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奭公享有聶地采邑，是在衛文公二十五年（前635年）。衛文公很有才華，按照當時的君位繼承秩序，他不可能登上君位。在祖輩、父輩、同輩的相關人士陸續被殺害或因病夭亡之後，才使他有了登君位的機會。他登上君位之初，國內依然動亂不已，只得逃往齊國，由齊人護送回國執政。剛繼位就減輕賦稅，慎用刑罰，自身勤勞，與百姓共歷辛苦，很得民心。任期之內國力大增，在莬園遭受邢人與狄人突然進攻，招致嚴重損失之後，迅速開展反擊，一舉滅掉邢國。正是在治國顯成之時，才派聶奭公到聶地任大夫。當年（衛文公二十五年）文公逝世，其子成公姬鄭繼位，執政三十五年，政績卓著。正是此時，聶奭公也因功勳昭章，受到西周天子褒獎，賞以地名為姓氏。從聶奭公執掌大夫職權之日起到春秋末年（公元前476年），聶族在衛地已渡過了159年。聶族的世代藩衍，已由采邑所在地—-聶城，逐步擴充套件到衛國其他一些地區。因為采邑特權的繼承，只限於大夫的嫡長子。大夫的其他庶子，都只能建立起各自計程車族家庭。士族家庭固然有很多成員會逐步依次降格成為農奴、半農奴身分，而其家長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官方背景，享有某些世襲特權。如果他本人或其培養出來的子孫具有經世才華，就有可能在衛國境內的任何地方另謀前程。衛國雖然是姬姓的家天下，而聶族源於姬姓，聶奭公治理聶地的功勳聞名全國，受到西周天子褒獎。這些都有利於聶族在衛國各地施展才華。聶族因此而遷居衛國各地，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由此我們認為：到春秋末期，聶族至少已經藩衍了五、六代，並且有可能散居在衛國境內多個不同的地方。這就是說，聶姓的遠祖，從聶奭公到五、六世祖，都曾經生活在古衛國的疆域之內，即生活在山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西西部、河南東北部。當今各地聶姓族譜所述始祖發源地，多在山東茌平和聊城、河南清豐和濮陽等縣市。因為這些縣市都曾經成為古衛國疆域的構成部分，所以應該肯定這些記載大致是合理的。聶族歷代生活藩衍的聚居地，隨著社會歷史的不斷鉅變，出現過許多錯綜複雜的變化，既有人離開祖籍地到外地去求生存，也有一些在外地出生的聶姓後代，重新回到祖籍地生活。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些變化就淡漠了我們聶姓祖籍地在衛國、始祖聶奭公采邑在山東聊城聶北這個歷史事實。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邊界，封閉得比較嚴密。物資、人員交流受到比較嚴格的監管，知識人才的相互交流極為少見，普通民眾更無法跨出國門。在那個時期，我們聶族祖先恐怕很少有人走出衛國邊界。但是，到了戰國時期，就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因為此時的西周王朝已經淪為傀儡，諸侯爭雄已經達到白熱化。各諸侯國無論是為了顯現國威稱雄天下，還是為了增強國力、抵禦外侮以圖生存，都在設法招攬各國優秀人才，多多益善。各國知識精英，也都易於走出國門，尋找理想之地搭建自己的政治舞臺。類似的事例，在《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記載的內容中，屢見不鮮。當時中國的政治中心，是在從洛陽到西安（當時稱之為“長安”）一線的中原大地，各地知識精英大都蜂湧至此，各顯才能。這種局面一直延續了600多年，經歷了戰國爭雄、秦並六國到兩漢結束。我們聶族祖先中的很多知識精英，也都是從此走出國門，匯入中原大地。聶政公出現在南韓就是較早的一例。司馬遷《史記》說：“聶政者，軹深井裡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短短數語，交待了很多政治背景。說明他是在自己國家內，因為遇上了權勢強大的政敵，才與母、姊一道來到齊國，從事屠宰為生，以隱瞞真實身分。至於他是哪華人，有何政治背景？此處雖未表明，後文另有透露。行刺韓相俠累之前，嚴仲子準備派大批“車騎壯士”隨從。聶政公推辭說：“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則語洩”。這就說明聶政公不僅是衛華人，而且也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否則，他在南韓，不會擔心“車騎壯士”認出他的真實身分。為了切實掩蓋真實身分，不致連累家人，他自殺時竟然用刀割去麵皮，使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屍而縣（懸）之千金”。其姊死於政公屍旁以及自殺前說的那番話，都是早有謀劃，目的在於不使家中其他成員受到傷害。在司馬遷的筆下，政公是一位很有政治聲望、擅長武功而又勇敢、重親情盡孝心、講信用而且決心“為知己者用”的社會英才。他因秉公仗義得罪了權勢強大的政敵，不得不逃離衛國，潛居在齊國；最後，為報恩知己、踐行諾言而凜然拼死於南韓的朝廷之中。後世讀此史者，多有誤解和附會，限於篇幅，此處從略。從戰國到秦漢，馳騁中原政治舞臺的聶族祖先，絕對不止聶政公一人。除現今江南聶姓族譜上記載的山西霍邑聶昭公及山西雁門聶壹公等等之外，還有更多的聶性先祖，活躍在中原大地的政治舞臺上，其中包括：西漢名將、授參軍智守七郡有功的聶華，西漢時升為護羌校尉的聶尚，東漢居山西河東郡的聶琳，東漢獻帝時任上谷太守的聶德溫，東漢官拜禮部侍郎、尚書令的聶鐸，東漢順帝時官拜司馬的聶演潮，東漢授兵部郎中的聶達，東漢獻帝初平辛未二年授蜀川刺史的聶得新，東漢官授冀州尉、山東刺史的聶奇，東漢殤帝（劉隆）授潼關都護、轉拜陝西撫尉督七郡的聶淪，東漢任隴西刺史的聶俊等等。所有這些名人，都絕對不是當地土生土長的聶族，其先祖都是在秦並六國時期或者更早的戰國時期，為順應當時社會大變革的歷史朝流，實現自己的人生追求，從衛國來到中原大地。當今居住在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甘肅、青海乃至新疆、內蒙古的聶族，其早期先祖有很多正是這個歷史時期從衛地直接進到中原地區而後繼續向西北方發展的。在上述600多年漫長曆史時期，衛地聶族也會有少數遷往海濱、燕北等地，但由於當時中原與邊疆的民族之間，受到統治階層“華夷之辨”的影響，相處不甚和睦，邊境不太安寧，所以遷往者很少。西向發展，奔向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中原地區，才是當時人員流動的主要方向。聶族西移，是我們祖先在當時作出的正確選擇。聶族在中原立足紮根，為後來的大發展奠定了比較牢固的基礎。
東漢末期，經過一個時期的各路諸侯割據和相互廝殺，逐步形成了魏、蜀、吳三大政治集團。它們各自佔據了一大片有利地盤，能攻能守，所以各自政權相對穩固，迅速推進了各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在長江兩岸，形勢發展較快。透過屯兵墾田和讓利於民，出現了大面積的發展新區。長江以南、包括吳、越、楚在內的廣袤地帶，形勢更加喜人。早期立足中原的各路精英，看到江南的光明發展前景，透過各種順暢渠道，紛紛登上江南政治大舞臺。而且由此開啟的政治文化精英南移，一直延續到魏晉十六國。從當時政治形勢看，三國之後，西晉王朝以宗室諸王出鎮地方，領軍治政。諸王爭權奪利，釀成“八王之亂”，西晉國力削弱。北方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陸續南下，入主中原，中國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國”的分裂割據狀態，東晉王朝則偏安江南。北方由“八王之亂”到“五胡十六國”，社會激烈動盪，更是加速政治文化精英南移。直到東晉政權消亡，這種人才精英南移的大趨勢延續了200年之久。我們聶族祖先，有很多正是此時從北方來到江南。在各地現存早期《聶氏族譜》中，都能看到此時聶族由北向南的行動蹤跡。我們這支從江西到湖北、再到皖南的族脈，同樣是源於北方中原大地的聶族祖脈。山西霍州聶昭公，就是我們江南很多聶族的第十三世祖。另據福建三明市提供的聶氏族譜資料說：“宋末，聶姓從邵武禾坪遷入建寧。聶姓原姓張，後改姓聶。”這些聶族家庭原姓張而後改姓聶，顯然是山西雁門聶壹公的後裔。因為福建《三明姓氏考略》明確記載：“三國時期，魏王名將張遼，就是聶壹的後裔。”由此可以斷定，這些原姓張而後改姓聶的家庭，其聶姓先祖應該都是三國時期從北方中原大地來到江南的。此外，三國時拜授尚書令的江西新淦縣人聶道茂，任蘇州尉的聶璞，曾被蜀漢先帝徵辟而不就的聶敏等等，也都是從北方中原大地進入到江南新區的。當然，從三國初到東晉末年的200多年裡，已在中原大地紮根的聶族，其後裔不可能全部來到江南。其中有很多仍生活在中國北方的魏、蜀兩國，例如，三國時任冀州參軍將有功、授中軍將軍、封安寧侯的聶懷珠，魏文帝時官拜諫議大夫的聶景中，已經改名換姓從呂布麾下改歸曹魏、拜中郎將、封晉陽後的聶壹之後裔張遼等等，依然活躍在中國北方的政治舞臺上。但從聶族藩衍發展的歷史程序看，此時馳騁江南的聶族，卻開闢出了一種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正是此時立足江南的聶族，順隨東晉偏安江南的歷史潮流，把聶姓的生活區域範圍由長江南部沿岸擴充套件到浙、閩，為後來持續南進奠定了基礎。由此回眸歷史，聶族的藩衍發展，經歷了“點”、“線”、“面”三個階段。先在衛地形成了聶族的“點”，接著西向黃河平原發展，形成了“線”，最後向南躍進，拓展成“面”。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謂“點”、“線”、“面”三個階段，只是我們聶族藩衍發展歷史的區域性現象，或者說僅僅是一種特定發展階段的歷史現象。出現這種局面，除了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外，聶族的外遷，都具有明顯的知識因素和積極開拓的主動性。具體地說，那些引領外遷的先祖，都具有入仕、從教、行醫、經商或從事其他技藝的本領，易於尋找新的用武之地；都具有較高水平的前瞻眼光，敢於走在社會歷史潮流的前沿，主動在逆境之中開拓進取。正因為他們具備這些知識才能，才能夠歷經艱險，帶領一批族親遠距離的遷移紮根。事實上聶族的整體發展，特別是從此之後的聶族遷移，情勢就更為複雜，後文對此另述。
從南北朝直到清末的1500多年裡，無論是中原大地，還是四周邊疆，各族人民長期處於戰爭頻仍、自然災害、疾病瘟役的災難之中。就戰爭而言，在南北朝對峙期間，南朝，宋、齊、梁、陳遞向禪代；北朝，十六國相互兼併，先是拓拔氏統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權，繼而又分裂為東魏、西魏，東魏後來被北齊取代，西魏又被北周取代，隋又取代北周。五代時期，短短的五十三年之間，王朝頻繁更替，歷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共有五姓十三位君主登臺，又有八位君主被臣下刺殺身亡，呈現嚴重的混亂局面。除五代的連續更替外，在周圍還存在著吳、南唐、吳越、前蜀、後蜀、南漢、楚、閩、南平、北漢等十國，各自割據，獨霸一方，天下四分五裂。唐、宋、元、明、清五朝更替，無一不是以長期殘酷戰爭為前奏。在封建社會的中後期，全國各地各族人民，成年累月在死亡線上痛苦爭扎，其中的倖存者，很多都處於居無定處、遷無定向的飄搖動盪之中。在這段歷史時期內，原居衛地和黃河、長江兩岸的聶族，陸續散居到全國各地：有的遷往遙遠的邊疆（現居東北各省、東部海濱、兩廣南海、雲貴川高原的聶族，多數都是在南北朝之後，甚至是在宋遼金之後才陸續遷往定居的）；也有的在內陸各省之間，不斷地輾轉動遷。此時的遷移與以往大不相同。以往由“點”到“線”再到“面”的遷動，一般都會有聶族精英在前面探路開道，穩住陣腳之後，再舉家或全族隨之移動；在那個時代，普通大眾是無法遠地搬遷的。自南北朝之後，情況大不一樣，絕大多數都是被迫遷移，或者是聽任封建朝廷號令，被迫加入有組織的移民大軍（其中少數雖具有官方背景，也只能是隨著政治板塊的移動而被迫在仕途安家）；或者是面臨死亡威脅，不得不從重災區逃往輕災區求生。所有這些，都只能稱之為“被迫變遷”。這種情況，各地聶氏族譜都有所顯現。我們這支從聶友公到榮貴公的支脈，在南北朝之後直到清末，多在內陸的豫、湘、鄂、皖之間遷動。我的曾祖父在清末同治年間，從湖北隨州遷來皖南宣城，到我的孫子已經藩衍六代。2007年參加湖北祖籍重修《聶氏族譜》，才知道我們這裡的聶姓家庭是湖北隨州淅河遷祖榮貴公的後裔，而且已經釐清我是榮貴公的第十五世孫。由於隨州淅河《聶氏族譜》已經探明榮貴公是江西吉水聶族的後裔，而江西吉水聶族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中華聶氏歷代本源總圖》，只要能在江西吉水聶氏族譜中找出榮貴公的直系祖親，那麼，從江西吉水到湖北隨州淅河，再到皖南宣城，就有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聶姓族脈傳承系統。這就為聶姓後世子孫的尋根認祖奠定了牢靠的文獻基礎。我們這裡的聶姓家庭，以往曾為尋找祖根而長期苦惱；自從重修《聶氏族譜》之後，都以自身成為聶族一員而感到無比自豪。
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我們聶族經受過無數次的殘酷劫難，依然能夠不斷地藩衍壯大，聶族家庭和聶姓村鎮已經遍及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有少數已經在東南亞、日本和海外其他地區生根成長。聶族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既得益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孕育，也得益於祖德的庇廕和得益於祖宗遺傳造就的聶氏秉性剛正和心地善良。
聶奭公享有聶地采邑，是在衛文公二十五年（前635年）。衛文公很有才華，按照當時的君位繼承秩序，他不可能登上君位。在祖輩、父輩、同輩的相關人士陸續被殺害或因病夭亡之後，才使他有了登君位的機會。他登上君位之初，國內依然動亂不已，只得逃往齊國，由齊人護送回國執政。剛繼位就減輕賦稅，慎用刑罰，自身勤勞，與百姓共歷辛苦，很得民心。任期之內國力大增，在莬園遭受邢人與狄人突然進攻，招致嚴重損失之後，迅速開展反擊，一舉滅掉邢國。正是在治國顯成之時，才派聶奭公到聶地任大夫。當年（衛文公二十五年）文公逝世，其子成公姬鄭繼位，執政三十五年，政績卓著。正是此時，聶奭公也因功勳昭章，受到西周天子褒獎，賞以地名為姓氏。從聶奭公執掌大夫職權之日起到春秋末年（公元前476年），聶族在衛地已渡過了159年。聶族的世代藩衍，已由采邑所在地—-聶城，逐步擴充套件到衛國其他一些地區。因為采邑特權的繼承，只限於大夫的嫡長子。大夫的其他庶子，都只能建立起各自計程車族家庭。士族家庭固然有很多成員會逐步依次降格成為農奴、半農奴身分，而其家長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官方背景，享有某些世襲特權。如果他本人或其培養出來的子孫具有經世才華，就有可能在衛國境內的任何地方另謀前程。衛國雖然是姬姓的家天下，而聶族源於姬姓，聶奭公治理聶地的功勳聞名全國，受到西周天子褒獎。這些都有利於聶族在衛國各地施展才華。聶族因此而遷居衛國各地，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由此我們認為：到春秋末期，聶族至少已經藩衍了五、六代，並且有可能散居在衛國境內多個不同的地方。這就是說，聶姓的遠祖，從聶奭公到五、六世祖，都曾經生活在古衛國的疆域之內，即生活在山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西西部、河南東北部。當今各地聶姓族譜所述始祖發源地，多在山東茌平和聊城、河南清豐和濮陽等縣市。因為這些縣市都曾經成為古衛國疆域的構成部分，所以應該肯定這些記載大致是合理的。聶族歷代生活藩衍的聚居地，隨著社會歷史的不斷鉅變，出現過許多錯綜複雜的變化，既有人離開祖籍地到外地去求生存，也有一些在外地出生的聶姓後代，重新回到祖籍地生活。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些變化就淡漠了我們聶姓祖籍地在衛國、始祖聶奭公采邑在山東聊城聶北這個歷史事實。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邊界，封閉得比較嚴密。物資、人員交流受到比較嚴格的監管，知識人才的相互交流極為少見，普通民眾更無法跨出國門。在那個時期，我們聶族祖先恐怕很少有人走出衛國邊界。但是，到了戰國時期，就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因為此時的西周王朝已經淪為傀儡，諸侯爭雄已經達到白熱化。各諸侯國無論是為了顯現國威稱雄天下，還是為了增強國力、抵禦外侮以圖生存，都在設法招攬各國優秀人才，多多益善。各國知識精英，也都易於走出國門，尋找理想之地搭建自己的政治舞臺。類似的事例，在《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記載的內容中，屢見不鮮。當時中國的政治中心，是在從洛陽到西安（當時稱之為“長安”）一線的中原大地，各地知識精英大都蜂湧至此，各顯才能。這種局面一直延續了600多年，經歷了戰國爭雄、秦並六國到兩漢結束。我們聶族祖先中的很多知識精英，也都是從此走出國門，匯入中原大地。聶政公出現在南韓就是較早的一例。司馬遷《史記》說：“聶政者，軹深井裡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短短數語，交待了很多政治背景。說明他是在自己國家內，因為遇上了權勢強大的政敵，才與母、姊一道來到齊國，從事屠宰為生，以隱瞞真實身分。至於他是哪華人，有何政治背景？此處雖未表明，後文另有透露。行刺韓相俠累之前，嚴仲子準備派大批“車騎壯士”隨從。聶政公推辭說：“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則語洩”。這就說明聶政公不僅是衛華人，而且也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否則，他在南韓，不會擔心“車騎壯士”認出他的真實身分。為了切實掩蓋真實身分，不致連累家人，他自殺時竟然用刀割去麵皮，使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屍而縣（懸）之千金”。其姊死於政公屍旁以及自殺前說的那番話，都是早有謀劃，目的在於不使家中其他成員受到傷害。在司馬遷的筆下，政公是一位很有政治聲望、擅長武功而又勇敢、重親情盡孝心、講信用而且決心“為知己者用”的社會英才。他因秉公仗義得罪了權勢強大的政敵，不得不逃離衛國，潛居在齊國；最後，為報恩知己、踐行諾言而凜然拼死於南韓的朝廷之中。後世讀此史者，多有誤解和附會，限於篇幅，此處從略。從戰國到秦漢，馳騁中原政治舞臺的聶族祖先，絕對不止聶政公一人。除現今江南聶姓族譜上記載的山西霍邑聶昭公及山西雁門聶壹公等等之外，還有更多的聶性先祖，活躍在中原大地的政治舞臺上，其中包括：西漢名將、授參軍智守七郡有功的聶華，西漢時升為護羌校尉的聶尚，東漢居山西河東郡的聶琳，東漢獻帝時任上谷太守的聶德溫，東漢官拜禮部侍郎、尚書令的聶鐸，東漢順帝時官拜司馬的聶演潮，東漢授兵部郎中的聶達，東漢獻帝初平辛未二年授蜀川刺史的聶得新，東漢官授冀州尉、山東刺史的聶奇，東漢殤帝（劉隆）授潼關都護、轉拜陝西撫尉督七郡的聶淪，東漢任隴西刺史的聶俊等等。所有這些名人，都絕對不是當地土生土長的聶族，其先祖都是在秦並六國時期或者更早的戰國時期，為順應當時社會大變革的歷史朝流，實現自己的人生追求，從衛國來到中原大地。當今居住在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甘肅、青海乃至新疆、內蒙古的聶族，其早期先祖有很多正是這個歷史時期從衛地直接進到中原地區而後繼續向西北方發展的。在上述600多年漫長曆史時期，衛地聶族也會有少數遷往海濱、燕北等地，但由於當時中原與邊疆的民族之間，受到統治階層“華夷之辨”的影響，相處不甚和睦，邊境不太安寧，所以遷往者很少。西向發展，奔向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中原地區，才是當時人員流動的主要方向。聶族西移，是我們祖先在當時作出的正確選擇。聶族在中原立足紮根，為後來的大發展奠定了比較牢固的基礎。
東漢末期，經過一個時期的各路諸侯割據和相互廝殺，逐步形成了魏、蜀、吳三大政治集團。它們各自佔據了一大片有利地盤，能攻能守，所以各自政權相對穩固，迅速推進了各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在長江兩岸，形勢發展較快。透過屯兵墾田和讓利於民，出現了大面積的發展新區。長江以南、包括吳、越、楚在內的廣袤地帶，形勢更加喜人。早期立足中原的各路精英，看到江南的光明發展前景，透過各種順暢渠道，紛紛登上江南政治大舞臺。而且由此開啟的政治文化精英南移，一直延續到魏晉十六國。從當時政治形勢看，三國之後，西晉王朝以宗室諸王出鎮地方，領軍治政。諸王爭權奪利，釀成“八王之亂”，西晉國力削弱。北方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陸續南下，入主中原，中國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國”的分裂割據狀態，東晉王朝則偏安江南。北方由“八王之亂”到“五胡十六國”，社會激烈動盪，更是加速政治文化精英南移。直到東晉政權消亡，這種人才精英南移的大趨勢延續了200年之久。我們聶族祖先，有很多正是此時從北方來到江南。在各地現存早期《聶氏族譜》中，都能看到此時聶族由北向南的行動蹤跡。我們這支從江西到湖北、再到皖南的族脈，同樣是源於北方中原大地的聶族祖脈。山西霍州聶昭公，就是我們江南很多聶族的第十三世祖。另據福建三明市提供的聶氏族譜資料說：“宋末，聶姓從邵武禾坪遷入建寧。聶姓原姓張，後改姓聶。”這些聶族家庭原姓張而後改姓聶，顯然是山西雁門聶壹公的後裔。因為福建《三明姓氏考略》明確記載：“三國時期，魏王名將張遼，就是聶壹的後裔。”由此可以斷定，這些原姓張而後改姓聶的家庭，其聶姓先祖應該都是三國時期從北方中原大地來到江南的。此外，三國時拜授尚書令的江西新淦縣人聶道茂，任蘇州尉的聶璞，曾被蜀漢先帝徵辟而不就的聶敏等等，也都是從北方中原大地進入到江南新區的。當然，從三國初到東晉末年的200多年裡，已在中原大地紮根的聶族，其後裔不可能全部來到江南。其中有很多仍生活在中國北方的魏、蜀兩國，例如，三國時任冀州參軍將有功、授中軍將軍、封安寧侯的聶懷珠，魏文帝時官拜諫議大夫的聶景中，已經改名換姓從呂布麾下改歸曹魏、拜中郎將、封晉陽後的聶壹之後裔張遼等等，依然活躍在中國北方的政治舞臺上。但從聶族藩衍發展的歷史程序看，此時馳騁江南的聶族，卻開闢出了一種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正是此時立足江南的聶族，順隨東晉偏安江南的歷史潮流，把聶姓的生活區域範圍由長江南部沿岸擴充套件到浙、閩，為後來持續南進奠定了基礎。由此回眸歷史，聶族的藩衍發展，經歷了“點”、“線”、“面”三個階段。先在衛地形成了聶族的“點”，接著西向黃河平原發展，形成了“線”，最後向南躍進，拓展成“面”。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謂“點”、“線”、“面”三個階段，只是我們聶族藩衍發展歷史的區域性現象，或者說僅僅是一種特定發展階段的歷史現象。出現這種局面，除了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外，聶族的外遷，都具有明顯的知識因素和積極開拓的主動性。具體地說，那些引領外遷的先祖，都具有入仕、從教、行醫、經商或從事其他技藝的本領，易於尋找新的用武之地；都具有較高水平的前瞻眼光，敢於走在社會歷史潮流的前沿，主動在逆境之中開拓進取。正因為他們具備這些知識才能，才能夠歷經艱險，帶領一批族親遠距離的遷移紮根。事實上聶族的整體發展，特別是從此之後的聶族遷移，情勢就更為複雜，後文對此另述。
從南北朝直到清末的1500多年裡，無論是中原大地，還是四周邊疆，各族人民長期處於戰爭頻仍、自然災害、疾病瘟役的災難之中。就戰爭而言，在南北朝對峙期間，南朝，宋、齊、梁、陳遞向禪代；北朝，十六國相互兼併，先是拓拔氏統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權，繼而又分裂為東魏、西魏，東魏後來被北齊取代，西魏又被北周取代，隋又取代北周。五代時期，短短的五十三年之間，王朝頻繁更替，歷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共有五姓十三位君主登臺，又有八位君主被臣下刺殺身亡，呈現嚴重的混亂局面。除五代的連續更替外，在周圍還存在著吳、南唐、吳越、前蜀、後蜀、南漢、楚、閩、南平、北漢等十國，各自割據，獨霸一方，天下四分五裂。唐、宋、元、明、清五朝更替，無一不是以長期殘酷戰爭為前奏。在封建社會的中後期，全國各地各族人民，成年累月在死亡線上痛苦爭扎，其中的倖存者，很多都處於居無定處、遷無定向的飄搖動盪之中。在這段歷史時期內，原居衛地和黃河、長江兩岸的聶族，陸續散居到全國各地：有的遷往遙遠的邊疆（現居東北各省、東部海濱、兩廣南海、雲貴川高原的聶族，多數都是在南北朝之後，甚至是在宋遼金之後才陸續遷往定居的）；也有的在內陸各省之間，不斷地輾轉動遷。此時的遷移與以往大不相同。以往由“點”到“線”再到“面”的遷動，一般都會有聶族精英在前面探路開道，穩住陣腳之後，再舉家或全族隨之移動；在那個時代，普通大眾是無法遠地搬遷的。自南北朝之後，情況大不一樣，絕大多數都是被迫遷移，或者是聽任封建朝廷號令，被迫加入有組織的移民大軍（其中少數雖具有官方背景，也只能是隨著政治板塊的移動而被迫在仕途安家）；或者是面臨死亡威脅，不得不從重災區逃往輕災區求生。所有這些，都只能稱之為“被迫變遷”。這種情況，各地聶氏族譜都有所顯現。我們這支從聶友公到榮貴公的支脈，在南北朝之後直到清末，多在內陸的豫、湘、鄂、皖之間遷動。我的曾祖父在清末同治年間，從湖北隨州遷來皖南宣城，到我的孫子已經藩衍六代。2007年參加湖北祖籍重修《聶氏族譜》，才知道我們這裡的聶姓家庭是湖北隨州淅河遷祖榮貴公的後裔，而且已經釐清我是榮貴公的第十五世孫。由於隨州淅河《聶氏族譜》已經探明榮貴公是江西吉水聶族的後裔，而江西吉水聶族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中華聶氏歷代本源總圖》，只要能在江西吉水聶氏族譜中找出榮貴公的直系祖親，那麼，從江西吉水到湖北隨州淅河，再到皖南宣城，就有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聶姓族脈傳承系統。這就為聶姓後世子孫的尋根認祖奠定了牢靠的文獻基礎。我們這裡的聶姓家庭，以往曾為尋找祖根而長期苦惱；自從重修《聶氏族譜》之後，都以自身成為聶族一員而感到無比自豪。
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我們聶族經受過無數次的殘酷劫難，依然能夠不斷地藩衍壯大，聶族家庭和聶姓村鎮已經遍及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有少數已經在東南亞、日本和海外其他地區生根成長。聶族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既得益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孕育，也得益於祖德的庇廕和得益於祖宗遺傳造就的聶氏秉性剛正和心地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