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央公論社出版的吳座勇一的《應仁之亂》一時間風靡日本，2017年再版時號稱銷量已經突破40萬部，這對年售10萬部就算暢銷書的日本圖書界來說，無論如何都要算是暢銷書的戰鬥機了。現在到任何一個書店隨便一掃，該書依然擺在顯眼處，給人一種“戰國熱”再度迴歸的預感。

應仁之亂，是應仁元年（1467年）至文明九年（1477年）的11年中接連展開的大亂。室町幕府八代將軍足利義政生前無子嗣，其弟義視承繼大統，而後義政之妻日野富子生了男孩義尚，於是雙方為爭奪繼承權展開爭鬥。其中細川勝元和山名宗全兩雄相爭，介入了政爭，由此發生了應仁之亂。此後幕府與地方“守護”力量發生逆轉，天皇公家進一步削弱，終至產生群雄並起、群英逐鹿的戰國時代。然而，在當今的日本史學界，“應仁之亂”之於歷史區劃的意義，卻絕不僅僅是“戰國時代開端”那麼簡單，甚至大有將日本歷史由此一分為二的趨勢。

《應仁之亂》一書的副標題“產生戰國時代的大亂”、書脊處的“改變日本社會的轉換點”，都提示了這一事件承上啟下的特殊之處。 書中引用了日本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於1921年一次名為“關於應仁之亂”的演講中的話：“大體為了解今日日本而研究歷史，基本沒有研究古代史的必要，只需瞭解應仁之亂以後的歷史就足夠了。感覺在那之前的歷史和外國史差不多，應仁之亂以後我們身體骨肉直接接觸的歷史，知道這些，對於歷史來說就足夠了。”雖然說法有些極端，但卻也道破了應仁之亂“徹底破壞舊的體制、開啟新的時代”的歷史轉折點之意義。

該書腰封上的“沒有英雄的時代的‘真實’”也格外顯眼，確實，相較於英雄輩出的戰國時代，室町後期值得稱道的歷史人物實在乏善可陳。這一點被戰後馬克思主義學派敏感地捕捉到。著名史家永原慶二在《日本的歷史》（10卷）《下克上的時代》中寫道：“但假如改變下視角，也沒有像這個時代那樣有無數的無名民眾的英雄活躍的時代了。”1970年代後，馬克思主義學派悄然退場，但“民眾”之於“應仁之亂”乃至“戰國時代”的意義依然在被討論中，勝俁鎮夫在《戰國法成立史論》中說：“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民眾作為驅動歷史的主體勢力，清晰地展示了其面貌”。

應仁之亂又被稱為“應仁·文明之亂”，是日本室町幕府統治時期發生的一場戰亂，經過應仁之亂以後，室町幕府的諸多制度與習慣均被打破，各地的守護與守護代開始崛起，全國各地或大或小的領主都在自己領內建立起了一個個獨立王國。

那麼，為什麼將應仁之亂視為日本戰國時代的開端呢？有以下幾點：

應仁之亂的發生絕非一朝一夕造成的，如果要往前追溯，至少得追溯到當時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政的父親足利義教的時代。室町幕府建立於南北朝的戰爭年代之中，為了對付南朝的勢力，北朝方的幕府不得不授予許多武士在地權益，這固然加強了北朝的軍事力量與行政效率，但是在南北朝統一以後，室町幕府卻出現了割據大名尾大不掉的局勢。

在室町幕府之中，有個相當於將軍的副手的“管領”職役，這個職役在室町幕府時期由幕府將軍足利氏的庶流畠山氏、細川氏、斯波氏出身的武士輪流出任，因此這三家被稱為三管領家。而主管幕府機構侍所的長官“侍所所司”則由幕府的重臣赤松氏、京極氏、一色氏、山名氏出身的武士輪流出任，因此這四家被稱為四職家。

幕府將軍足利氏為了平衡各地的勢力，於是便積極插手各家臣的家督繼承之事，讓親近自己的武士繼承家業，以維持將軍對守護大名們的優勢地位。然而，在六代將軍足利義教時期，足利義教卻因為插手了“四職家”之一的赤松氏的家督之事，遭到了赤松氏的家督赤松滿祐的暗殺。

與足利義教一同被殺害的還有許多幕府的重臣，隨後，幕府在管領細川持之的主持下，擁戴足利義教之子足利義勝繼承將軍，同時派出軍隊討伐赤松滿祐。在鎮壓了赤松滿祐以後，赤松氏的領國被賜給了在戰鬥中立功的山名氏，四職家就這樣只剩下了三個，而山名氏在此次戰爭之後，加上新加封的領地共領有十個左右的領國，一躍成為幕府首屈一指的大勢力。另外一邊，三管家也發生了內亂，畠山氏與斯波氏相繼出現為了爭奪家督之位的內鬥，從而分裂衰弱，使得三管家僅剩下細川氏一家獨大。

三管四職家之間的互相平衡被打破，此時七代將軍足利義勝已經夭折，坐在幕府將軍之位上的是他的弟弟足利義政。足利義政身邊有著以幕府政所執事伊勢貞親為首的側近集團，幕府在三管四職家崩壞以後，出現了分別以伊勢貞親、山名宗全、細川勝元為首的三股政治勢力。

在應仁之亂的前一年，山名宗全與細川勝元一同將伊勢貞親給擠兌出了京都，幕府裡只剩下了山名氏與細川氏這兩股勢力。

如果要說應仁之亂釀成的後果，就是各地守護代的崛起。

通常，各分國的守護都是由幕府將軍的家臣出任，而守護們平時都必須在京都的幕府奉公，於是領地就交給了守護們自己的家臣“守護代”來管理。

長達十年的應仁之亂使得守護們長年在京作戰，幾乎沒有回到領地，最終造成了在地的實際管理者守護代的崛起。與守護們不同，守護代與幕府將軍並沒有直接的主從關係，自然對幕府的感情就淡了許多。

說到第一個崛起的守護代，其實也是室町幕府自身養虎為患造成的。

室町幕府三管家之一的斯波氏，是足利氏庶流之中地位最為顯赫的，南北朝時期，斯波氏的家督斯波高經一族更是一度被稱為尾張足利氏。而在三管領家之中，也僅有斯波氏可以代代相傳幕府將軍名字中的上字“義”字，畠山氏與細川氏則沒有這樣的權利。

斯波氏的地位自然會引起幕府將軍足利氏的猜忌，為了監視斯波氏，幕府將軍足利氏經常與斯波氏的領國越前國的守護代甲斐氏直接聯絡，以制衡斯波氏的勢力。而當甲斐氏與幕府將軍搭上話以後，自然就開始不怎麼感冒自己的主君斯波氏了。

恰好，斯波氏在室町幕府中期陷入了“繼承人荒”的窘境之中，許多任家督都沒有子嗣，只得迎接庶流繼承家督之位，而在斯波氏家沒有什麼底子的庶流繼承家督以後，自然對家內的影響就要弱於重臣了。

因此，斯波氏的三個重臣甲斐氏、朝倉氏、織田氏就這樣登上了歷史舞臺。

應仁之亂的直接誘因是畠山氏的家督繼承之爭，畠山義就與畠山政長這兩個堂兄弟為了家督之位爭得你死我活的。

起先是畠山政長佔據了優勢，倒不是因為他的實力強，而是因為畠山政長有當時的幕府管領細川勝元的支援，因此將軍足利義政最終承認了畠山政長的家督繼承，同時細川勝元還將管領之位讓給畠山政長，以鞏固他的地位。

落敗的畠山義就逃到了自己的領國河內國蟄伏，然而在上文中提到的，應仁之亂的前一年時，山名宗全與細川勝元一同驅逐了伊勢貞親，使得幕府內只剩下了這兩股勢力。沒了共同的敵人，山名氏與細川氏便漸漸走到了對立面，為了打倒細川氏，山名宗全便聯絡了畠山義就，最終與其聯合，畠山義就也在得到山名宗全的支援以後率軍進京爭奪家督，應仁之亂爆發。

應仁之亂的第一戰是畠山義就與畠山政長之間的“上御靈神社合戰”，雖然幕府將軍足利義政擔心戰事擴大，下令禁止各位大名參與畠山氏的家督內鬥，但是山名宗全卻對此置若罔聞，派遣軍隊支援畠山義就。

細川勝元支援的畠山政長在御靈合戰中戰敗，而細川勝元在得知山名宗全派出援軍以後，也是十分憤怒，但是此時山名氏在京中召集了許多兵馬，細川氏並不能佔據上風，因此他開始忍耐。

三個月後，京畿周圍的領國都發生了細川勝元支援的針對山名宗全的大規模戰亂，這場原本應該侷限於京都的戰事就這樣擴大化了。

除了京畿以外，關東、東海道、東山道、北陸道、西國、四國、九州等等都捲入了應仁之亂當中，全國各地的大名紛紛站隊，同時打擊領地周圍站在自己對立面的大名，擴張勢力。諸如朝倉孝景，在得到越前國守護職以後返回越前國征戰；畠山義就在應仁之亂以後回到河內國建設以畠山氏為主的畠山氏獨立領國；今川範忠在應仁之亂期間上洛，娶了足利義政的申次眾伊勢盛定的女兒，隨後返回領國駿河，攻打站在對立面的鄰國遠江國，不幸戰死，留下了一對孤兒寡母。今川範忠的小舅子伊勢盛時在其戰死以後前往駿河國幫姐姐與外甥穩住局勢，最後此人留在了駿河，並配合幕府侵入了關東，在關東建立起了自己的獨立王國，其後人改苗字為北條氏，此人即是北條早雲。

讓山名宗全和細川勝元都沒有想到的是，應仁之亂這一亂，日本就進入了一百五十年的戰國時代，根本停不下來，全國各地的勢力也因為這場戰亂重新洗牌，因此此戰才會是標誌日本進入戰國時代的關鍵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