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立憲派究竟指哪些人呢？一般而言，是指當時的中上層資產階級，他們擁有較大的政治資本、文化資本和商業資本，與清政府當權派保持聯絡，可以動用的社會資源遠遠大於革命派等其他社會派別，因此社會地位高，在清末新政中屬於主流派別。

不過，他們和革命派一樣要求清政府變革，只是他們普遍認可的變革方式是“君主立憲”——在他們看來，當時列強中的英國、德國、日本都是君主立憲政體，保留皇帝也更容易使清政府同意變革，這樣一來，變革的阻力和代價就小了，何樂不為呢？

他們其實是晚清變革中最務實最理性的一派。

在搞立憲活動時，他們翻譯引進了很多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思想、社會政治學說、自然科學理論，興辦各種各樣的報刊雜誌，舉辦各類社團活動，在開啟民智、建設新文化、推動社會進步方面居功至偉。華人的思想也是在這種氛圍下一步一步開放的：對長期生活在帝制社會的老百姓來說，皇帝不好可以換，但完全不要皇帝的革命思想還是不太好接受的，而立憲派的宣傳客觀上開闊了老百姓的視野，知道了世界上還有各種各樣的政體。所以說，立憲派在思想文化上為民國的成立做了準備，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在革命來臨時，立憲派選擇了與革命派站在一起，加速了民國的成立。隨著立憲運動的深入，立憲派看出清政府並不想真正做出變革，新政搞到最後，反而弄出了一個皇族內閣，完全排斥了立憲派。

於是，立憲派心灰意冷，慢慢轉向了革命派的立場，覺得皇帝是留不住了。立憲派的這種轉向，等於間接幫助了革命派，壯大了反對清政府的力量。尤其是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們順勢拋棄清政府，與革命派聯合，加速了民國的成立。

最後，可以這麼說，沒有立憲派的前期推動新政和後期推動革命，民國的成立或許還要晚好多年。

在傳統政治史學界認為立憲派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人物主張“君主立憲”的團體和活躍分子。他們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幫助“革命黨”推翻了清朝，最長遠的貢獻就是啟迪了民智，諸如：新辦新式教育、開辦企業、開設報館、組織民議機構等。長遠貢獻我就不說了，華人大部分也不愛看和關注。

“立憲派”的政治主張其實就是，給予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主政權、參政權、議政權，至於上面是“君”還是“總統”對於他們來說並不重要。所以，他們的立場註定搖擺。

鄭孝胥，據說交通銀行的題字就是他寫的，是當時一大書法家，但就算他是宇宙書法第一，也無法洗去他的恥辱

1.立憲派代表人物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梁啟超、張謇、鄭孝胥、湯壽潛、譚延闓、孫洪伊、蒲殿俊、湯化龍、梁善濟、林長民、吳景濂、袁金鎧、許鼎霖、雷奮、馬良（馬相伯）、張元濟、羅綸、孟昭常、羅傑、謝遠涵。前三位人物絕大部分人都知道，林長民的知名度不如他的兒女，兒子就是《與妻書》的作者林覺民、女兒就是今天每個年輕人都知道的林徽因。

知名度在某種程度上就代表著領導力和號召力。

林長民

2.立憲派的主要貢獻是：促進了人們對晚清政權的認識

到了1900年之後，晚清政權已經完全失去合法性。那麼，“君主立憲”立的“君”是誰其實無所謂，對清政府只是“有限度”支援。這也是後來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轉為“革命派”的原因。同樣，袁世凱稱帝時，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表示支援。

總體上說：“立憲派”的主張就是，給予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主政權、參政權、議政權，至於上面是“君”還是“總統”對於他們來說並不重要。

當然，也有死命人物，例如鄭孝胥這樣的漢奸，1932年擔任了偽滿洲國的總理兼陸軍總長兼文教部總長。

林長民之女林徽因

3.晚清以慈禧為代表的滿人並沒有意識到1900年後的危險，不是放權、改革速度快樂而是太慢了

從時代發展上看，他們推動了晚清的“新政”。然而，晚清政權的“假改革”最終讓人徹底失望，“立憲派”的思想被“革命派”超越。

近人有人說“因為晚清政權放權速度太快才導致了滅亡”，其實，它不放權也不行，自湘淮軍崛起，地方與中央抗衡的情形越來越明顯。“東南互保”的出現，已經說明，晚清中央已經失去了對部分地方政府的控制，這些地方政府在最關鍵的時刻，可以立即“拋棄”中央。

不是放權速度太快了，而是太慢了。晚清中央的滿人居主形式應該是徹底方權，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歐美式君主立憲”而不是“日本式君主立憲”。也即，晚清中央的滿人還是沒有注意到“佔據人口主體”的漢人，已經要急於翻身做主了，應該更加爽快地放權。

梁啟超

但以慈禧為首的滿人仍然不能隨時代發展而發展，這就是過於思考近身利益而忽視了整體利益，過於考慮本民族的統治階層利益而忽視了本民族和整個國家的利益。

這裡還是談談民國初期對憲政民主的一些制度設計和它們所引起的問題，由此可以看到這一條歷史的主線如何漸漸隱退，成為歷史的副線了。

軍權與國會、軍閥與議員、政爭與黨爭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民國政治的紐結之處。鄧野在《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裡所總結的“民國政治的邏輯”，即“政治與武力的高度統一”，其起源就是民初各派系圍繞國會發生的鬥爭，只不過政黨作為武裝集團的出現是在國會法統發生危機的時刻，其演變有一個歷史過程。民國國會成了各派系的法統來源，而非一個公共辯論空間，這之間的關係是顛倒的，槍桿子指向誰誰就得趴下。這一歷史過程正是中國政黨政治萌芽、覺醒、勃興的時代，直接決定後來的時局。

所以梁啟超評論說：“現在議員卻代表誰來……只是聚著一群靠政治吃飯的無業遊民。掛上一個頭銜。便靦然以全國主人翁自命。”梁氏所問關乎民國國會核心問題：議員的代表性和政黨的民主基礎。民眾透過何種形式與途徑被納入到國家政治生活中來，而不是被排斥在外，這才是民初政治斷裂性的癥結所在。

立憲派的產生是清末政治格局持續演變的結果，是內部和外部雙重張力的產物。1901年慈禧太后迴鑾後，帶著強烈的愧疚感，主導開啟了規模和幅度遠超過戊戌變法的清末新政。清末新政的第一階段以練兵和籌餉和為中心，而到了1905年以後，隨著日俄戰爭日本的勝利，中國的先進計程車大夫們紛紛看到了君主立憲制度的優越性，因而開始要求實行君主立憲，立憲派由此產生，當時國內的立憲派代表人物大多是政商學界的頭面代表人物,在國內主要是以張謇為代表的一批與官場有聯絡的從事實業的大資本家、著名紳士.在海外的代表人物則是已淪為保皇派的康有為和梁啟超。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團體，立憲派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首先，立憲派對近代中國的實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許多立憲派人物都是地方上的著名紳商，比如張謇、湯壽潛等等，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以後，清政府允許民間設廠，許多開明的紳士就開始投資設廠，經營實業，實業救國的思潮也是由這些紳商所提倡，一時間成為風靡全國的風潮。

其次，立憲派為中國近代政治上的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立憲派的努力之下，清廷於1906年頒佈上諭，開始決定要實行預備立憲，雖然最終立憲派們被清廷的假立憲，真集權忽悠了一把，但是客觀上，清末新政時所建立的一套新的國家政權機關是有利於國家政權現代化的。

再次，立憲派為辛亥鼎革之際的政權的和平轉移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沒有張謇、趙鳳昌等江南士紳的從中調和，南北之戰發生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因此，可以這樣講，立憲派既是歷史的產物，又在特定時期推動了歷史的進步。

在辛亥革命前，伴隨著不斷高漲的革命風潮和清王朝日趨崩潰的統治危機，立憲派大作理論宣傳，翻譯外文書籍，創辦報刊雜誌，介紹西方思想，批判封建制度，淋漓盡致地揭露專制政府的腐敗與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