覆的命運了。平定安史之亂的唐肅宗，沒有抓住機遇。後世的唐朝皇帝，再想恢復的時候，老天卻再也不給他們機會了。

很高興回答，唐朝中後期不是不實行府兵制去打擊節度使，而是自唐玄宗時期，府兵制體系和生存土壤就已經土崩瓦解，並被唐玄宗下令廢除府兵制，取而代之的就是募兵制和節度使制。所以唐中後期根本無法實行府兵制去打擊節度使。具體分析如下:

1、府兵制消亡 募兵制崛起

唐朝建立之後，沿用了之前的府兵制度。府兵們有自己的耕地，不需要向朝廷繳納賦稅。戰爭爆發以後，府兵們集結出徵。在戰爭結束以後，還能得到朝廷的賞賜。因此，府兵的生活普遍高於普通農民。唐朝初期的戰爭，距離都比較近，而是時間短、規模小，府兵們的耕地還能繼續耕種，而是一年有一半的時間能夠和家人團聚。但是隨著唐朝疆域的擴大，開始面對吐蕃、突厥、契丹等一系列強悍的對手。戰爭的時間延長，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動輒就是10萬人以上的大戰。由於對手很強，唐朝需要在邊境上駐紮大量的軍隊。久而久之，府兵制度撐不住了。由於長期駐紮邊境，府兵們的耕地荒蕪，與家人團聚的時間很少。隨著府兵的大量傷亡，府兵的人數越來越少。

在武則天時期，府兵制度已經出現了崩潰的跡象，因此，朝廷同時出了好幾種兵役制度。到了唐玄宗時期，府兵制已經基本上名存實亡。當時，北方的回紇、西邊的吐蕃，都會唐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脅，戰役的規模非常大。依靠一支軍隊，根本就無力迎戰，朝廷派往邊境的將領可能並不瞭解實際情況。因此，在唐玄宗統治的後期，先後冊封了10位節度使，被稱為天寶十節度。與此同時，唐玄宗無奈的廢除了府兵制，募兵制正式取代了府兵制。這些節度使就像10位戰區司令，在自己的管轄區內招募官兵，所以說，官兵們對節度使的認同感更強。節度使制度建立之後，確實幫助唐朝中央解決了很多煩惱。唐朝的軍隊逐步形成了邊塞系和中央系，唐朝中央控制的軍隊，戰鬥力逐步墮落。

2、節度使逐步尾大不掉，唐朝中央無可奈何

起初，節度使只有軍事指揮權。但募兵制出現以後，為了方便節度使，朝廷逐步下放了財政使用權、人事任免權和賦稅徵收權。在節度使的管轄區，逐步形成了半割據的王國。由於各種權力都在節度使的手裡，朝廷根本就沒機會插手，這就形成了藩鎮。由於周邊的政權也很強悍，出現了一個大將兼任好幾個戰區節度使的情況，例如安祿山，兼任三鎮節度使，能夠指揮20多萬軍隊。唐朝的邊塞軍總計只有40多萬，安祿山自己就佔了一半以上，這是他發動叛亂的最大資本。在8世紀中期，安祿山發動了叛亂。由於中央軍團已經喪失了戰鬥力，唐朝依靠其他節度使的力量，用了8年時間才平定了叛亂。

雖然安史之亂被最終平定，但並不徹底，而是形成了一個良性腫瘤。安祿山是北方地區的節度使，唐朝依靠西部地區的節度使平定了叛亂。雖然其他的節度使沒有叛亂，但如果朝廷想動撤銷節度使的心思，那藩鎮肯定不答應。因此在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皇帝們一直採用安撫的態度，削弱一兩個節度使。如果有節度使發生叛亂，其他的節度使還會出兵鎮壓。面對藩鎮勢力尾大不掉的局面，唐朝皇帝們也沒有什麼辦法。其實唐朝後期的皇帝中，並不缺乏英明的君主，例如唐憲宗，李商隱稱讚說“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但是即便是英明聖武的唐憲宗，也沒有能解決藩鎮問題。

總結，唐朝中後期的統治者必然知道府兵制的優勢及戰鬥力。然而唐中後期，均田制難以維繫，戶口大量流失，府兵兵員嚴重不足；其次，專門的禁衛軍逐漸壯大，替代府兵承擔宿衛京師的職責，府兵逐漸淪為權貴的僕役，往日的榮耀逐漸喪失；再次，邊境形勢日益惡化，外出征戰越來越頻繁，鎮戍時間越來越長，府兵怨聲載道。至此府兵制賴以生存的土壤以消失殆盡。所以從軍事和經濟兩方面來看根本無法重新實行府兵制去打擊各藩鎮節度使。

府兵不堪用，這點唐對突厥的戰爭中就已經被統治者認知了。府兵為兵戶，地位底下且半耕半種，戰鬥力遠不及彪悍的職業募兵軍士

因為唐朝中後期府兵制已經不合時宜，而節度使正是維繫唐朝統治繼續下去的一劑良方。

府兵制就是上百個軍府分散在全國各地。這些當兵的人，平時務農，也不用交稅，自己養活自己。一旦要打仗，那就從周圍的軍府中抽調兵力，仗打完了呢，你們這群府兵再打道回府，等待下一次的徵召。這樣一來作戰計程車兵都是臨時抽調的，你邊境軍隊的指揮官想擁兵自重也沒有機會。士兵和將領是基本分離的嘛。

我們熟悉的花木蘭的故事，就是這種典型的府兵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這就是朝廷從軍府當中臨時調兵啊。

但是到了唐玄宗時代，這一招就不好使了，為啥？因為開疆拓土攤子鋪大了。你想，軍府不是在什麼地方都能建的，你起碼得有足夠的耕地，能讓這幫府兵自己耕種養活自己啊。所以很多邊境地帶，比如草原，高原地區，那是建不起軍府的，那要是打仗了，就只能從內地的軍府調人，而且你還不能調太久，也不能調太勤，因為府兵都是自己養活自己，你調的太久，那家裡的田就荒了，你調的太勤呢，府兵自己就出不起一來一回的路費了。

所以到了唐玄宗的時候，整個兵制就變了，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就是朝廷出錢來徵兵。府兵用不起，我養職業軍人總行了吧？國家專門劃出一片區域在邊境養兵，按時發軍餉。中央給軍餉太麻煩，那就派個地方領導，叫節度使，一面掌管軍隊，一面在當地籌措軍餉。

這個制度一出來之後，軍隊的人數增加了，而且是職業軍人，訓練時間也提高了，邊關的戰鬥力提高的那不是一星半點。你站在唐玄宗當時的眼光，這是個了不得的制度創新。他在長安當皇帝，得到的全部反饋，都是在證明這個制度是有效的。

在西邊，原本膠著的吐蕃勢力被一下趕回了本土，在北邊，契丹和突厥的勢力也被逐出了河北。那對於唐玄宗而言，對內呢，他已經是搞出了一個開元盛世，經濟文化極大繁榮，對外呢，又是捷報頻傳。你要是唐玄宗，你心裡在想啥？當然是想當文治武功，古來無雙的千古一帝啊。

杜甫在他的詩《兵車行》裡面就留下了一句話，叫“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這裡的武皇是指誰啊？當然就是當今皇帝唐玄宗。邊關都打得慘成那樣了，流血成海水，但是皇帝還是要開邊啊，還是要開疆拓土啊，成就夢想啊。

所以，安祿山這樣的節度使，在唐玄宗的眼睛裡，是好用的、高效率的工具，越鋒利越好。在他沉迷的這個開疆拓土，當千古一帝的故事裡，已經完全忘了這把劍還能調轉過來，對準自己。所以最終暴發了安史之亂，造成了後期的藩鎮割據。

我們一般對於藩鎮割據有這麼幾個理解。第一，節度使，就是藩鎮的那些頭，是父子相繼，唐王朝想任命新的節度使是水潑不進的。第二，不給中央繳納賦稅。第三，他計程車兵是自己帶的，中央驅使不動。所以，這就叫小王國。那一百五十年期間，唐帝國他們老李家只要出一個出息的人，就應該能把他們滅了，對吧？或者你藩鎮當中突然崛起一股力量，你造反，你把李唐帝國給滅了。一百五十年，居然就這樣和睦相處，就像一個大老婆，居然容忍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在同一個屋簷下跟我自己共處，而且和平共處了那麼長的時間，你不覺得這個事有點匪夷所思嗎？

我們先給大家解釋一下誤區，很多人都以為藩鎮割據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其實不然，它僅僅存在於中國北方的部分地區。

你看，大詩人韓愈寫過一首詩，叫“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就是我早上上了一封奏摺，把皇上給惹毛了，皇上在晚上該要開始貶我，把我從長安一直遍到了今天廣東的潮州，路上要走八千里路。所以後來才有那麼一句，叫“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你想啊，坐在長安的天子居然可以把自己的一個臣子遍地八千里路，到了廣東，那說明這八千里路的山河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藩鎮中晚唐的時候一共封了八十九個，其中真正有過造反劣跡的只有十一個，10%才多一點。而且從頭到尾都不服，都割據的，其實只有三鎮，就是著名的河朔三鎮。

為什麼這三鎮這麼牛呢？因為是安史之亂的餘孽，安史之亂前前後後平定了八年，到最後雙方都氣喘吁吁了，打不動。中央就說，你小子服不服？服了我就不揍你了，我接著還封你為節度使，咱倆相安無事好不好？對方說那挺好啊，反正要的就是個地盤嘛，於是就封了叫河朔三鎮。

這三鎮名字也不用你記，大概給大家勾勒一下。最北邊的就是幽州節度使，幽州藩鎮，其實就是安祿山起家的那個地方。具體位置在哪兒呢？就是今天河北北部，像保定，包括北京這一帶，這就叫盧龍鎮，或者叫幽州鎮。中間呢，就是今天河北中部這一帶，加上山西的一小部分，這就叫成德鎮，成德節度使。再往南叫魏博鎮，魏博鎮的地方就是在今天河北的南部，加上山東北部的一點點，這就叫魏博節度使。

你想這三個鎮，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稍微往旁邊擴大那麼一點點，它有什麼資本跟中央鬥？我們來看幾個數字。首先人口，這三鎮加起來150萬人，整個唐朝多少人呢？1750萬人，十分之一。

如果從財政上來講，這三鎮確實當時北方還是中國的經濟中心，一直到宋代才變成南方是經濟中心，北方就算你產糧多，也不過握有了全國財力的七分之一。

如果從軍事實力上講，其實差得也很遠，這三鎮全部加起來15萬兵馬，而中央有多少呢？99萬，就是100萬，你想怎麼打？很奇怪，為什麼這麼弱小的一個地方割據，而且他們內部還不和，居然能夠和中央抗衡一百五十年，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再有一點，這也是我們一般人想象的一個誤區，覺得後來這一百五十年，中央拿這些小賊就沒辦法了，其實也不是。中央很多地方其實是伸得進去手的，比如說這三鎮，那僅僅是那些士兵是由節度使管的，剩下那些州縣的官員，你想到了嗎？是由中央任命的，中央王朝的吏部是要給它派縣官的，對吧？

再加上這些人雖然不給中央上什麼稅負，但是中央要搞什麼財政改革，地方上也還執行。比如說我們都知道，中學歷史教科書裡也寫的，唐晚期的那個宰相叫楊炎，不是推行兩稅法嗎？就在幽州節度使的那個任區之內，它也在推行。

當然它不交賦稅，但是它經常還上點供呢，即使到唐朝滅亡前三年，我們還能看到資料，大量的什麼絹、帛、棉，還向中央在進貢著。

更有一點，可能你想不到，就是中央打仗的時候，這三個鎮還派兵呢。你比如說當時西方有一個吐蕃，就是今天青海、西藏那一帶有一個非常強盛的王朝，那中央經常就會受到吐蕃的騷擾。最嚴重的騷擾就是出現在每年的秋天，因為這邊稻子熟了，那時候沒有稻子，麥子熟了，那邊吐蕃人就要過來搶。那所以這場仗每年都要打，叫防秋兵。

那中央就會從這我剛才講的叫河朔三鎮去調兵，比如說最南邊的魏博鎮要出四千人，中間的成德鎮要出三千人，北邊的幽州鎮，就是盧龍鎮，兵馬最強盛，出五千人。

這叫什麼藩鎮割據？簡直就是小兩口過家家嘛，你們倆明明離了婚，怎麼又親親熱熱在一塊兒過呢？是好好的玩耍，還是不好好的玩耍，真的是看不清楚。

還有一點很奇怪，你想，一百五十年的藩鎮割據，老李家的天子只要出一個有出息的皇帝，你中央那麼大的優勢，你集中全國的兵馬，把所謂的河朔三鎮給它滅掉不就完了嗎？為什麼沒有這樣一個人呢？你還真就別說，真就有這麼一個人，那就是唐憲宗，這個人叫李純。

李商隱有一首詩就是拍他馬屁了，叫《韓碑》，劈頭就寫“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元和天子就是指的他，這是他的年號，說他神武之姿。彼何人哉，他是什麼人呢？軒與羲，軒就是軒轅黃帝，羲是伏羲，就是他的功德直比三皇五帝。當然李商隱是拍馬屁了，但是確實，在唐代歷史上，他是和唐太宗、唐玄宗齊名的一個人，就是這個唐憲宗李純。

那說他之前，我們先介紹一下他祖宗八輩，對於他的歷史大家不是很熟悉。唐玄宗大家都知道了，安史之變他倉皇出逃，把小老婆楊玉環也給弄死了，然後他的兒子，就是那個後來的唐肅宗，就直接稱帝，都沒有徵得他的允許。所以後來還都長安之後，他老人家只能當太上皇，聽戲過了下半輩子，這是唐玄宗。

那唐肅宗這個強馬吃車登基的皇帝有沒有好下場呢？其實也不行，這皇帝當得太窩囊，因為他一共當了七年皇帝，一直是在打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幹了八年，所以他沒有看到紅旗插上敵人陣地的那一刻，他也死了。

那他的兒子叫唐代宗，唐代宗這個人好像在歷史上沒什麼名氣，但是如果你愛看京劇的話，有一出叫《打金枝》，說的就是他的故事。這《打金枝》說的是個啥事呢？說唐代宗有一個閨女，就是個公主，嫁給了郭子儀的兒子。後來這小兩口鬧矛盾，打架，一直打到了金鑾殿上，那兩個親家公，就是唐代宗和郭子儀就出來勸架，講的就是這麼個事。

那你看郭子儀大家都知道，是平定安史之亂的名將，這就說明唐代宗的日子是比較好過的，還鬧這兒女親家的糾紛呢，對吧？但是沒有，沒有國泰民安、苦盡甘來，因為西邊的吐蕃又崛起了，就是青海、西藏那邊的一個王朝。那個時候軍事實力非常強，居然可以直接派兵打到長安，逼得這個唐代宗又倉皇出逃，所以他這十七年的天下坐得也不是很安生。

那唐代宗的兒子叫唐德宗，他就更倒黴催的，雖然他當皇帝當得時間比較長，二十六年。但是就在他的任內，居然爆發了晚唐時期最著名的藩鎮計程車兵譁變，這個史稱叫涇原兵變，逼得他又逃出長安城，到陝北一帶又住了很長時間。

接下來是唐順宗，這個就更倒黴了，一共才當了二百天的皇帝，那緊接著就是我們馬上要講的唐憲宗李純。你看，前面幾代全部是膿包皇帝，那李純面對的局面是什麼呢？要知道這個時候經過安史之亂之後，真是天下疲弊，人死了很多，尤其是中央掌握的戶口數，這個時候已經只剩下144萬戶。

這是個啥概念呢？據說唐代最全盛時期，就是天寶時期，那個時候大概是這個時期戶口數的四倍。那是不是說人都死了呢？也不是，只是中央徵稅能力變得比較差，也就是稅收收入只有全盛時期的四分之一，因為有時候人死了，包括地方上隱瞞戶口不報，還有一些藩鎮割據，不向中央繳納稅負。

但是即使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李純這個人還是不得了，因為他聰明，在史書上有這麼一記載，說他爺爺唐德宗小時候就抱著他，說你是誰呀，小孩？小孩說我是第三天子，孫子嘛，你是第一天子，我爸是第二天子，我是第三天子，大家都鼓掌，說這個小孩真聰明。

那他後來長大了自己當皇帝了，幹出什麼聰明事了呢？其實一個皇帝他困守在長安城，能幹的事情並不多，就像聯想的創始人柳傳志老爺子講的，無非是三件事。第一，搭班子；第二，定戰略；第三，帶隊伍。

那唐憲宗搭的這個班子是不錯的，他用的兩個宰相，一個叫裴度，一個叫武元衡，這兩個人都是中唐時期著名的宰相。另外就是定戰略了，因為你皇帝作為國家的最高決策者，最後的負責任的人，那要不要削藩呢？你這個主意得拿得準。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比如說一個藩鎮實力特別強，如果上一任節度使死了，他的兒子給中央打報告，說我要繼承，父死子繼，請問你答應還是不答應呢？如果不答應，很可能馬上就是兵連禍結，你唐王朝未必打得過。那這個時候就需要皇帝一口真氣不散，咬定牙關不答應，唐憲宗就是這麼幹的，在我這兒什麼父死子繼，門兒都沒有，要打仗，來吧，來撕啊，對吧？這就叫定戰略。

那第三呢，就是帶隊伍。也不知道怎麼回事，這個唐憲宗就特別看重一個人，叫李愬。李愬原來可不是什麼大官，不是什麼著名將領，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他就看重他，讓他去帶兵平亂。

那李愬這個人其實我們中國這一代人很熟悉了，我們帶讀中學的時候，有一篇文言文，叫《李愬雪夜入蔡州》，就是他。那雪夜入蔡州打的是誰呢？叫吳元濟，當時全國藩鎮大大小小都有點那個割據的意思，但是鬧得最兇的是兩個人，一個是淮西節度使，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吳元濟。還有一個呢，是淄青節度使，這個人叫李師道。

淮西節度使在哪兒呢？大概是今天的安徽的北部、河南的東南部這一片，就是汝南縣為中心，當時叫蔡州。那淄青節度使就是山東那一帶，就這兩個人最兇。

那首先就是淮西節度使吳元濟，他的情況就跟我們前面講的一模一樣，他老爹叫吳少陽，是上一任淮西節度使，死了，他兒子吳元濟匿不發喪，然後向中央請示，我能不能繼承啊？中央就不答應，不答應他就造反。

先是燒殺搶劫，然後兵鋒所指，已經直逼洛陽。洛陽當時地位不得了，是唐代的東都，首都受到了威脅怎麼行呢？ 於是派李愬前去平叛。這後面的故事我們在中學語文課本里都學過，李愬雪夜入蔡州。那他為什麼要走這麼一步險棋呢？因為李愬手裡的兵馬不夠多，只有九千人，而吳元濟手裡可是幾萬人馬。

而且在整個淮西節度使的轄區內，中央的部隊已經三十年沒有進去過了。所以李愬不得已採取一個奇襲的方略，就是在一個鵝毛大雪紛飛的夜晚，帶領士卒就走，剛開始是瞎走，去哪兒都不敢跟身邊的人講。後來走到一半才告訴大家目的地，說我們要去蔡州，活捉吳元濟。

他身邊的那些將領，包括監軍的太監，一些士兵，都嚇傻了，覺得此行再也無有生還的希望。但是李愬軍令謹嚴，沒有人敢叛逃，於是跟著他一起走，據說路上也凍死了很多人。

後來果然就在這個蔡州城，就是今天河南的汝南縣，在那個地方把吳元濟給活捉，一直跑到他老人家的床頭。吳元濟還覺得沒有事，不就是鬧騰嗎？無非是那些新投降計程車卒找我要棉衣。他根本就沒有想到，李愬能給他來這麼一傢伙。

那這吳元濟已經逮著了，送到長安，肯定是一刀斬棄，淮西的亂就平了。但是與此同時，前面我們還講，就是淄青節度使，那個叫李師道的人，也不是個省油的燈。在吳元濟鬧的時候，他就一直向中央上書，裝好人，說中央你就赦免他吧，你就赦免他。啥叫赦免，對吧？他要的是當節度使，你赦免他，等於就是遷就和縱容。李師道一直在摽著這個機會，因為他知道，只要吳元濟一死，下一個輪到的就是他。

他就坐在家裡想，怎麼辦呢？他的想法跟本·拉登有點像，說搞點恐怖主義吧，於是就派了幾個刺客，到長安城去刺殺宰相。因為他覺得，皇帝你看他們家老李家幾代都是膿包，肯定是倆宰相不是東西，就是我們前面講的，一個裴度，一個武元衡。他居然就派刺客到道路之邊，把這兩個宰相給刺殺了。

那武元衡最倒黴，刺殺，而且當時那個頭就已經被割下來。裴度那個運氣稍微好一點，因為他家的老僕人是奮不顧身，幫他擋了幾刀，裴度活下來了。這簡直駭人聽聞，中國古代的政治史上，你什麼時候聽說過宰相在路邊被刺客給殺掉？從秦始皇那會兒到這會兒，那是唯一的一例，所以當時朝臣就大譁，說這是奇恥大辱。

而且這個刺客還特別猖狂，居然在作案現場留下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八個大字，叫“毋急捕我,我先殺汝”，就是誰急著要追捕我，我先把你給宰了。你想這個囂張的態度，連本·拉登都沒有吧？

這個時候你就看得出來，唐憲宗李純這個人意志堅定之處，絕不被這種恐怖分子的行徑所嚇倒。一方面在長安城內大肆搜捕刺客，另外一方面就督促李愬進軍淄青藩鎮，一定要追捕這個李師道。

那李師道當然就打不過這個李愬了，李愬不是吃素的嘛，結果十二戰十二捷，最後就把李師道逼入了絕境。他手下計程車兵一看，反正也沒有希望，直接譁變了吧，就把李師道給殺了，於是投降中央，李愬藩鎮就此平定。

那緊接著就該輪到剛才我們講的所謂的河朔三鎮了，這三鎮的節度使一看，還打個什麼打，這麼厲害的李愬都啟用了，我們沒希望了，投降中央算了。你看，紛紛投降。比如說成德鎮的節度使乾脆把自己兩個兒子就派到長安城，說當人質唄，對吧？我兒子都在你手裡，我還造什麼反呢，我服了還不行嗎？

最有趣的是幽州節度使，就是盧龍節度使，他一看，哎呀，算了吧，還搞什麼搞啊，把自己的轄區一分為三，然後把所有官員的印鑑全部封送長安，就是我不管了，你來管，我去哪兒呢？我出家去，我當和尚可以吧？於是還給自己起了一個法號，叫大覺和尚，我終於覺悟了。

所以在唐憲宗李純當政的這十五年期間，天下藩鎮其實已經全部平定了。那你說後來怎麼又鬧成那個樣子呢？對呀，因為唐憲宗一死，你就會發現，他這十五年的所有努力都付之東流，又沒有個卵用，那請問為啥呢？為什麼這個藩鎮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能被平定，而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又能死灰復燃呢？

剛才我們說到唐憲宗李純是用十五年的時間，平定了藩鎮割據的局面，但是就在他死後不久，藩鎮割據又開始死灰復燃。好可惜，而且好奇怪，因為李純靠的又不是什麼偶然，僥倖打了幾個勝仗，他憑藉的是中央那種泰山壓頂一般的，在軍力和財力上的絕對優勢，用武力把對方給搞定的。這就像高山滾石，一旦形成這個勢能，是很難逆轉的。

但是他一死，你再看一眼那個藩鎮，簡直不能用什麼星火燎原來形容，簡直就是汽油桶，往裡扔一個火星，馬上“嘭”一下又著了，這是為啥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回到藩鎮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說白了，到唐朝的時候，華人還不太認識這個全新的物種，它是個全新的存在，這就要說到藩鎮它到底是怎麼來的。到中晚唐的時候，我們覺得藩鎮是唐王朝身上的一種病，對吧？但是在盛唐的時候，藩鎮可不是病，它是一味藥，它治的是啥呢？是唐王朝的肢體肥大症。

我們一提起唐朝，老覺得盛唐嘛，我們華人牛，開疆拓土，你看那個時候中國那個地圖多大多大。對呀，那是多少代皇帝努力的結果，從唐太宗一直到唐高宗、武則天，到唐玄宗，都在往西邊去開疆拓土。

所以杜甫有一首詩叫《兵車行》，裡面就講到：“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這武皇指的是誰啊？表面上指的是漢武帝，其實說的是當朝皇帝唐玄宗。唐玄宗在公元751年，說到這一年大有講究。

我們都知道，唐代的轉折點是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但是如果我們把視野放開來，你看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在哪兒？也在安史之亂前後，只不過跟安史之亂沒有什麼關係，是在它之前四年，公元751年發生的一件事。這件事在當時人看來沒有什麼大不了，但是回頭一看，意義不得了。

什麼事呢？唐朝蒸蒸日上，向西開疆拓土，可是中亞一帶也崛起一個帝國，就是阿拉伯帝國，當時唐朝管人家叫黑衣大食。這個帝國是向東開疆拓土，一個向東，一個向西，肯定有一場遭遇戰，這就是公元751年的怛羅斯之戰。

唐朝這邊帶隊的是高仙芝，這個人是北韓人，唐朝特別喜歡用番邦的將領，戰鬥力強，高仙芝號稱叫山地戰之王。可是阿拉伯帝國用的那支部隊也不得了，叫呼羅珊戰士，這支部隊號稱跟歐洲，就是拜占庭帝國的戰鬥力1：10，一個人揍人家十個人。現在中東還有一個恐怖組織，就叫呼羅珊組織，可見多麼厲害。

那這場戰鬥的結果是什麼呢？直接告訴你吧，唐朝輸了，當然是因為有人叛變了，最後高仙芝僅僅帶領幾千個人逃出生天。為什麼這場戰鬥如此重要？因為這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中原民族向西開疆拓土，這一戰就達到它的歷史頂點。

所以我們看盛唐的地圖，覺得民族自信心爆棚，你看我們的疆土多麼的廣大。要知道，你的基因是不支援你開疆拓土的，長到那麼大就已經是肢端肥大症，看著達到頂點，但是盛極而衰，帶來的那個全身的病變是你始料未及的。

你看，到唐玄宗時候，他實際上遇到了中國古代所有帝王沒有遇到的問題，就是四處都是邊患。因為你長得那麼大，我們給他算一算，你想東北有契丹，有奚族所挑起的叛亂，唐玄宗還把自己的兩個公主搞過去，也沒有搞定。然後整個北邊是回鶻，就是現在的維吾爾族，他們的先祖，當時也是構成了邊境的壓力。那西邊呢，我們前面講的吐蕃人的邊境壓力；南邊呢，南詔。

你想漢代的時候僅僅是北方一個匈奴，就搞得漢武帝要吐血，人家唐玄宗是遇到的是四面楚歌，可怎麼辦？整個國家的實力已經達到頂點，那皇上就跟底下的臣子就商量，怎麼辦呢？

商量來商量去，想出一個餿主意，就是把權力下放，讓那些邊境地帶的行政區，讓他們自己籌集糧草，自己籌集軍隊，去各自為戰，這就是藩鎮的來歷。但是如果回到當時的角度，你還真就不能說設立藩鎮是一個昏招，為啥？因為有效，它確實是當時一劑對症的良藥。

給大家舉個例子，比如說安祿山，就是後來引發安史之亂的那個傢伙，他就是因為有效地握有了從山西到河北、到幽州，就是今天北京，一整個地帶全部的行政、軍事和財政大權，他才有可能在民間募集糧草，在當地募集士兵，才能夠打造出一支強有戰鬥力的邊防軍集團，才能有效地抵禦來自東北方向上的什麼契丹、奚族的邊患壓力，所以人家安祿山幹得是不錯的。

但問題在於，是藥三分毒，任何制度一定有它的後遺症，主要是兩點。第一，士兵的向心力不一樣了，原來是遠在長安的天子給他們發軍餉；現在呢，是安大將軍給我發軍餉，那你請問，基層士兵他認誰呢？

那第二個呢，就是士兵的戰鬥力也不一樣了。因為安祿山這種胡人將領，他跟士兵是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戰鬥，那感情也不一樣，天天在戰場上混，所以很容易打造出一支強軍。

可是你再看長安的那兒御林軍他們天天在幹什麼？穿得光鮮亮麗，立正、稍息搞大閱兵。所以一旦開始打仗，你怎麼打得過呢？所以後來安史之亂是“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在潼關一戰，中央軍打不過嘛。

但是這種藥就叫連環藥，緩釋膠囊，藩鎮割據，因為你會發現，一旦藩鎮割據引發像安史之亂這樣的變換之後，你只有繼續加大藥量，你才有可能把它給按住。所以李唐王朝後來我們都知道，唐玄宗也跑了，唐肅宗在靈武繼位，對吧？然後他們就給各地下這樣的同樣的政策，中央已經沒有兵了，所以只好給政策，就是你們都就地籌糧，就地募兵，替我去揍這個安祿山和後來的史思明。

確實，八年抗戰，把安史之亂給平定了，那可不就是遍地藩鎮嗎？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雖然藩鎮割據的現象只存在於唐朝，但是它背後的那個原理可是一以貫之。只要是皇權，只要是中央集權制，平時看起來很強大，但是一旦遇到了那種生死存亡的挑戰，它總是傾向於做出一個應激反應，就是把權力下放。地方諸侯總在喊，你有病啊，我有藥啊，趕緊把財政權、行政權和軍事權集於我一身吧，我好起兵勤王啊。這種事情不僅在唐朝發生，在明朝的末年、清朝的末年，都發生過。

藩鎮割據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組織的物種，這是唐朝獨特的問題。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藩鎮割據根本就打不滅，因為它是新物種。

啥新物種呢？就是它突然出現了一個自下而上的組織，這是藩鎮真正的底層秘密。在唐代的初年，國家實行的是府兵制，這是從南北朝繼承下來的一套制度，就是老百姓平時在家有房子有地，是耕地的農民。一旦國家需要，自備裝備上戰場，打完之後還是回到老家去種地。

但是安史之亂之後，搞的就不是這一套了，叫募兵制，就是任何一個將領只要你發得出軍餉，你就在社會上可以召集那些流民，讓他們去參軍當兵。那這些流民包括什麼人？流氓、地痞、強盜，肯定免不了，另外就是失地的農民，這幫士兵只剩下一個身份了，他只會打仗，是職業軍人，他沒有農民的那個側面。這幫人的利益只能從戰場上，或者從將領發的那個軍餉當中才能獲得。

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唐德宗的時候，我們前面講涇原兵變，它是怎麼發生的呢？當時唐德宗是徵召涇原節度使的兵，說你來幫我去平滅一個叛亂。大家就高高興興來了，那些士兵甚至還帶著家屬來，為啥？因為到了長安城，皇帝肯定得放賞，那萬一賞得銀子多，我拿不了呢？得讓我家屬帶回老家。

那結果呢，士兵們來了，發現皇帝沒有準備什麼賞錢，甚至那些官員對他們還剋扣，吃的是粗茶淡飯，那難道讓我們不帶一點油星就上戰場嗎？不幹，於是就譁變，這種譁變是連他們的將領都制止不了的。

他們的將領叫姚令言，這個人剛開始還勸說士兵，千萬不能啊，到戰場上打仗，怎麼不能得點銀子呢？你們現在一造反，將來都是殺頭的罪，到處說服。最後士兵們說，你跟不跟著幹？不跟著幹，就把你弄死，我們換一個頭；那這個人說，叫姚令言，說那我就跟著幹。這就是著名的涇原兵變。

在剛才這件事情當中，你有沒有發現一點什麼？就是華人熟悉的那套邏輯突然不管用了。華人都講，什麼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對吧？但是對於藩鎮割據計程車兵，你會發現它是一個自下而上構建的社會組織，雖然表面上也有什麼將軍、頭、節度使，但是這些人其實是受底層士兵脅迫的，很多事你不跟著幹是不行的。這個組織就像一個九頭蛇，你砍掉一個頭，它又能長出一個頭，所以藩鎮割據為什麼難以平滅？原因就在這兒。

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河朔三鎮當中的魏博鎮，這個鎮因為地點比較好，在河北省的南部、山東省的北部，這一片人口比較多，經濟比較發達，實力就強。當時就流傳著一句話，叫長安的天子，魏府的衙兵，這兩撥人都是挺橫挺橫的。

那魏府的衙兵指的是誰呢？就是魏博鎮的那些節度使的親兵。按說親兵應該聽節度使的，不然，這些親兵已經板結成一個集團，如果節度使不聽他的，直接換人，甚至是宰人。

給大家舉幾個例子，比如說魏博鎮有這麼幾任節度使，有一個叫田越，剛開始也造反，後來被朝廷搞服了，朝廷說給我裁兵，裁四萬人。那田越說裁吧，前頭給裁了，後膛又給把這些人召集起來，他說那個話其實也是真話，說你們老家又沒有地，把你們裁了，你們生計怎麼著落呢？朝廷不講理，這樣，我把我家財散盡，給你們分了吧。大家鼓掌，熱淚盈眶，那繼續輔佐田越嘛。你看一個節度使，他只有這個辦法，用分財產的方法來團結一幫人，形成自己的班底。

你知道魏博鎮後來一個節度使是誰嗎？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那個雪夜入蔡州的大英雄李愬，李愬打下魏博鎮來之後，朝廷上說來，你去，這不是難啃的骨頭，你來。

李愬這個大英雄到了那個位置上也發傻，他發現這個地方哪有我什麼朝廷派來的節度使說話的份呢？所以他後半生在這個地方當官的時候，只能用賞賜，用金銀，甚至自掏腰包來滿足這些人的要求，來暫時穩定局面。

那李愬還有一個部將，這個人叫田部，後來也接任當了這個魏博的節度使，那就更是一個悲催的故事。因為魏博鎮這個時候已經投靠朝廷了，那個成德鎮，就是它北邊的那個河朔三鎮之一，還是有點不服不忿。那朝廷就說，你揍它去，你揍它去，讓這個田部去揍它。

正好田部和這個成德鎮的節度使有殺父之仇，所以就是報仇，所以帶領著魏博的軍馬就向成德鎮進發。那按說原來跟朝廷是談好的，朝廷給出軍餉，可是正好遇到冬天，大雪阻道，朝廷撥的軍餉沒有及時地趕到。田部就跟底下計程車兵商量，說朝廷欠咱們的，咱先動用咱自己的倉庫裡的老底，咱先把這仗打了。

那些親兵們說什麼？給朝廷打仗，本來我以為到戰場上能搶點銀子，現在還要動我們的老本，門兒都沒有，根本就不能再往前走，居然就把朝廷派來的節度使田部老人家就扔在當地，然後一鬨而散，回老家去了。就因為這麼一點軍餉，都不肯借給節度使，你想節度使有什麼樣的權利呢？

再給大家舉一個例子，為什麼在唐憲宗之後，那個幽州，就是盧龍節度使突然又降而復叛呢？就是因為派過去一個不爭氣的官。其實歷史上有一個很著名的人物，就是大詩人王維。王維有一個弟弟，叫王縉，剛開始朝廷也是把他派到幽州當節度使。

這王縉真是聰明，一看這個情況，明白了怎麼回事，然後把朝廷帶來的賞銀給大家發一發，你們好好在這兒過啊，我走了，就回長安了，他就把節度使的權力交給當地的一個副將。這王縉真是聰明，因為他走了沒多久，這個副將就是因為搞不定手下人，給殺掉了。

後來朝廷又派了一個節度使，這個人是一個書法家，在歷史上很有名，叫張弘靖。張弘靖來的時候就是一副姿態，什麼？他坐轎子來的，因為文人嘛。幽州的這些士兵一看，什麼？坐轎子，一個節度使坐轎子，沒聽說過，我們看到的都是上馬能征戰的節度使，怎麼能坐轎子呢？所以剛開始就覺得看不慣他。

而這個張弘靖一腦子那個等級觀念，覺得現在已經天下太平了，你們已經被平定了，還跟我叫什麼板？我是朝廷派來的大員。他幹了很多昏招的事，比如說他愛好個夜生活，在夜總會經常搞得很晚，然後回家，回家沒有路燈，不是正好有現成計程車兵嗎？都給我舉著火把，給我當路燈。這些士兵氣得要死啊，原來跟節度使的將軍那都是稱兄道弟，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交情，現在弄一個文官，天天作威作福，這叫個什麼事呢？

而且這個張弘靖還經常羞辱他們，說你看，和平時代到來了嘛，你們又不會寫字，光會打仗，要你們有什麼用？有一次，一個當地計程車兵可能是衝撞了他的儀仗隊，然後他就非常惱火，使威風打人，按住了打屁股。結果那些士兵馬上就譁變，積攢了對這個張弘靖長久以來的那個憤怒，迅速就爆發，幽州鎮降而復叛，就是因為這麼一點點破事，你能想得到嗎？

在歷史上還記載了一個細節，就是這幫士兵不是譁變嗎，把這張弘靖給抓起來，把他身邊的人全給殺了，把他關一小屋。後來這些士兵一想，這也不對，我們現在沒頭兒，現在把他殺了也不行，所以派了一個老兵就進去跟他聊。說要不你還出來當我們節度使好不好？張弘靖說不幹不幹就不幹，那最後這幫老兵沒辦法，但是也不敢殺朝廷的人，就把他禮送出境，後來他被貶了，結果整個盧龍鎮就降而復叛。

所以你看，誰當官這個時候，在藩鎮割據的時候，已經變得不重要，真正掌權的是誰啊？就是那些坐地虎，當地的那些士兵，只要能滿足他們的利益，局面就能穩定。如果一旦觸犯他們的利益，對不起，馬上就是個反叛，請問這樣的星火燎原，你怎麼救這把火呢？這就是藩鎮割據難以平滅的原因。

剛才我們講了那麼多唐代藩鎮的故事，其實只是想說明一個道理，唐代的藩鎮是一個很獨特的物種，它和我們在中國歷史上此前此後觀察到的很多軍閥割據的現象，其實都不是一回事。比如說中國近現代的軍閥割據，它的本質上是一個大的中央集權系統被打碎了，變成一個個小的中央集權。你回到任何一個軍閥的轄區，你看到的仍然是大夥聽大帥的，那個權力的行使仍然是自上而下。

而回到唐代的藩鎮你會發現，它的權力結構是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的，那些士兵甚至可以脅迫官長，所以它的社會結構就有一定的強韌性。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就有點像某些西方國家那個公民自治或者社群自治的傳統，當然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是打個比方。

如果說有人想搞美國，說把美國總統刺殺掉，有用嗎？沒有用，美華人再選個總統出來就完了嘛。可是前些年美華人打伊拉克，他就惦記著我要搞一個斬首行動，把薩達姆給幹掉，那它那個中央集權系統就會崩潰。所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物種。

這就帶來一個新的問題，在長達一百五十年的唐代藩鎮割據的歷史當中，那些藩鎮它心裡有數，你已經撲不滅我了，那我們當中為什麼就不能出現一個強人，去反咬中央一口呢？我乾脆造反，我來當皇帝呢？這件事情為什麼也沒有搞成？

你看，安史之亂就很典型嘛，安祿山沒有幹成，史思明也沒有幹成，後來的那麼多強藩也沒有幹成，為啥？你比如說涇原兵變，剛才我們多次提到，涇原兵變真的是變生肘腋，就在長安城下發生，把唐德宗嚇得一溜煙已經跑到了陝北的奉天，是一個小縣城，當時叫奉天，在那兒躲起來了。

那你說這已經到了多麼危險的邊緣，那些亂兵剛開始找的是他們帶隊的那個將官，叫姚令言。後來發現這個傢伙權威度不夠，又衝進長安城找了另外一個人，叫朱慈。朱慈原來是涇原鎮前任的節度使，現在已經退休了，在京中養老，把他又給請出來，說你幹不幹？朱慈想了半天說，幹吧，要幹就幹個大的，我也當皇帝算了。

那這個局面很快就戲劇性的演化成兩個皇帝之間的對決，那一方面當然就是老李家的唐德宗，他好可憐，帶領四千人苦苦守住陝北小城奉天。每次將官要去出戰了，出去守城了，他都哭天抹淚，灑淚而別，跟將官講，我們君臣沒準兒這就是最後一面了，你出去就死外頭了，一會兒我就死裡頭了。確實已經到了很絕望的關頭。

而城外的那個朱慈呢，現在也是皇帝，他給自己上了一個封號，叫漢元天皇，帶領幾萬人猛攻小城，居然五個月沒打下來，最後他還敗了，那請問為啥？就是因為各地的諸侯、節度使起兵勤王，因為大家仍然認為，你老李家有合法性。啥叫合法性？用老百姓的話來講，就是買誰的賬，大家仍然認為李家天子是正根的天子。

而且還有一點，中央，就是唐朝的中央，它主要的對頭全在北方，東南的財富之區仍然是對它忠心耿耿，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打仗打的就是錢嘛。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有一個人叫韓滉，這個人在歷史上留名主要靠的是他畫家的身份，因為他畫了一幅畫，叫《五牛圖》，現在仍然是中國古代十大名畫之一。

他當時就是駐守在東南財富之區的一個節度使，他就對李唐王朝中央是忠心耿耿，每次給中央輸血運糧食的時候，那是親自扛麻袋上的，旁邊計程車兵看著能不感奮嗎？後來有一次，也是他給中央運糧，為什麼？關中地區發生饑荒，連皇帝身邊的人都沒吃的了，直接要引發禁軍的譁變，這可不得了，直接要危及皇帝一家的生命安全。

正在這危急萬分的時刻，突然得報，說韓滉運來的糧食已經抵達陝州，就是馬上要進關了，把個唐德宗感動的，抱著自己的兒子抱頭痛哭，說吾父子得生矣，我們這一家子總算有了活路。所以你看，還是有人對他們家忠心耿耿。

但是如果要解釋藩鎮割據為什麼沒有成功造反，僅僅看到這一層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政治合法性權威這個東西，隨著時間的流逝，它會慢慢磨損的，真正的原因我們還是要到藩鎮割據的那個社會結構裡去找。因為我們前面講的，它是自下而上的社會結構，所以它就天然不具備侵略性。我們必須承認藩鎮割據是李唐王朝身上的腫瘤，但是對不起，良性腫瘤，它就是個大疙瘩，你看著不舒服，但是它確實不會轉移，它不是癌症。這此話怎講呢？大家想象一下，那些基層計程車兵他們是沒有什麼野心的，因為他不是將領，打下天下來又不是他坐江山當皇帝，他的唯一的訴求就是吃飽穿暖，最好不發生什麼變化，只要有人給我發軍餉就挺好。所以他們也作為一種地方性的力量，具有一種內斂性，他們反而制約了那些雄心勃勃的節度使去反抗中央。你有沒有想過這層機制呢？

給大家舉幾個例子，比如說魏博鎮前面我們講到的那個前膛散去大家，後膛又把大家召集起來的那個節度使，叫田越，後來就造反了。但是造反的過程當中跟中央打來打去，打了四五年，後來士兵就煩了，打什麼打，對不對？只要有一個好日子過，你當皇帝我們有什麼好處？最後這幫士兵居然就支援他的堂弟，把他給宰了。就是我們不願意我們反叛中央，我們就願意過安生日子。

與此同時在北方還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幽州節度使朱濤，朱濤是誰呢？就是我們前面講的朱慈，那個漢元天皇還記得吧？他的親弟弟，這一家子都是賊窩。這個朱濤覺得，我幽州也是河朔三鎮之一，現在魏博的田越反了，我應該去支援他，於是帶著兵馬就去支援田越。

可是這一路，我們在史籍上看到，那些士兵將領就不斷跟他抬槓，不要造反，不要離開幽州，我們為什麼要管他們魏博鎮的事呢？把個朱濤氣的，一路不斷地去殺人，不靠殺人，根本就整頓不了隊伍。但即使是不斷地殺人，也沒有能夠成功地把隊伍帶到南方，去支援田越。所以你看，其實藩鎮的這個士兵他自下而上，其實也在制約這個節度使。

而且還有一點，大家想想，有些節度使他就有心眼，他不見得有那個當皇帝的野心，面對這樣窮兇極惡的手下，他往往也要藉助中央的權威，去鎮壓他們。所以你看，唐代中晚期有一個著名的宰相叫李德裕，他就講過一句話，說河朔三鎮兵力雖強，不能自立，仍然要靠朝廷的官爵威令以安軍情。

就是我給他一個封賞，給哪個士兵加了一個誥封等等，給他封個什麼官，你別看這玩意兒是虛的，那些底層老百姓也是認這一套的，所以朝廷的官爵威命對於一個節度使來控制自己手下計程車兵，它也是管用的。只要我不要你上繳賦稅，你父死子繼這個局面我承認，節度使為什麼要反叛中央呢？

所以剛才我們分析的，就是為什麼這一百五十年中央和藩鎮割據能夠平安相處的原因。其實我們還可以再深勘一層，關於這一百五十年唐代藩鎮割據的歷史，與其我們把它理解為是一種惡意的對峙，還不如把它理解為是一種默契的共存。就像一些癌症病人，既然我已經沒有辦法把癌細胞徹底地驅除出體外，那我就學會跟它共存好了，跟它共舞。

你看癌症很少講什麼治癒率，講的都是五年以上的存活率。那些中晚唐的皇帝有的時候也跟藩鎮打架，也實在是氣得要死，但是我想，沒準兒也有一些夜晚，在他午夜夢迴的時候，他也自覺得計。你看，挺好啊，我這個身體狀況居然還能讓這個王朝能夠再延命一百五十年，這難道不是一個成功的策略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它確實就是這樣。

唐王朝在中晚期的時候，手下的藩鎮大概可以分成四種類型。一種就是我們剛才反覆講的，叫河朔藩鎮型，這是完全幾乎是獨立的。那第二種就是中原防禦型，那怎麼制約河朔的那些刺頭藩鎮呢？就是靠這些中原藩鎮來出兵、出糧跟它打仗。

那第三種呢，還有邊疆型，就是在西北、西南一些藩鎮，主要抵禦一些外患。再有還有第四種，就是東南財富型，主要給中央輸血。我們給大家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這李家天子就像是一個班主任，那這班裡總有幾個刺頭，就是那個河朔藩鎮。

但是咱們鎮壓這個刺頭呢？總得有一些大塊頭，這就是防禦型藩鎮，它的地點主要是在中原。但是這個班總得有成績，對吧？總得顯出自己來，所以有一些邊疆型藩鎮，這幫人就是班上的那些學霸。再有，還得有一個生活委員，來給班上找一些錢糧，這就是東南財富型的藩鎮。

那作為一個班主任，他如果能在這四種類型當中形成一種精妙的目前平衡，他們之間能夠彼此制約，能夠長期穩定地共存，我何樂不為呢？為什麼一定要把它打散，變成一個一個我要自己去管理和對付的學生呢？我這個班主任身體又不是很好，精力也顧不過來，所以現狀沒準兒就是我的一個次優選擇。

聽到這兒，你可能會反問，那為什麼搞了一百五十年，這個割據還是沒有持續下去，李唐王朝還是完蛋了呢？這是另外一個故事。因為原先這個穩態的共存結構，它架不住一個突如其來的外力的衝擊，這個外力就是晚唐大家都知道的，黃巢起義。黃巢起義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它禍害了全國，真的，你看它那個行軍路線，那是蹂躪全國，把原來那個結構打爛了，所以這個故事自然就持續不下去了。

那今天我們講了這麼多藩鎮割據。

但是我們不講政治，我們就講企業家和創業者，我們今天能不能從藩鎮割據的故事當中，得到一個小的思考點，就是到底怎麼完成網際網路轉型？那就是當企業突然陷入了一股大家還分不清楚東南西北的科技潮流的時候，這個時候有巨大的不確定性，那你就面對兩個選擇了。

第一個選擇，就是繼續迷戀什麼令行禁止、科學管理、嚴密考核、長遠規劃，這一系列代表中央集權的東西，那你就用你的控制力，你的權力慾去跟新時代掰掰腕子，那就祝你成功了。

那第二條道路呢，就是選擇相信那些個體和小團隊的創造力，把企業變成一個平臺，以資本為紐帶，讓這些人自行其是，分頭突圍。說白了，就是學一學晚唐的皇帝，那沒準兒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呢。

反正不確定性來的時候，其實誰也不要奢談什麼控制力。我還記得好像有一句話是怎麼說來著？說既然你無法抗拒，那就學會享受了。

唐代府兵制在太宗和高宗統治前期曾經有效地實行，具有較強的戰鬥力，他們是軍隊的骨幹。

府兵並非唐代唯一的兵種，承擔宿衛的還有保衛宮廷，屯駐北門的禁軍，與十二衛所領府兵對稱南、北衙軍。

出征和防戍則有兵募，以後還有防戍本州的團結兵、士鎮兵等。在出徵和防戍中，兵募的數量往往超過府兵。

高宗以後，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府兵徵發物件主要是均田農民，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府兵徵點制失去了賴以實行的經濟條件。玄宗統治初期，府兵逃散的情況日漸增多，以致番上衛士缺員，徵防更難調發。

而且隨著戰事頻繁、防禦線延長、兵役繁重。原來防戍有一定的番休期限，後來常被強留以至久戍不歸，導致人民避役，兵士逃亡。

(武周時期突厥復國)

天寶八載鑑於軍府無兵可交，遂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府兵制終於廢止。

而募兵制由國家招募丁男當兵，供給衣食，免徵賦役。這就減輕了農民的兵役負擔，節省了府兵往來與路途的消耗，有利於生產的發展。

募兵制計程車兵以當兵為職業，將領長期統帥一支軍隊，兵將之間有了隸屬關係，導致軍閥的形成。

府兵制源起於北魏時期鮮卑人當兵、漢人務農的政策。府兵全家可以免除賦役，當兵成為鮮卑人的專利，漢族從周至兩漢三國傳統的上馬為兵，下馬為農的耕戰三軍制度變為純耕種的農民，

簡單點說，就是把農民分為兩種，一種是單純的農民，負責種田納糧，不負責打仗。而一種就是軍籍農民，平時跟普通農民一樣，戰時就是士兵。

這裡軍籍農民，打仗時是需要自己提供糧食、兵器、盔甲、戰馬的，但是他們不用納糧，自己種田的糧食都是自己的，這點學習過《花木蘭》的都懂。

這裡軍籍農民歸折衝府管轄，到了戰爭時，兵部派將軍下來，折衝府提供士兵，將軍就把府兵帶上前線。

這裡有個優點，就是折衝府的兵是折衝府管轄，而不是將軍，將軍只有帶兵打仗的權力，而沒有士兵的擁有權，打完仗，兵符上交兵部，府兵歸折衝府，這樣避免將軍造反。

而府兵制的基礎就是土地私有制，只有土地平均分給農民，農民才能提供士兵，而一旦土地被兼併，軍籍農民家沒有土地了，自然也不可能當府兵了。

另外一點，就是唐朝從立國到滅亡，幾乎年年征戰，這樣府兵大量被消耗，又沒有新的補充，折衝府也交不出府兵了，

所以，府兵制被破壞，很大原因在於，土地兼併嚴重，均田制破壞了，導致府兵當了逃兵，且年年征戰，府兵制得不到補充，

而後，為了增加兵源，開始了募兵制，募兵制有個特點，就是誰給你飯吃，就為誰賣命，這就導致了武將軍閥化。

到了後期，在想實行府兵制，已經不可能了，均田制被破壞，農民沒有土地，都在地主豪強手裡，你是要士兵還是要糧食？而且，唐朝能直接管理的地盤並不大，大部分都在節度使手裡，這些地盤皇帝的影響力很小，節度使不可能提供士兵給皇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