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強的出現應該始於西漢，大部分都是春秋戰國時期，六國貴族的後裔，在秦統一中國之後，六國貴族都被遷移至咸陽或關中的繁華地方，以便於管理和監視。

到了漢朝初期，他們的實力也不是很強大，只能算是富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科技和農業有了進步之後，他們的經濟實力也隨著提高了，再加上漢朝皇室對各地控制的逐步衰弱，各大豪強便趁機發展壯大了起來。

怎麼起來的呢？

1. 由於當時王莽把持著朝政，實力很強勁，已經不把劉氏皇族放在眼裡了，當時的皇族也確實已經沒有實力與其對抗了。

但是，光武帝劉秀也不是吃素的，為了和王莽對抗，劉秀就放任各地豪強貴族肆意發展壯大，以對抗王莽，最後王莽是掛了，同時皇帝也失去了對各地豪強的控制。

2. 到了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爆發，震動朝野，劉氏皇族同樣無力鎮壓起義，只好再次利用各地豪強的勢力對起義進行鎮壓，這次放的更開，不限制你的武裝力量，並且擴大了州牧權利，各個豪強趁此機會不斷髮展壯大，使得劉氏皇族徹底失去了對各地豪強的控制。

軍閥混戰之後，最終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

因為國家的制度，給了封建官僚權力，他們開始攫取社會財富，然後又逐漸壟斷為官晉升的途徑，不斷壯大家族勢力，逐漸就形成了地方豪強。

漢武帝需要人幫他增加收入

漢武帝打匈奴，需要大量錢糧，沒錢怎麼辦？只好把手伸向了鹽，鐵，礦等產業。西漢開國時採取的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的國策，這些產業都是百姓自營，朝廷不與民爭利。但是漢武帝需要錢糧啊，只好開始各種改革，收歸國有。而經營這些產業需要人才，需要一批新力量，他們不從中賺錢是不可能的。因為與民爭利，就形成了地方豪強。

朝廷暫時停止了對豪強的打壓

漢武帝因為要對抗匈奴，經常進行人口遷徙，充實北方人口，防禦匈奴。而遷徙的時候，就會遷走一大批地方豪強，讓他們離開了自己的地盤，這樣的打壓是很有效的，使得豪強不會坐大。而漢武帝之後，也不打那麼多仗了，也很少遷徙人口。西漢開始注重經濟發展，於是又給了豪強發展的機會。

豪強支援劉秀重建漢朝

西漢末年，王莽又開始打壓豪強，進行一系列改革。但是他失敗了，還失去了人心。地方豪強支援劉氏宗親恢復漢朝。劉秀就是在河北豪強的支援下，壯大了勢力。為了獲得河北豪強的支援，劉秀也不得不娶郭氏為妻，建國後立其為後。雖然劉秀愛的是陰麗華，但是為了成就大業，也只能和豪強聯姻。劉秀雖然也打壓豪強，但是畢竟是有限的，畢竟很多豪強支援他，有功勞。而且東漢的皇帝整體比較短命，外戚和宦官爭鬥，哪有時間管地方豪強。豪強到了東漢，實力進一步壯大。

豪強掌控了官員的出仕和升遷

這點的影響最大的，因為地方豪強宗族內一般都有在朝為官的。而漢代又是察舉制，很容易形成壟斷，因為選官制度的弊端，使得世家大族長盛不衰。就說袁紹家，四世三公，家族裡四代人都擔任過三公的職位。雖說不是世卿世祿制，但是實際操作以來也差不多了。地方豪強有錢，朝中又有人，又能把家族裡的後輩給推上去，如此，地方豪強對朝廷有著巨大影響，可以想象，基本朝堂上的人都是有家族支撐的。而他們為官後，肯定為家族謀利益，又開始新一輪的操作。

豪強有實力，亂世可舉兵

東漢末年，諸侯討黃巾，討董卓，爭奪天下。袁紹，袁術，曹操，這些人要威望有威望，要錢有錢，說起兵就起兵。相比之下，劉備先天就不如他們，實力有巨大差距。當然可以左右國家的興亡了。

皇帝得罪不起豪強

在曹魏代漢的時候，又推出九品中正制，以獲得世家大族的支援。由此，門閥勢力不斷強大，一直延續到隋朝。西晉代魏，也是獲得了世家大族的支援。那時候已經形成了比較著名的一些大族，人才輩出，又有實力。東晉更是在豪族的支援下才得以立足，王與馬共天下，東晉可謂是把門閥發展到了頂峰。

在科舉制度沒出現之前，一直是世家大族在掌控著官位和大量財富。一旦形成，就很難根除。皇帝打壓豪強時，他們勢力弱一些，但是不是每個皇帝都打壓豪強，不是誰都有那個能力。而豪強大族不但有錢糧，還有土地，還壟斷為官之路。所以科舉制的橫空出世才真正地打破了世家大族的壟斷。

漢代的豪民雖然他們在戶籍上屬於民的範圍，但他們不能算是普通的老百姓，用豪強大族來稱呼他們更為合適。兩漢包括後來的魏晉時期，很多重大的歷史變故都和他們有關。西漢建立之後，地主階層的構成其實相當複雜，新統治階層的首要任務就是對利益進行分配、既然國家最大的財富就是土地，那必然要根據政治地位的不同進行土地財富的再分配。這首先就製造出了貴族地主和軍功地王。

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景帝劉啟，在三代人的時間裡，漢朝分封了46個劉姓王，另外還給27個劉氏子弟，和25個皇室的外戚分封了侯爵。這些人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是貴族地主。僅次於他們的是軍功地主。同樣是在這個時間段有240人，因為軍功被封為列侯。政治地位再低一些的就是官僚地主，作為實際運作國家機器的人，他們不可避免的要透過政治權力謀取經濟利益。再往下就是沒有政治地位的豪強地主和工商業主。

一、最初一批豪強的由來

在先秦時期靠是血緣關係維持的宗法制度，把家庭和國家捆綁在一起，分出人和人之間的等級，再根據等級分配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這種宗法思想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分封制度。到了秦漢時期，在全國推行了郡縣體制，國家政治的運作不再依靠宗法制度，但是家庭關係的維持還是宗法制度在起作用，在鄉村地區大宗族依然維持著存在。他們以同族為核心透過婚姻和鄉黨關係，形成一個在地方上強大影響力的小集團。這個集團再透過各種的手段，兼併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土地，就形成了最初的一批豪強。

不管是貴族功臣還是官僚最終的歸宿往往也是豪強地主。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後代政治地位可能會逐步的降低或者喪失。但是透過政治權利獲取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影響力會保留下來。然後他們的宗族就會在封地或者自己的家鄉，發展成為新的豪強地主。

工商業主在受到告緡令等等國家政策的打擊之後，他們也會把資產轉移到土地上成為新的豪強。

二、察舉制讓豪強在士族之間轉換，讓其擁有了強大的政治力量

在漢代豪強的不斷髮展，其實漢朝國家制度也在起著積極的作用，比如察舉制。豪強勢力的不斷拓展，門閥士族的形成，都和這個選官體制有關係。士族和豪強透過察舉制來完成身份的轉換和輪迴。

一個底層計程車人，他透過察舉制進入了官僚體系，假設他最後進入中央或者晉升到某一個等級，即使不用他背後指使，他的子孫或者宗族鄉黨，必然會成為之後察舉的考核物件。這就是第一步——從地方到中央。等他退休或者辭官回家，利用掌握的政治影響力，他的家族可以在地方上快速的發展成一個豪強勢力。這就是第二步——從官僚到豪強。利用對地方政府的影響力，以及在政府系統存留的各種人脈關係，這個家族的人又可以比較順利地透過察舉制，再次進入官僚體系。這就是第三步——從豪強到士族。一個輪迴到此完成。等這個輪迴持續兩三代人，一個在中央和地方都具備強大影響力的家族就這樣誕生了。

比如弘農楊氏，比如汝南袁氏，再比如後來的琅琊王氏，這些家族的崛起之路大體如此。地方豪強的身份給他們的家族提供了經濟基礎，官僚士族的身份又給了他們保護和擴大家業的能力，到最後，一個具備長久影響力計程車族必然同時也是地方上的豪強勢力。只要不被外力限制，透過圍繞察舉制的不斷輪迴，這些家族能逐步的把觸手深入到官僚系統的各個方面。

所謂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就是這個意思。而誰控制了官僚體系，就在實際層面上控制了國家的運作，等到了這一步，這些家族就開始不由自主的，把權力和國家也看作自己的私產。這樣他們就和皇權產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皇權於是就扶持外戚和宦官為自己衝鋒陷陣，士族就抱團利用輿論進行反擊，漢代尤其是東漢時期的很多政治事件的根源就在這裡。

三、豪強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豪強地主不斷的發展，在諸侯王被漢朝中央反覆清洗之後，他們終於成長為一股最強大的地方勢力，開始逐步登上政治舞臺。東漢的建立和毀滅，某種程度上就是豪強地主們的傑作。西漢的開國集團基本上是以底層平民為主，而東漢開國集團相比之下就有很大的不同，幫助劉秀建立東漢的雲臺二十八將，幾乎全部都是地方豪強大族出身。東漢晚期，在黃巾起義之後，東漢地方政府在各大豪強的支援下，開始了公開的割據，各種豪強勢力或者主動或者被動，也紛紛參與到轟轟烈烈的軍閥大混戰當中。

豪強的壯大造成了以下兩個問題，首先是巨量的社會財富被他們截留，這些財富既不能被國家使用，也不進入社會流通，而是主要被用來維持豪強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消耗。其次是破壞了基層行政，透過財富和武力手段，豪強們實際上已經控制了鄉村政權，並且能左右郡縣的行政工作，這一切給政治穩定和國家的財政，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為此，從漢景帝時期開始，漢朝中央政府就不斷使用酷吏擔任地方行政長官，對豪強進行打擊。到漢武帝時期財政危機更加嚴重，中央政府就加大打擊力度，成百上千個家族被連根拔起，數以萬計的人被殺或者被迫遷徙，但是新的豪強還是不斷的冒出來。

結束語

豪強地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原因是在小農經濟的大環境下，鄉村社會總是存在自給自足的可能性。而紮根在鄉村的宗族勢力，只要一有機會就總是想擺脫國家的控制，特別是想擺脫賦稅和徭役的負擔，然後關起門來過日子。這種因為經濟原因造成的內在的分離傾向、在整個自然經濟時代，無論古今中外一直都存在，到工業革命之後也沒有完全消失。

豪強的存在在那個時代是不可避免的。這些豪強們對國家的運轉有著強大的影響，也影響著朝代更替。東漢末期，十三路諸候討董卓實際上就是十三個豪強在爭奪國家政權。三國時期的各路軍閥也就是各個豪強的武裝力量。這些豪強們在歷史上活躍了幾百年，直到唐朝末期才逐漸衰落，到了宋代才不復存在。他們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

近年來，隨著對三國曆史的研究熱潮，魏晉時期的故事，除了眾所周知的三國曹孫劉之外，在他們背後的門閥勢力也逐漸掀開了其神秘的面紗，易中天先生還說過：三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寒門與門閥對抗的歷史。當然這部歷史最後也是門閥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以司馬家統一天下而告終的。

東漢時期的門閥（豪強、士族）可以說是造成其分裂的主要原因，最著名的就是東漢末年老是說自己“四世三公”、“桃李滿天下”的袁紹了。要說門閥是如何發展起來，甚至到後面左右朝政，操控了整個東漢帝國的滅亡的，這就得從東漢光帝劉秀時期說起了，簡單概括一下就是：“縱容”。

在光武帝時期，門閥開始出現雛形，而第一批世家門閥，就是隨著光武帝打天下的那班功臣

公元九年，外戚王莽篡位稱帝建立漢朝，卻因超出了時代界限的過度改革而引起了轟轟烈烈的漢室復國起義，其中劉秀以平民身份起兵，以二十年的時間使得自西漢以來分崩離析的天下再次統一。

統一之後的劉秀，所面對的是一個殘破不堪的東漢帝國，政府貧窮的程度不亞於西漢開國初年，為了儘快恢復經濟，劉秀也和祖先們一樣，採取了“無為而治”的辦法，而門閥就在這時候悄悄興起了。

西漢時期，劉邦對待功臣的態度很強硬，透過誅殺、奪權的辦法來限制功臣們的發展，而漢武帝則是透過舉孝廉的辦法，壓制住了門閥大族入主朝政的捷徑，所以在西漢時的門閥雖然有一點苗頭，可力量完全不足以對抗中央；在對待功臣態度這一點，劉秀確實能做到“共患難時也共富貴”，留下了一個不殺功臣的美名，可是在手段寬厚的背後，卻是功臣們開始掌握了一點的政治權力，，這一點就和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是一樣，都是屬於縱容；劉秀透過“以富貴換權力”的辦法，讓功臣們在地方享有大量的土地，家族得到殊榮和財富，政治上也得到了三公這樣的高位（有地位無實權），還設定了“雲臺二十八將”這樣的名將功臣榜，來保證功臣們的特殊地位。

雖然這些功臣們是要以手中的兵權來交換得到了自身的財富和榮耀，而且劉秀對功臣的控制也很嚴格，比如跟著劉秀南征北戰，即是開國功臣，又是劉秀親家的伏波將軍馬援，照樣也進不了雲臺二十八將行列。

可是功臣們影響不了中央，卻可以影響地方，他們在地方上也同樣享有較高的地位和權力，當地的百姓和官員也會因為各種階級陋習而對他們開綠燈，長此以往，由功臣形成的門閥勢力就越來越強大。由於在地方上掌握了較高的地位和權力，很快地，門閥就通過了另外一種辦法，來逐步奪得朝廷的政治大權，也就是漢武帝時期所確立的“舉孝廉”制度了。

西漢武帝劉徹於元光元年開始讓地方各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由當地官員推薦“孝”（孝順）、“廉”（清廉），以名聲取仕，之後舉孝廉和太學一起成為了兩漢時期主要的選官制度，劉秀也繼承了這種制度，按地域和人口比例來分配孝廉的名額，可是因為門閥們在地方上的特殊權利，所以在“孝廉”這種靠名聲上位的辦法裡，就開始出現了作偽求名的情況：

武舉孝廉，而弟名未顯。乃析產為三。自取肥田廣宅。劣者與弟。人皆稱弟而鄙武。及弟均得選舉。乃會宗親。泣言其故。悉推產於弟。——《後漢書》

許武的故事大多被後人稱讚，認為他為了成全兩個弟弟的官位，故意把家產分為三份，自己取多的一份，在鄉民的同情和不忿之下，兄弟倆都被選中了孝廉，後面許武再把家產還給了弟弟，成全了一段兄弟佳話。

可是在許武的故事中，我們卻應該看到兩點：一、地方士人們可以透過作假來博取孝廉之位；二、鄉民們舉薦孝廉時其實也沒有多做了解，單純是憑各人好惡來決定的。

窺一斑而知全豹，許武的做法只不過是當時社會的一個縮影，而許武也透過這樣的作假，使得家族在當地有了一定的社會帝位和特權，其孫子許荊因為名聲顯著也被舉為了孝廉，在漢和帝時期還高居桂陽太守這樣的省長級別官位。

雖然許荊是少有的好官，可畢竟也是少數，而這些人由於在沒有門第和靠山，更需要和當地的門閥權貴們走在一起，去巴結門閥，讓他們給負責舉薦的官員們“溝通”，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錯綜複雜的利益網。在地方門閥操縱孝廉的情況下，出現更多的還是不學無術和沽名釣譽的偽君子，比如在守孝期間，偷偷摸摸在隧道里生了五個兒子的趙宣。

除了以軍功得到地位的功臣外，門閥在地方上的形成，更多表現在控制了文化的方面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開始成為兩漢文化的引導主流，劉秀本人也是一個儒家學子，小時候雖然家道中落，可家裡也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劉秀和哥哥劉縯從小就深受儒家思想薰陶。東漢時期湧現了不少的大儒，經常在家鄉設立學堂講學，引得了當地士子的嚮往和認師。

在儒家文化佔據主流後，東漢士子們所學的也都是儒家理論，而由劉秀親自確立的“雲臺二十八將”中，起兵前大部分都是熟讀四書五經的，在東漢建立後，他們被剝奪了兵權回家養老，終日吃飽無所事事就只能治書講學，不少功臣還成為了當時的儒學大師，深受地方和中央的稱讚。

而作為東漢選官兩大組成部分之一的太學（在洛陽設立的中央學校），一由太常在京師或地方挑選，一由地方寫“保舉狀”保送入太學學習，之後再經過“射策”、“策試”、“口試”三部分考試來選拔官員，當然三試的內容基本都是儒家經典。

就如清末八股文一樣，繁瑣難懂的經文章句，嚴重束縛了學子們的思考空間，而且強調“師法”，也就是太學生的“老師”們（博士）所講解的對經文的詮釋，往往同一部經書，卻因各講師的理解不同而造成底下學生們的爭鋒相對，加深了門戶之見。士子為了取得一個好成績，自然會刻意向各儒學大師靠攏，其中即有地方門閥，也有中央的博士老師。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萬餘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隨著時間慢慢推移，門閥和士子們的聯絡也越來越強，以至於到後面可以操作朝廷、掌握大權，而且身份也十分的多元化，像東漢桓帝時期的外戚竇武，他是雲臺二十八將的竇融後代，為功臣之後，又是經學大師，在關西地區開設門派，講經論著，為士族，同樣又是外戚，其女竇妙則為漢桓帝皇后。

東漢中晚期宦官、外戚之間的鬥爭，外戚多是當時門閥中的頂級權貴，是天下士子的標杆，而宦官地位的提高，可以看作是皇帝用來限制門閥勢力發展的一種辦法。像著名的黨錮之禍，就是桓、靈二帝用以打壓門閥的。

東漢末年門閥勢力雖然龐大，但他們在面對中央時一樣也不敢輕舉妄動，那是因為他們只有經濟和文化的優勢，但軍隊方面卻是劣勢，可惜的是，一場農民起義，使得門閥掌握了這最後一把鑰匙

事實上門閥在一開始形成以及後續的發展中，由於秉承著儒家仁愛的思想，也出現了不少為國為民的好人，而他們的領導者也多是治國有道的好官，雖然底下人經常弄虛作假，把一些無德無才的庸人擺上檯面，可在中央士族的守護下，終究沒造成什麼朝綱損壞的影響。

比如左雄，漢安帝時被舉孝廉，在治理冀州的時候就遏制了冀州當地門閥的請託風氣，而在弊端叢生的舉孝廉上，左雄也公然提出要整頓，加強考試和複試選拔，僅第二年就查出德不配位的孝廉十餘人，將他們降職免官了。又比如“關西孔子”楊震，在東萊做官時就絲毫不給門閥耿家面子，這個開國功臣耿弇的家族，就被楊震玩得七竅生煙。

當然左雄和楊震之所以能夠和門閥硬抗，最主要的是他們代表了中央，而地方門閥雖然很有影響力，可是由於政府對軍權捉得很緊，對於中央的忌憚使得他們是既愛又怕，平時在地方上作威作福還行，可是一旦遇到政治性事件，門閥們還是一如既往地會站在朝廷一面，寧願犧牲一點家族利益也不敢公然和朝廷反目。

可是隨著桓、靈二帝的黨錮發生，宦官力量強大，門閥們對於中央的向心力銳減，大部分的門閥士族們都開始暗中對朝廷陽奉陰違，只是由於沒辦法私自募兵，所以門閥和朝廷之間還是保持著一定的面子來往，但是門閥積怨已深，只要需要一把火燒一下就足以形成燎原之勢。剛好這時候，一場在冀州燒起的大火，給了門閥脫離中央的絕好機會，也最後造成了東漢末年諸侯並立的局面。

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一個月不到就迅速發展為全國七州二十八郡的亂像，而當時的東漢軍隊也因為軍餉不繼、疏於訓練，在黃巾軍面前不堪一擊；此時的東漢朝廷不但面臨著聲勢浩大的黃巾軍，還要應付各地的旱災、水禍，而且由於之前發動黨錮之時，朝廷捉捕了一大批士族關押了起來，這些人的家族都在地方面對著黃巾軍；為了防止有錢有糧的地方門閥和有人的黃巾軍聯合起來，漢靈帝接受了皇甫嵩的建議，釋放了所有黨人，讓他們回家招募兵馬勤王，還選派有軍事才能的族人或是學生到中央進行面試帶兵，像後面的蜀漢皇帝劉備，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攢下他的第一桶政治資本的。

漢靈帝為了分攤日益沉重的國家支出，允許當地郡守和門閥豪強們自己組建軍隊，用於保護地方，郡守和豪強們在當地建立塢堡，成立軍隊，雖然對制止黃巾軍前進的步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也造成了豪強們開始得到他們夢寐以求的私人武裝權力（軍權）。

有錢有糧還有兵，還對朝廷十分不滿，這樣的軍閥勢力，我也想不出還有什麼理由不造反了，像東漢末年群雄：曹操、袁紹、袁術、劉表、劉備等人，都是靠著這樣的政策縱容起家的。

總結：東漢和歷代王朝不一樣的是，它不是滅亡於農民起義，而是滅亡于軍閥，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軍閥在地方掌握了權力過大的原因

“軍閥”二字，軍為軍隊，閥為門閥，掌握了軍隊和地方財政，就如唐朝節度使一樣，強枝弱乾的縱容下勢必導致中央力量的衰敗，而如果中央威望過低而又實力過弱的情況下，軍閥的割據就不可避免了。東漢末年自黃巾之亂後，又經歷了十常侍之亂、董卓專政等事件，使得中央權威蕩然無存，到後面，就連漢天子都被當成了玩物，要麼被殺，要麼被權臣玩弄於鼓掌之中。

起兵的劉秀就是依靠這些大地主和大豪強起家的，最終這些大豪強的勢力盤根錯節，導致了東漢朝廷的『尾大不調』，致使王朝最後為這些豪強一起歸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