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人看待的角度不同，好人有人說是壞人，壞人有人說是好人。好人可以變壞，壞人可以變好。幾乎大多數人都不是純粹的好人，也沒有純粹的壞人。總之，凡與人民站在一起的就是好人，反之就是壞人。一個人做有益於人民的事多了，最終是好人，做有害於人民的事多了，最終是壞人。如果陳西瀅真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情，應該算是好人。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能用好壞來做標準。讀過魯迅的人都會知道陳西瀅（陳源）這個名字。多數人對陳源的印象還處在魯迅的“死對頭”上，處在1920年代他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的時期。至於陳西瀅以後的言行，人們幾乎一無所知。所以錢穆對晚年陳西瀅評價才會說：“再不是閒話時代的西瀅”。

陳西瀅當年是屬於《現代評論》社，這些人在1920年代後期因為缺少一個“大家公開說說話”的刊物，所以“《現代評論》幾桿筆都放下了”。更重要的是，此時的同人大多關心實際政治，而不是學術上的政治。40年代後這批人大多都是政府的高階官員。陳西瀅1941年後由吳稚暉推薦入選國民參政會參議院，1943年任中英文化協會會長，1945年被委派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屆大會代表，後任常駐代表。此後一直常住國外，偶爾回過臺灣述職。

陳源1970年去世時，錢穆接受凌叔華的邀請寫了一篇回憶文章，有段話頗有分量：若我們談到《西瀅閒話》一書的時代，雖說其間有許多問題，許多意見，但大體上儘可以把中西新舊這一條大鴻溝來為之劃分。一面是中國的舊傳統，一面是西方的新潮流。中國的舊的在此鴻溝之這一岸，西方的新的在此鴻溝之另一岸。就於通伯先生在其整個青年時期既已全部沉浸在西方新的陶冶中而言，他該是當時道地十足的一位新人物。但我看他的閒話，卻又不盡然。有些意見似和當時的所謂新人物，大有徑庭。只可惜通伯先生的那一番意見，既不站定在鴻溝之這一邊，又不站定在鴻溝之那一邊。我試直率說一句，通伯先生自己的那一番意見，在當時，應該會是兩邊都不討好。通伯先生固然不失為當時一新人物，但據我此刻想來，通伯先生之在當時，究是與一般新人物之間也有些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