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管仲是偉大的經濟學家，言過其實，甚至他能不能算現代學科語言體系框架認證的“經濟學家”，都要存疑。

第一個問題是古典文獻的文字真偽問題。《管子》一書，通常不認為是管仲所寫，成書最晚可到西漢時期。其中的一些思想和舉措，到底哪些屬於真實歷史上的管仲本人的，哪些是後人學者對他思想萌芽的發揮，哪些是全盤憑空創造而託名於他，要仔細分別。古籍稽考是專門學問，對古代文獻尤其是漢以前的文獻，尤其要注意。

第二個問題，是個別經濟思想和思想體系的區別。經濟現象古已有之，市場交易和勞動分工等相關的現象貫穿於人類文明史。自國家誕生以來，就免不了依靠行政管理來管控經濟，無論是賦稅、土地分配、官營經濟等等。大一統之前，尤其是戰國時期，諸侯國是為了在激烈的國家競爭中取勝，變革需求最為強烈，由此誕生諸子百家，以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為導向，凡是能富國強兵的學說學者，在列國被奉為上賓。由此才帶來學術的系統化。但在春秋時代，很難相信有完整的、邏輯分明的、概念界定清晰、可驗證的經濟學說，有的只是政治家對經濟現象的觀察與政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些經驗，充其量可以說是思想，而且是以功利和實用為目標的思想，到底這種思想觀念背後的邏輯是什麼，並沒有嚴格論證，不能算是思想體系。

亞當斯密、大衛休謨等等，首先是思想家，然後才是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擔任邏輯學和道德哲學講座教授，即是如此。沒有嚴格的、邏輯嚴密的、可推理論證的概念，並從倫理學中獨立出來自成體系，古典經濟學不可能誕生。所以說，《管子》一書中的經濟思想，當然不乏偉大的洞見，對後世也多有啟發，但到底和管仲本人有多大的關係，以及這些觀念和經濟學的學術體系的差別，要有清醒認識。爭一個世界第一，可以滿足民族自豪感，對經濟學來說沒什麼用。

亞當斯密的思路是小政府大社會。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把經濟生活還給資本家和工人自己來決定。凱恩斯面臨的問題是，資本家和工人作出的決定，已經明顯的出現了低效率和不公平的問題。因此需要國家做更多的介入，比如說，提前制定計劃，比如說制定最低的工資水平，等等。

而在管仲面前的是相似的問題，就是政府介入經濟生活到什麼程度才算是恰當的，而這個問題即使在今天，也是我們的政府處理經濟問題時最重要的。

那麼我們怎麼理解管仲的經濟思想呢？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吧：

第一個方面的就是賦稅，管仲認為說賦稅不能夠向人民基本生活和小生產者手上的收入來收稅。那要收什麼稅呢？要收鹽和鐵的稅。他的辦法是“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也”，“山海”就是鐵和鹽（《管子·海王》）。

第二個方面呢就是，可持續發展。管仲反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為了有效利用齊國的林木和漁業資源，制定了“山澤各致其時”。即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即禁止人們為了眼前利益而濫伐濫捕,以保護樹木和魚類的正常生長、免遭破壞。伐木和捕獵只准在適當的季節進行。

第三個方面最有意思了，叫做糧食準平政策。管仲規定糧食政策，叫作“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漢書·食貨志》下）。這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今年豐收，糧價低，那麼官家就少賣出糧食，多買入糧食，避免衝擊；如果欠收，那官家就多按低價格賣糧，避免地主屯糧抬價，保持平準。

請注意，這個政策和後來的凱恩斯主義也十分相似，確保公私分明，干預適當，保持平衡。這一點，直到今天仍有參考價值。所以，就這一點而言，題主的說法有道理。供參考。

剛看過吳曉波老師的《浩蕩兩千年》，也來說幾句。

關於書裡的論述就不多說了，管仲和後來者凱恩斯、亞當·斯密經濟學理念上的相似之處都在於國家與經濟的關係。在他們的思想裡，國家是必然要參與到干預經濟中去的，但以何種方式參與，以及參與的程度深淺，他們有著不一樣的理解。

管仲在經濟上最具價值的創造是以下三項：

四民分業、貿易興國和鹽鐵專賣。

其中第一個就是著名的“士農工商”的分類，這裡計程車，當時指的是軍士，而且這裡並沒有排序，而是四個等級地位相當。這一分類其實就是社會職能分工，這可以說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特徵。這個比歐洲要早上一千年左右。

第二個叫貿易興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管仲是自由貿易者，他推動了許多促進工商業自由發展的政策，他認為貿易是國家強盛的基石，在遠交近攻的過程中，管仲歷來以商戰為首要考慮的手段，並且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

而至於鹽鐵專賣，就跟題主的問題有些關係了。

管仲在微觀上對工商業極其友好，但在宏觀層面，他十分強調政府對經濟的調控管制，他主要從財政、稅收和價格三方面入手。

財政，主要就是國家財政收入這塊，他堅持用價格來取代交稅，實行鹽鐵專賣，自己不開廠子，但所生產的產品必須賣給國家，由國家統一定價和銷售——價格和銷售抓在自己手裡。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國家財政解決了，同時也減輕了人民的賦稅壓力。

稅收在管仲這裡是一種調劑工具，對於某個行業徵稅的多少，往往意味著國家對這一行業的壓抑或是倡導，是有著政治和軍事考量在內。難能可貴的是，他往往能夠貫徹到位。

而價格就是觀眾手裡的利器，也是許多學者認為他是偉大的經濟學家的主要原因之一。管仲是歷史上第一個懂得價值規律並將之運用到國家管理中的經濟學家，並且實踐證明了他的偉大。

亞當斯密的理論並沒有找到合適的試驗場，反而是凱恩斯主義，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中甚至其後的多年間都備受矚目。

以上，並推薦吳曉波老師的《浩蕩兩千年》。

長期以來西方人有一種蜜汁自信，他們自以為是地認為華人只關注朝堂爭鬥而忽略國計民生，這也難怪泱泱大國上下五千年除史記之外翻遍二十四史再沒一本史書系統介紹過經濟文化民風方面的事，看中國的傳統史書都是寫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借用《人民的名義》裡祁同偉的話”老百姓在哪兒呢？我咋沒看見呢？“前段時間劍橋大學還專門寫了一部中國經濟通史，聲稱華人自己沒寫自己的經濟通史所以他們寫了。客觀來說咱們華人的確沒寫出自己的經濟通史，但作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我們早在春秋時代就誕生了十八世紀以前全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沒有之一），他的經濟理念即使比之亞當斯密、馬克思、凱恩斯都並不顯得落伍過時，更難能可貴的是此人並不是一位端坐書齋坐而論道的純粹的經濟學家，而是一名求真務實的實踐者，他親手推動了春秋戰國時代第一位真正的霸主橫空出世，這個人就是管仲。

齊桓公拜管仲為相時曾詢問富國強兵之道，管仲的回答歸納起來就是：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要想國家強大先得人民富裕。於是齊桓公又詢問富民之策，管仲答：“要重在發展國民經濟，而不單單是增加國家財政，國民經濟發達了，國家財政自然增收。百姓貧困，就會逃離，教育就無法施行，法令就無法推行。而人民貧困的原因，在於生產力不足，或者貴族君主的剋扣，或者是豪強的兼併，或者是民俗上的奢侈的習慣，或者是財貨的外流。因此要獎勵人民的經濟生產，注重商品的流通。國家不要過分的奢侈和揮霍，但是合理的積極的消費對生產也是有刺激作用，可以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要善於利於天下的財貨，積極開展對外貿易，使國家的經濟強大起來。”

在那個年代管仲率先提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無論國家、團體或是個人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用管仲自己的話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 ，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只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 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只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那個年代是農業社會，農業被管仲放在絕對重要的第一位。管仲對於農業的論述十分高深，土地的成色、灌溉的構成等等絕對技術的東西都說得清清楚楚，可見管仲是個怎樣的通才。管仲用了大量的篇幅講述土地的重要性，講述農業的重要性。管仲認為：歷代統一天下的君主，其原因就是“國富而粟多”，而糧食來源於農業，因此歷朝歷代的君主都是非常重視糧食的。“地博而國貧者，野不闢也；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開闢土地是管仲始終強調的，而開闢了土地國家依然貧困，就是政府太奢侈了。既然如此那麼對應的策略自然也是雙管齊下：一方面大力開墾荒地；另一方面減少公共行政開支和公款消費。

管仲可不是端坐書齋坐而論道，他研究農業的水準絕對是大學教授級別的，齊國有多少種土壤，什麼土壤適合種植什麼樣的植物，什麼樣的季節應該進行怎樣的農業活動，多大的土地能夠養活多少人等等，都說得清清楚楚。管仲之所以對土地如此熟悉可能和他早年的經歷有關，今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聊聊管仲的早年經歷。為了鼓勵農民開墾荒地，管仲認為農民的利益和積極性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執政者必須明白農民究竟想要的是什麼。管仲認為：農業生產是要依靠天時的，每年的收成是固定的，但是打起仗來就會一下子需要很多糧食，這個時候農民就無法承受。因此國家要有足以應對戰亂的糧食儲備，同時還要儘量少打仗以積攢國力。管仲同時認為：因為農業是靠天吃飯的，難以在短時間內實現飛躍式的大增產，所以國家的稅收不能靠農業，因此要減免農業稅，政策上要向農業傾斜。當然他不會想到三千多年後的中國已經不再是減免農業稅了，而是全面廢除農業稅，但在他那個幾乎全國百姓都是農民的年代提出減免農業稅絕對是超前的先進思想，這點管仲甩西方的經濟學家們兩千多年。管仲是這樣解釋自己的稅收政策的“相地而衰徵，則民不移。”就是指根據土質的好壞美惡，也就是區分“陸、阜、陵、墐、井、田、疇”的不同情況，從而確定對土地徵收賦稅的多少。具體的徵收辦法是這樣的：“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歲飢不稅。”這裡不僅考慮到了土地的情況，而且考慮到了年景，兩年徵收一次，收成好的年份稅率百分之三十，也就是年稅率百分之十五。收成一般的百分之二十，收成不好的百分之十，災年不徵稅。這樣的稅收可以說相當的低了。那麼為什麼兩年徵收一次呢？管仲曾經對齊桓公說過，如果年成不好而徵稅，農民交不起，就只能借高利貸。那麼改成兩年一交，農民就有機會把上一年的餘糧來交稅，不用借高利貸。

除了稅收政策上的傾斜，管仲還有一個鼓勵人們墾荒的大招——包產到戶。有的朋友可能會認為這不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之一嘛，管仲是穿越者嗎？咋連這招都會？《管子·乘馬第五》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於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用大白話翻譯一下就是：包產到戶，老百姓就會自己抓緊農事，就會知道季節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飢寒的威脅。他們就能夠晚睡早起，不知疲倦地辛勤耕作。不包產到戶的壞處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發揮，得過且過，磨磨蹭蹭。如今包產到戶了，大家分成了，稅率也是公開固定的，收成多就得到的多，百姓必然全力去耕作，兄弟父子都會互相督促了。

那麼在管仲之前土地沒有包產到戶嗎？答案是這個真沒有。西周時期配合政治上的分封制，經濟上推行的是井田制。西周時期道路和渠道縱橫交錯，把土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因此稱做“井田”。全天下所有井田歸周天子所有，但由於當時交通條件的限制周天子的政令難以推行全天下，於是周天子就分封諸侯去各地建立國家，分封的土地依然歸屬於天子，諸侯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受封的各路諸侯又把自己國內的土地分封給自己國內的貴族以及不能繼承國君之位的非嫡長子，比如叔段就在母親的支援下向哥哥鄭莊公討要封地，所有受封的貴族都是周天子的臣民，他們對封地只享有租稅收入，但土地本身的所有權不歸他們。這就是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過這只是理論上的而已。西周王朝就像一家大型的跨國上市公司，由於內部股權的分散，實際經營業務的人開始變得越來越強勢，於是所謂的強勢管理層和弱勢股東的現象就出現了。由於實際佔有並組織人力耕種這些土地的是當地貴族，而非遠在千里萬里之外的周天子，於是在當地人看來他們眼中只有自己這片土地上的貴族主子，而周天子基本上等同於一個傳說。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個時代是沒有農民的，有的是被禁錮在貴族土地上辛勤勞作的農奴。諸侯國君統治的地盤稱之為國，而士大夫貴族統治的地盤稱之為家，在貴族封地上出身的每個人都以封地的地名作為自己的姓氏，從小就被打上自家主子的烙印。在貴族眼中這就是一些會說話的工具，農奴辛勤耕作的成果自己是無法支配的，連他們自己都不過是主子的私有財產而已。

時光進入春秋時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鐵製農具和牛耕的發明，大量原來不適宜開發的土地被開發出來。於是所謂的公田與私田之爭就出現了：所謂公田其實也是私有，只不過是由貴族世家佔有，私田則是一家家小農戶佔有，因為貴族們掌握了話語權就公然稱自己的為公，也真是夠不要face的。按當時的井田制規定：由九塊田地組成的井字形中間最好的那塊必須是公田，然後邊角的田地才能是耕種農戶的私田。結果中間那塊土質最好的土地往往是產量最差的，因為在耕種那塊土地時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這樣一來貴族們就糾結了：要保證自己的收入無非兩種途徑——一種沒收私田，強迫農奴為自己耕種；一種承認私田合法化，然後自己收取私田的租稅。管仲認為：前者絕不可取，那樣只會導致農奴的生產積極性全面下降，到時所有土地的產量都會像中間那塊公田一樣，最後甚至會影響到國家的糧食安全，不幸的是他這一觀點在1959~1961年的大躍進時期得到了驗證。最終管仲選擇了後者，開闢出以前田地上的封疆阡陌，承認人們對自己所開墾土地的所有權，國家只從收成中收取固定比例的租稅以維持財政。這時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土地的農奴們才不去管從理論上來說這些土地都是周天子的，別說管仲就連他的主子齊桓公都無權處置，不過話說回來這年頭還有誰真把周天子當回事呢？

“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管子認為國家有五害是必須作為重中之重來解決的，而五害之首就是水患。管子首先任命了一名大夫作為水官，專門負責國家的水利建設和防洪抗災。水官的手下配備工作人員，常年在河流、堤壩、水渠巡視，隨時報告水情。每年的秋天，對人口進行統計，看看可以徵集到多少人興修水利；到了冬天，就開始準備工具，水官統一協調。到了三月，春耕來到之前，開始動工興修水利，這時候天氣開始變暖，也沒有雨水，白天也開始變長，農活也還沒有開始，正是興修水利的最好時機。堤壩的要求是底部一定要夠寬，那樣才堅固，在不毛之地修建水庫，以緩和洪水和儲水。堤壩上要種上荊棘灌木，穿插著種些柏、楊這樣高大的樹木，才保證堤壩的堅固。堤壩年年都要進行整固，平時也要專人看守。水的問題解決了，那麼五害中的其餘四害“旱、風霧雹霜、瘟疫、蟲災”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齊國的水利建設是春秋各國中最完善的。

在發展農業的同時管仲積極扶持副業生產，強調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因地制宜，廣開財路，以求國家強盛，人民富裕，這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種植桑麻。桑麻是紡織業的原料來源，沒有充足的蠶絲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紡織出錦、繡、絹帛。因此管仲繼承齊國種桑養蠶的歷史傳統，制定出具體政策，扶持桑麻種植及養蠶業的發展。規定在房宅左右要種植桑麻，支援婦女養蠶、紡織。傳授土壤知識，指導種麻。每年陽春養蠶能手給予獎勵。採取這些措施，使齊國的養蠶業迅速發展。二是飼養六畜。管仲把養六畜納入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給予充分重視。對六畜飼養實行保護鼓勵政策，反對對飼養六畜徵收賦稅。規定：雜草叢生的窪地，不適合糧食生長，應作為飼養麋、鹿、牛、馬的牧場。在春秋兩季，把幼畜供應給百姓，把老畜殺掉賣出。同時建立固定飼養場，設立負責記載牛羊繁育並查管牧養事務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馬沒有折損死亡的，提升一級。這樣有利地調動了人們養六畜的積極性，促進六畜興旺。三是多種瓜蔬。蔬菜瓜果是人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視瓜菜生產。“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四是植樹造林。管仲對國家土壤性質、地勢作出細緻分析，提出了植樹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後種桑麻，城牆周圍種荊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錯落種植灌木與楊柏樹，保護堤壩。限制入山林砍伐時間，重視森林防火問題，獎勵植樹有功者。“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管仲在那個時代就意識到了植樹造林對保持水土和土地肥力的重要性，這又是他遠遠領先於世界的一個方面。五是發展漁業。管仲積極要求發展漁業生產，提倡國家對沿海漁業進行統一管理，制定合適的徵稅政策，使生產與銷售連為一體，大大提高漁業生產的效益和漁民的積極性。管仲的學識之廣，見地之深，可以說是令人歎為觀止。想來這與他的出身密不可分，他能夠知道民間疾苦，能夠知道國家最需要做的是什麼，能夠從老百姓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問題。

管仲在面見齊桓公時說的三句話“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充分反映了他的治國理念。在他眼裡普通百姓和朝廷官員都是人，是人就免不了人性的弱點，比如好逸惡勞、貪財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親情。在管仲眼裡這個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壞人”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組成的，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雖然這話是漢朝的司馬遷所說，但其實春秋時代的管仲早就看清了這點，所以“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強調道德，也不迷信強權，一心務實。他改革的本質是將人性的弱點變成勞動的動力：集大家之私，成社會之公。在下不禁歎服我華夏先民的智慧——先民造字時”公“字的一半正好對應”私“字的一半，這不正說明古人想告訴我們”合眾人之私即為公“，事實上我們普通人的親情、愛情、友情都是自私排他的，可當大家把對自己親人的愛推己及人”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時每個普通人的情感就昇華為一種人間大愛。所以管仲施政不壓抑人們的逐利之心，而是正確引導這種逐利之心，把國家的富強建立在每個國民生活幸福的基礎上。

管仲改革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戰”即：對內方面發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而不至於造反。對外方面就是擴大對外貿易，用貿易來制衡戰爭。讓各國發動戰爭的代價大於終止貿易的代價！因此他又十分重視工商業。他說：“無市，則民乏矣。在中國歷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卻將“工商”與“士農”並排。同時管仲又重視調節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管仲還制定了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面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為了使林木和漁業資源得到可持續發展，制定了“山澤各致其時”。在提高積極性方面管仲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實行分戶經營，這樣人民自覺抓緊農時。他們會知道季節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飢寒的威脅，會自覺地早起晚睡，不辭勞苦地經營，否則大家都是奴隸，只能消極怠工。這樣做的本質其實就是把勞動者由被野蠻強制下勞動變為自覺主動的盡心盡力的勞動，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那是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商鞅和韓非看到了人性的惡，那是在面臨利益衝突的時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觀點其實是對立的：儒家弟子看不到這世界醜惡的一面，而法家弟子則看不到世間還有美和愛的存在，但他們都推崇管仲。管仲認為“善”和“惡”都不是絕對的，但“私”和“貪”卻是永在的，自私和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對人性的瞭解，並想辦法使之得到滿足。利用人們的逐利之心最終實現社會財富最大化的目標這與西方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早了對方將近兩千三百多年。

私營經濟也是管仲率先提倡的。齊桓公曾要求將國家資源由政府壟斷經營，但管仲說：“故善者不如與民分利共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也就是說政府不能獨佔資源，應該放手讓民眾去經營，政府只要徵收30%的所得稅即可。管仲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金融概念的人，他把貨幣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君主透過對貨幣的控制，掌握住糧食等重要商品，以影響其他商品的交易。他認為商品輕重與否，取決於這種商品的多少，常固不變的價格是不存在的，如果價格恆定不變，就無法調節流通。價格上下波動，價值規律才能發揮調節作用。穀物被“囤積則重，被拋售則輕。集中於國家則重，流散於民間則輕；貨幣流通得通暢則重，流通不通暢則輕；國家政令與該商品關係重大則重，關係不大則輕。管仲還把穀物、貨幣從萬物中獨立出來，指出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谷重而萬物輕、谷輕而萬物重。幣重則谷輕，幣輕則谷重。至於國家如何發行貨幣？管仲認為第一步先在方圓6裡的地區內作典型調查，第二步由點及面估算全國的貨幣需求量，以此為基礎確定貨幣的鑄造發行量。管仲是第一個強調國家貿易的人，他大開國門歡迎各國商人，提出“空車來的不要去討取稅費，步行背東西來的不要去交稅”。他還在齊桓公專門建立款待外國商人的客舍，從此全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關鍵的是：管仲掌了握對外貿易中最微妙的技巧：為保證本國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採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資的高價，也會使天下的重要物資流入中國。而對本國的剩餘商品，則採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輕’的低價政策，促其對外傾銷。在一般情況下要做到‘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保持大體相同的輕重關係。這不就是人民幣“貶值”和“升值”的概念嗎？在這種自由貿易方針的鼓舞下，齊國首都臨淄繁榮至極：“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據核算其時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是當時國際上最宏達、富貴雅典人口不到5萬。管仲的經濟思想中還有一項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勵消費，甚至倡導奢侈，這在古往今來的治國者中可謂僅見。管仲提出“儉則傷事”的觀點，指出：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每當年歲低迷時，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臺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促進就業。這同2000多年後的凱恩斯經濟學又如出一轍。但管仲過於強調商業和普通，甚至忽視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齊國首次設立了“國家大妓院”，繁華的都城臨淄就試點開了7家官辦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閭”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認為是性產業化的鼻祖。“國家大妓院”有四大作用：一是增加了國家稅收；二是解決了女奴隸被解放後的的再就業問題；三是解決了許多男子的生理需求，促進了社會和諧，四吸引了愛金錢更愛美女的四方英雄來齊國發展。正是對商業有著如此深刻的見解，管仲也成了歷史上亙古未有的經濟學家。他的“自由經商”主義跟西方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非常相似，他的“投資”、“消費”、“出口”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又跟凱恩斯經濟學遙相呼應，但是他理論早了對方將近兩千三百多年，堪稱世界範圍內經濟學的鼻祖。

事實上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個發動“貨幣戰爭”的高手。齊桓公曾經想教訓楚國，管仲說：“大王您出高價購買楚國特產的鹿吧！”。楚國活鹿的價格為八萬錢一頭，齊桓公就派人帶了二千萬錢去楚國大肆蒐購。楚王聽說後開心的說：“鹿，禽獸而已，楚國多的是，趕快讓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於是楚國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動了，頗有點“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這時管仲讓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齊、楚兩國的民間收購併囤積糧食：楚國靠賣活鹿賺的錢，比往常多了五倍；齊國收購囤積的餘糧，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國也因此卻誤了農時，而這時管仲下令封閉與楚國的邊境。結果楚國的米價瘋漲，逃往齊國的楚國難民多達本華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國元氣大傷，三年後向齊國屈服。管仲發動的另一場貨幣戰爭是‘衡山之謀’。衡山國盛產兵器，天下無雙。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國高價收購兵器；於是衡山國百姓紛紛放棄農業轉而打鐵。一年後，齊國派人購運糧食，當時糧價每石十五錢，齊國卻按每石五十錢收購。包括衡山國的其它國家百姓都運糧賣給齊國。然後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齊國突然封閉關卡、停止收購糧食和衡山國兵器。沒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這時齊國又忽然對衡開始山國出兵。此時衡山國已經無糧可用，兵器也差不多賣光了，又不能在別國買到糧食，在經濟和軍事兩個戰場上敗的精光，只得奉國降齊。‘衡山之謀’說穿了其實很簡單，以高價誘使敵方放棄本業，追求某種產業的畸形利潤，最終造成敵人經濟癱瘓！在任何時代，一種商品價格暴漲都會帶來鉅額利潤。但除非這種利潤來自於國內壟斷性技術，那是一定會出事情的。高利潤會吸引相當一批人衝進去，而且，這批人往往還是能率先看到商機的精英。等到一個國家幾乎全民幹一件事情的時候，暴利就要終結了。

管仲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大經濟學家，也是少有的商人出身的宰相，他利用經濟學的原理將齊國建設成了當時世界上最為繁華的國度，是少有的經濟奇才。後世封建王朝的經濟改革，幾乎都沒有跳出管仲的圈子，中國古代國有專營的經濟制度就是由管仲率先創立和實施。管仲對於鹽鐵的專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依靠豐厚的稅收，齊國得以建立強大的軍隊，併成為春秋五霸。

管仲的經濟主張，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點，頗有些後世凱恩斯主義的影子。

管仲的第一個經濟主張就是實行鹽鐵專營制度。管仲明確的提出，如果直接向老百姓加稅，百姓一定會牴觸，將君主視為違背仁義的暴君。因此，國君想要富國強兵，增加收入，就要用比加稅更為巧妙的辦法，那就是鹽鐵專營。

鹽鐵專營，指國家擁有鹽鐵等關鍵資源的產權，除了國家之外，任何私人不得將其佔為己有，管仲規定，凡是沒有經過國家允許就私自開採鹽礦的，都要被砍掉手腳，私人只有在獲得政府特許經營權的前提下才能開採。管仲的政策是，國家在把握鹽鐵產權的基礎上，將對鹽鐵的開採承包給私人，私人負責生產，國家負責收購和統一定價。如果政府想要增加收入，就將鹽鐵價格提高，由於鹽鐵是生活必需品，老百姓不得不買，因此願意付出大價錢去購買。

表面上，國家沒有加稅，但是實際上，稅收早就核算進了生活必需品中，從而讓老百姓不知不覺中就繳納了稅賦，這樣可以降低百姓的反感和牴觸，這種收取間接稅來達到國家目的的做法一直延續到了現在。雖然其帶有欺詐的成分，但確實以最小的代價換得了最大的收益。

正是得益於管仲的政策，齊國才得以成為中原最為富庶的國家，齊國利用充裕的財力擴充軍隊，進行商戰兵戰，一舉成為了春秋五霸。

除了鹽鐵專營，管仲還是第一個透過調整稅收的方式進行經濟管控的人。

管仲規定，農業稅的收取，仍根據年景的不同進行適當調整，大豐收之年，每年徵15%，中等之年，每年徵10%，下等之年，每年徵5%，如遇饑荒，則完全免稅。

這樣做的好處是，豐收時，百姓富足，承載力強，國家可以多增加財政收入，等遇到災年時，國家可以透過以往積攢的錢救災救急，從而避免了災年對於百姓的侵擾，可以讓國家不至於陷入困頓。這種未雨綢繆極大增加了齊國的抗災能力。

此外，管仲還懂得透過減稅來刺激經濟，比如，在進出口貿易上，對於商品的徵稅，僅為1-2%，其中，魚、鹽的出口更是完全免稅。在管仲的低稅政策下，各國商人到齊國做生意，臨淄的商貿呈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其居民達到30萬人之多，而此時的雅典，不過才5萬人。都市人口的龐大足以證明齊國工商業之發達。

此外，管仲還是第一個意識到內需重要性的人，當時春秋的整個風氣都是主張節儉，尤其是儒家，更是將奢靡視為難以原諒的罪惡。但是管仲卻說卻倡導奢侈，這一點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後世的經濟改革者繼承了管仲的所有政策我，唯獨沒有繼承這一點，因為管仲的這個看法，實在是太超前了。

管仲明確的說：“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富者靡之，貧者為之”管仲明確的反對節儉而大力主張消費，他認為只有富人的消費多了，才能給窮人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窮人才能受益，給予窮人工作機會的方式遠比單純的救濟要好。

管仲的這一消費帶動經濟的思想，足足比西方領先了2000多年。

在春秋時期，各國傾向於用兵戈解決問題，但是管仲卻用其獨有的商戰不戰而屈人之兵，這與後來英美的貿易戰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時，魯國和梁國與齊國不合，齊桓公問管仲如何破敵，管仲說魯梁兩國善於織綈（一種面料），因此讓齊桓公和齊國貴族帶頭穿上織綈，織綈一舉成為了齊國的時尚。管仲因而召集魯梁兩國的商人，說你們為我織綈10匹，我就給你們300斤銅，如果織了100匹，就給你們3000斤銅，兩國商人聽後大喜過望，紛紛鼓動民眾放棄農耕，改為織綈，一年下來，兩國糧價暴漲，到了這時，管仲突然下令關閉與兩國的貿易，不得進口一匹織綈，兩國經濟頓時崩潰，難民紛紛逃入齊國，管仲順勢讓他們去開採荒地，大大增強了齊國的實力。

管仲從而兵不血刃的消耗了敵人，魯梁兩國因此不得不臣服於齊國。

相比於管仲，今天特朗普的貿易戰不過是老調重彈了。

最後還有一點，那就是管仲開創了娼妓業，他將王宮內多餘的宮女集合在一起，成立了女市，來往臨淄的商人都可進去享樂，從而創立了中國的娼妓業。到後世，所有妓院的老闆都將管仲視為祖師爺。

管仲的很多經濟思想，不僅遠超當時的學者，就連2000年後的中西經濟學家，也未必有管仲看的透徹。而西方，直到亞當斯密出現，才能提出較為系統的經濟學理論，管仲，真可謂是開經濟治國之先河，不愧是中國最早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