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覆列表
-
1 # 林一Gerry
-
2 # 新塘鎮阿文
北韓不屬於清朝管,有什麼權力干涉北韓的事。
清朝是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線,我個人觀點:把1840年前叫古代,把1840那年和以後叫近代。
這麼一個內憂外患的朝代,確實管不了北韓的事。
-
3 # 東海居士
北韓雖然被清朝擊敗而歸附,事實上,北韓官方一直使用清朝年號,民間不喜歡使用清朝年號,而是使用干支紀年。當時對同祖同宗的明朝的滅亡無比感傷,久久不能揮去,但是又無可奈何。對清朝年號的抗拒直到發生了兩次沈獄事件,即北韓官員到瀋陽見皇太極,沒有使用清朝年號,因而被清朝下獄。
之後,北韓下令嚴格遵守使用清朝年號,康熙親政後對北韓的限制減少。大清帝國為擺脫正統性先天不足的局面,對內力求擺脫蠻夷的稱號,確立忠義之道以德治國,宣傳繼承漢族儒家文化以達到對國內的統治穩固,對北韓盡施恩德化之事感化北韓。
對於清政府為什麼能容忍北韓使用明朝年號還收容明朝遺民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原因。
其一,清朝正統性先天不足,對內力求擺脫夷狄形象,確立其統治的合法性;對北韓,則極盡施恩德化之事。
眾所周知,清朝乃以中國東北部的蕞爾小族入主中原,於義理來看,其統治先天不足,故而從建國初就大力宣揚其自身統治的合法性,例如在入關前,便有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的“天命”主張。入關後,清朝對自身正統性的塑造更是不遺餘力,如完整接受傳統中國的禮儀制度,尊奉孔子與理學,鉗制漢人士子思想,實行文字獄等。雍正年間,曾靜等人慾煽動陝西總督嶽鍾琪謀反,雍正親撰《大義覺迷錄》,意欲破除漢人的華夷觀。清朝為塑造自身正統性的努力,由此可見一斑。清朝對李氏北韓王朝的政策,與以上論述的正統性關係深切。李朝對中華的文化心態是慕華,具體表現形勢則是虔誠事大,屢發“北韓乃大明之北韓也”之類言論,在文化心態上始終拒絕承認清朝的正統地位。崇禎十年,清軍攻陷漢城,逼迫北韓簽訂城下之盟,斷絕與明朝藩屬關係,成為清朝屬國。但由於彼時明朝尚存,北韓仍潛通大明,並消極對待清朝攻打明朝的助戰邀請。松錦大戰結束後,洪承疇降清,將潛通計劃和盤托出,清朝質問北韓,在萬般無奈之下,北韓只得懲處相關人士。總而言之,此時的滿清對北韓基本政策以高壓為主,如要求北韓以昭顯世子、鳳林大君等人入質,打擊北韓國內的反清義理派人士,嚴密監視北韓國內事態的發展等;但同時亦以施行德化為輔,皇太極就曾定下“以威脅之,不如以德壞之”的策略,並在入關後變為主線。
入關取得天下後,清朝對北韓極盡施恩德化之事,以求籠絡其心,取代明朝在其心中的崇高地位;但仍不忘提防。主要表現有:
奉還世子等人質,紓緩高壓政策:三藩之亂時北韓未趁機起兵,使得清朝對北韓印象大為改觀,對其德化更為深厚。但值得注意的是,彼時北韓肅宗在位,在國內大講尊周思明,設立大報壇祭祀神宗皇帝,康熙卻給出了嘉美評價(也是醉~)。減免歲貢:明崇禎十年北韓被迫成為清國藩屬,所規定朝貢品樣式多且繁重,到九十年後的雍正年間,歲貢幾乎減免無幾。對出使北韓的使節大加約束: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出使北韓的使節品秩不高(大多為宦官或者六、七品的給事中、行人等,最好不過為五品翰林,永樂初年,曾派出一名三品的都指揮使,令北韓感激不盡),且入朝後藉機搜刮橫加勒索;清朝則與此相反,出使北韓的大多為三品以上的朝臣重臣,甚至有宗親藩王,而且全部為滿洲人,並且屢次要求北韓降低接待品格,並嚴厲約束使臣不得搜刮勒索,有違者嚴肅懲處。優禮北韓國王與使臣:有明一代,朝廷對北韓使臣並不為意,例如《大明會典》所記載高麗末年事多有誣,北韓王室宗繫有誤,從正德十三年(1518)起,北韓屢次派人奏請修改,但直到萬曆十二年(1584)明朝重修會典時才改正過來。北韓朝天使到達北京,設有門禁系統,管理嚴格,到清朝時,則完全廢除。乾隆更是優待北韓國王與使臣,例如親自接見北韓使臣,賜宴給諸宗親大臣時特令北韓使臣陪同等。應該說,清朝對北韓的德化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得清朝中期以後,清與北韓關係由不和諧走向相對和洽,但從根本上來看,成效並不大。與清朝存在時間對應的相關北韓國王——北韓仁祖(1623-1649)、孝宗(1649-1659)、顯宗(1659-1674)、肅宗(1674-1720)、景宗(1720-1724)、英祖(1724-1776)、正祖(1776-1800),除顯宗與景宗未有明顯表示外,其餘國王均在國內大力提倡尊周攘夷、尊周思明的思想,其在政治上表面臣服,在文化上鄙夷的格局從未被打破。
對於清朝對北韓的德化策略評價,一言以蔽之:然並卵。
其二,北韓對內大肆宣揚尊周思明的義理觀,貶低清朝為胡虜,否定其對中華正統性的繼承;對清朝則謹守藩邦職責,事大形式極為恭奉。
對清朝的德化懷柔措施,李朝實錄多記載為“惠”,換言之,清朝的德化努力,北韓大多看作小惠。即使北學派代表人物極力讚頌清朝統治為“昇平百年,四海寧謐,此漢唐所無也”,但在比較明清時,仍有此論述:
嗚呼!皇明吾上國也。上國之於屬邦,其賜賚之物,雖微如絲毫,若隕自天,榮動一域,慶流萬世。……蓋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恩在肌髓,萬世永賴,皆吾上國之恩也。今清,按明之舊,臣一四海,所以加惠中國者,亦累葉矣。……又詔永蠲正貢外別使方物,此實曠世盛典,而固所未得於皇明之世也。然而我以患而不以為恩,以憂而不以榮者,何也?非上國也。我今稱皇帝所在之處曰行在,而錄其事。然而不謂上國者,何也?非中華也。我力屈而服彼,則大國也。大國能以力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今其賜賚之寵,蠲免之諭,在大國不過為恤小柔遠之政,則雖代蠲一貢,歲免一幣,是惠也非吾所謂恩也。
北學派是李朝後期興起的一個學派,主張向清朝學習,並批評尊周派。可即便如此,作為北學派代表人物的樸趾源(1737-1805)仍然對清朝的德化懷柔之策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清朝懷柔藩屬的策略,並且視之為小惠,極力追思大明,大明於北韓有萬世永賴之大恩。他對清朝的評價也十分具有代表性,即清朝乃大國,北韓力屈而服,但卻並非上國中華,上國名號只有明朝方能擔當。
但李朝在對清交往中,事大形式極為虔誠,曾屢次得到清帝嘉獎,然而在文化心態上,始終認為其高於“胡羶遍地”的清朝,常以“小中華”自居。
在他們的觀念中,明朝之於北韓,是父母之國,君上之國,有三大恩——太祖高皇帝的“大造”之恩(賜國號北韓),神宗顯皇帝的“再造”之恩(萬曆援朝抗倭)、崇禎十年時毅宗烈皇帝面對內憂外患之際仍命登萊巡撫率兵援助北韓的大恩。此三大恩,北韓沒齒難忘,終於在大明思宗殉國甲子週年(1704年)之際,肅宗設立大報壇,崇祀神宗;英祖時(1749年),增修大報壇,崇祀太祖、神宗與思宗。大報壇被視為李朝後期規格最高禮儀最為隆重的大祀。
明朝滅亡後,尊周思明義理觀成為北韓上下的思潮,奉行明朝年號即位體現之一。
下面著重論述北韓奉行明朝年號的問題。古代華夏文明圈,正朔是正統的象徵,奉行正朔則是臣屬的重要表徵,北韓作為中國藩屬,使用中國年號的做法由來已久。650年,新羅開始奉行中國正朔(時為唐高宗永徽),北韓歷代皆奉行中國年號,持續1200餘年,直至甲午戰爭以後。崇禎十年(1637),李朝在被困南漢山城四十六天後,無條件出降,自此,北韓斷絕與明代藩屬關係,轉而成為清朝屬國。但在處理正朔問題上,北韓態度十分曖昧——表面上使用清朝年號,暗中卻遵行崇禎、永曆紀年。甚至在北韓國王死後,拒絕使用清朝皇帝所賜諡號。具體情況如下:
丁卯之役(1627)後,清與北韓結為“兄弟之國”,但明朝堅持使用天啟年號,時侵略北韓的阿敏惱怒,北韓在權宜之下對清朝文書改用干支紀年。當年天熹宗崩,思宗繼位,崇禎元年二月,北韓在尚未接到明朝頒佈正朔時,於皮島總督衙門毛文龍處得知中國已改元,經禮曹奏請後,遂宣佈全國改行崇禎年號。只是,沒想到這一次改行的崇禎年號,竟成為北韓隨後二百多年一直暗中遵行的明朝年號。
崇禎十年,北韓被迫成為清朝藩屬,其首要條款即為“去明國之年號”。自此,清朝正朔成為北韓法定的紀年方式。原則上,北韓官方文書都應奉行清朝正朔,但在實際操作中,年號問題卻十分複雜。
對清文書,北韓一直使用清朝年號。有趣的是,北韓派往明朝的使臣稱為朝天使,派往清朝的使臣則稱為燕行使,這是因為在北韓人的認知中,天朝已亡,胡羶充斥中華故土。(額外說一句:中國士人心中,文化正統要優勝於種族正統,清朝接受儒家禮儀,則亦可為中華;但在北韓人心中,種族正統要高於文化,只有漢族才能代表中國,故而北韓在文化心態上始終歧視清朝。)北韓王朝政府公文正朔使用,原則上需要使用清朝年號,但在北韓所見公文至少有三種正朔方式:遵行清朝正朔、使用崇禎年號、使用干支紀年。政府間往來公文,朝臣上奏國王的奏疏一般都用清朝年號,但在仁祖、孝宗時亦有不用情況,例如孝宗曾給宋時烈教旨,吩咐其可不用清朝年號等;科舉放榜一律使用清朝年號,但英祖為忠良後孫和明遺民後代專門設立的忠良科則特令不書清朝年號;北韓國王個人畫像不用清朝年號,例如 @Ken Guo曾提及的肅宗御真成,肅宗使用“崇禎後幾年書之”;與日本的來往文書中曾長期不書清朝年號;值得一提的是,北韓馬牌一直使用天啟年號……以上可知,即便在北韓官方文書中,不用清朝年號的情況仍時有發生。私人文書(包括王室在內)普遍使用明朝年號。當時北韓從士林到百姓幾乎皆使用明朝崇禎、永曆年號,其中以崇禎為主,偶有不用者頻遭抨擊。甚至在清朝頒行的歷書上,要先去除清朝年號,改換為明朝崇禎或永曆年號。北韓祭祀上的正朔問題則比較複雜。大體來說,在官方祭祀中,時而用明朝正朔,時而用清朝正朔,視情況而定。但在北韓王室墓碑所遵行的無一例外皆是明朝年號,用“皇明”、“有明”字樣表示是明朝遺臣,用“崇禎後……年”的方式來紀年。關於崇明祭祀中,如大報壇、萬東廟則全部使用明朝正朔,樣式為“維崇禎幾年,歲次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干支,北韓國王臣姓諱敢昭告於……”(所以高票答案中關於北韓國王祭祀明朝皇帝不書明朝年號祭祀完畢之後即焚燒的說法並不正確),朝宗巖大統廟則使用永曆紀年等。士大夫家祭則全部使用明朝正朔。諡號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北韓國王死後,中國會賜諡號。有明一代,北韓對中國所賜諡號十分看重,練主牌位所書格式如下:某朝(謂有明)、贈諡某號(如太祖則書康獻 康獻為明朝所賜——筆者注)、某祖(如太祖則書太祖)、某諡號、某徽號大王矣。北韓仁祖是清朝首位賜諡號的國王,但北韓卻拒絕將諡號寫上,只書北韓所上徽號、廟號。由此,北韓太廟中出現如下有情況:宣祖以前的國王牌位是十字,仁祖以後的國王牌位則只有八個字。
由以上論述可知,明朝滅亡後,李氏北韓王朝內部大規模使用崇禎年號是確認無疑的,表面上,對清朝公文全部使用清朝年號,在國內某些文書使用清朝年號,乃迫不得已;但在私下,包括王室在內的全國則普遍使用明朝正朔。這是因為:第一,尊崇禎以存中國。崇禎是明朝年號,明朝是正統中華。明朝滅亡,崇禎、永曆年號四海皆無,獨北韓存在,以示中華正統存在於北韓。第二,用崇禎、永曆年號,表明北韓上下在心理上仍以明朝皇帝為宗主,這構成了對現實中清朝宗主國的一種反叛。
李朝奉行明朝正朔,需要放置到明朝滅亡後,李朝國內從朝廷到民間普遍存在的尊周思明、尊周攘夷思潮下去審視。奉行明朝年號僅僅是其中一隅,另有崇明祭祀,其中包括被視為李朝最高規格的大報壇祭祀、北韓儒林設立的華陽洞萬東廟祭祀、明遺民設立的朝宗巖大統廟祭祀等;孝宗醞釀北伐;對明朝遺民的優待(曾格外破例在科舉中設定忠良科,而在此前,科舉只有兩班出身才能參加);去世國王牌位不書寫清朝所賜諡號;編修大量明朝史書以寄託哀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