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點

《南京條約》裡面有一條是協商關稅，其實這一條本來不是這樣的。當時英華人要求清朝統一關稅，不能一天一個樣，有個明確規定。但是清朝由於閉關鎖國太久了，不懂這個意思。就問一下英國這個是不是說以後關稅要協商，英華人一聽，立刻說是的。白得的便宜為什麼不佔。這個可以看出來清朝是非常缺少海關人才的。

第二點

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清政府又被迫簽訂了《北京條約》、《天津條約》等不平等條約，裡面也有賠款這一項。但是當時清政府是內憂外患，外面有英法俄列強，內有太平天國起義。財政已經赤字了，還不起了。這個時候英華人說，我告訴你一個發財的辦法，就是用海關稅收作為抵押，這樣一方面減輕你們的財政壓力，另一方面還可以賺點錢。當時清政府就同意了。而且英華人給清朝找了一個人叫赫德，1861年起赫德在上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職務，1863年正式接替擔任海關總稅務司。

第三點

赫德上任的時候整個海關稅收一年只有500多萬兩白銀，1908年赫德卸任的時候海關稅收達到了3000多萬兩。四十多年的時間裡漲了六倍。成為清朝非常重要的稅收來源。為清朝財政作出了重大貢獻。連當時的恭親王都說如果大清國能多幾個赫德，清朝絕對會變得更好。

赫德這個傢伙很是有些本領，尤其是在負責海關稅務徵收方面，更是滴水不漏。頗有些慈不掌兵，義不掌財的風範。

其實清朝任用赫德擔任總稅務司之職，也是迫於無奈，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麼說有兩個原因。

第一點，海關稅務對封閉保守的清朝來說是新興事務，因此一時之間也很難找到合格的本土人才擔當此職，所以就不得不任用精通此道的洋人來主理。而能夠被清朝和西洋列強認同的人，舍英華人赫德別無他人！

第二點，由於清朝在反擊洋人的侵略戰爭中，屢戰屢敗而又屢敗屢戰，這一來二去因為戰敗而被洋人勒索的銀子，可就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洋人呢不想要清朝的命，只想要清朝的錢！可是清朝由於內憂外患甚重也沒有錢吶，那又怎麼辦呢？唉，這時候還是洋人腦子活，要不怎麼都說洋人是猴變得呢？太鬼道了！

洋人說啦，你大清沒錢不要緊，你不是有海關嗎？咱就用你的海關稅做抵押，然後你再連本帶息的一塊兒還我！你看咋樣？那還能咋樣，這叫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清朝沒辦法只好答應了！可是堂堂大清還處於近代化前夜，眼下可沒人懂這個！那怎麼辦呢？洋人便向總理衙門推薦了赫德，清廷內部經過討論也同意了，於是赫德便開始了把持清朝海關48年之久的歷程！

回答這個問題，有點酸牙，清朝海關，也就是滿清海關稅務司，一個清政府管理海關稅務的行政機構，在晚清半個多世紀，甚至民國初期，都是由英華人主持的，甚至出現了一個奇蹟，那就是英華人赫德，擔任海關最高長官總稅務司長達48年之久，不僅創造了“零腐敗”，甚至從接手才區區每年二三百萬兩稅收，到赫德晚年每年近三千萬兩白銀的稅收，成為滿清最高效、廉潔的機構，最重要的財源。

海關，清朝早在康熙時期就有，那時在廣州、福州、寧波、上海四地設海關，向進出口的貨物收稅，到鴉片戰爭以後，清朝海關一直不溫不火，每年也就二三百萬兩銀子的稅收，而且腐敗嚴重，後來太平天國霍霍，海關名存實亡，正值和西方列強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鉅額的賠款，攪得清廷焦頭爛額，這時英華人給清廷支了一招，就是幫助管理海關才獲得財源。

對清廷來說，海關一直玩不轉，不是什麼香餑餑，英華人既然願意幫忙，且試試，外華人來進出口貨物，外華人來管，外華人來收稅，收得的稅不但自己得一部分，另一部分用來賠款，解決了多方問題，何樂而不為呢，所以就把海關交給了英華人，按當時的看法，清廷根本就是自願的，談不上喪權辱國。

赫德，英華人，畢業於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19歲來中國，先在香港進行中文培訓，分配到英駐寧波領事館擔任翻譯，1861年英華人開始在上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正式接管中國海關，1863年在廣州擔任粵海關副稅務司的赫德，調任上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從此赫德在這個位置幹了48年，在中國居住了48年，赫德能掌管中國海關如此久，除了時代賦予的機會，他對中國文化濃厚興趣也密切相關，經史子籍無一不通，成了“中國通”，華人也非常喜歡他。

中國的海關是在赫德手上完善的，他打造了中國的海關制度，手底下一千多員工都是華人，把一個執法混亂、貪汙盛行的腐敗機構變成了執法統一、工作高效、團隊廉潔的機構，海關的稅收到赫德晚年時達三千萬兩，相當於清廷國庫收入的三分之一，晚清能剛這麼久，實施的多少洋務，多少軍費，多少賠款，都出自於此，中國的郵政系統也是赫德一手創辦的，中國駐外使團、第一個駐外領事館，，北洋的籌建，都有赫德的大力幫助。

他剛擔任總稅務司時，是按正三品按察使銜，後來一步步加到正一品銜，死後清朝追授他為太子太保，赫德在自己的文述中曾有寫道，一個外華人主持別國海關如此之久，有侵犯主權之嫌，自己能長久的秘訣，就像騎馬一樣，往左邊靠或往右邊靠都會摔下來，只有不左不右，才能穩步前行。

英華人赫德從1861年到1908年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近半個世紀之久，做出了一番對中國海關產生深遠影響的事業。從他上任的那一刻起就註定要扮演一個多元化的角色，史學界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眾說紛紜。傳統觀點以貶意為主，把赫德定義為“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利益的代理人”。我們暫且不去討論赫德的是非功過，如果撇開赫德的國籍身份、行為動機，把他在任時的中國海關和傳統中國海關相比，就可以明顯的發現他在任時對中國海關體制進行一系類的革新，對中國海關制度近代化產生重要影響。

赫德在中國海關的所作所為，也被許多著名的學者記錄下來，如汪敬虞著《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盧漢超著《赫德傳》等。魏爾特在《赫德與中國海關》的序言中這樣說道：“在他工作期間，中國海關歷史基本上是赫德的傳記”。那麼赫德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呢？我們先來簡要了解下赫德的生平。

赫德全名羅伯特·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生於北愛爾蘭亞馬郡波泰蕩城，1853年畢業於愛爾蘭女王大學貝爾法斯特學院並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854年春被英國外交部招收為赴華人員。1854年秋年僅19歲的赫德第一次踏上中國這塊神秘的土地，他絕對料想不到他今後大半生都會在這個異國他鄉度過。他先後在香港、寧波、上海、廣州等地受訓並任職翻譯。由於對中國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家充滿嚮往，在此期間，他充分的利用剩餘的時間努力學習中國漢語以便進一步瞭解中國。經過幾年的努力加上本身的語言天賦，他不但很快學會了中文，並且深諳中國的風土民情，逐漸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通”。這對他後來在華事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1859年6月李泰國到廣州籌建新關時，由於賞識赫德的才能在加上他對中國的瞭解就邀請他充任粵海關副稅務司。工作一段時間他很快掌握了海關稅務的基本工作事項，並展現出了卓越的交際能力，在這期間他結識了很多社會名流。1861年，時任總稅務司李泰國回國療傷，這是赫德事業上的轉折點。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邀其進京，與總理衙門商談整頓關稅事宜。他到北京後，憑著對海關稅務業務的得心應手和機智靈活的處世風格，迅速博得恭親王等朝廷重臣的賞識和信任，被委派會同英華人費士來署理總稅務司職務。1863年李泰國因阿思本艦隊事件激怒清政府被總理衙門斥退，赫德正式就任此職補上了總稅務司這個空缺。自此，一直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職務。1908年1月，赫德因身體不適和各方面原因請假回國，沒想到他這麼一走就再也沒回到中國，一再續假直到1911年10月20日在白金漢郡的馬洛逝世，享年76歲。

赫德主導了中國海關近辦半個世紀，從理論上講中國海關的所有權歸清政府，所以赫德只不過是清政府總理衙門署下的一個僱傭官員，應該聽命於中國政府。他在開會的時候也曾一再向他的外籍職員們強調，他們和其他在海關工作的華人都只是中國政府的僱員。但是在晚清整個中國海關的執行表明事實並非像他所說的，他完全掌握海關行政和人事任免等一切大權，而清政府出於對他的信任也很少過問。在他的操控下，海關已經完全成為一個受洋人控制的獨立於中國行政管轄體系之外的機構。西方列強透過控制中國對外貿易從而進一步掌握清政府的財政，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對他們言聽計從。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赫德在半個世紀的職業生涯中，也可以說他是中國近代歷史的書寫人之一，他對晚清的軍事（以海軍為主）、經濟（稅收、賠款、交通、舉債、郵政等）、文化（同文館、傳教等）、政治（國家主權、戰爭、條約、改革等），甚至思想意識都有著不小的影響。特別是在代理總稅務司期間直到逝世，赫德對中國近代海關行政管理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起了無法替代的作用。所以赫德控制下的中國海關是“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利益的代理人”的同時，但是其在任期間採取的總總改革措施對中國近代海關的發展的貢獻也是不可磨滅的。

自唐代以來，由於造船業的興旺以及海上交通貿易事業的發展，各朝都在沿海一些重要的口岸設立管理船舶進出的市舶司，宋元明還訂有相應的市舶條例管理對外貿易。清初康熙年間，清政府在澳門、漳州、寧波和雲臺山等口岸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四關。這是清代監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以海關命名的開始。清代前中期，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因此中國海關的行駛權完全掌握在清政府的手中。清朝統治者根據自身統治的需要任免海關官員、制定方針政策和規章章程。來華進行貿易的所有外國商人都必須嚴格遵守清朝的海關章程，絲毫沒有商量的餘地。在這個時期中國的海關完全有清政府獨立自主掌握，任何外華人都無法干預。它有“決定應課何稅的主權，從來就沒有被各該有關外商的政府非難或干擾過。”它對當時正在四處擴張尋找銷售市場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行為具有一定的抵制作用。

清代前中期的海關雖然是獨立自主進行運作的，不過從本質上來講它具有封建性、落後性。行政管理渙散，人事任免賄賂成風，稅收也無統一標準處於極度混亂狀態，管關人員雜亂，橫行霸道。加上關政不修，賄賂成風，舞弊叢生，很多海關工作人員在西方資產階級走私集團的嚴重腐蝕之下，腐朽不堪。清朝海關監督管理體系的漏洞也成為後來外華人把鴉片成功輸入中國的主要原因。關於清代落後海關體制的嚴重弊端，我們這裡以粵海關為例進行說明。

在四關中，由海關為名的開始於歷史地理等方面的因素，加之“乾隆二十二年起，限定廣州一處為外國商船來往口岸”，就使得粵海關的地位尤顯重要，而加強對它的管理則是重中之重。清前期的海關制度多以繼承前代市舶制度為主。海關全部事務由海關監督管理，此職多由內務府和戶部滿旗司員派充，有時由各省督撫或將軍兼任。“惟廣東粵海關專設監督，誠其重任也”。任期一般為三年，也有僅一年或長達十幾年的。監督之下設有“筆帖式”，即書辦。辦事人員有兩類：一是隨監督而進退的家人、親信或差役等。粵海關監督可帶60人上任。二是留在海關一直待命的書吏（稅吏）、巡役等，在粵海關入編在冊的有450人。粵海關管轄權一直在中央與地方官員之間更換著，直至乾隆五十七年（1752），粵海關的官制才最後確定。

粵海關的首要任務是徵收關稅。徵收的關稅主要由正稅和附加稅構成。正稅為船鈔和貨物稅。這實際是明朝水餉、陸餉制度的發展，無大的變化。附加稅，是在正稅之外加徵的各種雜費，有船規、分頭、擔頭、耗羨等項銀兩。這些雜稅在整個粵海關的稅收中所佔的比重幾乎能與正稅等同，有些年份還超過正稅數額。為增加關稅收入，清政府還實行關稅定額制度，此制的實施對關稅收入有好處，但也存在一定弊端。

船舶管理上實行華洋分開的政策，對外國商船的管理往往比中國商船更加嚴厲苛刻：“洋船到日，海防衙門報給引水之人，引入虎門。”到虎門後，起炮位，經海關檢驗、丈量，繳納船鈔後，駛入黃埔下碇。由行商代替外商將貨物運至商館，外商則住在商館內進行交易。船舶停港期間，對護送其來的外國兵船一概不許駛入內港。船舶出口，先向海關申報，經查驗無違禁之事，始可駛離。而對中國籍的船隻則重在限制船隻大小、船員人數和運載對外貿易商品的品種、數量等。

在鴉片戰爭前的一百五十多年間，粵海關是清政府規定的唯一對外貿易口岸，其職權重大，稅額豐厚。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一些人有機可乘，依勢勒索，營私舞弊，造成種種弊端。

首先，監督不力。海關監督是一肥缺，不是任何滿員都能受派，此職多由賄賂而得，任職三年期間，除要“報效”皇帝，討好廣東地方大吏外，還得撈足油水來填充私囊。而兼任此職的人，並無法定的專門俸祿。監督任上的費用以及支付下屬的薪水，就不是一個靠每年2 500兩養廉銀正常收入的人能承受的。曾兼任海關監督的毛克明就上書指出：“滋兼管海關監督，稅務繁多，需人料理，各口遙遠，差查滋費，且有南北往回盤纏雜項，而會城酬謝，難以一概省減，副都統任內俸餉支應實屬不敷”，誠請皇帝“酌量賞給養廉”。因此，歷任海關監督藉機徵收各種陋規實為常例。

其次，人事分配不合理，管理混亂。粵海關各口分佈範圍較廣，各項事宜監督一人不能隨時處理，於是依靠家人辦理稅務成為常事。這些家奴既無法定合理編制和開支數目，也無任何經過理性考量的合理程式，在管關過程中敲詐勒索，為所欲為。如巡撫兼管關務時，“所委管之家人，賢愚不一，難免額外苛求勒索飯錢等弊。稍不如意則縛送有司，有司礙於巡撫之面，徇情枉法，則商民無所控訴矣”。管關人員雜亂，橫行霸道，對於海關的管理也可想而知。

再次，稅收標準的混亂。主要在於徵稅無統一標準。如船鈔的徵收上，丈量單位有明確規定，但在實際徵收中並非完全如此。海關丈量人員為了獲利，常在丈量時作弊。如果拒付勒索，那麼各種藉口導致的耽擱隨即發生。嘉慶十七年（1812），為了一筆“約1500元的款項，需要作為海關監督生日或其家中某人生日的禮物”，就使得各項事務耽擱達九個月之久。管關人員層層中飽，貪汙成風。

透過對其在運作時出現的總總情況，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粵海關是一個弊端百出的地方，所謂“清朝之亡，亡於陋規”，在此看來，也不足為過。“清朝舊的海關，從組織管理、徵稅辦法、查稽辦法、財務行政等方面看來，都是封建的、落後的；加上關政不修，賄賂公行，弊竇叢生，吏員關役在西方走私集團的嚴重腐蝕之下，腐朽不堪”，很難承擔管理日益發展的進出口貿易，維護國家主權利益的重任。

除了本身存在總總弊端，中國海關主權還受到外來勢力的挑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海關主權逐步喪失，中國近代海關制度也相應有了變化。在清政府舊海關制度瓦解後，代之而起的有領事報關制、領事代徵制、外籍稅務司監督制度，但這些制度均未站穩腳跟，最終建立起符合列強（主要是英國）在華政策需要的外籍稅務司制度。李泰國成為了中國近代海關的第一任總稅務司，但中國近代海關制度的鞏固、發展和完善卻得力於赫德。正如白壽彝先生所說：“雖然赫德不是中國海關的首創人，但是他卻是一個實際的建立者。”

在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半個世紀的生涯裡，主要工作是管理與控制中國海關，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海關管理制度。他上任伊始就開始對傳統海關進行改造，為中國建立了一套西化的海關制度以便更好的管理。這套特殊的海關制度也不完全是原封不動的照搬照抄英國的海關制度，而是根據當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獨特政治、經濟和文化現狀出發的建立，其創新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明確總稅務司的職權。

中國海關與西方國家相比，最大的差距不在政策制度或裝備技術方面，而在於管理的落後。管理的成敗主要取決於領導和組織。赫德的總稅務司制度的確立，從管理學上來說，在當時是有一定意義的。總稅務司將各地的海關行政和人事任免集中於手中，對各地分關實行垂直統一領導。這種管理形式可使管理結構簡單，命令統一，決策迅速，責任明確，指揮集中靈活，維護紀律和秩序比較明確。同時在其之下健全了人事、財務、統計、審計等各項制度，相對於其接手前的海關監督“徒具監管之名，向無稽查之責”的制度而言，對整頓當時混亂不堪的內外貿易秩序確實起了積極作用。

2、創立新的會計制度。

在1865年以前，海關的會計帳目只有一個籠統的類似中國傳統的四柱清冊式的總帳。1865年起，在曾經受過嚴格會計訓練的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的主持下，海關會計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先是將全部收支總帳分為A、B、C、D四個帳戶。A號帳戶為海關經費的支出帳，B號帳戶為海關沒收和罰款收入帳，C號帳戶為噸稅（船鈔）收入以及用於航務設施的提成帳，D號帳戶為所有其他規費收入和開支帳。A號帳目每月結清一次，B、C帳號每季結清一次。所有海關可以自行處理的結餘，一律存放到海關總稅務司指定的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沒有得到總稅務司的允許，各關稅務司不得截留。這個會計制度，當時被譽為新的國庫制度。經過赫德和金登乾的嚴厲執行，過去那種帳目不清且關稅被各口稅務司私吞的現象得以消除，不僅提高和理清了關稅數目，同時也打擊了貪官汙吏的剋扣之風，所以這個嚴格的會計制度，從1865年開始，一直沿用到20世紀30年代。

3、嚴格的人事任免制度。

海關管理的卓有成效，來源於第一流的海關管理人員。1867年擬定的《中國海關管理章程》可說是華人事管理最早的比較完備、比較科學、比較系統的制度。關員的遴選和考核。首先是錄用考核制度。其之前的海關職員的任用，沒有任何合理的規劃和安排，沒有合理的法定人員編制和理性考量的合理程式，可謂管理混亂不堪。相反，赫德統治下的海關，每一個新人的錄用都要透過考試。即使有赫德的介紹，亦不例外。錄用按考試成績和有無發展前途的次序，赫德堅持“不夠格的一個也不要，就是總稅務司的兒子也不例外。”

當然，蒐羅人才也不囿於考試。海關人才一般由金登幹物色。“他從哈佛招到杜德維，從紐約聯合學院招到廷得爾，從耶魯招到吳德祿———他們三個都是出色的人物。杜德維三年內就擔任了總稅務司，很快就成了海關總署能力最強的人，直到1908年退休。廷得爾是第一個擔任統計專員的人，是海關總署統計和出版工作的先驅。吳德祿以其對中國金融問題的權威而出名。”可以說，這是一項公正的錄用制度。其次是日常工作考核制度。赫德對屬下的工作考核很嚴格，並與級別和待遇直接掛鉤，定期考核以決定提升或辭退，他多次歷訪海關各口，親自檢查海關工作，遇不能親自檢查時就委託他人代其工作。有貪汙舞弊行為的人員，會受到立即開除的處分。赫德認為：“一個做事不可靠的僱員實際上是一個累贅，若他不及時改正，就應當開除。”總稅務司為了管好海關工作，引進西方人事管理制度，最大限度發揮關員工作效率，這在當時中國來說，是較先進的。當然，有些措施仍沿用到現在。

4、新的統計制度的建立。

赫德主持總稅務司工作以前，中國海關還沒編制過系統的貿易報告和統計。1864年各海關曾編印一些規格不一的本關貿易統計，1866年起此項工作集中於上海進行。1873年又成立了貿易造冊處，負責印刷各口貿易統計季報和年報，編寫貿易總報告。統計內容涉及中國財政、經濟、貨幣、金融等方面的資料，尤其是關於鴉片、茶、絲、黃麻和大豆等大宗進出口商品。這些統計十分細密，是非常珍貴的史料。

5、其他制度。

稽核制度。為加強海關財務檢查，在總稅務司之下，專設掌管會計的稽查賬目稅務司。“該部門稅務司總管轄海關之會計，並審查各地海關之會計，至少每年到各地巡視一次，副稅務司駐留北京總司署負責審查各關報表”。稽查稅務司權力很大，可隨時檢查財務狀況，如發現重大情節，有權接過本關工作，以待總稅務司指示。在赫德任職近五十年間，這種情況發生的次數用一隻手就可以數過來。

薪俸制度。適當的俸祿水平是官員廉政的必要條件。在赫德看來，各海關任務繁重。關員收入由基本薪酬、刺激性薪酬和福利津貼三部分構成，薪酬與職務的重要性、工作難度相稱，並充分反映關員工作業績。“按當時生活水平，海關工資待遇是很優厚的，遠遠高於清政府的其他機關同等公務人員，而且還有大幅度增長前景，不但可滿足關員日常生活需要，也可從容應付其他的事情。”當然，赫德還制定了許多規定保障職員未來。如關於發放年金的規定。高薪制的實行，從而使得海關人員能安心本職工作，勤勉奉職。

緝私制度。赫德曾在送給卜魯斯的信件的附中報告了許多大洋行走私偷漏的情況。如：寶文洋行把4000匹的市布偽報為2000匹，海關要沒收貨物，洋行卻稱是申報時“筆誤”。魏爾塞洋行從英國運交9只箱子給幾個傳教士，發票上明寫“螺絲釘與書籍”，經海關檢查則是“樸槍用的銅帽”。赫德制定了《會訊船貨入官章程》來扼制猖獗走私的情況。魏爾特認為章程是成功的，它對於那些“敢於為非作歹的人們”，既是一種“有效的警告”，又“有助於樹立一種穩重健全的風氣並使得無數案件尚未發展到有會訊必要的地步，就能潛消於無形。”魏爾特所說可能有過高評價之處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對於緝私懲 罰之事有章可循。

赫德在任期間，使中國海關擺脫了以前混亂不堪，貪汙成風的弊端，建立了合理一套合理的管理體制。在他的主持下，中國海關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海關的稅收職能也得到充分的發揮，清政府的關稅收入逐年增加。我們來看下一份清政府不同年份海關關稅收入的資料，“在1861年的海關稅收是496萬餘兩，到1862年是787萬餘兩，1871年已達到1120餘萬兩，而到1887年則達到2050餘萬兩（包括鴉片厘金）。”對於國家收入日益減少，國庫空虛，財政陷入極端困境的清政府來說，海關稅收的增加可以解決燃眉之急，這無疑是個天大的喜訊。因此清政府對他大為讚賞，認為數年以來，赫德作為洋人充當中國司稅，工作比較認真，他管理下的海關由於制度健全、組織嚴密，經受住了國內政局的多次劇烈動盪。

當時清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於海關關稅，所以海關關稅的增加也成為清政府支撐其風雨飄搖統治的財政基礎。因此關稅收入的增加必然對晚清政局產生重要的影響。清朝關稅的用途主要體現在下下幾個方面：第一，用於鎮壓人民群眾鬥爭的軍費開支，例如關稅就成為清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重要經費來源。第二，近代海防經費基本取源於關稅。例如阿思本艦隊的經費開支；其後各省艦船的購進，各種海防設施的設定，均依賴於海關稅款。第三，為近代教育提供經費。如京師同文館與粵省同文館，向在海關船鈔項下開支。福州船政局馬尾前後學堂的各種經費支出，及其所派歷屆出洋留學生經費支出，均由海關稅款提供。第四，關稅收入還成了清政府舉辦洋務事業的重要資金來源。如江南製造局的常年經費是江海關的二成洋稅，馬尾船政局每月由閩海關洋稅撥款5萬兩，天津機器局則由天津、東海兩關四成洋稅中開銷，全國最大造船廠——福州船政局，其由創辦到發展長達數十年過程中，各項資金與經費基本依賴於海關稅款的撥給。

除此之外，海關稅收還有一個職能就是充當清政府賠款和大量外債的擔保。比如在辛丑條約關於賠款的內容就有提到“清政府賠款白銀4.5億兩，分39年還清，本息共計9.8億兩，以關稅作為擔保。”這就意味著清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海關關稅完全被西方列強所掌控，經濟命脈被把持的清政府就不得不對西方列強馬首是瞻，漸漸淪為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成為列強在華利益的代理人。

人們往往喜歡評價他人的功過是非，藉此吸取經驗和教訓以達到完善自我的目的。一些歷史上的名人更成為百姓茶餘飯後評論的物件。就拿秦始皇來說吧，有人稱他是千古一帝，因為他是第一個完成了統一中華壯舉的皇帝。也有人稱他是嗜血的暴君，因為他生活奢華無度、統治暴虐殘酷百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赫德雖然不像秦始皇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但也是個充滿爭議性的人物，學者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一個國家的海關被外華人所控制，無論怎麼說這都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那麼赫德進駐中國海關到底是侵略還是友誼呢？很多學者直接把赫德定義為“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利益的代理人”把他的行為視為侵略行為。赫德所處時代和他身份就決定著他要扮演一個備受爭議的角色。

從本質上來講赫德來華任職的目的就是為列強在華謀取利益，當然這也不是他所能決定的。在很多場合中他確實扮演過一些不光彩的角色。如如赫德利用李鴻章對他的信任及其所控制和掌握的權力暗中幫助英、法等國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最突出的是在1876年，他撮合了中國簽訂中英《煙臺條約》；1866年向總理衙門提交的《局外旁觀論》更是對清政府進行直接的“品頭論足”。因此難免會有一些學者把他定義為侵略者。但是他們只看到赫德的一面，這種以偏概全的觀點對於赫德是不公平的。雖然說一個國家的海關被外華人所控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但這對中國來說或許是件好事。當時的清政府處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國內起義不斷，清廷忙於拯救危在旦夕的江山鎮壓人民的起義，根本無暇且無力改變腐朽不堪的體制，何況是海關。

赫德是個精通海關的人才，他工作認真而且善於管理，完全可以勝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職務。中國海關在他的把持下被改造成了具有近代資本主義色彩的海關，他建立了一套組織嚴密的管理體系，防止了中國舊海關的貪汙舞弊行為，有利於中國同外界的經濟貿易往來。經過赫德整頓的海關，不僅管理得井井有條，也給清政府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海關稅收。這些就足夠證明赫德對中國海關體制的革新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他建立的高效的海關管理體制，被歷屆的民國政府全盤繼承，一直執行到1949年。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在特定的時代環境下，赫德在中國不可避免的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我們也不能因此對赫德全盤否定，不能因為他是一個外來人而一味排斥。他在華任總稅務司也是盡職盡責，並且對中國的海關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把西方先進的體制和管理理念帶到中國。雖說他來華的目的是為了使列強在華獲取更多利益，但客觀上也推動了中國近代文明的前進。當然赫德在華的事蹟也給我們留下深刻的警示：我們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以適應時代的發展的需要，如果不這麼做也許下一個“赫德”會來改變你。

海關是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徵，現代社會，所有國家的海關無一例外的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但是清朝末年的海關稱為總稅務司，這個大清朝的海關機構由外華人掌握長達半個世紀。

清朝總稅務司1861年正式掛牌成立，各口稅務司及海關高階職員，均由外華人擔任，其中首任總稅務司英華人李泰國。1863年，恭親王奕訢下令解除總稅務司李泰國的職務，任命年僅28歲的赫德為新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直至公元1909年，73歲的赫德從海關卸任。赫德能夠掌握清朝海關48年，跟他的在清朝海關各方面的改革和努力是分不開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1、“稅鈔大有起色，按年比較，銀數倍增”

赫德掌握清朝總稅務司之後，海關收入迅速增長，並且成為清朝政府的重要經濟來源。我們可以赫德上任之後清朝海關稅收的資料可以看得出來，清朝海關最初收入不足500萬兩，1865年，赫德上任兩年之後，稅收達到了830萬兩，1875年海關稅收達到了1200萬兩，足足翻了2倍還要多，1880年，清朝海關稅收更是達到了3000萬兩，佔到了清政府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一。

2、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得海關成為清末最廉潔高效的一個機構

赫德上任之後，對清朝海關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得大清海關成為眾人皆貪腐的晚晴社會中的一股清流。赫德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赫德建立了一整套海關管理制度。首先根據清朝人的工作特點，制定了嚴格用人制度、會計稽核制度等等，其次將英國海關的管理模式引進了大清；例如，赫德在海關關鍵工作人員執行輪換制度，主要負責人，每隔三五年調任，每個關口每放行一條船或者意見貨物都會經過申報、登記編號、徵稅等程式。赫德這一整套的管理制度，雖然複雜，卻有條不紊，非常高效，使得大清海關成為清末最高效的一個機構。

除了管理制度，赫德對貪汙腐敗控制非常嚴格，海關成為了清末中國機構中最廉潔的一個機構。赫德的方法主要有2個。第一、高薪養廉；總稅務司的僱員是當時最令人羨慕的職業，待遇極高。海關僱員的薪酬水平明顯比清朝其他部門要高；例如海關高階職員一年能拿到9000兩白銀，要知道清末正三品官員年俸才6130兩白銀，封疆大吏的巡撫才13155兩白銀，此外，海關人員退休後可領取相當於十年工資的慰勞金。一系列穩定且正當的收入，誰都不願意冒風險去貪汙。第二、遇貪汙腐敗情況，嚴查嚴辦；赫德在稅收的各個環節都建立了嚴格的監督審查制度，讓職員可以相互監督；對於那些違反制度的人，也絕不姑息。據說一位職員僅僅是收了一條魚，就直接被開除了。一系列的反腐制度，清朝海關的貪腐基本上是沒有的，成為了最乾淨的衙門。

赫德不僅僅是工作上能力出眾，對清朝海關也是盡心盡責。赫徳在成為海關稅務司以後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必須時刻牢記，海關是中國衙門，而非外國機關。既然如此，我們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圍繞中國的利益開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國，或引起華人的反感！赫德因為海關出色的政績，使得他受到清政府重視，成為清末的一個風雲人物，赫德卸任回國當天，清朝大小官員、各界名流及歐美駐華使節共計上千人前往送行。

赫德的工作受到了清政府的極大認可，這也是為什麼赫德作為一個洋人能夠掌握大清海關整整48年的原因。

清廉，這是唯一的原因，我讀過一個資料，赫德日記，海關不僅為清政府增加了一條收入門路，還成為唯一一個清廉的衙門，這部日記研究晚清很有價值絕無自我標榜。

海關。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象徵之一，被被稱為國家大門，但由於滿清政府的腐敗和腐敗，一個叫羅伯特·赫德英國愛爾蘭統治滿清海關長達45年，赫德他在位時間從1863年到1908年，時間長度達到45年。在他離職的時候，被封贈太子太保。赫德辭職以後由妻弟、副總稅務司裴式楷代理總稅務司一職，赫德在任期間創立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制度。這裡值得一提的中國郵政系統之所以是綠色而不是英國的紅色也是赫德確立的。

滿清的海關總稅務司設立於1861年，稅務司是隸屬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管轄（外交部）。第一任總稅務司李泰國，第二任就是赫德，第三任是安格聯。滿清海關三任總稅務司完全是由英華人把持，這就證明滿清的對外貿易被英國控制，滿清國防和經濟毫無機密可言。而在對外貿易上，滿清是進口關稅低，出口關稅高可不低是全世界少有的出口關稅高於進口關稅的國家。這些都是赫德的公功勞。赫德對滿清經濟的瞭解高於滿清的戶部（財政部）。在滿清和八國聯軍簽訂辛丑條約時候 ，辛丑條約4.5億兩白銀的賠款，基本是出自於赫德的計劃。以海關稅，常關稅和鹽稅來收錢。

赫德出身不低，在考取外交部職員的時候，他被派往香港，他自學漢語。不僅如此 ，他還通曉《易經》、《孟子》、《詩經》、《大學》、《中庸》等書籍，而且水平不低，他甚至去閱讀《三國演義》等《紅樓夢》中國傳統小說，這為他以後在晚清官場的如魚得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1863年11月30日29歲的赫德正式接替擔任海關總稅務司。正式成為清朝的正三品大員。赫德擔任總稅務司的最大益處在於，是給滿清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管理機構，形成了完整嚴密的現代化的制度，樹立了現代樣板。也給中國培養出第一批具有現代管理意識的管理者。清廉度很高，海關收稅成為滿清政府最大的單項穩定收入，佔清廷財政收入的24.35%。關稅成了清廷最穩定、最可靠的財源。（一年大約3千多萬兩）赫德領導下的總稅務司是一個高度自治的部門。總稅務司不管對外籍還是華籍關員都有最高決斷權。即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不容置喙。

如果沒有中國，赫德一輩子也許就是默默無聞，是中國給了他展示能力的舞臺和最顯赫的權力。由於通讀中國傳統文化，使得他對中國有著很深的瞭解。赫德在給英國外交部的密電中寫道：“中國的官員也許糊塗而愚蠢，而他的人民卻有雄獅般氣概”。也許由是他能夠一個比較客觀的態度和行為來處理滿清和西方人的糾紛，不同於一般西方人對華態度的惡劣，赫德對華態度還算是“比較不錯的”，但這種不錯僅僅是體現在禮儀和表，也就是我給你面子，你給我裡子。所以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始終歧視好蔑視華人。不信奉基督的民族始終是劣等民族。

現在說起赫德主導下總稅務司是最廉潔的衙門，這確實不假。但這僅僅是針對滿清衙門而言，而且在總稅務司工作的收入遠遠高於在滿清衙門的收入，赫德在總稅務司實行高薪養廉，所謂廉潔僅僅是下層而已。上層管理層則用人唯親，晚年的赫德一直希望由自己妻弟裴式楷成為自己的接班人。但最終是以失敗告終。赫德本人並不廉潔，他的家人從大清海關撈走了相當於500萬兩白銀的財物（其名義收入為40萬英鎊，但實際上赫德獲取了75萬英鎊的收入）。在1885年赫德50歲的時候，英國政府提議赫德出任駐華公使。但由於薪俸微薄而被拒絕。

最讓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如果沒有赫德控制中國海關50年，滿清的也許會覆滅的更快，西方諸國根本無法從中國榨取更多的利益，這對滿清和各國列強都是一個雙贏的局面，赫德充當的就是一個“橋樑”額作用。正是赫德的存在使得列強諸國可以合法高效地榨取中國的財富。但對滿清來說，赫德的職務對這個奄奄一息的大國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選擇。但赫德始終是一個站在西方諸國利益的外華人。他對滿清“益處”不過是為了長期吸取他身上的財富而已，只不過的赫德的行為顯得“文明”一些而已。1908年4月13日赫德走了，離開他統治了45年總稅務司。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英國病逝，享年76歲。清廷追授其為太子太保，一品頂戴。20天后，武昌起義爆發。

直到滿清覆滅，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才逐步收回關稅自主權，推行新的海關自主運動。1928開始陸續與西方各國簽訂新的通商條約，在1931年所有海關稅款一律上繳中央銀行，然後由中央銀行將到期支付的外債撥入匯豐銀行，國民政府獲得了名義上的關稅自主權，但海關總稅務司還是外華人出任。直到1949年中國才真正地永遠掌握了海關主權。

一個英華人，卻是滿清海關的掌門人，箇中原因，自然是因為清政府的封建，腐朽以及不思進取。

相較而言，滿清海關絕對是清政府少有的清廉的機構，清政府的腐朽不僅僅是閉關鎖國帶來的經濟，制度，科技上的腐朽，更是一個統治中國兩百多年的，一箇舊政權的腐朽，此時的滿清政府，若是沒有列強幹預，也基本走到了頭，官員上行下效，不思進取，巧取豪奪，貪贓枉法。也只有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民才看不到統治階級的腐朽。

為清庭的海關，赫德確實創造了一個奇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化管理的機構，與此同時，還實現了明面上真正的零貪汙，赫德身為一個英華人，確實將先進的管理系統帶去了中國，但也為列強竊取中國利益提供了無窮的便利。

赫德是作為英國駐華外交人員被送往中國的，當時的赫德，只是個無名小卒，到達香港以後，據說赫德只花費了短短的三個月便學會了漢語，可以使用基本的漢語與華人對話，還閱讀了大量漢語書籍，學習了漢文化。

作為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第二任領導人，赫德吸收了前任李泰國(英華人)的一系列錯誤措施，改用先進的西方管理制度，彼時的大清海關總稅務司，也是一個貪汙成風的爛攤子，在赫德的一系列措施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逐漸開始打擊貪汙受賄，漸漸的，貪汙沒有了。作為代價，赫德開創了傳說中的高薪養廉，就像清朝曾經實行過得制度一般，海關總稅務司，從上到下，幾乎所有人的薪資都在飛速上漲，五倍，十倍，十五倍，二十倍，特別是赫德本人的薪資，更是高的離譜。憑藉著高薪，赫德也是逐漸將海關總稅務司打造成了一個廉潔的政府機構。

海關稅收，也從開始的數百萬兩，經過了幾十年，增長到了清朝末期的數千萬兩，從一開始的海關佔據清庭稅收的百分之九，到後來的百分之二十六，實現了確確實實的增長。

作為一個英華人，赫德真的會踏踏實實幫中國辦事嗎？多虧了赫德，清庭海關沒有任何秘密可言，一直到後來清庭簽訂的數項賣國條約，不知清庭稅務情況的列強如何能夠制定符合實際的賠償金？沒有赫德的幫助，這是萬萬做不到的。

赫德打造了清庭最廉潔的政府機構，但也為列強進一步剝削中國提供了便利，對清庭而言，赫德不可或缺，海關稅收的巨幅增長不能少，即使，巨幅增長是有代價的。

提起英華人赫德長期擔任清王朝的海關總稅務司一職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比較主流的說法都是清王朝主權淪喪，連國家的海關都控制在了外華人手中！但是，很多人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個重要細節，赫德擔任的是清王朝的海關總稅務司，而不是英國在清王朝地面上設定的海關總稅務司，這與英華人曾經在香港設定的“香港總督”是有著本質區別的。

客卿古來有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客卿就已經相當常見了。透過“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崛起的商鞅實際上就是秦國的客卿，商鞅是衛華人，早年間還在魏國謀過出路，他並不是土生土長的秦華人。後來商鞅入秦，事實上充當了“宰輔”的角色，但歸根結底他始終只是秦國的客卿，並不是秦華人！那麼，商鞅出賣秦國的利益了嗎？並沒有……

當然，出賣主家利益的客卿也是事實存在，而且還不在少數。如在秦國主持修建鄭國渠工程的那位南韓“水利專家”鄭國，那就是一個徹頭徹尾、吃裡扒外的客卿！當然，說鄭國是“臥底”也可以，看如何界定了。正是因為鄭國的存在，秦始皇下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逐客令”、驅逐秦國的所有客卿，因此也便有了另外一位客卿李斯的那篇著名的《諫逐客書》。事實上，客卿是一種相當尷尬的存在，尤其是涉及所事國與母國之間的關係，很難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公正、中立。

赫德的身份實際上就類似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客卿。從國籍上講，他是如假包換的英華人，但赫德擔任的卻是清王朝的海關總稅務司。換言之，赫德雖然是英華人，卻是清王朝的在職官員，而不是英屬殖民地的官員。正是因為這種尷尬身份，春秋戰國時期客卿們曾經遇到的尷尬也同樣出現在了赫德身上。作為清王朝的在職官員，赫德理應維護清王朝的利益；但身為英華人，赫德又不可能去損害母國英國的利益！這就使得赫德在許多歷史事件中出現了一些“不光彩”的行為——明裡幫清王朝，暗地裡卻在給英國輸送利益！

這一點在軍購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例如某次清王朝清赫德出面向英國購買軍艦，一次就購買了十二艘，這是相當大的軍購專案了！但赫德為了防止清王朝的海軍在實力上倒逼英國在遠東地區的艦隊，推薦給清王朝購買的居然都是些噸位小、火力弱、作戰能力一般，對英國遠東艦隊構不成威脅的軍艦……由此可見，赫德與春秋戰國時期那些吃裡扒外的客卿並沒有什麼不同！這個罪名他是永遠洗脫不掉的。

既然赫德吃裡扒外，那麼清王朝的海關算是被英華人把控了嗎？也不能這麼說。要界定這個問題，最大的一個標準就是——海關的稅收歸誰？既然赫德擔任的是清王朝的海關總稅務司，海關的稅收自然全部歸清王朝所有！這是赫德控制下的海關與英屬殖民地行政機構最大的不同。

雖然赫德吃裡扒外，甚至在海關稅收政策上也會向英國有所傾斜，但總體上赫德控制下的海關仍然是清王朝最大的財源之一。晚清時期，對列強的賠款不斷，百姓又沒有太多“油水”可以壓榨了，那靠什麼支撐王朝的運作？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赫德作出的“貢獻”。因為赫德建立了一整套現代海關稅收制度，為清王朝取得了源源不斷的海關稅收，這一點我們還是必須予以肯定的。

很多人想必又要說了，既然赫德吃裡扒外，清王朝為何不索性下“逐客令”、換掉這位客卿？並不是清王朝不想，而是不能！首先是客觀原因，清王朝閉關鎖國，缺乏現成的現代海關、稅收人才，臨時培養也來不及了，只能倚重赫德這些客卿。再者，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期間，海關的高層不少都是赫德招攬的外華人，一旦驅逐赫德，清王朝的海關很可能會陷入癱瘓……

再就是主觀原因了，彼時的清王朝已經到了幾乎無官不貪的地步，哪怕是縣衙的小吏，過手都得刮下一層油！唯有赫德控制下的海關是號稱彼時清王朝唯一廉潔的“衙門”。赫德不僅建立了一整套現代海關機構，而且還建立一整套防止貪汙腐敗的制度，簡單說就是“高薪養廉”。如果本本分分工作，大家都可以過得非常滋潤；可如果你貪汙腐敗了，下場會非常淒涼……在這套制度的約束下，清王朝的海關也成了彼時唯一沒有淪陷的“衙門”。

在清王朝的統治者看來，一旦換上了自家的那些個官僚，海關那點兒稅收恐怕還不夠這幫“老爺”們中飽私囊的！到時候，國家的錢從哪裡來？自己又花什麼？與其如此，倒不如讓赫德繼續幹，雖然他偶爾也吃裡扒外，但起碼沒有把海關的稅收搬回他英國的家裡！如果換上清王朝自己的官員，這些錢恐怕就指不定去哪裡了……相比後來港英當局如葛柏之類的那些個貨色，赫德這位英華人其實還是非常不錯的。英華人也並不是什麼生來的“廉潔奉公”！清王朝海關的廉潔，應該要歸功於赫德，這一點我們也必須承認。這或許就是宣統三年赫德在英國去世之後，清王朝還特地追贈他太子太保的原因所在吧。起碼清王朝官方認可了赫德對清王朝的貢獻，雖然沒幾天清王朝就完了、而且是徹徹底底的完了……

綜上所述，赫德雖然在某些特定領域的確存在吃裡扒外的事實。但不可否認，在赫德的領導下，清王朝的海關也成了彼時清王朝唯一廉潔的“衙門”。在現代海關體制的大框架下，赫德為清王朝源源不斷地輸送著“財政收入”，給了清王朝苟延殘喘的機會……如果驅逐了赫德，海關落入了清王朝的官僚之手，這幫中飽私囊的蛀蟲、碩鼠很可能會掏空整個海關！這顯然是清王朝的統治者不願意看到的，也是赫德能夠長期控制海關的重要原因所在。從宣統三年清王朝追贈赫德太子太保來看，對於赫德的一生，清王朝基本上還是持肯定態度的。赫德雖然有時候也吃裡扒外，但對清王朝的海關建設還是頗有貢獻的，這一點我們也必須承認。

原因有二：

時代條件下清政府和列強的需要。

赫德的個人能力。

1、時代客觀背景

大清晚期，清政府和列強簽訂了大量的不平等條約，如南京條約、天津條約等，很多條約裡面都有對列強的賠款約定。但是晚清政府國力已非常貧弱，沒有現金白銀賠付別人。

那怎麼辦？

列強想出了個法子，特別是英華人，有商業頭腦，辦法是這樣的：你大清不是沒有現金白銀給我嗎？但你有土地、有稅收、有貿易等資產，可以帶來現金流啊，你大清不是管不好嗎，我來給你管。那何種資產現金流最好，對列強最有利，那當然是海關了，不但可以坐收過路費，還可以給各列強商人貿易便利。

海關賺了錢後，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來還債，這部分叫做債賠款，另一部分扣除運營經費之後交給你大清，這部分叫做關餘。

但這個管理海關的人必須是我們大英帝國的人，因為你們大清官員圖洋圖納義烏，沒能力管，我給你搞個職業經理人。你清政府總理衙門就負責發個任命文書，意思一下就行了。

這種背景下，執掌清朝海關的基本只能是外華人，這為赫德長期執掌海關提供了客觀條件，這即是清政府的需要，更是列強的需要。

所以這個時候精通中國文化的羅伯特赫德就被大英帝國當作代理人給推了出來，成為第二任海關總稅務司。

2、赫德的個人能力

赫德18歲畢業於英國女王大學，隨即參加公務員考試，被英國外交部錄用，成為體制內的人。19歲便被派往大英駐中國的領事館，學習漢語並充當翻譯。

問題出就出在這哥們不是一般的公務員，不喜歡坐在辦公室裡喝茶看報混時間。人家來中國學的都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諸如《易經》、《孟子》、《大學》、《中庸》等都能熟讀。史料記載，他曾花3420文錢請老師來教課。甚至連《紅樓夢》這種小說，人家都能融會貫通。//汗顏，以上書籍我做為華夏子孫都沒真正弄懂。

赫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鑽研，對華人的處世哲學有了深入洞察，這使他能在晚清官場左右逢源，如魚得水。特別是他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讓清朝官員目瞪口呆，那感覺，就像你在路上碰到了大山兄弟。

以上是基本素養。但是想在外國當公務員，而且還要當半個世紀，僅有這些基本功是不夠的，還需要做為一個職業經理人的專業經營能力、需要弄清大勢，順勢而為。

業務能力：赫德自28歲擔任總稅務司，他建立了一整套科學、嚴密、高效的管理制度，特別是“高薪養廉”制度，讓海關成為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較為清廉的機關。1861年，海關稅收為496萬兩，在赫德的打理下，到1887年，海關稅收達到2000萬兩，佔清廷財政收入的24.35%。關稅成了清廷最穩定、最可靠的財源，赫德也成了大清國的“財神爺”。

這樣的業績，你做老闆，能不喜歡嗎？清政府總理衙門對赫德的態度逐漸由懷疑變成了依靠。

勤勉精神：作為中國海關的最高領導，其勤勉程度連清政府官員都敬佩，當時人稱三不停：腦不停、腿不停、手不停。

做為一個職業經理人，僅有業績和勤奮，當然不夠。要符合長期主義的需要，還得會審時度勢，順勢而為。

赫德寫下過這樣一篇日記，“我必須時刻牢記，海關是中國衙門，而非外國機關。既然如此，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圍繞中國的利益開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國，或引起華人的反感”。

赫德的業務能力、勤勉精神、審時度勢迅速征服了恭親王奕訢，奕訢對外人稱呼他為“我們的赫德”，並把他的薪水由原定的每月400兩，漲到800兩。

從1863年擔任海關總稅務司，到1911年去世，赫德在這個衰落的東方帝國一干就是48年，總的來說，由於其個人能力的卓越，同時滿足了各國列強入侵中國和清政府缺乏人才的雙重需要，所以才穩穩的幹了這麼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