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明朝末年的劉宗周不僅學識淵博，而且氣節高尚。明朝滅亡，他便殉國而死，受到當時以及後世學者的稱道。

劉宗周生前，為了挽救王學末流走向禪悟之病，創立了“慎獨”學說，成為王守仁心學之殿軍。

他還建蕺山學派，及門弟子不下千人，據全祖望《子劉子祠堂配享碑》記，宗周弟子中，像黃宗羲、陳確、張履祥等“學行不愧師門者三十五人，再傳弟子一人”。其中僅見於《明史》記載為明朝殉難而死者就有吳麟徵、金鉉、章正宸、祁彪佳等。

劉宗周（1578—1645）初名憲章，字起東，號念臺，學者稱為念臺先生。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因講學于山陰城北的蕺山，學者又稱為蕺山先生。

劉宗周早年喪父，自幼隨母親依養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一位屢試不舉但很有學問的儒者，他見劉宗周勤奮好學，便為他延請名師進行教授。

劉宗周20歲舉鄉試，24歲中進士，26歲任行人司行人，以後，歷官禮部主事、光祿寺丞、尚寶司少卿、順天府尹、工部左侍郎、左都御史等職。

劉宗周為官正直清廉，崇禎皇帝也承認他“清執敢言，廷臣莫及”（《明儒學案》卷六十二《蕺山學案》）。

他雖歷官有年，但長期遭到排斥，其間就有三次被革職為民。

據載，他“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僅六年有半，實立朝者四年”（《劉子全書》卷四十《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

劉宗周雖遭貶斥，但他仍以國家興亡為己任，心繫君上，不改其志。

李自成攻進北京、崇禎帝縊死煤山後，劉宗周曾大會官紳設定靈位進行祭祀，並謀起義兵；南明弘光元年正月，清兵入南京，六月陷杭州。兩月之中，福王遇害，潞王投降。劉宗周見明王朝大勢已去，遂絕食20日而亡。

劉宗周生活的萬曆、天啟、崇禎三朝，明王朝可謂內亂外患交織，社會局勢空前危急，作為一位尚氣節、重操守、剛直敢言的封建士大夫，劉宗周以忠義授徒，而且直接抨擊閹黨的專權行為。

他還聲援東林士人，說他們“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由於長期在野，他對民生之艱難有所瞭解，因而他不斷揭露和抨擊晚明苛政，主張“重民命”、“厚民生”減輕百姓負擔。

劉宗周的品行受其外祖父的影響較大，而他的學術則與其師許孚遠密切相關。許孚遠是湛若水的再傳弟子，劉宗周26歲時拜許為師，他“平生服膺許師”，向他“問為學之要”。

因此，王守仁和甘泉學派的心學對劉宗周的思想產生了一定影響。

不過，對於心學，劉宗周並不是一開始就傾心服膺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演變的過程。對此，黃宗羲概述說：“先生於新建之學（指王守仁的心學）凡三變：始而疑，中而信，終而辨難不遺餘力。”

早年的劉宗周“不喜象山、陽明之學”，對王守仁心學持懷疑立場，相反，他倒對程、朱之學有些崇尚。到了中年，他才轉向陸王心學。

37歲時，劉宗周在“群小在位，黨禍將興”的情況下請假歸裡，閉門讀書，“久之，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並著有《心論》，提出“只此一心，散為萬化，萬化復歸一心”的觀點。

東林黨人被閹黨殘酷鎮壓的事實對劉宗周是一個很大刺激，由此，他慨嘆人心滅息，天地晦冥，認為只有講學以明人倫，才能解救世道之禍。

在他看來，社會危機乃是由人心不正，“士大夫不知有本心久矣”造成的，認為“今日急務當以收拾人心為本”。

劉宗周在蕺山講學時，就十分重視讓學者們“收斂身心，使根柢凝定，為入道之基”。劉宗周的“慎獨”學說就是在此基礎上正式提出的。

“慎獨”一詞最早見於《大學》《中庸》，意思是獨處無人時仍要謹慎，使自己的行為合乎一定的道德準則。這是傳統的道德修養論。

而劉宗周則賦予“慎獨”以本體論意義，把“慎獨”加以發揮並使之系統化，成為自己的學說宗旨加以倡導。

他認為：“君子之學，慎獨而已矣”，“慎獨之外，別無學也”。在他看來，“學問吃緊功夫全在慎獨，人能慎獨便為天地間完人”。

他在《中庸首章說》中說：“天地萬物之大，推之而不見其始，引之而不見其終，體之動靜顯微之交而不見其有罅隙之可言，亦可謂奧衍神奇，極天下之至妙者矣，而約其旨，不過曰慎獨。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功夫。”

在劉宗周那裡，“慎獨”實際包括了對宇宙本體的認識以及個人道德修養等一切重要學問和為人之道。

劉宗周提出的“慎獨”說，與王守仁的“良知”說有一定關聯。劉宗周的學生陳確曾說：“獨者，本心之謂，良知是也。”

這說明“獨”乃是指人的主觀意識，也就是“心”，這同王守仁所說的“良知”是一致的。

不過，王守仁的“致良知”乃是指人在因接觸具體物象、產生私慾後加以反省，摒棄邪念。

而劉宗周以為“至善之體，而統於吾心者也”，“本心”或“獨體”是至善不惡的，不能等有了邪念之後再加檢查，像王守仁等那樣做道德修養工夫，而是防患於未然，在邪惡念頭產生之前就加以“慎獨”的功夫。

可見，劉宗周的“慎獨”說，是在“良知”之學出現弊端、“趨於宗禪”時提出的，正如後來的邵廷采所說：“蕺山雖不言良知，然補偏救弊，陽明之學，實得蕺山益彰。”

然而，在當時，心學的禪化和整個理學的沒落已無法挽救。

王守仁的“良知”說亦是如此，劉宗周臨終時留下遺言，認為“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所以，劉宗周的“慎獨”說當然也不能解救心學的危機。

劉宗周，初名憲章，字起東（一作啟東），號念臺，紹興府山陰縣人。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考取進士。劉宗周是明代最後一位儒學大師，也是宋明理學的殿軍。他開創的蕺山學派，在中國思想史特別是儒學史上影響很大。清初大儒黃宗羲、陳確、張履祥等都是這一學派的傳人。當代新儒家學者牟宗三甚至認為，劉宗周絕食而死後，中華民族的命脈和中華文化的命脈都發生了危機，這一危機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