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的是小我，而成全的是大我。在國家危難之際，只有靠眾多的小我才能維護國家這個大我；像王陽明舉的例子:當有小孩子落入井中的時候，每個人都有惻隱之心，但是有的人會毫不猶豫的去救人，而有的人卻要思考再三，捨生救人的人說明他們得良知是光明的，而猶豫得人說明他們的良知不純，需要不斷致良知，使自己得良知光明。毫無疑問，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珍貴的，都是獨一無二的，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是不希望國家遇到危難、別人遇到危險的。但是如果真到了這一天呢？那就像《尚書》中說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改變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就當前來說，捨生報國，捨生救人，都是弘揚社會正能量，可能當時會有所犧牲，但長此以往，會形成人心向善的良性迴圈。如果人人都見死不救，那這個社會就會陷入無窮的惡性迴圈，誰想生活這這樣的社會中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儒家的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其核心是"仁"。這裡的捨生取義，換做現在的解釋，我們可以理解為，當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衝突時，我們要維護國家利益，當集體利益與個人利於發生衝突時，我們要以集體利益為主。

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是相互依存的。只有維護集體利益，個人利益才有保障。保障個人利益是集體的責任，而集體利益是集體中每個成員努力的結果。集體應充分尊重和保護個人利益，個人更應該積極關心和維護集體利益。當然，有句話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 一書中引用司馬遷的"人固有一死, 或重於泰山, 或輕於鴻毛"這句話。

讚揚張思德是為人民服務而犧牲，其死重於泰山，進而教育廣大黨員幹部戰士要向張思德學習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而捨生取義的意思為：為維護正義事業而不怕犧牲生命。有異曲同工之妙！捨身取義與《孟子》中本心的聯絡:本心是指羞惡之心，而捨身取義是指捨棄生命獲取道義。

兩者用對比的方式巧妙的突出孟子對自己思想的不斷昇華。這樣的示例也比較多，比如：戊戌六君子，比如：蘇武牧羊，再比如：我們所熟知的文天祥。黃花崗那些犧牲的英雄們，引用文天祥的一句詩句來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講故事沒用，成吉思汗的法令一二三四就在那都清楚，到你舍的時候舍不捨由不得你，你不捨我幫你舍！這就是文化的作用，沒人玩那個彎彎繞，要榮譽富貴光明正大一刀一槍血裡火裡去掙，不齒於勾心鬥角玩陰謀！別人看不起漢人也就為這！整用不著的講故事都本事，到捨本的時候兔子遍地老虎少！

儒家到明清就只會講故事了。苛求道德不講實際，說的天花亂墜，實際屁用沒有。所謂發奮就是認真走形式，到時自殺，而且用最噁心的方式吞鴉片。儒家最大的危害就是是下層手工業者失去了文字記錄能力。把所有教育文化的國家資源用到公務員提拔。技術上失去多樣性，許多好的技術，失去文字記錄的可能失去發展的機會。儒家由於掌握國家機器，有選擇性的竊取其他學派思想，自己學說混亂，形成儒黨。對異己者迫害摧殘。

稍微看點歷史，你就知道，孟子是中國古代研究義利關係最著名的專家。他喜歡把道義和利益對立起來看，在道義和利益對立的情況下，要你進行兩難選擇。而這樣的兩難選擇，對孟子來說，則完全不是個問題，因為他總是選擇義。

他老人家認為，義和利是矛盾著的兩個概念，而義要重要過利。為了強調這點，他說了上面那段話，就是想證明，道義甚至比生命還重要，為了道義，他可以放棄生命，更不要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利益了。我們都知道，生命比利益重要，民間就常用“要錢不要命”來形容人幹傻事啊。

既然生命比利益重要，而道義又比生命還重要，則道義比利益重要就不證自明瞭。

孟子的這個觀點被後世進一步演繹成不能說利了。“言利之徒”是古代常用語，就是罵你是小人，是奸邪之輩。這個詞，我們今天不覺得怎麼樣。可是在古代，你被稱為“言利之徒”的話，那問題就很嚴重了，這大概相當於在今天被稱為“反革命”一樣的嚴重。

孟子這段話到底有沒有問題呢？我看還是有些問題的。

首先，孟子是靠魚和熊掌來比喻義利關係的，這對孟子這樣輕視利益的人來說是引喻失當了。孟子為什麼要熊掌不要魚？有人說是熊掌比魚好吃。這基本上是胡說，說這話的人一定沒有吃過熊掌。我就覺得熊掌沒有魚好吃（不要懷疑我沒有吃過熊掌，我小時候很長一段時間的玩具就是一對毛茸茸的真熊掌），可見，熊掌好不好吃純粹是因人而異，我不喜歡吃熊掌，可這並不妨礙我選擇熊掌而捨棄魚。為什麼呢？傻子都知道，熊掌比魚貴很多啊。

因此，孟子選擇熊掌的真實可靠依據，應該是熊掌比魚的價格貴。這樣，孟子他老人家按也是按利益大小來判斷事物價值的。那他又有什麼理由要別人輕視利益呢？顯然，孟子比喻違反了基本邏輯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