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人類醫學史就是從一個個的爭議中發展起來的。

如果真的突破了這項技術，那將是醫學領悟的里程碑。

當初的心臟移植，很多人都反對。可以現在的眼光再來看這件事，好處還是大於壞處的。有多少受益，當然我們更要完善法律，嚴懲違法人員。

在風險和倫理可控的範圍內，我們應該抱著發展和支援的眼光看待這一技術。

前幾天，一場用了長達約18小時的手術在國內進行，義大利神經學家塞爾焦•卡納韋羅與中國哈爾濱醫科大學的團隊成功將一具屍體的頭與另一具屍體的脊椎、血管及神經接駁。手術團隊利用聚乙二醇可融合細胞的特點將其頭部和身體的脊髓神經連線起來，刺激脊髓神經生長，最終讓頭部與新的身軀連結，世界首例頭顱移植手術實驗宣告成功。

不過，訊息一出在引發大量關注的同時，也吸引“口水”一片。外界質疑的重點在於手術非活體實驗和涉及倫理問題。

對於前者，由於這次試驗在遺體上進行，顯然距離活體試驗和臨床應用還有不小距離，如何解決手術後頭部和肢體的排異，如何做到神經再生和功能重建，攻克這些難題，活體移植才有意義。當然，在參與這次手術的任曉平教授看來，這個手術在人類醫學史上擁有史無前例的原創性、始發性研究，將會成為醫學領域的里程碑。

對於後者，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功能神經外科副主任胡永生教授的意見最具代表性，他認為即使將來頭顱移植在科學技術層面上完全可行了，隨之而來的倫理問題如何解決？頭顱移植後“你”到底是誰？

如果說前一種質疑只需要技術和時間就能解決，那麼關於倫理的疑似乎有點無解。對此，任曉平教授認為，人類的醫學發展史就是在一個個爭議中發展過來的，1953年第一例腎臟移植手術、第一例心臟移植也都受到這種質疑，但現在這些都不是問題。任何新事物的出都會有爭議，有爭議才會有完善。

確實，技術從來就是一把雙刃劍，在其帶來變革的同時也需要警惕其蘊含的風險和破壞能力。對於換頭術，我們不能完全以質疑的眼光對待，這種對醫療產業能產生巨大貢獻、能為民造福的技術應該得到認可。（KP04）

如果真的在活體上實現了換頭成功，這在人類醫學史上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我個人認為，對於換頭手術，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應該是倫理問題，而在於醫學技術是否能夠達到成功完成並把風險降到最低，換句話說，就是手術及術後的風險。在遺體上完成物理銜接和真正意義上的活體移植應該說還有比較遠的距離，一個軀體的整體移植，手術完成並不算治療結束，機體所面臨的整體排異反應就是最大的關卡，頭顱和所連線的異體神經、肌肉、血管、內分泌系統能否順利完成“合攏”還都沒有可以借鑑的先例。

所以，如果這些技術真正成熟，能夠順利完成活體的頭顱和異體軀幹的整體移植，這無疑是當代醫學史上最大的進步之一，它所帶來的成果將是使很多病人絕處逢生。

在倫理方面，人體從器官移植的第一天就面臨著倫理學的爭議，移植倫理學也是器官移植技術與當代社會文化、生命倫理觀念交叉的產物。

其實第一個探討器官移植倫理問題的人是美國的肯寧漢，早在1944年他所著的《器官移植的道德》一書中，就針砭了當時對器官移植的種種懷疑甚至責難，對器官移植的道德合理性作了肯定的論述。之後，關於移植倫理方面一直爭論不斷，以至於到現在移植倫理學仍在研究與探索中。

其實，不管倫理學上的怎麼認為，現實來講，器官移植解決了太多臨床難以解決的問題，也因此使大量的患者獲得新生。而對於新興的頭顱移植探討，我想必然將面臨更大的倫理學爭議，但這於醫生來講，都不重要，救人性命才是最實際的東西。

至於移植後的人到底屬於原軀幹還是頭顱的主人，我想這個問題肯定不容置疑，人體所有的生命活動都在服務於大腦，沒有了頭顱這個中樞，軀幹也就沒有了生存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