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列在“雜家類”的《尉繚》有29篇，列在“兵形勢家類”的《尉繚》有31篇。由於班固沒有對兩者之間的關係給予說明，而流傳至今的《尉繚子》僅有24篇，與上述兩種《尉繚》的篇數均不相符，這就給後人的研究帶來了困難。也正式因為這個原因，關於《尉繚子》的著錄及其版本，成為了歷代學者研究該書是集中討論的又一個重要問題。銀雀山竹簡《尉繚子》出土以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更加熱烈、深入了，但是至盡仍然未能形成一致意見。概括起來講，學術界曾有以下幾種主要看法：
（一）認為“實際上就只有一種《尉繚》”，“班固的《漢志》（實際上是劉歆的《七略》）把這部書既分在雜家，又分在兵形勢家內，就因為它用的是互助法”（徐召勳：《互助與別裁》，載《學點目錄學》，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二）認為“雜家《尉繚》本是一部著作”，“卻被《漢書》的作者班固分在‘雜家’與‘兵家’兩大類中當成兩部書，從而引起了誤解，造成了混亂”，“今本《尉繚子》幾是班固所說的《尉繚》”（何法周：《〈尉繚子〉初探》，《文物》1997年第2期）。
（三）認為“兵家和雜家《尉繚》顯然是內容不同僅同署名的兩本書”，“雜家書沒有流傳下來，今本是兵形勢家《尉繚》（鍾兆華：《關於〈尉繚子〉某些問題的商榷》，《文物》1978年第5期）。
（四）認為今本《尉繚子》當是原雜家書”，“兵家書在隋以前就已亡佚”，“元豐年間編入《武經七書》的正是隋唐時的雜書《尉繚子》”（張烈：《關於〈尉繚子〉的著錄和成書》）。
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列在“雜家類”的《尉繚》有29篇，列在“兵形勢家類”的《尉繚》有31篇。由於班固沒有對兩者之間的關係給予說明，而流傳至今的《尉繚子》僅有24篇，與上述兩種《尉繚》的篇數均不相符，這就給後人的研究帶來了困難。也正式因為這個原因，關於《尉繚子》的著錄及其版本，成為了歷代學者研究該書是集中討論的又一個重要問題。銀雀山竹簡《尉繚子》出土以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更加熱烈、深入了，但是至盡仍然未能形成一致意見。概括起來講，學術界曾有以下幾種主要看法：
（一）認為“實際上就只有一種《尉繚》”，“班固的《漢志》（實際上是劉歆的《七略》）把這部書既分在雜家，又分在兵形勢家內，就因為它用的是互助法”（徐召勳：《互助與別裁》，載《學點目錄學》，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二）認為“雜家《尉繚》本是一部著作”，“卻被《漢書》的作者班固分在‘雜家’與‘兵家’兩大類中當成兩部書，從而引起了誤解，造成了混亂”，“今本《尉繚子》幾是班固所說的《尉繚》”（何法周：《〈尉繚子〉初探》，《文物》1997年第2期）。
（三）認為“兵家和雜家《尉繚》顯然是內容不同僅同署名的兩本書”，“雜家書沒有流傳下來，今本是兵形勢家《尉繚》（鍾兆華：《關於〈尉繚子〉某些問題的商榷》，《文物》1978年第5期）。
（四）認為今本《尉繚子》當是原雜家書”，“兵家書在隋以前就已亡佚”，“元豐年間編入《武經七書》的正是隋唐時的雜書《尉繚子》”（張烈：《關於〈尉繚子〉的著錄和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