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著作方面

單獨拿出《國史大綱》來說。這本書以教科書體例寫就，但說實在話，作為一本著名的「通史」著作，這並不是一本很好的教科書，但不妨礙其成為一本偉大的著作。之所以說它不是一個好的教科書，是因為其中內容講的太簡略，並不適合一門歷史初學者來讀，起不到史料積累的作用。但《國史大綱》之所以流傳於世，在於其中錢穆老師對當時諸多思想者史學觀點的總結提煉，書中諸多地方有對陳寅恪、呂思勉等專門學者觀點的討論，只是他本人並沒有明確指出。這是一本綜合性論集，想看透《國史大綱》，如果沒有一定的積累，是不容易的事情。

當然，人無完人。錢穆老師的學問也有其問題，也有許多被探討批判的地方，這是每個學說必然會經歷的事情。對《國史大綱》的批判，可以從史料、邏輯的方面出發，我們批判一本著作的目的是「修繕」，讓學說逐漸完善，而不是「打倒」，讓其遺臭萬年。而單純地扣帽子，評判其「好不好」，大概只是外行所為。

一些曾經批評《國史大綱》的人，例如胡繩，在晚年都對自己曾經對《國史大綱》的指摘進行了反思。讀不出精華，應該先從自己身上反思。這種自視甚高的情況很多，有諸多學者評論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言之無物，我只能說，某些人眼中的言之無物，只是有眼無珠罷了。

二、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創立於1949年，當時環境及其艱難窮困，錢穆老師為了籌集辦學資金四處奔走，幾乎沒有休息的日子，還幾次身陷險境，差點喪命。而新亞書院以宋明書院之講學精神，配以西洋大學的導師制度，所授知識貫通東西，不可不說是當時中國教育之奇葩。

新亞書院的幾位老師，如錢穆、張丕介、唐君毅、饒宗頤、牟宗三等都是如雷貫耳的名字，教出的學生更是有餘英時、唐端正、徐立之等各界英才。如今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作為世界漢學的中心之一，構成歐洲、美國、臺灣、香港四個核心的落腳點之一，享譽全球。可惜，本應執世界漢學界之牛耳的北京大學，地位卻一日不如一日。

作為第一任校長的錢穆老師，能教書，亦能辦學。他在教育界留下的影響，可以說是有功無過。

三、為人處世

文人相輕，而錢穆老師卻從不輕視他人。錢穆老師修習學術的「雅量」，是值得後人學習的地方。

辦學、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勢必經受社會的考驗，這考驗可能是質疑、批評、辱罵，可也能是讚揚、追捧、盲從，錢穆老師鼓勵後學懷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種批評質疑，這就是一個學者應有的「雅量」。這種為人處世的心態，一直是我個人從事學術中秉持之信念，並已經在知乎上有所述說。

但這種開放的態度，不同於接受一切的意見。當有些概念相左之時，錢穆老師依舊會堅持自己認為更可靠的觀點，並與對方理智探討。

他在《國史大綱》序言中寫下的幾句話，更是顯出其才氣磅礴、文筆勁悍的英姿。振聾發聵，乃一切史學研究者必熟記之訓誡。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

(否則最多隻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

(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

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

(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

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四、總結

“錢先生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畢生以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廣，近世罕見其匹。”

此言得之。

感謝閱讀。

現在人們都喜歡稱錢穆為“國學大師”，但錢穆的貢獻在哪裡呢？

想必大家都知道他的《國史大綱》，裡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話，要對中國歷史抱有深情和敬意。大家直到，20世紀的中國，正是一個激進變革的時代，大家都對傳統嗤之以鼻，認為已經不符合時代了。但是，錢穆確認為，傳統文化仍舊有著自己的魅力，中國之所以落後，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不行，恰恰相反，我們的文化與西方文化是一樣的，甚至比它還要高。

所以，錢穆一輩子其實就是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以此樹立華人的自信心，比如，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制度得失》其實就是講中國的制度演進，並從中反駁大眾人對他的印象。比如人們都說中國古代制度是專制黑暗的，但是錢穆卻認為並不是如此，唐代以來中央政府實行門下、中書和尚書三省制度，中書省負責政策的制定，尚書省負責命令的執行，而門下省則是對不符合規定的命令進行批駁。在錢穆看來，這個制度和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非常相似，甚至比美國的還要早還要好。

此外，錢穆對於中國的宋明理學有著極大的熱愛，據說錢穆一輩子每天都必須閱讀有關宋明理學的書，錢穆在得重病身體疼痛難忍的時候，還讓他的弟子余英時去給他買《王陽明全集》去看，因此錢穆在宋明理學研究上的水平是極其高潮的！錢穆是希望讓大家發現宋明理學的魅力，發現它可以給予人們心性上的訓練，心靈上的安靜。

錢穆一輩子寫了幾十本書，他希望可以以此不讓自己的華人把自己的文化看輕了，可以說他對中國文化的復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國學問的傳統是文史哲打通關，而統緒綱摯在經學。以經攝史，以經衡文，以通天地文章之理，經彰經世治國之道，以求通古定今之策，以成堯舜之美。此儒門規制，科舉宗風，聖人教化是也。其中堂廡，章實齋《文史通義》早言之甚詳。錢賓四先生之史學底色，實亦本此，並吸中西，重沐聖教風化，堅守中國。既不復闢前朝，亦不依附夷狄。欲回江海，力挽狂潮。第一代新儒家中，唯先生精於史學，餘者皆耽於哲思是矣。

就個人閱讀言，賓四先生史著，我最佩《先秦諸子系年》。是書大膽使用《竹書紀年》以糾史記之誤，所得頗豐，獨步學林，其可貴處誠如先生自言“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座歲。前後二百年，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以諸子之年證成一子，一子有錯，諸子皆搖。用力較勤，所得較實”。賓四先生的史學功力，此書實代表所在，精華所在，能傳世而公認有以者，此書當列第一。複次，《兩漢經學今古評議》，雖非二十世紀首推之作，亦是先生學問心血凝聚之精華，足惠後世之經典。

《國史大綱》著寫目的不同，乃在首弘中國之優越性，以論帶史，以思之洞見來用具體史料，混合起來反而不清晰，不充分，不服人。衷腸可鑑，見地常有，而又多經不起細緻推敲，掛一漏萬，強為之說處頗多，真有較明顯遺憾。中國之優越性何在，中華文化的優質何在，本是個動態問題，比較史學問題。除了立場，史料提取之功夫外，視野也很重要。史著之說服力不僅從理來，從信仰信念，更從嚴密客觀科學周到的史學思維而來。《國史大綱》恰好暴露了傳統史學在這方面的短處。另一本書《晚言盲言》也有類似缺陷。錢先生之“弊”讓我想起另一名儒家學者蔣慶先生。蔣先生的之心腸思念於賓四先生處其實頗有近似。

若要學習瞭解中國史，《國史大綱》絕非好的入門。倒不如先讀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指導下的近年之作，如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上下冊，增訂本）。通史之書是否值得信賴推許，首看組織之方法，次看史料組織詳略精當，科學客觀與否，再次看觀念立場，再次看語言藝術之生動與否。此幾者不能顛倒。為何我主張中國通史入門，首看馬克思主義史學觀下的近年大學本科教材，乃為解決前幾個問題。然後，我主張選一些斷代史看，按自己的興趣規劃一下。此方面，中國學者作品我挺看重呂思勉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兩套，可謂融治中西，有情懷有溫度，有史實有輕重的書寫。呂先生的《讀史札記》、蒙文通先生《古史甄微》，乃至陳垣先生的《通鑑胡注表微》等似皆應在賓四先生《國史大綱》之前讀。而之後還可與顧炎武《日知錄》對讀，衝擊力更大。

《國史大綱》的可取處，可貴處在論與史之結合，從一個華人如何看自己身上的祖國與文化留下之反響與精神，從時代的使命感迴應古今之變的角度與可能性探索。這部書提示我們，這種迴應與定位不僅在哲思學理上成立，在史之認知上同樣有可能的。至於賓四先生做得如何，則是另一個可具體探討的問題了。

錢穆先生江蘇無錫人，字賓四，原諱恩鑅，民國元年始更今名。世居縣東南四十里延祥鄉嘯傲涇七房橋之五世同堂大宅，地在盪口鎮西五里。先生雖雲書香門第，然舊時家族已衰落，父親早亡，母親孀居撫養眾子。錢先生與其兄聲一入師範學校，十七歲抗顏為人師，先後任教三兼小學、梅鎮高小、江蘇第三師範、蘇州中學、後經崑山顧頡剛先生介紹赴燕京大學任教，後任教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四川大學、齊魯大學。抗戰結束後，返回無錫任教於江南大學。內戰結束後，赴香港與張丕介、唐君毅等人共同創辦新亞學院。六十年代，香港三家書院合併成立中文大學後，錢先生離開香港赴臺灣，建雙溪素書樓仍就教授不輟。

三十年代北大任教期間，中國通史本為多人分時代講授。錢先生認為，多人講授，彼此不相貫通，失去通史的意義，因此，自民國二十二年秋，錢先生一人獨任此課，一年講授完畢。其時，通史為北大文學院學生必修課，但高年級學生及外校旁聽者亦不少，故每堂課常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滿。後同事陳夢家因選讀過先生通史課，故勸先生撰寫通史教科書，以應時代青年迫切需要。先生意動，故在宜良山下獨居撰寫，一年而就。先生在北平講授中國通史四年，及來昆明覆講兩年，校外旁聽者爭坐滿室，先生上講壇，須登學生課桌，踏桌而過。蓋時在九一八、七七事變後，華人民族意識高漲，先生學養深厚，史識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講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懷熱烈，並又正當壯年，精力充沛，詞鋒所扇，動人心絃，故諸生折服，爭相聽受，極一時之盛。

先生《國史大綱》書稿既成，繼而撰寫引論載諸報端，一時閧然。毛子水故欲駁斥，傅斯年亦表不屑，然陳寅恪先生卻以為大文章。數十年間論者無數，亦未有定論。

嚴耕望先生認為：

目前所有各種中國通史中，仍以前賓四先生的《國史大綱》為最佳，內容既見識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幾部通史所能企及。而民族意識有很強烈，正合乎現在要求所有大學生修習“中國通史”的目的。

余英時先生認為：

錢先生寫通史時惜墨如金，語多含蓄，其背後不僅是正史、九通之類的舊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個民國時期的史學史。

顧頡剛先生認為：

其中較近理想的，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陳恭祿《中國史》 、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中國史綱》、錢穆《國史大綱》等。其中除呂思勉、周谷城、錢賓四先生的書外， 其餘均屬未完之作。錢先生的書最後出而創見最多。

王家範先生認為：

通讀全書，先生對中國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氣（且稱之為“中國歷史精神”）的鐘愛。……或許我們理由對其過分文化自戀的立場持異議（我個人也自此同感）。但絕沒有權利不尊重他的那份感情(只要回想一下當時他的講課是青年熱烈歡迎的情景，即知其有他人不可企及的精神魅力) 。

五十年代轟轟烈烈的批胡運動是眾所周知的，但估計沒有什麼人注意到同一時期對於錢穆的批判也如火如荼地展開，我們可以翻開五九年第二期的《歷史研究》，天津師範大學歷史系的《批判錢穆的國史大綱》赫然在目，其反對錢穆主張社會是“階級對立消融”的觀點，批判錢穆抹殺“階級鬥爭”的“社會發展論”。文中指出，錢穆主張“民族文化”、“學術思想”的歷史發展論，掩蓋了“封建階級對立”的事實，淹沒了“社會、經濟物質推動歷史”的要素。故錢穆的史論“不是唯物思想，而是唯心思想”。

讀到這些文字後，大體上可以看出學界對於錢穆先生這部史學著作的看法，這些看法有溢美，也有貶斥，但都不妨礙我們重新開啟這部撰寫在抗戰時期的史學名著。當我們親自閱讀這部作品之後，也許上面的評述都可以一笑視之，不必太過在意了。

錢賓四先生曾論中外英雄人物，曰凡中國著稱於世於史者，多為當時失敗而後世尊崇，孔子屈原岳飛文天祥莫不如是。錢先生應亦位居其中吧！今人習西風已久，視歷史為一專門學問，又於歷史中細分各專門史，這正是錢先生所治之學不為大眾所知的原因。如能跳出現代治學窠臼而以傳統學術審視，則錢先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功德言昭然天下矣。

錢穆先生對於史學貢獻最大的是什麼呢？當然是思想史與學術史。

在兩漢經學史方面，他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學平議》中指出，所謂兩漢今古文之爭不過是立官學之爭，而非清人所演繹出來的今古文學的不同。這個意見在當時來說，是一個非常深刻而有洞見的觀點，可惜並未產生足夠的影響。直到今天，一部分學者開始從頭反思經學今古文問題，才重新意識到錢穆先生這一觀點的重要性。

在學術思想方面，我尤其推崇他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錢穆先生在紬繹學理，闡述思想方面有他頗為獨到的功夫。這種眼光和功夫也同樣體現在他的《朱子新學案》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這種學術風格，在當時的歷史學者裡面，實在是找不到第二個人的。而相比之下，當時的哲學學者中，講同樣問題時，義理之深奧幽玄或能勝之，但多不免摻雜西學影響，又或只集中在物件學說中的一點，而失於對其整體學術的講評。所以既能把歷史中的思想演變捋出一個成型的脈絡，又能用傳統中國學術的語言，同時還不代入自己的過度演繹，能把這種工作做好的，也只有錢穆先生。

當然，錢穆先生的考據功夫我以為頗有可議。至少一直被人追捧的《先秦諸子系年》，並不能說是很成功的作品。

至於說錢穆先生影響最大的作品，當然是《國史大綱》。但是好像大家都比較欣賞的都集中在開頭的那四段話。在我的理解中，其實這四段話主要是針對古史辨派和史語所說的。這麼一想的話，好像也就沒有那麼激動人心了哈……

錢穆和他的嫡傳弟子余英時一樣，從骨子裡不認為自己是純粹的歷史學者，而自認為是儒者或者士。

他們的作品不僅僅是為了研究歷史，而是為了“文以載道”，特別是對處於劇變時代的錢穆來說，他的作品充斥著道義的伸張與批判，而不僅僅是為了史學而史學。

一、從《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說起

錢穆被批判得最多的作品是《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這部作品可以說是儒者之書，而非學者之書，第一要義不是求真求實，而是求“載道”。

這些批判，在學術上來看並不是無的放矢。曾經看完《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後，我也覺得錢穆的水平不過如此。

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這四個人中“南北二陳”自然沒什麼好說的，生前故後都是名重天下。而對於呂思勉以及錢穆，有一些人頗有些不以為然，而這種不以為然常常來源於他們流傳最廣的作品，例如呂思勉的“中國通史”系列，錢穆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等。看完之後，大家都會覺得，不過如此嘛，比我高明不了多少。

特別是對於錢穆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其中對於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似乎過於氾濫了，近乎為一切中國古代制度辯白，而很多時候這種辯白又顯得過於蒼白。

二、錢穆的真正功力

但是，如果真的因為這一部作品，舍錢穆而不讀，就真的是錯失盛宴了，錢穆的絕大多數作品，其歷史意識之敏銳、史料研讀之細緻、思想洞察之深邃，令人神往。

例如，最近我對於錢穆的《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和《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續篇》（見《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p86-218）讀了不下三遍，每次讀都有新的收穫與感慨。錢穆不是明史學者，但是就這兩篇文章中所展現的對於元末明初思想史的觀點，遠超絕大多數明史學者。

這兩篇文章揭示了一個觀點：

明祖開國，雖曰復漢唐之舊統，光華夏之文物，後人重其為民族革命，然在當時文學從龍諸臣，意想似殊不然。或則心存韃廷，或則意蔑新朝。 雖經明祖多方敦迫，大率怯於進而勇於退。實乏同仇敵愾之忱，更無踴躍奮迅之致，一若不得已而有浼者。

即使幾十年過去了，錢穆的這個觀點目前來看也是難以撼動的。不同於宮崎市定，雖然他也在文章中作出相似結論：

元明革命，與其說是一開始就有革命意識的民族革命，不如說其結果被理解為民族革命更為妥當。

但是宮崎市定更多憑藉的是一種對於歷史的直覺。而錢穆的這個結論則來自於他通讀明初開國諸臣的文集之後，例如“劉伯溫集”“宋景濂集”“高青丘集”“蘇平仲集”等十多種，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給你分析，一個段落一個段落給你剖析，最後得出的結論。這種凝練“集部”的功夫，就像王仙芝的雙拳，你看不出有什麼高妙，但是就是打不過。

雖然現在的明史後起之秀張佳（葛兆光的學生）在他的《新天下之化——明初禮俗改革研究》第五章中，著重強調了元代士人的華夷之辨，但是無論是其論述的廣度還是深度，離錢穆的兩篇建立在十多種文集之上的文章，差距還是不小。（張佳的這部書我相當喜歡，這本書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寫成，能寫到這種深度實在讓人佩服。但是就我的閱讀體驗而言，前半部分明顯好於後半部分）。

在民國之後，後人多以“民族革命”看待元明易代，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只是“我們認為的歷史”，而不是當時人心目中的歷史。

元明易代的性質，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課題，絕大多數學者都是透過“史部”去進行分析，但是元末明初的“史部”就那麼有限幾本，所以說來說去也只能是車軲轆話。而對於數量眾多的“集部”，卻很少有人去進行系統的利用，一來是很可能吃力不討好，二來是因為很多史學學者或者史學愛好者（例如我），古文水平並沒有那麼高，看看簡單粗暴的“史部”還行，一旦進入文字考究、旁徵博引、指在此而意在彼的“集部”領域，就很難受了。

對於元明易代在知識分子層面上的“民族革命”意義，錢穆的這兩篇文章，是目前為止我看到分析得最為深入的。有些文章是為辯而辯，而錢穆的文章是無辯之辯。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前面我說過錢穆是有強烈的濟世情懷的，在國難之時，尊王攘夷自然他的必然情緒。於是在這兩篇文章中，錢穆在一本正經的分析了開國文臣對於元朝的眷戀之後，常常會不由自主的說一句：你們怎麼能這樣，甘心做胡人？

所以，錢穆的史學造詣如何？

相當高！

傳統史部大家。不過錢老先生，畢竟沒有看出來，史學本質也是敘述，也必有詳略，詳略必基於某個視角。在國學中的史，本質上只是。統治術的一種修辭化表述而已。因為它起源於統治中的檔案。（《尚書》）起源於統治備忘錄。（《春秋》）。不過傳統史部之學的考據工夫，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