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人們歷經戰國以來三、四百年長期戰爭的變亂局面，以及秦始皇時代嚴刑峻法的統治，社會人心所殷切期望的，就是早日達到安居樂業的昇平世界。

所以集漢高祖劉邦的豁達、蕭何等人的深通世故，與借鑑往日從政的經驗，便將政治風氣一變而以寬柔為懷，這在基本觀念上，已經吻合於道家思想的黃、老無為而治的學說。再到漢文帝執政階段，內有宮廷的變亂，外有強臣宿將，與兄弟諸王的虎視眈眈，正是危機四伏，隨時有叛亂爆發的可能。而社會人心，厭戰已極，此時此世，內外任何因素，都不適於施用剛猛的政策，因此便從其母后與曹參的主張，採用黃、老的陰柔措施，這對後來漢代三、四百年間道家思想的成長，實為最有力的促成因素。可是曹參等人之黃、老學說，乃受教於蓋公，蓋公所傳老子之學思想的內容，究竟是否完全與老子的觀念相符，實在大有問題。總之，漢初文、景時代內用黃、老的政治作風，是以無為而治為外表，以“用弱”“用反”的陰柔手段為權謀，就因為其政治策略與實施方針是以黃、老相標榜，故影響所及，造成一般社會也崇尚道家學說的風氣，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漢初承文、景兩個朝代以來的休養生息，朝野安定，國家經濟財政從表面看來，已甚富庶。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別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是租率最終減為三十稅一。文帝十三年，還全免田租。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這就是輕徭薄賦的政策。文帝生活也十分節儉，宮室內車騎衣服沒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更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因此，國家的開支有所節制，貴族官僚不敢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就是休養生息的政策。漢文帝重視農業，曾多次下令勸課農桑，根據戶口比例設定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員，並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生產。隨著生產日漸得到恢復並且迅速發展，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史稱：“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漢書•食貨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時漢王朝的物質基礎大大增強，是中國皇權專制社會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文景之治也為後來漢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