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直接給答案：沒有。
然後介紹這個疑案的歷史背景以及破案經過。
科爾沁博爾吉濟特氏，本是清太宗皇太極的莊妃，因其子福臨後來做了皇帝，遂升級為皇后，死後諡曰“孝莊”。福臨登基，猶是“幼齒”，處治不了國家大事，廷議乃以鄭親王濟爾哈朗與睿親王多爾袞輔政，稱為攝政王。
多爾袞是皇太極之弟，即是福臨之叔，故被稱為“皇叔父攝政王”，簡稱“叔王”。然據鄭天挺考證，“叔王”之“叔”，並不是指多爾袞的皇叔身份；“叔王”乃是一種爵秩，比親王更高階，與輩分、地位及年紀無關（《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
蹊蹺的是，多爾袞被尊為“叔王”三年後，又被加封為“皇父攝政王”，字少了一個，級別則提升到無以復加。福臨本來是有個爸爸的，現在又出來個“皇父”，算怎麼回事呢？難道真如郭德綱相聲所謂“您的父親們”？恰在這時，流亡海外的反清復明義士張煌言寫了一首詩，中雲：“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春官指禮部，儀注即禮節制度，蓋謂太后改嫁是空前的大事，以往沒有定章，禮部趕緊新訂了一套婚禮的執行方案。顯然，這是聽說改稱多爾袞為“皇父”後，有感而作。
於是，太后下嫁之謠風傳於世，歷數百年不息，直到今天，猶有信以為真者。
然依孟森與鄭天挺二位學者的意見，“皇父”即如“皇叔父”，不過是加恩尊尚之義，與通常理解的父子之父不一樣。古代帝王尊稱大臣為“父”，事不一見，如周武王對呂尚，唐德宗對郭子儀俱稱“尚父”，齊桓公對管仲，秦始皇對呂不韋俱稱“仲父”。以此，福臨尊多爾袞為“父”，不算沒譜。
當然，反對這種解釋的人也有，如胡適就寫信給孟森，謂“終嫌‘皇父’之稱似不能視為與‘尚父’、‘仲父’一例”；王鍾翰則用滿文字書解釋“父”（ama）字之義，謂“生我者之謂父”，此稱不宜濫施（《釋汗依阿瑪》）。然則各執一詞，兩不相下。但是，即算“皇父”就是皇帝他老子的意思，也不能證明孝莊真就嫁給了多爾袞——最多可以說叔嫂通姦，但不能說舉辦了婚禮。
至此，傳謠信謠者碰到一道邏輯難題。解決辦法只有兩個，一是不講邏輯，如王鍾翰，即曰：“多爾袞既可稱為‘皇父’，太后當然可以下嫁多爾袞，都是完全可以相信確有其事的”。這個說法近乎宗教信仰，不足語於考史。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找到太后下嫁的“鐵證”——大婚詔書。
可惜，上窮碧落下黃泉，也沒能找到這份詔書——如果確實存在的話。看似最接近的一次，在1946年，劉文興發表《清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冊跋》，說其父在宣統元年任內閣侍讀學士，整理宮中文件，發現了太后下嫁詔書，“遂以聞於朝”，繳了公。此後，詔書不知下落。訊息傳出，波瀾再起，前此信以為真的人好似吃了定心丸。然稍作思考，不難發現，這還是在繞圈子，終究沒人見過詔書嘛。人證不如物證，其理易明。不料，再過三十年，人證竟“翻供”了。清宮史專家朱家溍是劉文興的朋友，當面問他，太后下嫁詔到底是怎麼回事。劉氏直承：“不過為了題幾句，加一點噱頭，容易賣出去而已”（《研究清代宮史的一點體會》）。原來，這是一場“炒作”。
由此可作總結：孝莊與多爾袞之間或有曖昧，但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決不能說太后下嫁王爺。
首先直接給答案：沒有。
然後介紹這個疑案的歷史背景以及破案經過。
科爾沁博爾吉濟特氏，本是清太宗皇太極的莊妃，因其子福臨後來做了皇帝，遂升級為皇后，死後諡曰“孝莊”。福臨登基，猶是“幼齒”，處治不了國家大事，廷議乃以鄭親王濟爾哈朗與睿親王多爾袞輔政，稱為攝政王。
多爾袞是皇太極之弟，即是福臨之叔，故被稱為“皇叔父攝政王”，簡稱“叔王”。然據鄭天挺考證，“叔王”之“叔”，並不是指多爾袞的皇叔身份；“叔王”乃是一種爵秩，比親王更高階，與輩分、地位及年紀無關（《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
蹊蹺的是，多爾袞被尊為“叔王”三年後，又被加封為“皇父攝政王”，字少了一個，級別則提升到無以復加。福臨本來是有個爸爸的，現在又出來個“皇父”，算怎麼回事呢？難道真如郭德綱相聲所謂“您的父親們”？恰在這時，流亡海外的反清復明義士張煌言寫了一首詩，中雲：“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春官指禮部，儀注即禮節制度，蓋謂太后改嫁是空前的大事，以往沒有定章，禮部趕緊新訂了一套婚禮的執行方案。顯然，這是聽說改稱多爾袞為“皇父”後，有感而作。
於是，太后下嫁之謠風傳於世，歷數百年不息，直到今天，猶有信以為真者。
然依孟森與鄭天挺二位學者的意見，“皇父”即如“皇叔父”，不過是加恩尊尚之義，與通常理解的父子之父不一樣。古代帝王尊稱大臣為“父”，事不一見，如周武王對呂尚，唐德宗對郭子儀俱稱“尚父”，齊桓公對管仲，秦始皇對呂不韋俱稱“仲父”。以此，福臨尊多爾袞為“父”，不算沒譜。
當然，反對這種解釋的人也有，如胡適就寫信給孟森，謂“終嫌‘皇父’之稱似不能視為與‘尚父’、‘仲父’一例”；王鍾翰則用滿文字書解釋“父”（ama）字之義，謂“生我者之謂父”，此稱不宜濫施（《釋汗依阿瑪》）。然則各執一詞，兩不相下。但是，即算“皇父”就是皇帝他老子的意思，也不能證明孝莊真就嫁給了多爾袞——最多可以說叔嫂通姦，但不能說舉辦了婚禮。
至此，傳謠信謠者碰到一道邏輯難題。解決辦法只有兩個，一是不講邏輯，如王鍾翰，即曰：“多爾袞既可稱為‘皇父’，太后當然可以下嫁多爾袞，都是完全可以相信確有其事的”。這個說法近乎宗教信仰，不足語於考史。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找到太后下嫁的“鐵證”——大婚詔書。
可惜，上窮碧落下黃泉，也沒能找到這份詔書——如果確實存在的話。看似最接近的一次，在1946年，劉文興發表《清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冊跋》，說其父在宣統元年任內閣侍讀學士，整理宮中文件，發現了太后下嫁詔書，“遂以聞於朝”，繳了公。此後，詔書不知下落。訊息傳出，波瀾再起，前此信以為真的人好似吃了定心丸。然稍作思考，不難發現，這還是在繞圈子，終究沒人見過詔書嘛。人證不如物證，其理易明。不料，再過三十年，人證竟“翻供”了。清宮史專家朱家溍是劉文興的朋友，當面問他，太后下嫁詔到底是怎麼回事。劉氏直承：“不過為了題幾句，加一點噱頭，容易賣出去而已”（《研究清代宮史的一點體會》）。原來，這是一場“炒作”。
由此可作總結：孝莊與多爾袞之間或有曖昧，但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決不能說太后下嫁王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