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能稱得上世界航海壯舉的就只有鄭和下西洋了。鄭和其實並非達官顯貴，也不是什麼聖賢名將，他在12歲時就已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然而他悲慘的童年生活並未就此結束，他很快就被明軍抓去，送進宮當了太監。但是禍兮福所倚，他的太監生涯給他之後創下的赫赫戰功奠定了基礎，也讓中國歷史永遠的記住了他的豐功偉績。他被送進宮後跟隨燕王屢建戰功，讓燕王朱棣甚是欣賞，最後燕王稱帝，對鄭和的器重更是不輸往日，一度提拔他為內宮太監，並委以重任。

當時，明成祖朱棣派鄭和率領船隊出使西洋，也就是今天的東南亞和印度洋一帶海域及陸地。目的是為了提升明朝在世界上的威望和地位。要知道，明朝在當時世界上可是一大強國，經濟繁榮，國家昌盛，造船技術更是凌駕於世界各國技術之上，鄭和出使西洋所率領的船隊多達200多艘，且船隊紀律嚴明，各職能船分工明確，有的負責運貨，有的負責護艦；船上載著上千人，有醫生，翻譯，傳教士，官兵，使臣等應有盡有。七次遠航共到達過亞洲和非洲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所到之處，都會訪問各地首領，並把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名貴物品慷慨相送，展現大國風度之餘也促進了和多國間的互通有無，互惠互利的貿易往來。

鄭和的遠航在當時世界上影響甚大，無論是從船隊規模上，還是從遠航時間和地點上，都屬於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給中國的外交和海上交通事業做出了偉大貢獻。

鄭和七下西洋，經歷了亞非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鄭和遠航，促進了我過同亞非各國的友好關係和經濟交流。鄭和是我果也是世界上的偉大的Nautilus。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明初鄭和出使西洋揭開了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序幕，是中國擁抱外部世界的象徵；鄭和以多元宗教文化為先導，打通東南亞海上絲綢之路的實踐，將中國的航海事業銘刻在世界航海史的里程碑上。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鄭一鈞在主題為《人類歷史轉軌時期偉大的和平實踐》報告中提出，1405年，鄭和首次下西洋，揭開了世界性大航海活動的序幕。

鄭一鈞說，由於世界性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東西方交通為之大變，促進了世界各國之間的往來，逐漸打破了全球東西方之間、各大洲不同地區之間相對封閉隔絕的狀態。這對人類社會與國際關係，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導致人類社會日益具有世界性，從此進入一個帶根本性的歷史轉軌時期。在這個人類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發生於東方的鄭和航海壯舉，讓大批華人走出國門，走向海洋，在人類文明交匯的大舞臺上，以偉大的和平實踐，譜寫了十五世紀初人類文明史上的壯麗篇章。臺灣中華鄭和學會理事王桂巖與鄭一鈞觀點相近。王桂巖說，鄭和率領兩百餘艘船隻、兩萬七千餘人員的龐大艦隊出使遠航，是世界航海史的空前首航，是了不起的偉大成就，同時也將海上交通推上高峰，震驚了西洋的航海冒險家，激起了他們東來的慾望，進而使世人認識了海洋，開闢了海上航道，增進了世界經濟繁榮及文化交流。

專家們認為，與同時代的西方大航海不同，以鄭和為代表的華人大航海，推動大批華人以空前的規模走向海洋，是為了以華人傳統的政治道德理念，嘗試建立和平與和諧的國際社會秩序。鄭一鈞說，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是以“仁”、“恕”為核心的價值理念。鄭和使團在海外努力傳播中華文教，與古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大同理想，追求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和諧發展，是一脈相承的。這種“大同”與“和諧”的理想，也是各華人民嚮往“世界大同”理想的一種表現，反映了海外各華人民嚮往美好幸福生活的願望。印度尼西亞三寶壟市儒學會會長林義彪從自己家鄉人民對鄭和的崇拜來表述鄭和下西洋和平之旅的意義。林義彪認為，鄭和下西洋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創舉，是中外關係的豐碑。鄭和航海圖也被以後的西方Nautilus所利用。他說，鄭和下西洋，向各國推廣中國的農業和手工業的先進技術，傳播了文化文明，促進了各國經濟的發展。

鄭和下西洋，固然有其貿易上的貢獻，因為當時明代的陶瓷、絲綢、錢幣等，多為東南亞各地人民所喜愛及需要；而產自南洋各地的香料、染料等，也為國內所需要，這種各取所需的現實，使鄭和的遠航彰顯了貿易的重要性。但專家們認為，鄭和遠航影響之持久深遠的，還是在文化交流方面。澳洲悉尼大學海洋科技系教授瓊斯把鄭和下西洋傳播東方文化的旅程稱為傳播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稱其比穿越中亞的絲綢之路影響更為深遠。王桂巖則認為，一方面，就中華文化的西傳而言，鄭和所到之處，往往立石紀功，宣揚中國文化；另一方面，西洋基督教大量傳入中國，同時使西洋的數學、理化、天文等學術教材也隨之傳入，使西洋現代化的科技學術啟蒙了當時的高階官員及知識分子，這也是鄭和出使對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貢獻。

鄭和下西洋是人類文明記載以來東方世界的民族第1次史詩級大規模的向海外進行探索，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因為這是人類歷史的一次掘進，但遺憾的是鄭和下西洋以後，西方世界開始出現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大航海時代，但是中國東方卻沒有出現任何像鄭和一樣有探索精神的人再度受到政府的支援探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