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是政治的意思。《資治通鑑》是司馬光給宋神宗寫的一本政治書。

我們學政治都覺得枯燥無味，頭腦發昏，別說是一個日理萬機的皇帝了。所以要寫政治書，找一個好的切入點非常重要。

按照司馬光的政治觀念，從他對宋神宗的上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

君臣之禮既壞，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他是想告訴宋神宗，要當一個好皇帝要樹立綱紀。

這是他的論點，論點有了接下來就是論據。

然後司馬光找了一個綱紀已壞的時間段——三晉。

按照他的說法：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也就是說，你要好好學，學不好以後出了事也是你背鍋。這就很直接的切入到自己的論據當中。

司馬光是個很會寫文章的人，他是抓住了皇帝的心思來寫這本政治書。選擇三晉這個時間段是很合適的，如果從盤古開始寫，估計宋神宗該罵娘了！哪還有心思看書。

司馬光是以倒敘的手法，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天子認可“三家分晉”的事實，首次正式承認魏斯、趙籍、韓虔的諸侯國國君，開始編寫《資治通鑑》的。

其實，早在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晉國掌權的四家大夫，經過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後，趙、魏、韓三家裡應外合，聯手幹掉了智伯，平分了智氏土地，趙籍、魏斯和韓虔就儼然自動升格為事實上的諸侯了。

也就是說，司馬光開始寫《資治通鑑》，並沒有把眼光投射到五十年前既成事實的“三家分晉”，而是以獨有的想法，把春秋戰國的分界點，定位在了公元前403年。這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為：

1. 司馬光骨子裡是個儒家之徒

孔子一生都在為恢復禮制而奔波努力，重現西周禮儀之邦是他最大的政治理想，他主張不同等級的人各安其位，各守其責，孔子最痛恨那種“陪臣執國命”的人。

再看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鑑》的理論依據：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大意是，禮才是一個社會的憲法，是根本規範；分是等級，君是君，臣是臣；名就是公、侯、卿、大夫之類的身份。

對比儒家文化宗師孔子的政治理想，真是如出一轍：每個等級都有相應的權力和義務，誰也不能越界，誰也不能逃避。

當趙、魏、韓三家分晉，由大夫篡謀為諸侯時，在司馬光眼中，他們就是非禮，就是僭越。應該受到譴責和討伐，但是，作為禮的最高體現和最具權威性的周天子，在江山漸趨勢微，王位風雨飄搖之際，不得已對趙、魏、韓三家諸侯的身份和地位給予了認可。

“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周天子再弱小也是天子，所以，周天子的承認，就代表著三家分晉的行為由非禮轉為合規，由非分轉為正名。所以，從正統性上看，周天子認可的時間節點，才是“三家分晉”的應然事實。

2. 打開了“禮崩樂壞”的魔盒

趙、魏、韓三家明顯是在僭越禮紀，踐踏名分。此三家的行為，不但沒有受到責伐，還得到了天子名正言順的支援，這明顯是在向各另外楚、齊、秦、燕等諸侯國發出訊號，你們誰有想“大夫執國命”的，可以啊，趙、魏、韓就是榜樣，只要權力足夠大，威勢足夠猛，誰都可以篡權上位，而且可以名正言順地坐到君主的位置上來。

事實上，沒過幾年，和晉國一樣，老資格的齊國也發生了政治動盪。齊簡公時，田常（諡為“田成子”）開始獨攬齊國大權，他殺了齊簡公，於公元前386年，田氏的齊侯也“列於周室”了。

晉國是一分為三換了國君也換了國名，而齊國是保住了國名，國君卻由姜姓改為田姓了。

而且，“王”這個尊貴的稱號，在春秋時代，是隻有周天子才配享用的。但公元前334年，“魏齊會徐州相王”後，其餘的各國國君也都紛紛僭稱王號了。

以此看來，老周天子家的“遊戲”真的過時了，玩不下去了，禮崩樂壞的魔盒一旦開啟，蜂擁而至的新“氣象”層出不窮，“新鞋子也可以戴在頭上”的玩法，既刺激又熱鬧，失意也好，樂意也好，接受也行，不接受也行，反正，一個全新的戰國時代滾滾而來。

3.司馬光有著嚴謹的寫史風格

從《資治通鑑》的整體風格來看，司馬光既嚴謹又樸實，他的敘述邏輯嚴密，條理明晰，但是，他的道德預設非常強烈，目的性比較突出。

往往在一個故事講完之後，他會提煉內容，總結主題，再發一些議論。比如，在講智伯滅亡這件事後，他認為才和德是不同的兩回事，德才兼備是理想狀態，做到是聖人；如果德勝過才，那是君子；德才全無是愚人；有才無德是小人。

所以，回頭來看，司馬光以三家分晉為標誌，作為《資治通鑑》編年史的開頭，既是鉤沉他的大義性，也是在闡述他的德才觀的實錘例證。

總而言之：在司馬光眼裡，周天子認可“三家分晉”非常重要，周天子既是舊有宗法社會的維護者也是破壞者，既是新時代的開啟者也是犧牲者，好也罷，壞也罷，反正，三家分晉就是一個破舊立新、繼往開來的關鍵分野點。基於此，也就不難理解司馬光的良苦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