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思想文化上的異彩紛呈，是經濟發展刺激思想解放，並引導“人的解放”的必然結果，這個結果具有重要的啟蒙價值。但是，這個結果又是不穩定的，極大依賴明末清初特殊的社會變遷因素，一旦外部環境稍作改變，這種所謂的“活躍度”和“生命力”便立時消停。

因此，所謂的“晚明思潮”，看似勃然興盛，實際範圍有限且時間短暫；看似態勢激進昂揚，實際落地艱難且認同度不高。

明·南都繁會圖卷（區域性）

在明末社會半個多世紀的嬗變中，從積極面看，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趨向顛覆，商品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白銀完成了全面貨幣化，脫離軍事意義的城鎮開始興起，市民階層的胚胎在城市民變和抗稅抗佃鬥爭中孕育壯大。而從消極面看，政爭黨爭不斷突破政府管理底線，社會民情因病亂、災害、兵禍、重徭等更加躁動不安，持續時間前後約70餘年的“小冰期”（鼎盛期）極大改變了華北及長江中下游產糧區的糧食供給態勢，這些都給了明末清初的社會思潮，以更深刻的正反影響面。

歷史學家傅衣凌在《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中，以“中國歷史既早熟而又未成熟”的論斷，詳細解剖了明末清初中國社會村社制和奴隸制殘餘、各階級的社會構成和利益訴求、及私人土地所有制下的農村經濟與城鎮經濟變遷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影響。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思想領域，與“早熟而又未成熟”的經濟社會結構相匹配的，就是“有變而又未劇變”的思想文化生態。

明代中葉之後，學術界、思想界湧現出了一批具有反叛精神的傑出思想家，他們透過重新評估從農村遞延到市鎮的工商業活動，逐漸從傳統儒家“重農抑商”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同時也追求人的個性解放，力圖樹立新的道德觀念。以李贄、王夫之、黃宗羲為代表的思想家們掀起了被後來學界高度讚揚的具有反傳統和啟蒙意義的"晚明思潮"。

比如：黃宗羲主張“工商皆本”（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 財計》），把歷來視為“末業”的商賈提到與農業並重的高度。王夫之反對封建國家壓抑富民，認為“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王夫之《黃書·大正》）。在金融、消費方面，還出現了一些主張崇奢黜儉的極端思想。如唐甄主張透過富戶消費、僱傭、借貸，“借一室之富可以為百室養”（唐甄《潛書·富民》）。陸楫認為，“治天下者，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陸楫《蒹葭堂雜著摘抄》）換言之，奢侈不足以貧天下，節儉則不足以富天下。

但是，明末清初的思潮始終遊走在一個量變的階段，並沒有真正長大突破至質變。在許多因素的干擾下，它並沒有成為社會和制度變革的先導，只是像一顆流星，在經歷了短暫閃爍之後，最終沉寂於明清鼎革後漫漫無邊的長夜。

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明代中葉後的啟蒙思潮脫胎於傳統的倫理道德規範，雖然有超越，卻並未與之徹底決裂，從而使一些先進生產方式喪失了目的意義，只成為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

比如明末思想家呼籲社會改變對工商業的歧視，卻又從傳統的倫理道德中尋找依傍。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 · 財計三》 中就說：“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而明末思想家在論述工商業重要性時，也不免要從陸王心學的舊跡中尋求支援：“古之四民異業而同道”。這樣的“啟蒙”並沒有涉及商品經濟的實質，也就無法觸及隱伏在“重農抑商”背景下的社會階級矛盾。

徐階（1503-1583） 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區）人

而且，那時並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商人”。從事工商業的，大多是“儒賈兼業”、“農賈兼業”或“官紳兼賈”。比如明代有所謂“松江棉布衣被天下”的說法，曾擔任嘉靖朝內閣首輔、後歸老松江府華亭縣的徐階，他家的產業就是棉紗生意，門下擁有數十座紡織作坊，僱傭了大量織工。徐家既是大僱主，也是大地主，透過經營松江和京師的紡織品生意，購置的田產數量約在兩萬至三萬畝之間。

至於家下田宅雖不敢言無， 然亦原無十萬，郡縣冊籍俱在可考。……其明白置買者，除奉某某（海瑞）教令退還原主及因田租無收賣去已及三分之一，餘二分正在典賣，期於蕭然作一布衣，稍得優遊畎畝，待天年之盡。（徐階致曹貞菴書）

家下田畝，其載書冊不過二萬，冊外又別無戶，不知所謂四五十萬者安頓何處？ 若當道諸公肯加查核，有無便立見矣。（徐階致潘恩書）

很顯然，像徐階這種透過做官置地達到原始財富積累的人群，他們的最終目的並非工商業本身，而是透過這種途徑購置土地或繼續供養子弟入仕為官；當然，也有更誇張的做法，就是將經商獲得大量白銀深埋地下，成為無法流通的窖銀，極大影響了貨幣流通，遺禍無窮。因此，“商表儒裡”的存在，使得透過商業積累的原始資本並沒有反芻商業的發展，極大阻礙了新經濟因素的成長。

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其所帶來的社會觀念的變化，對傳統經濟和倫理觀念產生了強烈衝擊，也引發了部分地主階級對商品經濟的恐懼心理，產生了針鋒相對的“反啟蒙”思潮。如明代李夢陽把商品經濟的發展看作是“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機利相高者，非衛欲喜生之道也”，即為這種思潮的代表。

從本質上看，這種“反啟蒙”的思潮建立在強大的傳統封建經濟的基礎之上，如同一堵厚實的牆，將社會觀念的變化所帶來的衝擊結結實實地擋在了牆外。比如在江南、東南沿海這樣的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地區，居然仍保留著大量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社會殘餘——與奴隸制殘餘結合的租佃形態。

這種形態被形象地記載為“大戶耕種鮮佃民，多用價買僕，以事耕種，長子孫，則曰世僕”“楚俗貧而自鬻者，至奴於其族，更數世，猶隸役如故。”即以具有人身依附關係的奴隸（及奴隸子孫）成為家族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力。浙江江山就有“夥餘多自家僕，令其居莊看守，或外鄉單丁，以莊居棲之，給以偶，如奴隸”的詳細記載。傳統勢力依託龐大的自然經濟結構所形成的制衡局面，不僅將人捆綁在土地，更將人控制在生殺予奪的壓迫關係中。這種開歷史倒車的行為，對於生產力發展是極其有害的。

“主人之於僕隸，益非復以人道處之矣。飢寒勞苦，不之恤無論己；甚者，父母死，不聽其縗麻哭泣矣。甚者，淫其妻女，若宜然矣。甚者，奪其資業，莫之問矣。又甚者，私殺而私焚之，莫敢訟矣”（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九《議·義男婦》）

更為消極的是，當這種租佃奴役關係被激化成具備社會進步意義的“抗佃鬥爭”時，晚明的啟蒙思想卻嚴重缺位，並沒有形成指導運動的思想理論武器，使得這些抗爭最後都流為單純抗暴的“群體盲動”。如崇禎十年（1637年）太湖流域的一次"民變"，就演變成了“以暴易暴”的獸性報復——

"主有不肯破券均齒者，眾共滅其家。奴有不願去者，磔而屍之……紳衿操汲於井上，命婦執炊於灶下。諸奴"猴而冠"，翩翩道上，自喻得志也……有一紳獨留城。諸奴系其項，徇於市，令大叫："為主慎無若我之谿刻也。"不叫，則用棘鞭競鞭之。是紳老，幾斃。有數諸生不勝焚撻，亦幾斃。"（張明弼《螢芝堂集》卷四《削鼻班記》）

於是，新的思想和觀念無法在這類被舊制度牢牢封鎖的人群中得到進一步激發，使他們明白自身的處境而採取正確的抗爭手段。社會在物質層面的發展超過了觀念層面的進步，經濟變遷卻沒有與之配套的理論與思想能夠跟進，也就不可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飛躍”了。

晚明思潮的不可複製和不可持續，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政治上的失敗。因為清軍入關，明末清初的社會轉型機會，被物理摧毀，連帶著思想文化依附的土壤也被一併剷除，其社會生態系統幾乎在一夜之間關閉並重啟，社會矛盾急劇轉向，中國社會再一次進入異族統治漢族區域後"推倒重來""彼此滲透"的歷史迴圈。

在滿清統治者入主中原後，為了壓制漢人的反抗，採取了嚴苛的文化專制政策。

一方面，統治者積極推行所謂“正學”即朱熹理學，如康熙朝頒佈《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皇帝更親自編制《四書集義》作為封建正統學說，而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參加過反清義軍的學者論述，自然被貼上了“異端邪說”的標籤。

另一方面，康雍乾三朝連綿不絕的文字獄，使得學者紛紛轉向“訓詁”，以“窮古”躲避“辨今”，以致出現了“以經學繼理學之窮”的倒退態勢。這就使得明代中葉以來的啟蒙思潮隨著政治變遷和代際輪換，而被扼殺殆盡，最終走完了它的“流星曆程”。

《性理大全》書影

綜上，明末清初（1600－1644）是中國歷史上極其特殊的時期，晚明啟蒙思潮是這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幾乎沒有這樣一個時期，能讓一部國家機器接受政治、軍事、經濟、金融全面崩壞和疾疫橫行、氣候劇變、水文變遷等全方位的考驗。大亂之世，什麼都缺，但脫離專制的自由，卻相對充足。自由，是思想文化茁壯成長無法脫離的現實土壤。太平治世下的思想自由，和混沌亂世裡的缺乏監管，都能產生豐富而多元的思想文化結晶。這是晚明思潮得以產生的一個先天條件。

但它的不可持續，也是由於混亂的社會環境下經濟形態、政治形態以及文化形態的不成熟、不穩定和不健全。要讓“文化思想成為社會和制度變革的先導”（吳承明），則必須經歷一個“三步走”的過程：社會經濟變遷反映到文化思想領域，引發反傳統的“啟蒙”思潮——這種思潮經過充分的傳播深入人心，又反作用於社會的變遷——社會的變遷促使經濟和制度上的變革，最終導致新經濟形態的形成。

可見，無論是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都是要受到文化思想的制衡和協調。而社會經濟的變遷如果沒有思想和理論的跟進，終究是不會持久的。因此，明清時期社會思想上的“變而又未劇變”，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明清時代陷入長期停滯的重要原因。

①明清時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

②統治者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壓制工場手工業．的發展。

④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阻礙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使中國喪失了吸取西方先進科技文化的條件。

⑤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沒有形成社會思潮，缺乏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需的民主政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