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統一。

德意志要統一原因很多，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是政治上的原因，被佔領、賠款、徵集軍稅刺激的德意志人民是情緒上的原因，拿破崙戰爭期間哈布斯堡、霍亨佐倫對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號召和許諾是政策上的原因，而跟這些相比德意志的中世紀以來的政治結構：“小邦分治、關卡林立、稅收、貨幣體系紛繁複雜、”對德國乃至中歐貿易都成了絆腳石，是德意志統一的經濟上的原因。

基於上述這些原因人人都意識到德意志統一勢在必行，上到各國宮廷、政府首腦、高階官僚、貴族精英、文化精英、下到資產階級、市民、乃至於農民。都期待著德意志的統一，但是1815年合約把哈布斯堡的西部領土都剝奪了，轉而授予普魯士，這種處理是出於俄國的利己政策，原因也很簡單，俄國從1812年戰爭中奪取的最大好處就是拿破崙建立的華沙大公國，俄國不可能還把其中最好的部分還給普魯士，所以只能在西歐作出調整。這樣一來奧地利的領土就偏處德意志一隅，而普魯士則成了橫跨北德意志的重要勢力，同時也客觀上被推到了德意志統一問題的風口浪尖。

在普魯士走上德意志舞臺的時候，德意志統一這個事業牽扯到很多複雜的問題

第一是列強怎麼看待德意志統一，列強就是英法俄三國，因為神聖同盟五強力的普奧已經是統一問題的主角了，所以不考慮在內。在英法俄三國裡，俄國其實對德意志問題是不太關心的，因為第一俄國沒有跨過波蘭進一步向西擴張的想法，天主教波蘭已經讓沙皇頭疼了，如果再進一步擴張到普魯士-勃蘭登堡，難度和收益都不成比例。而且俄國的工業還很原始，俄國在德意志的經濟利益也很小，英國客觀上是支援德意志統一的，因為這一階段德意志是英國工業品的重要市場，而德意志的混亂局面導致從海上運往德意志的英國工業品賣到萊比錫要過幾十道關卡，繳幾十次稅，還要適用將近十種不同的稅法，兌換十幾次貨幣，如果德意志統一，至少是經濟上統一，英國商人是樂見其成的，而英國王室又不一定，因為英國國王兼任漢諾威國王，這個問題在威廉四世死後因為英國承認女性繼承權，而漢諾威不承認，導致威廉的侄女維多利亞登上英國王位，弟弟恩斯特奧古斯特登上漢諾威王位才在某種程度上得到解決。然後就是法國，法國實際上對德意志沒有過多的領土野心，但是法國追求整個歐洲的霸權，而德意志是法國推行歐洲霸權政策的交通線，所以掌握著斯特拉斯堡的法國就握著德意志的大門鑰匙，俾斯麥在1866年建立北德意志聯邦，還沒有建立德意志帝國以前已經在謀求奪去斯特拉斯堡了，可見法國在德意志的利益雖然缺乏經濟基礎，卻勢必導致它被捲入。

第二勢在必行的德意志統一將以怎樣的形式實現，這就是歷史人物起作用的地方。時勢造英雄體現在德意志勢必在19世紀之內趨於統一，而英雄之改邊時勢就體現為德意志究竟以一個什麼樣的方式、統一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第一是誰來統一這也有兩個方面：

1、邦國層面上的誰來統一德意志，大家都知道1848年有大德意志和小德意志之爭，其實還有第三德意志，大德意志毋庸置疑就是奧地利來統一德意志，小德意志就是普魯士把奧地利趕出去統一德意志，而第三德意志就比較曖昧，往小裡說可能是排除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其它各邦統一在一起，往大里說則可以誇張成一個革命的德意志共和國，在波蘭、匈牙利、斯拉夫各國獨立之後，推翻各邦君主包括哈布斯堡和霍亨佐倫以後，建立一個人民的德意志。這種第三條道路根據立場不同，實際意義也不同，對維特爾斯巴赫家族來說第三德意志或者純德意志是捍衛小邦獨立的工具，對1848年的自由主義者兼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來說則是普遍解放的德意志共和國。這就牽扯到第二個問題。

2、階級或者等級意義上的誰來統一德意志，同樣也有兩條道路，第一是君主、貴族的德意志統一、第二是平民、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的德意志統一。這兩者在極端情形下存在著完全對立的解決方式，1815年到1848年實際上是後者在推動者德意志的進步和統一，1848年革命平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德意志運動達到最高點，這一年哈布斯堡王朝被趕出維也納、普魯士軍隊退出柏林，德意志的國民代表在法蘭克福起草德意志憲法，德意志各邦也紛紛爆發革命，人民的德意志國家幾乎出現在了地平線上，但是君主和貴族的反革命也隨之開始，反革命最嚴重的是奧地利，溫迪施格雷茨在布拉格、維也納大開殺戒，施瓦岑貝格的執政完全廢除了哈布斯堡之前的所有讓步，恢復了君主專制制度，而普魯士的反革命是漸進的，腓特烈-威廉四世雖然鎮壓了革命，但是保留了國會和憲法，在1848年以後的反革命潮流當中普魯士表現出了相當的進步和寬容，所以失望的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紛紛倒向普魯士，小德意志之佔上風也大大受惠於這種情緒。

第二是德意志怎麼統一

這個問題也要從階級和邦國兩個角度上去看

首先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們希望怎麼統一，對他們來說最高目標無遺是推翻各邦君主，拋棄普魯士和奧地利領土上非德意志的部分來實現統一，建立一個德意志人的中歐共和國。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中間同情波蘭、匈牙利、斯拉夫人的情緒也是基於這個理想。因為這些地方的獨立對德意志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者來說無關緊要甚至是打擊普魯士和奧地利君主的有力工具。這些地方的起義者還能成為德意志統一運動的盟友。但這種理想太過於遠大，脫離實際在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中間也不是優勢。

比較實際一些的民族主義者自然希望聯合某個邦國和它的君主來實現德意志統一，摧毀德意志各邦的君主和宮廷，實現一種英國式的立憲民主政治，透過政治的民主實踐，在統一的德意志國家之內追求民主和民族統一。1848年以後這一派大多傾向普魯士因為普魯士是相對最民主的邦國。

另一種激進的自由主義則是在統一與自由不可兼得的時候，捍衛承認民主權利的小邦的獨立，來抵制強大的君主制大邦的統一，巴登知識分子所謂“寧要自由的不統一，不要統一的不自由”就是這種立場的代表。

然後就是君主和貴族對德意志統一的態度。這個問題其實可以跟各個邦國的對德意志統一的態度一起談論，因為除了“自由主義的巴登”之外德意志各邦的政府幾乎都把握在君主和貴族的手裡，君主和貴族的態度就是邦國的態度。過於小的邦國比如薩克森-柯堡-哥達、或者奧爾登堡這種可以忽略不計，只去觀察一下大邦和中等的邦國的態度就可以。

首先是奧地利，奧地利的態度從1815年到1848年幾乎是一以貫之的就是拖延，德意志問題也好義大利問題也好，都要拖延維持現狀，直到奧地利恢復元氣有餘力解決為止。在此以前如果迫不得已就作出一些調整，德意志邦聯就是這種態度的體現，它有一個宏遠的目標，但是毫無實現的時間表。而且可悲的是奧地利一直到它滅亡也沒有能夠恢復元氣，沒有真正在歐洲的反革命問題上充當它的旗手的角色，它有那麼多的領土和人民，而且幾乎天然是歐洲反動派的領袖，從教會到君主都支援維也納期待維也納，但是維也納無可奈何，幾次迫不得已的投入戰爭除了拉德茨基時代勝利了一次之外全盤皆輸。

其次是普魯士，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者執政期間希望追求德意志的經濟統一，而且取得了相當的成果，在政治統一到來以前德意志各邦之間的關稅已經基本上被摧毀，1832年普魯士已經把三分之二的德意志領土都覆蓋在共同關稅同盟之下，到1852年普魯士關稅區已經基本上覆蓋了整個德意志，共同的經濟政策、共同的貨幣、德意志鐵路的鋪設和聯運，都在俾斯麥上臺以前很久就實現了，1848年為了聯絡軍隊鎮壓革命，俾斯麥憂心忡忡的第一次乘坐了火車，但到1860年代開始的時候，德意志各邦的鐵路總長度已經超過了法國，遠遠超過了奧地利。德意志各邦在讓渡自己政治主權之前三十多年已經向關稅同盟大會讓渡了自己的經濟主權。實際上未來的自由主義德意志也是普魯士自由主義大臣的理想。但是這種理想因為1861年的憲法危機而告結束。

普魯士貴族和君主在1848年以後在革命半途而廢而腓特烈-威廉四世也不進行堅決的反革命，真是頒佈了一部滿足自由派要求的憲法之後達成了妥協，之後的普魯士維持了十幾年的自由主義政治，俾斯麥上臺以前的普魯士是沿著自由主義者雖然更多的是“普魯士的輝哥黨貴族”所設想的道路前進的，但是俾斯麥的執政結束了普魯士的自由主義時期，這時考察一下“俾斯麥的德意志理想”是很有意思的，俾斯麥的德意志理想總結起來就是“根本沒有什麼德意志理想”，相比俾斯麥腓特烈-威廉四世和威廉一世這兩位國王反而是有德意志理想的，甚至威廉一世曾經怒喝俾斯麥“說到底你還是一個德意志人”。但是俾斯麥和他所屬的保守派容克貴族階級都沒有自己是德意志人的自覺。他們的德意志問題的解決方案就是“大普魯士”。最直接的體現這一點的是1866年戰爭之後北德意志聯邦憲法問題，按照俾斯麥的憲法草案，北德意志聯邦，將和梅特涅的德意志邦聯沒兩樣，這個聯邦沒有力量沒有政府沒有價值，普魯士王國是聯邦的“非人格化”的“主席”，北德意志邦聯議會將只有一個由普魯士總理也就是俾斯麥，派遣負責傳遞訊息並使之作用於聯邦的代表。這樣做的唯一目的就是掩蓋普魯士吞併漢諾威、法蘭克福、和其它幾個小邦，從而實現建立東西兩部分領土之間的陸地聯絡，其它都無足輕重，北德意志邦聯總理的設定是違背了俾斯麥意願的，是普魯士和德意志自由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強加給俾斯麥的，從此俾斯麥才被迫從純粹的普魯士總理變成“聯邦”總理。但即便如此，俾斯麥在德意志統一的進一步發展中扮演的還是一個開倒車的角色，如果說這樣是誇張，那麼至少俾斯麥扮演了一個在下坡路上踩剎車的角色。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國的時候，俾斯麥慷慨的滿足了一切南德意志各邦提出來的維護自己國家獨立性和主權的要求，因為所有這些慷慨的讓與都同等的被授予普魯士王國，俾斯麥不想要一個統一的德意志，為此他的德意志帝國甚至除了帝國宰相府辦公廳之外沒有常設官廳，後來的帝國政府各部門都是從為俾斯麥一人服務的帝國宰相辦公廳和辦公廳的各個專任國務秘書發展來的。甚至在帝國建立之後，俾斯麥依然不願意推動帝國的統一，按照德意志帝國的陸海軍相關法律，帝國陸軍屬於各邦，只在戰爭爆發的情況下才由皇帝統一指揮，所以俾斯麥喜歡擴充普魯士自己的陸軍，但是帝國海軍法規定海軍屬於整個德意志帝國，所以俾斯麥對海軍毫無情趣，真正推動德意志海軍建設的反而是威廉二世。

然後是小邦的德意志理想，小邦的第一要務就求得生存，因此它們首選的支援物件是奧地利，因為奧地利不願意在德意志問題上採取積極政策，但是當奧地利表現的軟弱無力，而普魯士卻咄咄逼人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在經濟上對普魯士妥協，否則它們將喪失必要的貿易路線，尤其是在普魯士與黑森-卡塞爾在1831年簽署協定，把卡塞爾納入普魯士關稅區從而把東西兩部分連成一片而截斷了德意志南北方向的貿易通道之後，就更是如此。但是在政治上小邦也有自己的理想，那就是爭取第三條道路，擺脫普魯士和奧地利建立一個純德意志，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尤其是南德意志的巴登、巴伐利亞和符騰堡，對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作出了讓步，巴登是德意志各邦裡最自由民主的邦，而巴伐利亞宮廷則對德意志民族主義運動和藝術大加扶持，路德維西二世國王之推崇瓦格納，建造新天鵝堡都是這種德意志民族主義政策的體現。一個天主教的、正統君主統治的、但卻有憲法和國會的德意志帝國，是南德意志君主在德意志統一問題上的理想。

綜合所有上述各種因素之後，我們可以清楚的把德意志統一運動和俾斯麥的王朝戰爭區分開。

德意志統一運動是從1806年帝國解體到1871年皇帝宣言之間持續65年的一個漫長的歷史程序，其中從1806年到1848年間，德意志統一的大部分成就已經取得，其中的功績應該歸功於馮-施泰因、馮-哈登堡、馮-洪堡、李斯特、以及其它德意志自由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普魯士的輝格派貴族和高階官僚，在他們不屑的努力之下德意志在關稅、交通上、貨幣上已經統一在一起，這種統一如此牢不可破以至於1866年戰爭中薩克森王國作為奧地利的盟友一起對普魯士作戰，但是薩克森的稅卡還在按照普魯士稅則向奧地利商品徵收過境稅。

德意志的統一運動與民主運動一起發展到1848年第一次出現裂隙，但是在普魯士仍然維持著表面上的憲政，直到俾斯麥1861年拋開憲法和議會開始執行公開的反動政策，因為他拋開議會，所以他無法開徵新稅也無法舉借新債，而解散議會選舉也無濟於事，所以俾斯麥除了依靠戰爭改變國內輿論之外別無選擇，所以原本健康發展的德意志統一運動的主導權，被病急亂投醫的普魯士貴族把持到了手中，1861年到1871年之間，俾斯麥連續發動了三場王朝戰爭，從而把德意志統一的發展打上了君主和貴族派的烙印。德意志統一的產物沒能成為一箇中歐民主共和國也沒能成為歐洲聯邦的重要一環，反而成了之後的歐洲戰爭策源地，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1848年以後的德意志貴族的反革命運動，以及政府的反動政策。

如果僅就狹義的王朝戰爭而論，則在軍事上普魯士的軍事改革和參謀體系、以及大膽使用當時在歐洲領先的普魯士鐵路運輸軍隊是普奧、普法戰爭勝利的根本，這些都應該感謝普魯士軍事改革家們和威廉一世國王，在戰爭指揮上俾斯麥沒有發揮什麼特殊的影響，戰爭的勝利應該歸功於老毛奇這樣的總參謀長，和王太子這樣的前線指揮官。

俾斯麥對德意志統一的最大貢獻是在外交上，讓普魯士始終沒有遇到一個以上的大國作為敵人，始終避免挑戰兩個強國，但是與這一貢獻相比俾斯麥在德意志帝國憲法問題上的保守，以及在普魯士地位上的利己主義同樣給德意志的歷史帶來了深刻的損害。

一、德意志帝國的瓦解

德意志帝國的瓦解是封建制普世性發展的結果。這句話看起來挺複雜其實如果採取簡單粗暴的態度解釋也不難理解，中世紀的歐洲地廣人稀，道路破敗，森林密佈，一隻鳥從莫斯科出發從這棵樹飛到另一棵樹可以一直飛到巴黎。而且交通工具稀少，只有少數人才騎的起馬，而且馬還要仔細的分成三六九等，一個體面的騎士老爺要有好幾匹馬，打仗的戰馬平時可捨不得騎、賽馬的競馬更捨不得騎，馱盔甲的馬是比較便宜的不過也走不快，還有一匹才是自己平時騎的馬，而普通人裡的富戶可以騎驢，更多的人則乾脆憑腳走，所以中世紀歐洲大部分人一輩子的活動半徑不超過一個人步行半天的距離，因為天黑就不安全，所以如果沒有可靠的落腳點，必須在天黑之前打個來回。

這樣的歐洲實際上是被森林、荒野、河流、沼澤分隔開的一個一個的孤立的小天地，他們的語言雖然不同，但是他們彼此之間也沒有什麼需要溝通，這個人來當老爺那個人來當老爺，反正也就交那麼多的租子，服那麼幾天的役，如果老爺不在其實更好因為可以佔點老爺的便宜，比如跑到公共土地上放放自家的牲口啊，去老爺的林子裡砍點木柴啊，甚至去偷獵啊。

在這些孤立的小天地之上，說著統一的語言——拉丁語、有著統一的組織基督教會，而且有統一的髮型、服飾、教養的教士階級建立起一種普世性，國家、民族、都分解為一個一個的領地，這些領地的收入和義務都是長期博弈之後平衡點，與其花心思去跟那些已經被壓榨的很厲害的臣民較勁，還不如出去搶鄰居或者去打鄰國，所以領主們也滿足於獲得自己的那一份，於是愛國心什麼的都淡化了，一切都是權利和義務，付出和收益，而且因為是古代社會，這種權力和義務通常還都是不對等的，於是沒有人愛國，也沒有人在乎什麼國家，只是希望我們的老爺離我們遠一點，要是他從來都不會來就更好了。

這種封建制度導致的社會的離散在德意志和波蘭表現的最明顯，恆定的收益實在無法支撐國家，於是君主就向各等級要求例外的效勞和奉獻，但是奉獻不能白給，於是特權就越賜越多，有些是為了國家有些是為了君主個人，國家的權力被越來越的特許和赦免分解，最後連帝國騎士、修道院都得到了直屬帝國實際上是誰也不屬於的獨立地位。這就是德意志帝國的瓦解。

二、德意志各邦的重整

這種瓦解到了最嚴重的時候實際上已經不符合人們的需要了，因為社會分解到了最低的層次，關卡林立，每走幾步都要進入一個新國家，社會生活幾乎不能進行了，於是德意志出現了重整的現象，也就是封建制發展到了極致的時候，社會自發的重新整合，這就是德意志大邦國和中小邦國的內部重建。這種重建的趨勢因為戰爭而進一步推進，所以到18世紀末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實際上德國已經開始重新凝聚，形成了一系列的小邦，和奧地利這個超級大邦還有一個雖然比奧地利小得多，但是比小邦又大的大邦就是普魯士。

勃蘭登堡－普魯士總是被人和條頓騎士團聯絡在一起，實際上這種聯絡微乎其微，除了自吹自擂成分之外，勃蘭登堡－普魯士跟騎士團沒有什麼更直接關係。勃蘭登堡－普魯士在18世紀的表現和奧地利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它也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服從於霍亨佐倫王室的領地的集合體。只不過哈布斯堡王朝集合的是一系列的王國、公國，而勃蘭登堡－普魯士集合的是一系列的公爵、伯爵領地甚至騎士領地，這個國家到18世紀才建立，1701年勃蘭登堡藩侯－普魯士公爵被皇帝承認為在普魯士的國王，這個頭銜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腓特烈您個人從公爵＋邊疆伯爵變成國王了，但是你的王國在哪呢？哪裡是你的王國？你自己去想辦法吧。君主個人成了國王不等於他所擁有的各邦就都自然的加入到他的王國裡，憑什麼？中世紀的所謂法理思想最愛問的就是憑什麼，霍亨佐倫家族作為公爵掌握的權力，作為邊區伯爵掌握的權力，作為伯爵掌握的權力都是不一樣的，如今你打算憑皇帝的一句話，就用一個統一的王權代替你過去掌握的各邦的領主權，搞一刀切？對那些王權比領主權力小的領地自然是好事，對那些王權比領主權力大的地方就是要擴大領主權，霍亨佐倫家族從“在普魯士的國王”到“普魯士國王”，和哈布斯堡的約瑟夫二世皇帝想要用一個統一的皇權替代所屬各邦的王權其實沒有什麼兩樣，所幸的是霍亨佐倫王朝的領地比較少，領土也比較小，所以他們遇到的阻力比約瑟夫皇帝要小。

三、大革命和拿破崙帝國對德意志的影響

之後在這種重新凝聚的過程中，法國革命爆發了，德意志各邦隨後先後捲入反革命戰爭，這種反革命戰爭從一開始的德意志軍隊入侵法國干涉革命，倒後來的德意志各邦抱團兒抵抗法國的入侵，持續了二十多年，從18世紀的最後幾年一直到拿破崙最終在滑鐵盧戰敗。

在這個過程中對德意志影響最深遠的反而是馬倫哥會戰和呂內維爾合約，這個合約對德意志帝國的打擊或者說影響是天翻地覆式的遠超1648年合約，因為1648年合約是交戰雙方精疲力竭之後的妥協，而呂內維爾合約是拿破崙一邊倒的無情宰割。合約要求帝國割讓全部萊茵河左岸領土，而因此涉及到對帝國體制的根本性改革，因為萊茵河左岸的領土不是屬於皇帝一個人的，還有諸侯和帝國騎士領地，主教、修道院長、自由市、帝國騎士，在這個背景下帝國等級會議在1803年通過了帝國等級會議總決議，也被叫做帝國根本法。

這個法令終結了德意志帝國持續幾百年的離散化，用異常簡單粗暴的方式把它扭轉到邦國道路上去，或者說拿破崙在彼此競爭的兩條道路即德意志社會的瓦解基礎上的小共同體會和邦國化之間選擇了邦國會。1800年帝國的1789個組成部分經過根本法的不流血的革命絕大部分被消滅，帝國騎士、教會諸侯和領地被一掃而空，併入大邦國，只剩下美因茨選侯和條頓騎士團倖免於難。自由市也被邦國吞併，只剩下少數倖存者。從這個意義上說拿破崙戰爭和帝國根本法完成了統一德意志的大業裡的大頭，把近兩千個組成帝國的實體縮減了90%，拿破崙是德意志國父也不為過。

在這個過程中德意志人痛感國家之虛弱，中世紀的普世性現在遭到了無情的打擊，皇帝1806年退位，宣佈帝國解體，拿破崙掃蕩了德意志帝國，把已經碎片化的老德意志地區的領地重組，還組織了萊茵聯邦，作為法國的衛星國，最初德意志人是喜憂參半，因為似乎有某種新國家的趨勢出現在地平線，但最後人們發現還是不能指望法華人，於是德國的有識之士開始呼籲民族統一，這種呼籲與哈布斯堡和霍亨佐倫兩個大王朝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們先後起來號召德意志人民反抗拿破崙統一德意志，哈布斯堡先行動，結果是1809年的再次戰敗，1812年以後普魯士也站出來反對拿破崙，號召德意志民族起來抗爭，結果就是德意志各邦在萊比錫打敗拿破崙的輝煌勝利，這場戰爭被叫做“德意志民族解放戰爭”。

四、維也納會議和德意志邦聯

在反對拿破崙的過程中哈布斯堡和霍亨佐倫都號召民族統一，還都許諾頒佈憲法，但是真得結束了戰爭，各邦君主雲集維也納的時候，他們卻退縮了。

1815年終於戰勝拿破崙之後，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沒有被恢復，原因是帝國如果恢復那麼之前賜予的各種特權和帝國法將繼續束縛統治者，拿破崙已經開始了對德意志的改造，這一改造為德意志統一鋪平了道路，沒有理由在這個問題上開倒車。取而代之的是德意志邦聯，按照號召民族解放的君主的許諾，這個邦聯將具備國家實體的地位，而且在國家機構和軍隊上具備國家的實際能力。

1816年11月5日德意志邦聯議會在法蘭克福召開，組成它的代表卻不是德意志人民選舉出來的而是德意志各邦君主派往法蘭克福的代表，儘管如此這個機構還是開始制定德意志邦聯憲法，甚至德意志邦聯戰爭法（1821年）。1820年簽署的維也納最後議定書重申了君主們的許諾，德意志邦聯應該具有國家實體，“透過政治統一而結合起來的完整政權”，但是之後的政治實踐證明這一切只是一場空。德意志邦聯的運作依賴於德意志大邦的協調一致、或者大邦中的奧地利或者普魯士與中小邦的協調一致，但是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利益各不相同，中小邦和大邦之間也各不相同，德意志邦聯沒有在對內和對外的政策上作出什麼真正的貢獻，德意志民族統一問題也沒有在這個莊嚴的許諾中得到什麼實質性的進步。所以從1815年開始德意志統一就註定了必然在德意志邦聯體系之外採取行動。

五、1815年以後歐洲列強的局勢

那麼我們來看看此時德意志的局面，看看為什麼普魯士最重會在這場民族統一事業中成為勝利者。

拿破崙戰爭讓歐洲各國損失慘重，各國君主負債累累，包括英國在內各國政府都大量發行紙幣，大肆發行內債和外債，但是各國在這種財政破產的壓力面前處境又各不相同，英國有廣闊的海外領地，發達的世界貿易，幾乎壟斷了世界的工業和工業品，所以它走出危機的速度最快，當英國宣佈恢復金本位的時候英國實際上已經從拿破崙戰爭的陰影中走出來了，而俄羅斯和普魯士這兩個強國當時的經濟還非常原始，除了農業和糧食他們幾乎沒有什麼可供出口，俄羅斯還出口木材、鯨魚油，而俄羅斯從歐洲進口的除了奢侈品之外也幾乎微乎其微，俄羅斯的貿易規模雖然不小但是很初步，而且俄羅斯從古代就是信用貨幣，這是它超前的地方，這個國家的人太好欺負了，根本不需要黃金，只要拿張紙蓋個沙皇的章就能當錢花，所以俄羅斯從拿破崙戰爭的影響下走出來的也很快。普魯士跟俄羅斯差不多，維也納合約簽訂之前普魯士基本上也是農業國，而且整個拿破崙戰爭普魯士很多時候置身事外，除了耶納和奧爾施泰特雙重會戰之外，普魯士幾乎總是保持中立，甚至跟拿破崙解夢，1812年拿破崙在俄國戰敗，沙皇的軍隊逼近普魯士邊境的時候普魯士才通然迸發出愛國心，參與到德意志民族解放戰爭裡。

耶拿戰敗讓普魯士失去了西部的領土，還有在歷次瓜分波蘭當中獲得的領土，拿破崙用這些波蘭領土建立了華沙大公國，沙皇亞歷山大在兵臨普魯士的時候曾經含糊的宣佈會對普魯士遭到的拿破崙的不公平對待作出調整，但是具體怎麼調整沒有說，1815年合約之後成立了“會議桌波蘭”或者“條約波蘭”由沙皇自己兼任波蘭國王，這樣一來原本屬於普魯士的波蘭領土除了用來把勃蘭登堡和普魯士建立陸上聯絡的西普魯士和波美拉尼亞還有波森以外都沒有被歸還，作為補償把拿破崙的萊茵-韋斯特法倫授予了普魯士作為補償，還有當時被佔領的薩克森王國的北部，普魯士表示我們可以不要萊茵韋斯特法倫而要整個薩克森麼？奧地利表示“不行！”結果就是普魯士領土被德意志小邦分隔成不接壤的東西兩部分，東邊信新教被掌握著土地、軍隊和政府的貴族統治，西邊是老德意志信天主教，原本貧瘠又窮困，但是不久就成了德意志最重要的工業區。

而所有維也納諸強中被打擊最重的是奧地利，它債臺高築財政破產，漫長的戰爭、割地賠款、讓哈布斯堡欠了一筆驚人數目的外債，外債的利息都還不起，當英國外交大臣用開玩笑的口氣對奧地利大使表示能不能先支付一部分“利息的利息”的時候他深深的傷害了這個古老的中歐君主國的尊嚴，大家都欠錢，但是其他國家都沒有什麼可買，只有奧地利因為他跟法國一樣歷史悠久而且工藝發達，有奢侈品有好酒，有近在歐洲心臟的旅遊景點，所以當他被金融崩潰打翻在地的時候他爬起來的最慢。今天人們津津樂道於維也納會議上鋪張的宴會、舞會和遊樂活動，尤其是英國貴族在維也納舉辦的那些帝王氣派的宴會和他們的選單，（對這個感興趣可以看看去年剛出版的中文書《為君王烹飪》），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為什麼是英華人如此鋪張奢華，也沒有人注意到他們之在維也納揮金如土跟此事奧地利貨幣崩潰之間的關係。

從1815年到1848年整個梅特涅時代奧地利都沒有錢，總是缺錢，沒有錢搞外交也沒有錢養活軍隊，他迫切的需要休息，所以梅特涅時代奧地利開始組織保護關稅，這是一個金融紊亂貨幣崩潰的國家的唯一選擇，而普魯士則剛好相反。

六、普魯士改革和1818年普魯士的自由貿易

普魯士在拿破崙戰爭被嚴重的羞辱了，同時拿破崙把賠款、軍費攤派強加到被佔領的普魯士頭上，為了弄錢換取法國撤軍普魯士開始了改革，先是馮-施泰因男爵，在他發現法華人拿了錢依然不肯撤軍而決心與奧地利合作一起反抗拿破崙的時候，他的計劃敗露而被迫辭職流亡，繼之以馮-哈登堡，在他們兩個人主持的普魯士國家和社會的改革之外馮-洪堡領導了普魯士的教育改革，沙恩霍斯特和馮-格奈森諾領導了普魯士的軍事改革，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幾乎都不是普魯士，施泰因是帝國騎士、哈登堡是漢諾威人，沙恩霍斯特是下薩克森人，格奈森諾是中部德意志人，他們的改革裡缺乏那種傳統的普魯士貴族的氣質，而具有比較明顯的德意志統一的意願，在他們的手中普魯士的領土從邦國向行政區的轉變基本完成，人身依附被取消，行會特權被廢除，普遍的經營自由當然也意味著開徵普遍的經營稅，更重要的是軍事上的義務兵役制，普魯士這個德意志裡的大邦國，歐洲的小國家的人們，因為戰爭和義務兵役制而變得生息相通。當戰爭結束的時候普魯士財政困難赤字嚴重，但是如前所述普魯士的領土被德意志小邦分隔成東西兩個不接壤的部分，東部是農業區西部是工業區，無論是向西部出售農產品還是向東部輸出工業品都要經過別人的領土。此時的普魯士貴族在解放農民的過程中透過獲得“補償”以及在哈登堡治下對大莊園的偏袒態度，而迅速的由普通的地主向以銷售農產品為牟利手段的“農業資產階級”轉變。於是在“能不繳稅最好別繳稅”或者“稅就是賊”的自由主義口號之下，普魯士貴族和普魯士的自由派官僚、普魯士的資產階級第一次有了共同語言，這個基礎的產物就是1818年的普魯士關稅改革。改革的主導者是哈登堡首相的女婿維克多-馮-比洛。1818年5月26日腓特烈威廉三世國王頒佈了普魯士新關稅法，按照這一法律，普魯士王國所屬各領土在經濟上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對外實行自由貿易，進口原料免稅，只對工業品輸入徵收10%的進口稅和消費稅，殖民地產品徵收20%到30%的進口稅和消費稅，馮-比洛原案中貴族對這些消費稅的豁免條款也被取消，於是當1818年9月5日和1819年1月1日普魯士王國的東部和西部分別實行新關稅法的時候，普魯士成了德意志第一個自由貿易的大邦，這和正在依靠關稅保護自己的奧地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普魯士的自由貿易實際上是對德意志邦聯原本承諾的經濟義務的踐踏，因為按照德意志邦聯的構想，德意志邦聯本身應該負有調節邦聯各成員以及邦聯整體的經濟、貿易事務的權力和責任，但是普魯士從邦聯建立不久就完全拋開邦聯，從自身的需求實行了普魯士關稅制度，從這一點上看我們很難說普魯士是因為邦聯的無能而單獨行動，相反說普魯士和奧地利利己的獨斷專行才是德意志邦聯無力化的根源，只不過這兩個大邦，一個出於利己的原則而採取了對德意志經濟貿易漠不關心的態度，因為奧地利有自己的糧食產區也有自己的工業地帶，德意志對它來說沒有經濟和貿易上的必要性，而普魯士則因為其領土的先天不足，而不得不採取介入的態度，當它們在採取利己的政策時不約而同的繞過了德意志邦聯。

七、1815年以後德意志各邦的經濟狀況

此時德意志邦聯各成員國的經濟利益紛繁複雜，普魯士和奧地利更好相反，超級大邦奧地利基本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奧地利經濟崩潰財政破產所依必需採取保護貿易，而大邦普魯士從經濟本身看也可以自給，但是卻先天不足，他的東西兩部分領土不接壤，而且因為社會發展的結構都成了外向型經濟體，東部想要輸出農產品西部想要輸出工業品，所依它必然採取自由貿易。

在這兩個大國之外德意志邦聯裡有四個王國，漢諾威、巴伐利亞、符騰堡、薩克森。其中巴伐利亞和符騰堡有自給的工業，它們希望建立保護貿易以免遭外國輸入商品的衝擊，薩克森已經在拿破崙戰爭裡元氣大傷，損失大片領土，僅僅保住了有限的工業區和中歐商業中心的萊比錫，漢諾威直到1837年6月英王威廉四世逝世以前都跟英國是君和國，在安全上它仰賴英國，作為農業國它更傾向於透過海上貿易獲取廉價的英國工業品，類似的還有其他北德意志小邦比如奧爾登堡、比如布倫瑞克。

德意志小邦中間巴登大公國雖然從等級上低於上述四王國，但是巴登卻有自給繁榮的貿易，它處在德意志、法國和瑞士的交叉地帶，走私貿易司空見慣，巴登政府自己又無力建立普魯士那樣的關卡線，因為它的整個國家都是貿易走廊，建立關卡線就意味著整個國家都成了關卡線，所以雖然和巴伐利亞、符騰堡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巴登卻對它們的保護貿易不感興趣，巴登更希望有自由貿易，德意志邦聯裡還有四個自由市，其中法蘭克福是德意志邦聯議會所在地、另外三個漢堡、不來梅和呂貝克都是漢薩同盟城市，漢薩同盟此時早已衰退，但是傳統的波羅的海貿易依然決定了他們對德意志問題不感興趣的態度。

八、普魯士自由貿易和普魯士關稅區

如前所述普魯士的領土狀況先天不足，但是假如它這種先天不足是因為兩部分領土之間橫亙著一個強大的經濟上獨立繁榮的大國而造成的那這種先天不足幾乎就是無解的，至少也是不打一仗就無法解決的，可惜普魯士的兩部分領土之間不是橫亙著這樣一個大國，而是一系列比巴登還小甚至比巴登還要軟弱的小國，這些小國對普魯士貿易的阻礙是理論上的，而他們一旦真的觸及到普魯士貿易的吸引力，他們抵抗的能力也只停留在理論上。這個現狀反過來把普魯士吸引到了德意志統一運動裡去。

從1819年開始普魯士成為一個經濟整體，雖然當時就在德意志邦聯遭到了幾乎所有德意志邦聯成員國的抨擊，但是德意志邦聯再次證明了它的虛弱，它對普魯士的所作所為實際上無能為力，而且普魯士在政治上對奧地利的讓步，和普魯士政府在邦聯政治、意識形態問題上對維也納的“緊跟”，給了普魯士在經濟上擴張所需要的空間，尤其是此時普魯士關稅制度的影響還沒有被明確意識到，各大邦的憤怒是基於預測而不是實際的損失，此時真正被捲進普魯士改革的“漩渦”的是普魯士領土上的那些外國“飛地”。

德意志帝國的領地狀況犬牙交錯，普魯士王國經過漫長的改革雖然已經把屬於它的各邦整合成了幾個行政區，但是對那些不屬於它的領地也無能為力，現在當普魯士對自己整個領土實行統一的關稅政策的時候，那些被包裹在普魯士領土之內，主權卻不屬於普魯士的領地的關稅問題就立即爆發了。普魯士政府的態度是非常蠻橫的，它決定對這輸入這些“飛地”的商品徵收進口稅，第一個倒黴的就是薩克森王國的施瓦爾茨堡-桑德豪森公國，公爵腓特烈-卡爾進口的宮廷用品也被普魯士政府扣了，要收進口稅，公爵當時的心情大概跟海淘奶粉的人收到海關簡訊差不多，但是公國太小了，所以公爵不敢去法蘭克福找德意志邦聯講理，只能自己去找門路到柏林問問能不能收別人代購的奶粉別收我的啊，我好歹也是公爵啊，孩子還很小啊，然後普魯士政府的回答乾脆利落，“不能！”於是一哭二鬧三上吊之後，雙方找到了在繳稅、退回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那就是公國在主權依然屬於薩克森不變的情況下，在經濟和關稅上加入普魯士關稅區，這樣公爵和公國進口的商品就和普魯士領土進口商品一樣，雖然它們理論上不屬於普魯士領土，1819年10月25日雙方簽訂協定，桑德豪森成為第一個加入普魯士關稅區的外來者。普魯士關稅政策越過了普魯士國界，從單純的國家經濟政策變成了德意志的統一程序。

九、德意志各邦對普魯士關稅區的反應

普魯士關稅改革和普魯士的關稅擴大到普魯士領土之外行程“普魯士關稅區”，嚴重的刺激了德意志各邦，他們首先向德意志邦聯投訴普魯士的貿易訛詐，但是奧地利依賴於普魯士在德意志邦聯的支援，而且普魯士的大臣們在1815年到1830年階段對維也納的政治要求幾乎採取了無條件的支援，所以只要兩大邦協調一致，那麼小邦幾乎無可奈何。於是德意志小邦只能自己採取行動也繞開無力的德意志邦聯。主要行程了兩個集團。

一個是南德意志各邦，他們相比被普魯士兩大領土夾在中間的中部德意志，無論是處境還是經濟水平都要好很多，尤其是巴伐利亞和符騰堡還有巴登，這三個邦即使在1871年透過德意志聯邦憲法和皇帝宣言之後都保持著主權國家的獨立地位，跟它們在經濟上可以自給、在政治上獨立已久，在文化上比普魯士和奧地利更“德意志”的優勢地位是分不開的。相比奧地利主導的“大德意志”和普魯士主導的“小普魯士”，南德意志各邦被叫做“第三德意志”或者“純德意志”，因為它們的立場最純粹，不受普魯士和奧地利的非德意志領地的影響，幾乎可以代表傳統的德意志的利益。

在世界眾多民族中，德意志民族是獨樹一幟的。前文說過，德國也是世界歷史上一個十分奇特的國家，它承載著“神聖羅馬帝國”的閃耀光芒，卻在其誕生後的漫長歲月中一直未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國家。當西歐各民族都在為固定的疆界而不斷廝殺時，毫無國際地位的德意志就成為各種政治力量的角逐地，各個邦國被形成中的大國挑來撿去、任意分割。

三十年戰爭，摧毀了城市的生命力；各邦國高度獨立的現狀導致相互之間關卡林立，嚴重地阻礙了統一市場的形成；宗教改革運動不僅未能完成信仰統一，反而造就了人民信仰的分裂，從而引發人們精神生活的分裂；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德意志陷入了有史以來最黑暗的境地。

德意志民族的出路在哪裡？

經歷了長達數百年分裂的陣痛，德意志民族還能重獲新生，趕上工業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末班車麼？

答案是YES！

歷史的車輪進入19世紀60年代，位於德意志北部的普魯士迅速崛起，透過利用周邊大國矛盾，在外交上縱橫捭闔，積極塑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經過三次王朝戰爭取得勝利，打敗了最大的敵手——奧地利，完成了德意志國家的統一。更不可思議的是，統一後的德國工業以巨人般的步伐前進，使歐洲其他所有的經濟體，包括英國的經濟都落後了。

我們不禁要反問一句，為什麼德國為什麼會在近代政治統一？

雲石君認為，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得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分析：

第一，歐洲文明的整體進步，使得內部交流需求大增。

正如雲石君多次強調過的，歐洲地緣結構四分五裂，缺乏一個強大到足以壓制四方的本部核心板塊。這種地緣結構的支離破碎，決定了任何一股政治勢力，由於其所依託而生的地緣板塊實力有限，無法對其他勢力形成絕對優勢，所以也難以整合四方，實現政治上的統一。

但是，大航海時代來臨了。

隨著大航海時代的開啟和新航路的開闢，歐洲人真正走出了地中海的小圈子，並航向未知的大西洋，文明程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由於海外商路的拓展，歐洲從海外殖民地掠奪回來的資源大大增加，這種資源的增加，以及時代進步帶來的技術成熟，使得歐洲有能力對本土進行大規模開發。這種情況下會出現一種什麼結果？就是歐洲的文明和技術水平有了一個整體性的提升。這種量變導致了文明形態的質變，進而催生了工業革命。由此，歐洲文明才一舉超越華夏文明，登上了人類文明的中心舞臺。

眾所周知，中世紀以前，由於獨特的地緣優勢，地中海才是歐洲文明的核心，德意志地區受阿爾卑斯山脈的阻隔，實際上處於歐洲文明的邊緣地帶。大航海時代和新航路的開闢，帶動了沿海西歐以及俄國的崛起，歐洲文明的範圍擴大到整個歐洲。如此一來，德意志就從文明的邊緣，搖身一變成了歐洲文明的中樞之地。而從地緣上來看，德國作為歐洲的中原，自然而然成為了歐洲內部商業和文化交流中樞，積蓄了大量的財富，有了抗拒外來壓力資本，其表徵之一就是，彼時的德意志已經孕育出了高度成熟發達的城市貿易。隨著內外部文明和貿易交流的逐漸增多，德意志內部的統一傾向在不斷增長。

第二，工業革命的來臨，促進了德意志資源調配和整合的能力。

18世紀末，源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生產力的動力源泉，連亞當•斯密都沒想到，技術革命有如此巨大的可能性和推動力，不僅改變了一個國家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

眼看著這場工業革命把英國從歐洲的邊緣帶入世界的中心，把一個不起眼的陰暗、潮溼的小島變成了日不落的帝國，沉浸在“神聖羅馬帝國”光環下的德意志開始不淡定了。

首先，不同於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工業革命是一場系統性的革命，它既是技術革命，又是生產關係的重大變革。工業的產業鏈條較長，它需要跨區域的資源調配和整合，同時也需要廣闊的內部市場來消化。德意志諸侯林立的格局，既不利於新技術的大規模普及和應用，也不利於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自然也就阻礙了德國的工業化。在這種情況下，德意志統一的呼聲自然越來越高。

其次，全球化的擴張和建立殖民地掠奪財富，成為歐洲國家增強國家實力的重要途徑，而這一切都有賴於一個強大的國家做後盾。反觀德意志，長期的政治分裂使德意志無力開拓海外殖民地。分裂不僅使得國家的實力被嚴重分割，也增加了內耗，沒有一個邦國有足夠的實力去支撐海外擴張，只能在全球化殖民掠奪的浪潮中乾瞪眼。在這種情況下，德意志政治整合為一體，以集中資源、形成競爭力，聯合做大做強的需求在增長。基於這種對外擴張、開拓殖民的需求，社會各界尤其是各邦國對推動德意志國家統一的動能驟然提升！

第三，科技的發展，交通條件的改善，使得各部緊密連線程度大大增加。

德國的地形變化多端，有連綿起伏的山巒，高原臺地，丘陵，有秀麗動人的湖畔，及遼闊寬廣的平原。整個德國的地形可以分為五個具有不同特徵的區域：北德低地、中等山脈隆起地帶、西南部中等山脈梯形地帶、南部阿爾卑斯前沿地帶和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區。

雖然德國內部山脈與河流縱橫交錯，但這些山脈和河流都不大，阻斷的程度都相對較低。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交通工具的進步，德國逐漸衝破了地緣屏障的梗阻，各區域之間的地緣關係較農耕時代大為緊密，地緣板塊間的界限逐漸消融，交流和互動也日趨增強，構築統一政治、經濟、文化體系的條件自然也就越來越成熟。尤其是北方平原，隨著工業的到來，開發程度大大提高，整合為一體的能力越來越強。

在德國工業革命中，以鐵路建築為中心的交通運輸業革命處於領先地位。鐵路是工業革命的產物，也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重要體現，而工業的發展和崛起反過來又促進了鐵路建設的大規模發展。

鐵路的便捷和優勢有目共睹，一方面，稠密的鐵路網路打破了各邦國互相隔絕獨立的局面，相互之間的協作和聯絡得到了極大地增強，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減輕由於政治分裂造成的分離主義傾向，進而加快了德國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程序。

第四，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導致教權衰落，為世俗權力掃除了障礙。

中世紀時，天主教曾是歐洲精神領域的絕對主宰。教權的存在，雖然在有助於德國初級統一，但當德國想進一步政治整合時，又成為了阻礙。早起的教權和皇權相互依託，二者之間雖有矛盾，但是體現的多為合作的一面。隨著政治整合程度的提高，世俗王權的力量也就更強大，當世俗權力強大到一定程度，自然不甘於受教權鉗制，二者的矛盾逐漸公開化，這就對德國的進一步整合形成阻礙。歷史上教權與治權也屢次鬥爭，但在中世紀時都治權都搞不定教權，反而導致了各邦國趁機坐大獨立，成尾大不掉之勢。

中世紀晚期，隨著宗教改革運動和新教的興起，天主教的鐵幕逐漸鬆動，在隨後與新教的紛爭中丟盔棄甲，一路頹靡，全然不復當年之盛。在這種情況下，教權不得不放棄對世俗權力的干涉，重新闡釋教義，以適應時代需要。畢竟，天主教廷說到底也只是個宗教首腦組織，天主教並非一個世俗強權，而僅僅是個精神領域的宗教體系而已。

隨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興起，一些新思維新觀念逐漸在民眾中普及開來，這些新的觀念提倡解放思想、肯定人權、反對神權，提倡個性自由，顯然與教會的教義存在衝突；而天主教的極端封閉已遠遠不能繼續控制歐洲人的精神世界，對宗教的質疑和反叛逐漸在民眾中蔓延開來。

隨著新教的崛起，天主教勢力範圍大幅萎縮；而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思潮的泛濫，更是從根本上動搖了教廷維持自身權威的意識形態基礎。

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隨著宗教神秘感的去除，民眾對政教分離的認同度不斷提高，教廷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也大幅下降。這種情況下，教廷已難以鉗制普魯士、奧地利等強勢世俗政權。隨著普魯士在十七世紀的逐漸崛起，在德意志各邦國之間形成了普魯士與奧地利兩強並立的格局，教廷已經很難憑藉自身的力量，予以強勢阻擾，只能靠邊站。最終，普魯士透過強力政治整合，直接推動了德意志的統一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