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學子們入仕以前，一般都過著艱苦的讀書生活。正所謂“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黑髮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顏真卿《勸學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這樣的觀念在唐代是很正統的。當時的書生都是自幼拜師求學，要讀的書很多：先是讀《孝經》《千字文》來認字（《三字經》《百家姓》為宋人所作），然後通《五經》，還要讀各家的註解，比如讀《春秋》，就要《公羊》《穀梁》《左傳》都讀，唐時《二十四史》已經陸續有了前十幾部了，也都要熟悉，數量是很大的。

唐人奮發讀書的地點有所不同，他們喜歡在山林或寺廟中讀書。

自漢代起，太學作為中央所立的最高學府，是全國教育的中心。漢末世亂，太學衰落，學術不昌；進入魏晉南北朝後，隨著佛教的發展，研究佛教的學者也逐漸增多，而且當時第一流的學者和人才多出家為僧，一些有影響力的大師在山林寺廟中聚眾講學，也漸成一種風氣。讀書人寄居寺廟，一方面是為求學，一方面也可以暫時躲避亂世，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南方已經比較常見。隋唐之際，也有一些飽學之士在山寺中或自學修身或教授弟子。唐代初年，國家政治和社會較為安定，中央設定了太學、國子學等，各地州縣也有學校，官學得到復興，人們也沒有躲入山林的必要。武則天時期，由於她本人非常崇佛，又不吝惜以官職來取悅於下，所以學校的發展趨於滯緩。到了開元年間（713—741）以後，讀書于山林寺院漸漸成為風尚而流行。

“世間好語書說盡，天下名山僧佔多”，佛教重出世離塵，故而很多寺廟建於山林之中。當時北方的終南山、華山以及長安南部山區、嵩山及其附近山區、中條山、太行山、泰山及附近山區，南方的九華山、廬山、衡山、羅浮山，以及西南四川的青城山、峨眉山等都是知名的學習講讀中心。揚州自隋唐以來就是東南最大的水陸交通中心，也是頭等的商業大都市，而無錫、會稽等江浙城市，也是人文繁盛發展的中心地區，所以那裡的寺廟中自然也聚集了不少士子。敦煌作為西北一帶的宗教文化中心，也有很多寺廟主辦的學堂。唐代城市化的程度遠不比當今現代社會，人們並不是都集中居住於幾個大城市中，散居山林也是較常見的。而且寺廟，尤其是山寺，在歷代戰火中受到的破壞較少些，因之也能儲存和藏有更豐富的圖書；山中的美景勝蹟，也足以供人們流連吟賞……這些對於文人士子來說都有不少吸引力。

在歷史的記載中，唐代前期出身於寺廟的宰相有近20人，他們是韋昭度、張鎬（王屋山）、徐商（中條山萬固寺）、張仁亶（白鹿山）、房琯（陸渾山）、杜其裳（嵩山）、李逢吉（廬山）、朱樸（廬山）、楊收（廬山）、姚崇（吉州禾山）、李泌（衡嶽寺）、劉瞻（羅浮山）、段文昌（廣都華龍山）、王播（揚州惠昭寺）、李紳（惠山寺、剡中寺院、華山）、張浚（金鳳山）、齊抗（會稽剡中）、柳璨（林泉）。上述除了房琯為世家子弟之外，其他都一律出身貧寒。唐中葉以後，各朝宰相共一百數十人，而僧寺出身的有17位。除此之外，許多大文學家、詩人如陳子昂、李白、白居易、徐彥伯、劉長卿、岑參、高適、李華、錢起、孟郊、李賀、呂溫、符載、劉軻、杜牧、李商隱、溫庭筠、李端、王建、顧雲、顧況、杜荀鶴等；名臣如顏真卿、孔巢父、李棲筠、崔從、韋群等，都曾在山林寺院中學習和生活過，由此可見當時世風。

唐代出身於寺廟的讀書人，大多是俗家人而非真正的出家人，這也說明當時寺廟進行的是普通教育，而非專門的佛學教育，其功能和民間學校相同而非佛學研究場所。唐代後期武宗會昌滅佛以後，勒令僧人還俗，還令寺廟出身、甚至戶口就在寺廟的國子監學士、進士等都改入道門，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當時不少讀書人出於寺廟這一情況。其實讀書人在寺廟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有時連基本的生活費來源都很難保證，經常飢一頓飽一頓；讀書的條件想必也很艱苦，如果沒有燭火就要靠燒柴草來照明。他們忍飢挨餓、寄人籬下，只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考取功名，實現心中的理想，改善自己的狀況。寺廟因為有戒律，也礙於當時的社會風尚，不會對他們做出驅逐等失禮之事，但未必全會好好相待，這也是人之常情。住在寺廟中的讀書人，有的很快就能找到出路，有的卻一住就是一二十年。我們知道，北宋的一代名臣、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少年時也曾有過住寺廟，邊喝“凍粥”邊刻苦攻讀的經歷。從范仲淹的故事中，我們可以想象那個年代計程車人求功名、走仕途的艱辛。

我是汴梁哥我來回答！

自漢代起，太學作為中央所立的最高學府，是全國教育的中心。漢末世亂，太學衰落，學術不昌；進入魏晉南北朝後，隨著佛教的發展，研究佛教的學者也逐漸增多，而且當時第一流的學者和人才多出家為僧，一些有影響力的大師在山林寺廟中聚眾講學，也漸成一種風氣。讀書人寄居寺廟，一方面是為求學，一方面也可以暫時躲避亂世，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南方已經比較常見。隋唐之際，也有一些飽學之士在山寺中或自學修身或教授弟子。唐代初年，國家政治和社會較為安定，中央設定了太學、國子學等，各地州縣也有學校，官學得到復興，人們也沒有躲入山林的必要。武則天時期，由於她本人非常崇佛，又不吝惜以官職來取悅於下，所以學校的發展趨於滯緩。到了開元年間（713—741）以後，讀書于山林寺院漸漸成為風尚而流行。

“世間好語書說盡，天下名山僧佔多”，佛教重出世離塵，故而很多寺廟建於山林之中。當時北方的終南山、華山以及長安南部山區、嵩山及其附近山區、中條山、太行山、泰山及附近山區，南方的九華山、廬山、衡山、羅浮山，以及西南四川的青城山、峨眉山等都是知名的學習講讀中心。揚州自隋唐以來就是東南最大的水陸交通中心，也是頭等的商業大都市，而無錫、會稽等江浙城市，也是人文繁盛發展的中心地區，所以那裡的寺廟中自然也聚集了不少士子。敦煌作為西北一帶的宗教文化中心，也有很多寺廟主辦的學堂。唐代城市化的程度遠不比當今現代社會，人們並不是都集中居住於幾個大城市中，散居山林也是較常見的。而且寺廟，尤其是山寺，在歷代戰火中受到的破壞較少些，因之也能儲存和藏有更豐富的圖書；山中的美景勝蹟，也足以供人們流連吟賞……這些對於文人士子來說都有不少吸引力。

在歷史的記載中，唐代前期出身於寺廟的宰相有近20人，他們是韋昭度、張鎬（王屋山）、徐商（中條山萬固寺）、張仁亶（白鹿山）、房琯（陸渾山）、杜其裳（嵩山）、李逢吉（廬山）、朱樸（廬山）、楊收（廬山）、姚崇（吉州禾山）、李泌（衡嶽寺）、劉瞻（羅浮山）、段文昌（廣都華龍山）、王播（揚州惠昭寺）、李紳（惠山寺、剡中寺院、華山）、張浚（金鳳山）、齊抗（會稽剡中）、柳璨（林泉）。上述除了房琯為世家子弟之外，其他都一律出身貧寒。唐中葉以後，各朝宰相共一百數十人，而僧寺出身的有17位。除此之外，許多大文學家、詩人如陳子昂、李白、白居易、徐彥伯、劉長卿、岑參、高適、李華、錢起、孟郊、李賀、呂溫、符載、劉軻、杜牧、李商隱、溫庭筠、李端、王建、顧雲、顧況、杜荀鶴等；名臣如顏真卿、孔巢父、李棲筠、崔從、韋群等，都曾在山林寺院中學習和生活過，由此可見當時世風。

唐代出身於寺廟的讀書人，大多是俗家人而非真正的出家人，這也說明當時寺廟進行的是普通教育，而非專門的佛學教育，其功能和民間學校相同而非佛學研究場所。唐代後期武宗會昌滅佛以後，勒令僧人還俗，還令寺廟出身、甚至戶口就在寺廟的國子監學士、進士等都改入道門，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當時不少讀書人出於寺廟這一情況。其實讀書人在寺廟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有時連基本的生活費來源都很難保證，經常飢一頓飽一頓；讀書的條件想必也很艱苦，如果沒有燭火就要靠燒柴草來照明。他們忍飢挨餓、寄人籬下，只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考取功名，實現心中的理想，改善自己的狀況。寺廟因為有戒律，也礙於當時的社會風尚，不會對他們做出驅逐等失禮之事，但未必全會好好相待，這也是人之常情。住在寺廟中的讀書人，有的很快就能找到出路，有的卻一住就是一二十年。我們知道，北宋的一代名臣、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少年時也曾有過住寺廟，邊喝“凍粥”邊刻苦攻讀的經歷。從范仲淹的故事中，我們可以想象那個年代計程車人求功名、走仕途的艱辛。

為什麼唐代中葉以後，讀書人會有在山林寺院讀書的風尚？從外部條件來說，官學的衰微導致寺院私學的興起。

首先，唐朝中後期的官學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國家財政困窘。安史之亂的衝擊及此後地方藩鎮割據的影響，中央國庫嚴重空虛，只要在官學系統範圍內，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上的學校，都失去了足夠的、穩定的經濟來源，甚至連教師的薪酬、校舍的修葺經費都無法予以保障，官學有名無實，形同虛設。而與此相反，唐代的寺院經濟則相當發達，寺院透過社會捐贈，朝廷、官員贈予金銀、土地等廟產的方式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有天下之財有十，而佛佔七分之說，寺院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其具有福田性質的社會救濟功能，可以為舉子提供免費或者相對便宜的食宿條件，這是寺讀之風得以形成的經濟支撐和物質保障。

其次，唐代中後期官學的衰落和當時科舉制度的某些規定有關。官學出身的生徒與非官學出身的鄉貢在參考資格不再加以區分，學校不再直接與進身之階掛鉤，對於一般士人的吸引力自然減小，其生源也失去了保障。這不僅成為官學衰落的一個原因，也為寺學在內的私學的發展召集生源提供了可能。

此外，唐代官學衰微原因除了上述原因外，還與進士科課程不能適應科舉考試的需要以及官學教師地位與自身素質低下，學風敗壞有關。與此相反，寺學方法靈活，不重師承，學風自由，兼收幷蓄的教育模式更適合當時的科舉考試，特別是有利於舉子在進士科的選拔脫穎而出。

首先，是寺學優越的教育環境。寺院清靜幽雅，是讀書授業的理想場所。一般來說，“天下名山僧佔多”，寺院或者坐落於遠離塵囂的名山之間，依山傍水；或者靠近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大都市，交通便利。但總的來說，無論符合以上的哪種情況，佛教寺院的選址環境通常都非常講究“清幽”二字，這樣的環境很適合讀書。

其次，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對於唐代寺院教育而言，其教育目的是什麼呢？它想培養怎樣的人才呢？第一，弘揚佛法，培養佛教接班人。二，參與科舉，以入仕為歸第。寺院教學課程設定除了佛學外就是以科舉考試為中心，自然讀書人會大量進入佛寺求學應考了。

總之，寺院以其清幽的環境，豐富的藏書，濃厚的文化氣息，便宜的食宿條件,被舉子們視為了讀書求學的好地方。在《全唐文》中也多有這方面的記載：

李溶在《慧山寺家山記》雲:“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日慧山寺，溶家山也。貞元元和中，先承相太尉文肅公(即李紳)心寧色養，家寓是縣。因肄業于慧山，始年十五六。”趙磷在《書戒珠寺》中自述“長慶中始冠，將為進士生，寓此肄業”黃滔在《莆山靈巖寺碑銘》中也描述了晚唐時期此寺習業的盛況：“即天枯二年春二月也,初侍御史濟南林公藻與其季水部員外郎蘊,貞元中谷茲而業文,歐陽四門舍泉山而詣焉。……穎川陳蔚、江夏黃楷、長沙歐陽碣兼愚慕三賢之懿躅,葺齋於東峰十年。……奮然凡二十四年,於舉場幸忝甲第。“

除此之外，那些不幸落榜的舉子們，一般也會寄居在寺院、潛心讀書，準備下次的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