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餐飲習俗是由分餐制向共餐制過渡的，西方是分餐制，我們曾經也是分餐制。漢代還是分餐，用“案”當托盤，“舉案齊眉”。這種案至今還有保留，北方祭祀的時候用的案應該就是一種遺留，把這種飲食文化遺留在祭祀儀式上。唐朝大有胡風，引入很多胡人的桌椅等用具，五代十國的時候，南唐（夜宴）似乎還是分餐制。南宋的時候就有大桌子一起吃飯的畫面了。元朝將北方遊牧民族的習慣引入中原，合餐很有可能是那時候形成的。《水滸傳》上那些英雄們的飲食習慣已經是合餐了，水滸寫於明朝。

從分餐到共餐的轉變過程是經過了遊牧民族的文化牽引。因為遊牧民族是共餐制，我們從元以後就開始由分餐向共餐過渡、轉化，在明朝的時候，等於是分餐和共餐並行，只要重要的場合還實行分餐制。清朝滿族人又是遊牧民族，再度把這共餐文化給帶來了，所以華人就徹底地告別了分餐制，變成共餐制了。周秦漢魏，都是實行分餐制。席地而坐。五胡亂華，漢族開始沾染胡人風氣，共餐制就是這時候傳入中原地區的。

實際上中國歷史上分餐制一直存在，至少到明朝晚期都有分餐制存在，並且在中上層社會十分普遍。因此許多中國古代社會的生活習慣其實都是貴族階層或者富裕階層的流傳下來的，勞苦大眾生活何其艱難，很難有太多的講究。

答案:宋代。

華人一開始也是分餐的，而且分餐了兩千年。

先民刀耕火種，生活艱難，經常食不果腹。為了內部公平，讓更多的人活下去，擴大族群人口基數，對於食物實行了配給制，一人一份，由此形成了共食分餐的飲食習俗。

生產力發展後，人們能吃飽了，分餐對族群存活意義減弱，但是古人們的傢俱發展長期落後。

先古時代，建築水平不高，房間低矮潮溼，人們在坐的時候就把獸皮，枯草等做成席子，所以有席地而坐的說法。

席子一直用到了秦漢時期。

項羽在鴻門宴上對闖進來的樊噲，按劍而躋，說明當時吃飯也都是坐在地上的。人都坐在地上，圍桌夾菜比較麻煩，起起坐坐的，吃相也不雅觀。

漢代以後，因為戰爭跟西域的聯絡越來越多，也讓中原和西域互通有無。西域胡人的傢俱，主要是高足傢俱傳入中土。高足傢俱的垂足而坐，很明顯是個很舒服的坐姿，漸漸成了主流。

魏晉南北朝時期，那個時期的人追求個性，崇尚自由，就把胡床，胡凳的風格都給改了，而且也加了扶手和靠背，在形制上更像現在的椅子了。不過這時的主要坐具還是胡床，吃飯，睡覺，談論公事都在床上。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就睡在胡床上不起來。

唐代時期，椅子已經成形，高足椅子，賠上高足桌子，把人的雙手完全解放出來，這個時候，已經具備了圍桌共餐的條件了。華人喜歡熱鬧嘛，在一起吃飯才顯得更有人情味。

可是，儘管如此，唐朝還是分餐制。

為什麼呢？

唐朝是中國古典封建社會發現的頂峰，高門世家對上下尊卑看的很重。一起吃飯，就會分不清誰是主人，誰是客人，誰是尊貴，誰是卑下，這樣在高門大族的眼裡是不允許的。

時間來到了宋代。

經過唐朝三百多年的科舉，加上五代十國多年的戰亂，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宋朝，已經脫離了唐朝的世家大族，宋朝的各種制度也充分體現了這個朝代的生活趣味。如唐朝京城長安，有嚴格的坊市區劃，宵禁，燈火管制也是正常的。夜生活只有達官貴人才能享有，普通百姓，天黑了就回家造孩子了。到了宋代，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夜生活豐富多彩，甚至把酒肆都開到了皇城內城邊上，站在樓頂都可以望見皇城宮殿，這在唐朝不可能出現。所以很多人都說宋朝是一個非常老百姓適合生活的朝代。

世家大族有他們的歡樂場子，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娛樂去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像以往那麼界限分明瞭，這就為大家一起開開心心的涮火鍋打下了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像水滸裡的宋江請李逵吃羊肉，就在一張四方桌上，李逵不要臉的一個人吃了一大盤羊肉，宋江呵呵一笑，兄弟好胃口！

後來有人覺得這麼一起吃，不衛生。到了南宋，宋高宗趙構艱難中興，吃飯很節儉，每次都準備兩套餐具，主要是筷子和勺子，用其中一套餐具把自己要吃的菜和湯都分出來。剩下的菜要麼是賞給了宮裡的下人，要麼是跟大臣們一起分吃了。皇后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趙構回答說，我不想讓他們吃我的剩菜。

所以，共餐之後，其實是有公筷的，但是很多人都覺得用公筷子太不講人情味，就不用，直接下自己的筷子，美名其曰:性情中人，對那些要用公筷的人鄙視，說是窮講究。

結果就造成了華人吃飯的特點，轟轟烈烈的跟打仗一樣。

華人犯胃病比較多，跟共餐不用公筷也有關係。

現今各個比較好一點的酒店，實際上都已經實行共桌分餐了。菜端上來，由服務員分好，再擺上幾雙公筷。不傷菜品，更節約，也更衛生。

不過華人都是以家庭來開伙的，在外面吃飯用公筷，在家裡，再用公筷，就顯得太生分了。

於是，從小我們就被培養成了共餐的習慣。

共餐，體現的是平等的人際關係，已經成為人際交往的一種重要形式。華人在推杯換盞中，奔赴一個又一個飯局。

諸君中，有誰曾不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