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風度的表現：有不斤斤計較私利；有不因小惡而懷恨、而報復。
大臣風度體現，有不以私利害公事；有不借公權洩私憤。
一個人的風度，由胸懷決定。
一個人的胸懷，其實和他的學識、身份、地位、職銜關係並不大。
往往是那些看似卑微的人物，常常會開闊地讓我們感動、寬廣地讓我們無地自容。
有些時候，地位、身份、職銜等等，倒會將一個人的胸懷擠壓地沒有可以舒展的空間，讓人看了可憐。
這裡，就來說一段清朝的事情。透過這件事情，一來呢，看看清廷對相關事務的處理方式；二來呢，透過事件的描述，也見識見識清人心目中的大臣風度。
此處所講述的事情，出自清人何剛德的筆記《春明夢錄》卷下中的一節。
這件事情的主人公，是晚清著名的法律學家、廉直的大臣薛允升。
既然說到薛允升，那麼，這裡就先根據《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二《列傳二百二十九·薛允升傳》，對其人作一個簡要的介紹。
薛允升（公元1820年～公元1901年），字雲階，陝西長安人；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為郎中，出任江西饒州知府；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授四川成綿龍茂道，調署建昌；明年（公元1878年），遷山西按察使；又明年，晉山東布政使，權漕運總督；光緒六年（1880年），召為刑部侍郎，歷官禮、兵、工三部，在兵部較久；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授刑部尚書；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義和拳亂，兩宮（慈禧、光緒）幸西安，赴行在，復起用為刑部侍郎，旋授尚書；以老辭，不允；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兩宮迴鑾，從駕至河南，病卒，撫卹如制；著有漢律輯存六卷、漢律決事比四卷、唐明律合編四十卷、服制備考四卷、讀例存疑五十四卷。
薛永升的大體履歷，如上所述。
《清史稿》薛允升傳中，有三件事情，需要特別提及。
第一件事情，就是薛允升在刑律方面的理念和專長。
首先，在思想意識上，薛允升認為，刑名是關係到人命的大事。基於這樣的思想認知，所以，他對律例的研究刻苦用心，凡是有疑義的地方，一定會大量翻閱資料、對比案例，力求懂、通、熟為結果。這既是兢兢業業的學習和工作態度，更是對人命的重視。
其次，在實踐中，真正執行律例時，薛允升對自己的要求是，一定要簡潔公平。
第三，在結果中，只要是薛允升處理的案子，定讞之後，別人沒辦法對他的處理結果增加或減少一個字。
第四，在態度上，薛允升在審問人犯時，就像是在和家人談話一樣，一定要讓人犯充分表達，沒有遺漏、不會有所隱瞞。
這幾點，雖然時代已經過去百年以上，但是，可以學習的地方，還很多。
第二件事情，就是薛允升曾治理過太監李萇材、張受山構眾擊殺捕者一案。
在治理這一案件期間，總管太監李蓮英曾經為犯事的太監求情。慈禧太后對此案還說了話，下旨對處理結果再議。薛允升上書，仍處犯事太監以罪。當時，李蓮英還動用了各種關係，向他求說，他都不為所動。
第三件事情，就是上述第二件事情發生後的次年，就有薛允升的侄子薛濟關說通賄案件。
當時的御史張仲炘、給事中蔣式芬先後上疏論處彈劾，薛允升因為連坐，沒有遠避嫌疑，降職三級，貶為宗人府府丞。降職次年，薛允升便告病歸裡。
簡單將第二件事情和第三件事情聯絡起來，讓人不禁浮想聯翩。但願，這不是整肅、這不是有人在見縫插針、見風使舵。
在《清史稿》中，上文所說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筆記《春明夢錄》作者記述的事情。
但是，人物稍有出入。
《清史稿》說連累薛允升的，是他的侄子薛濟。
《春明夢錄》說連累薛允升的，是他的公子。
下面，就來詳細看御史封章彈劾薛允升一事。
薛雲階（即薛允升，何剛德稱其字，故云薛雲階）尚書這個人，為人行事，質樸廉潔，可謂一時表率。他熟悉刑名之事，被目為那個時代的法家泰斗。
話說，薛雲階尚書在京師任職時，有一位候選的人員，與薛公子有所往來。
所謂候選，按照清廷的制度，就是內自郎中、外自道員以下的官員，凡是起初由考試或捐納獲得出身，及原官因故開缺依例起復的，皆須赴吏部報到，開具覆歷，呈送保結；吏部查驗屬實，允許登記後，聽候依法選用。這是當時一種通行的用人方式。
那位候選人員，由捐納獲得出身，等級為六品。他喜歡結交朋友，也不知什麼因緣，就和薛公子有了關係。
後來，由於那位候選六品人員太過招搖，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於是，御史便上書清廷，說是薛尚書的公子與那位候選人員冶遊（或涉狎邪之事），還說那位候選人員涉嫌請託、干預刑法、有影響案件審理的傳言。
當日，御史向朝廷的上書，採用於封章彈劾的方式。
所謂封章，即言機密事之章奏，皆用皂囊重封以進。
朝廷接到章奏之後下旨，對這一事件進行查辦。
奉旨查辦此事的部門，為吏部與都察院。負責查辦的人員，就是這兩個部院的堂官。
筆記《春明夢錄》的作者何剛德此時就在吏部任職，而吏部所派的堂官，就是何剛德本人。所以，關於此事的處理，何剛德知之甚悉。
何剛德參與了這一案件的審理。
案件是在都察院集中審訊的。
關於這件事情，御史彈劾時，提出的說法是：“風聞有其事”。但是，章奏之中，並沒有關於此事的人、事、物等可作為佐證。
既然彈劾奏章中，說是事由捐職候選人員而起，那麼，在案件審理時，就先提拿該員上堂審問。
捐職候選人員上堂之後，只說“革員冤枉”這四個字。所謂“革員冤枉”，也就是說：革我的職，實在是冤枉我了。對於奏章中所指斥的事情，他全都矢口否認。審訊過程中，這位捐職候選人員因為煙癮（吸食煙土成癮）太重，在跪到一刻鐘的時候，他便頭上熱氣直冒，虛汗淋漓。其間，他曾多次昏倒在大堂之上。對於這樣的案犯，實在是沒辦法施行熬審的。
這已經是我寫作過程中，第二次看到清代的熬審了。
所謂熬審，是指清代允許官吏以刑訊取得被審訊人口供的制度。
清朝把熬審作為一種訴訟制度，並規定熬審時官吏可以刑訊逼供的方式和界限。
《清史稿·刑法志》記載：
“凡訊因用杖（杖刑），每日不得過三十。熬審得用掌嘴、跪鏈等刑。”
掌嘴，就是打嘴巴，具體執行不詳。
跪鏈，就是將腿跪在鐵鏈上；有時甚至使犯人跪在燒紅的火鏈上，使犯人腿部受傷致殘 。
接下來，就是審訊薛公子。
那個時候，薛公子還是清廷的內閣中書。他上堂之後，遞上自己親自書寫的供狀。供狀措辭嚴謹，承審官看後，沒有可以窮追究問的著手處。
審問沒有結果，無法繼續，只能再提審薛公子的僕從。
薛家僕從的供詞，沒有準心、遊移不定。
承審官員對此案審理了好多天，沒有發現任何不法的端倪、沒有查出一點可用的證據。
因為這樣，同臺御史竟然指責承審官員瞻前顧後、徇顧私情。
說到這裡，可以看看當時官場上的風氣，臺諫官員以摧折朝廷的大員為快事。只要是臺諫官員盯上朝廷大員，馬上就會有御史上疏彈劾。一本奏摺彈劾不倒，其他御史會再接再厲。
基於這種風習，承審官員中與彈劾官員同部為官者，在處理案件時，尤其感覺到左右為難。斷定有罪吧，沒有證據可以支撐；斷定無罪吧，同部彈劾者的臉上掛不住。
這件案子，審來審去，沒有結果。正好有一天覆審，薛家的僕從不知怎麼了，大大地鬧起了脾氣，當堂頂撞承審官員。承審官員大怒，責笞薛家的僕從二十鞭。薛家的僕從白白吃了一頓鞭子，但是，案子還是沒有頭緒，無法瞭解。
這件事進入了瓶頸階段，進退維谷。此時，同朝的官員開始議論紛紛，對此事有所不滿，說是查辦太操之過急、失之躁進。
最終，還是沒有審理出結果，只能以查無實據向上覆奏。
關於這一案子，平心而論，冶遊狎邪的事情，薛公子當然嫌疑很大。但是，因為時過境遷，根本就找不到證據，所以，是沒有辦法定案的。但是，那個時候，臺諫官員黨同伐異的成見已經很深了。而且，這一時期，臺諫官員的勢力正高、氣焰正旺。所以，在處理這一事件時，承審的臺諫官員如果不動刑鞭打薛家的僕從，這個案子就沒辦法收場。
用一個不恰當的俗語，所謂打狗也要看主人。
雖然薛尚書的案件審理後，沒有實證，無果而終。但是，鞭打了薛家的僕從，也算是殺了薛尚書的面子，施了一個下馬威。
筆記作者何剛德參加了薛尚書彈劾案的審理，當然也會被看作是施威的人員之一。按照一般人的思維，如果薛尚書是那種斤斤計較、睚眥必報的人，當然會遷怒到何剛德。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何剛德與薛尚書平常沒有過往來。偶然間，有一天，何剛德與薛尚書碰巧一同被內廷召見。在板屋內少侯時，兩人碰面了。
因為沒有往來，所以大家都先客氣一番，互相致以“久仰”的問候話語，在禮數上也非常周到。
因為侯召間隙較長，兩人就談起話來。薛尚書知道何剛德在吏部考功司任職，他就暢快地談起大清律例和處分則例來。為什麼會談到這個，因為這個與考功司的律例有重合照應的地方。兩人相談甚歡，因為大家都對所談話題非常熟悉，所以，在說到具體的律條和案例時，還能夠互相補充。就何剛德的觀察，薛尚書對律例的熟悉程度，真可以說是毫髮不爽。
兩人談得津津有味，薛尚書也沒有因為何剛德曾經承審彈劾自己的案件而對何剛德有所保留、有所忌恨。
由此談話的過程，大臣的風度，粲然可觀，真是迥不可及啊。
就這件事情，從另一個方面反思，何剛德最後感嘆說：
那個時候，朝廷的綱紀還沒有廢弛，國家的綱維還在，官場上的政事還算清明，即便是有纖芥之微的瑕疵，也難以逃脫嚴厲的指摘。這樣的狀況，想一想，都讓人不禁神往啊！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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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風度的表現：有不斤斤計較私利；有不因小惡而懷恨、而報復。
大臣風度體現，有不以私利害公事；有不借公權洩私憤。
一個人的風度，由胸懷決定。
一個人的胸懷，其實和他的學識、身份、地位、職銜關係並不大。
往往是那些看似卑微的人物，常常會開闊地讓我們感動、寬廣地讓我們無地自容。
有些時候，地位、身份、職銜等等，倒會將一個人的胸懷擠壓地沒有可以舒展的空間，讓人看了可憐。
這裡，就來說一段清朝的事情。透過這件事情，一來呢，看看清廷對相關事務的處理方式；二來呢，透過事件的描述，也見識見識清人心目中的大臣風度。
此處所講述的事情，出自清人何剛德的筆記《春明夢錄》卷下中的一節。
這件事情的主人公，是晚清著名的法律學家、廉直的大臣薛允升。
既然說到薛允升，那麼，這裡就先根據《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二《列傳二百二十九·薛允升傳》，對其人作一個簡要的介紹。
薛允升（公元1820年～公元1901年），字雲階，陝西長安人；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為郎中，出任江西饒州知府；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授四川成綿龍茂道，調署建昌；明年（公元1878年），遷山西按察使；又明年，晉山東布政使，權漕運總督；光緒六年（1880年），召為刑部侍郎，歷官禮、兵、工三部，在兵部較久；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授刑部尚書；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義和拳亂，兩宮（慈禧、光緒）幸西安，赴行在，復起用為刑部侍郎，旋授尚書；以老辭，不允；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兩宮迴鑾，從駕至河南，病卒，撫卹如制；著有漢律輯存六卷、漢律決事比四卷、唐明律合編四十卷、服制備考四卷、讀例存疑五十四卷。
薛永升的大體履歷，如上所述。
《清史稿》薛允升傳中，有三件事情，需要特別提及。
第一件事情，就是薛允升在刑律方面的理念和專長。
首先，在思想意識上，薛允升認為，刑名是關係到人命的大事。基於這樣的思想認知，所以，他對律例的研究刻苦用心，凡是有疑義的地方，一定會大量翻閱資料、對比案例，力求懂、通、熟為結果。這既是兢兢業業的學習和工作態度，更是對人命的重視。
其次，在實踐中，真正執行律例時，薛允升對自己的要求是，一定要簡潔公平。
第三，在結果中，只要是薛允升處理的案子，定讞之後，別人沒辦法對他的處理結果增加或減少一個字。
第四，在態度上，薛允升在審問人犯時，就像是在和家人談話一樣，一定要讓人犯充分表達，沒有遺漏、不會有所隱瞞。
這幾點，雖然時代已經過去百年以上，但是，可以學習的地方，還很多。
第二件事情，就是薛允升曾治理過太監李萇材、張受山構眾擊殺捕者一案。
在治理這一案件期間，總管太監李蓮英曾經為犯事的太監求情。慈禧太后對此案還說了話，下旨對處理結果再議。薛允升上書，仍處犯事太監以罪。當時，李蓮英還動用了各種關係，向他求說，他都不為所動。
第三件事情，就是上述第二件事情發生後的次年，就有薛允升的侄子薛濟關說通賄案件。
當時的御史張仲炘、給事中蔣式芬先後上疏論處彈劾，薛允升因為連坐，沒有遠避嫌疑，降職三級，貶為宗人府府丞。降職次年，薛允升便告病歸裡。
簡單將第二件事情和第三件事情聯絡起來，讓人不禁浮想聯翩。但願，這不是整肅、這不是有人在見縫插針、見風使舵。
在《清史稿》中，上文所說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筆記《春明夢錄》作者記述的事情。
但是，人物稍有出入。
《清史稿》說連累薛允升的，是他的侄子薛濟。
《春明夢錄》說連累薛允升的，是他的公子。
下面，就來詳細看御史封章彈劾薛允升一事。
薛雲階（即薛允升，何剛德稱其字，故云薛雲階）尚書這個人，為人行事，質樸廉潔，可謂一時表率。他熟悉刑名之事，被目為那個時代的法家泰斗。
話說，薛雲階尚書在京師任職時，有一位候選的人員，與薛公子有所往來。
所謂候選，按照清廷的制度，就是內自郎中、外自道員以下的官員，凡是起初由考試或捐納獲得出身，及原官因故開缺依例起復的，皆須赴吏部報到，開具覆歷，呈送保結；吏部查驗屬實，允許登記後，聽候依法選用。這是當時一種通行的用人方式。
那位候選人員，由捐納獲得出身，等級為六品。他喜歡結交朋友，也不知什麼因緣，就和薛公子有了關係。
後來，由於那位候選六品人員太過招搖，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於是，御史便上書清廷，說是薛尚書的公子與那位候選人員冶遊（或涉狎邪之事），還說那位候選人員涉嫌請託、干預刑法、有影響案件審理的傳言。
當日，御史向朝廷的上書，採用於封章彈劾的方式。
所謂封章，即言機密事之章奏，皆用皂囊重封以進。
朝廷接到章奏之後下旨，對這一事件進行查辦。
奉旨查辦此事的部門，為吏部與都察院。負責查辦的人員，就是這兩個部院的堂官。
筆記《春明夢錄》的作者何剛德此時就在吏部任職，而吏部所派的堂官，就是何剛德本人。所以，關於此事的處理，何剛德知之甚悉。
何剛德參與了這一案件的審理。
案件是在都察院集中審訊的。
關於這件事情，御史彈劾時，提出的說法是：“風聞有其事”。但是，章奏之中，並沒有關於此事的人、事、物等可作為佐證。
既然彈劾奏章中，說是事由捐職候選人員而起，那麼，在案件審理時，就先提拿該員上堂審問。
捐職候選人員上堂之後，只說“革員冤枉”這四個字。所謂“革員冤枉”，也就是說：革我的職，實在是冤枉我了。對於奏章中所指斥的事情，他全都矢口否認。審訊過程中，這位捐職候選人員因為煙癮（吸食煙土成癮）太重，在跪到一刻鐘的時候，他便頭上熱氣直冒，虛汗淋漓。其間，他曾多次昏倒在大堂之上。對於這樣的案犯，實在是沒辦法施行熬審的。
這已經是我寫作過程中，第二次看到清代的熬審了。
所謂熬審，是指清代允許官吏以刑訊取得被審訊人口供的制度。
清朝把熬審作為一種訴訟制度，並規定熬審時官吏可以刑訊逼供的方式和界限。
《清史稿·刑法志》記載：
“凡訊因用杖（杖刑），每日不得過三十。熬審得用掌嘴、跪鏈等刑。”
掌嘴，就是打嘴巴，具體執行不詳。
跪鏈，就是將腿跪在鐵鏈上；有時甚至使犯人跪在燒紅的火鏈上，使犯人腿部受傷致殘 。
接下來，就是審訊薛公子。
那個時候，薛公子還是清廷的內閣中書。他上堂之後，遞上自己親自書寫的供狀。供狀措辭嚴謹，承審官看後，沒有可以窮追究問的著手處。
審問沒有結果，無法繼續，只能再提審薛公子的僕從。
薛家僕從的供詞，沒有準心、遊移不定。
承審官員對此案審理了好多天，沒有發現任何不法的端倪、沒有查出一點可用的證據。
因為這樣，同臺御史竟然指責承審官員瞻前顧後、徇顧私情。
說到這裡，可以看看當時官場上的風氣，臺諫官員以摧折朝廷的大員為快事。只要是臺諫官員盯上朝廷大員，馬上就會有御史上疏彈劾。一本奏摺彈劾不倒，其他御史會再接再厲。
基於這種風習，承審官員中與彈劾官員同部為官者，在處理案件時，尤其感覺到左右為難。斷定有罪吧，沒有證據可以支撐；斷定無罪吧，同部彈劾者的臉上掛不住。
這件案子，審來審去，沒有結果。正好有一天覆審，薛家的僕從不知怎麼了，大大地鬧起了脾氣，當堂頂撞承審官員。承審官員大怒，責笞薛家的僕從二十鞭。薛家的僕從白白吃了一頓鞭子，但是，案子還是沒有頭緒，無法瞭解。
這件事進入了瓶頸階段，進退維谷。此時，同朝的官員開始議論紛紛，對此事有所不滿，說是查辦太操之過急、失之躁進。
最終，還是沒有審理出結果，只能以查無實據向上覆奏。
關於這一案子，平心而論，冶遊狎邪的事情，薛公子當然嫌疑很大。但是，因為時過境遷，根本就找不到證據，所以，是沒有辦法定案的。但是，那個時候，臺諫官員黨同伐異的成見已經很深了。而且，這一時期，臺諫官員的勢力正高、氣焰正旺。所以，在處理這一事件時，承審的臺諫官員如果不動刑鞭打薛家的僕從，這個案子就沒辦法收場。
用一個不恰當的俗語，所謂打狗也要看主人。
雖然薛尚書的案件審理後，沒有實證，無果而終。但是，鞭打了薛家的僕從，也算是殺了薛尚書的面子，施了一個下馬威。
筆記作者何剛德參加了薛尚書彈劾案的審理，當然也會被看作是施威的人員之一。按照一般人的思維，如果薛尚書是那種斤斤計較、睚眥必報的人，當然會遷怒到何剛德。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何剛德與薛尚書平常沒有過往來。偶然間，有一天，何剛德與薛尚書碰巧一同被內廷召見。在板屋內少侯時，兩人碰面了。
因為沒有往來，所以大家都先客氣一番，互相致以“久仰”的問候話語，在禮數上也非常周到。
因為侯召間隙較長，兩人就談起話來。薛尚書知道何剛德在吏部考功司任職，他就暢快地談起大清律例和處分則例來。為什麼會談到這個，因為這個與考功司的律例有重合照應的地方。兩人相談甚歡，因為大家都對所談話題非常熟悉，所以，在說到具體的律條和案例時，還能夠互相補充。就何剛德的觀察，薛尚書對律例的熟悉程度，真可以說是毫髮不爽。
兩人談得津津有味，薛尚書也沒有因為何剛德曾經承審彈劾自己的案件而對何剛德有所保留、有所忌恨。
由此談話的過程，大臣的風度，粲然可觀，真是迥不可及啊。
就這件事情，從另一個方面反思，何剛德最後感嘆說：
那個時候，朝廷的綱紀還沒有廢弛，國家的綱維還在，官場上的政事還算清明，即便是有纖芥之微的瑕疵，也難以逃脫嚴厲的指摘。這樣的狀況，想一想，都讓人不禁神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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