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滅亡之時國家還是很富裕的。國家的主要問題還是重文抑武做得過頭了導致軍隊沒有戰鬥力。面對北方狼族宋人就像一群羔羊。饒是如此汴京破城也帶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如果奮力守城，不聽術士妄言北宋不會亡。南宋比北宋更弱卻能在更加強大的外敵面前挺立一百多年，所以王安石僅在經濟層面的變法影響不了北宋的命運，除非在政治軍事方面同時變革。但當時軍事壓力並不大，他哪有這種動力呢？

中國自古有“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說法，可是實際上皇帝對權勢的追求是獨斷專權，這便演變成了皇權與相權相爭，宋朝政府在祖訓“不殺士大夫”的基礎上對文官分權，試圖藉此削弱文官權力的同時又能籠絡文人士子的心，最終卻形成了“冗官”的局面。宋王朝吸取趙匡胤在陳橋驛黃袍加身取後周而代之的經驗教訓，為避免趙家江山遭遇武將的“黃袍舊事”的危險，實行以文馭武的基本政策，同時實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將軍權從武將手裡剝離，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武將的權勢和政治地位，又以“養兵”之策造成了宋王朝“冗兵”的現象。由於冗官、冗兵又導致了“冗費”的產生，因此宋王朝雖然商業發展形勢極好，但財政早已經入不敷出了，宋朝表面上也是“富國強兵”，可實際上已經猶如紙老虎了。

雖然經歷過仁宗朝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可是社會矛盾不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日益激化，神宗即位以後有心革除弊端，最終起用王安石主導“熙寧變法”。

一、青苗法

由政府將儲糧錢財以較低利息借貸給百姓，以保護百姓免受民間高利貸的盤剝，同時增加宋朝政府的財政收入，青苗法如果能夠有效實施的話必然是惠民利民的好政策。可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王安石制定的青苗法忽視了地區經濟的差異性，同時部分官員懈怠執行青苗法，部分官員為了政績和利益強制百姓借貸，最終百姓無力償還，促使青苗法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反作用。

二、免役法

免役法規定宋朝百姓可以繳納免役錢以免除差役，這表面上是讓百姓透過繳納免役錢免除差役而可以將更多時間用於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可是刻意忽視了普通百姓的經濟承受能力，實際上卻只是將官僚士紳地主的差役壓力完全轉移給了貧苦百姓。

三、方田均稅法

王安石下令清丈田地，清丈出了士紳地主隱瞞的沒有報備的田地，並將田地根據土質優劣劃分等級，以此作為徵收田賦的依據。方田均稅法在緩減了百姓的田賦壓力、讓百姓受惠的同時，卻損害了士紳地主的既得利益。

四、市易法

市易法規定市易司和市易務平價收購市場上滯銷的商品貨物，並且允許商賈貸款以及賒貨，這條政策壓制了富商巨賈的市場壟斷地位，由宋朝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穩定市場秩序，同時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五、保甲法

保甲法規定凡有兩丁以上家庭，必須出一個人作為保定，然後在農閒是參加政府組織的軍事訓練活動，形成民兵力量，可以作為戰時儲備軍事力量，其實這有些類似我們今天的服兵役制度，只是時代背景不同，造成的社會影響也會不同。保甲法在很大程度上既節省了政府的軍費開支，又提高了軍隊的後備力量，可實際上政府卻從來不看重和信任保甲，只將保甲法當成面子工程，徒勞民傷財爾。

六、將兵法

王安石變法以將兵法對軍制進行改革，廢除更戍法，由將領負責本部軍隊的軍事訓練，使得兵知其將，將懂其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軍隊的作戰能力，南宋有名的岳家軍即是在將兵法下成長起來的軍隊，被金軍傳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由此可見將兵法相對於更戍法的優越性。

七、改革科舉制度

宋朝科舉喜以詩賦取士，同時科目繁多，王安石取消詩賦、帖經、墨義考試，改以經義、策論為取士標準，更注重唯才是舉。

王安石是個理想的改革家，他的理念和改革方案也過於理想化，以致於他沒有發現改革方案中的問題和矛盾點，在以方田均稅法為百姓止痛的同時，又以青苗法和免役法在百姓的傷口上撒鹽，想透過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方面的改革增加財政收入以解決冗費問題，可是又沒有弄清楚冗費問題的根本，治標不治本。雖然改革科舉制度，但是並沒有改革官制以解決冗官問題。在兵制改革上，雖然透過將兵法極大地提高了軍隊的作戰能力，可是冗兵問題也仍然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

王安石的理想化變法，甚至可以說是兩頭不討好的，百姓因為沒有受到實質性好處，反而因為新政策的實施而受到官僚地主的進一步壓迫，同時又因為新政策讓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害，所以百姓對王安石是既期待又埋怨，官僚地主則對他是既埋怨又仇恨。王安石一方面改革兵制，讓武將的權勢和政治地位稍有提高，另一方面又透過改革科舉制度來降低傳統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可是又沒有改變宋王朝以文馭武這個弊大於利的基本國策，這不僅引起了文官對王安石的忌恨，更是激化了文官和武將之間的矛盾，但是因為有不殺士大夫的祖訓，文官只會更加肆無忌憚地壓制武將的地位。

即使真讓王安石變法成功了，但是因為他的變法改革方案基本沒有直指問題根源，所以不僅不會解決社會矛盾、百姓與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各統治階層之間的矛盾，反而會造成全國性的社會動盪，那麼王安石變法的成功幾乎可以說是“竭澤而漁”——竭全國之財力、物力和人力，這樣變法後的宋王朝不僅不會富國強兵，只會耗盡國力，這樣的變法也根本達不到商鞅變法那樣的效果。而且宋王朝還面臨著群敵環伺的狀況，西北有党項，北方又契丹，因變法而耗盡國力後的宋王朝更無法抵擋北方遊牧民族政權的鐵騎，最終加速了宋王朝的滅亡。

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富國強兵，並讓百姓過上好日子，只是變法改革方案不僅需要符合時代背景，更應該是經過可靠的考察制定基本方針，再根據基本方針進行調整、因地制宜，王安石過於冒進了，同時他的變法內容幾乎觸動了所有人的利益，甚至可以說他是孤身與全天下人為敵，這便註定了王安石的失敗。

司馬光自認儒家正統，自恃“道德高尚”，為反對變法，無所不用其極，只要是王安石新法，不管好壞、對錯，一概反對，一律廢除，開歷史倒車。肆無忌憚地打壓新黨，以新舊劃線，挑起黨爭，弄得朝廷烏煙瘴氣，政局日非，斷送宋朝走出積貧積弱的唯一希望，為靖康之恥埋下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