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胡藍之獄”後，明朝的中樞決策機構發生了變化，中書省被裁撤，所謂的“丞相”在出現了兩千年後被徹底終結。六部直接聽命於皇帝，決策由皇帝自己乾綱獨斷。
但是，即使像朱元璋這樣勤政的皇帝，精力和體力上也吃不消，需要有人幫忙。但這種幫忙的機構又不能像丞相那樣對皇權構成威脅。所以，需要不斷嘗試，內閣這種東西還沒有立刻出現。
一開始，設立了四輔官，地位很高，但只是在皇帝身邊提提建議，並不處理實際政務。朱元璋發現這個起不了多大作用，洪武十五年就把它廢掉了，代之以文淵閣、武英殿、文華殿，可以幫皇帝看奏章，也可以提出反駁意見，隨時準備皇帝的召見。由於辦公地點在宮內，故稱“內閣”。但這時的內閣，沒有決策權，只是輔助性的機構。他們只是離皇帝近一點，但並未凌駕於六部、都察院之上。
在這個階段，政府首腦只能是皇帝本人了。
到了明成祖的時代，內閣的地位有所提升。雖然閣臣品級不超過五品，但重大軍國要務都要徵求他們的意見了，甚至，六部提出的解決方案，閣臣也可以和皇帝一起商量，決定是否實施。到了仁宗、宣宗的時代，這個趨勢進一步加劇。由於仁宗在他的東宮官員的強力支援下才順利繼位，所以後來特別重用這些官員，給了楊榮、楊士奇、楊溥這“三楊”等人極高地位，內閣閣臣不僅可以兼六部尚書，品級也達到了正三品。特別重要的是，閣臣掌握著“票擬”權，就是對百官奏疏先起草一個意見，再交皇帝過目，等於代替皇帝做初步決策。所以，這爺孫三代，是內閣地位陡升的時期。
不過，這個時候是“首輔”，即首席大學士負責制，還是“集體負責制”呢？許多人認為從洪武時期就有首席大學士了，但實際上在仁宣時期也更多的是“三楊”並稱，很少說都是由楊士奇或者誰一個人說了算或發言權最大的。不過，名義是有一個資歷最老的大學士排名最前，也就是首輔。在實際上，只有最為強勢的人做了首輔，比如嘉靖到隆慶、萬曆時期的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才會顯得首輔比其他閣臣發言權大，其他的時期差別沒那麼凸顯，大體上還是類似於“集體負責制”，最重要的票擬權也是輪流行使的。
在制度上，內閣制度取代丞相制度，減小了對皇權的威脅，又能幫助皇帝決策；但在實際上，如果皇帝無能或者不願意理事，那麼閣臣或首輔的權力就可以媲美丞相。可憐的是，在明朝的許多時候，皇帝不願意管事，閣臣也不願意或不敢負責，許多事情就不可為了。所以，制度設計雖然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最終還是要看人啦。
洪武十三年“胡藍之獄”後，明朝的中樞決策機構發生了變化，中書省被裁撤，所謂的“丞相”在出現了兩千年後被徹底終結。六部直接聽命於皇帝，決策由皇帝自己乾綱獨斷。
但是，即使像朱元璋這樣勤政的皇帝，精力和體力上也吃不消，需要有人幫忙。但這種幫忙的機構又不能像丞相那樣對皇權構成威脅。所以，需要不斷嘗試，內閣這種東西還沒有立刻出現。
一開始，設立了四輔官，地位很高，但只是在皇帝身邊提提建議，並不處理實際政務。朱元璋發現這個起不了多大作用，洪武十五年就把它廢掉了，代之以文淵閣、武英殿、文華殿，可以幫皇帝看奏章，也可以提出反駁意見，隨時準備皇帝的召見。由於辦公地點在宮內，故稱“內閣”。但這時的內閣，沒有決策權，只是輔助性的機構。他們只是離皇帝近一點，但並未凌駕於六部、都察院之上。
在這個階段，政府首腦只能是皇帝本人了。
到了明成祖的時代，內閣的地位有所提升。雖然閣臣品級不超過五品，但重大軍國要務都要徵求他們的意見了，甚至，六部提出的解決方案，閣臣也可以和皇帝一起商量，決定是否實施。到了仁宗、宣宗的時代，這個趨勢進一步加劇。由於仁宗在他的東宮官員的強力支援下才順利繼位，所以後來特別重用這些官員，給了楊榮、楊士奇、楊溥這“三楊”等人極高地位，內閣閣臣不僅可以兼六部尚書，品級也達到了正三品。特別重要的是，閣臣掌握著“票擬”權，就是對百官奏疏先起草一個意見，再交皇帝過目，等於代替皇帝做初步決策。所以，這爺孫三代，是內閣地位陡升的時期。
不過，這個時候是“首輔”，即首席大學士負責制，還是“集體負責制”呢？許多人認為從洪武時期就有首席大學士了，但實際上在仁宣時期也更多的是“三楊”並稱，很少說都是由楊士奇或者誰一個人說了算或發言權最大的。不過，名義是有一個資歷最老的大學士排名最前，也就是首輔。在實際上，只有最為強勢的人做了首輔，比如嘉靖到隆慶、萬曆時期的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才會顯得首輔比其他閣臣發言權大，其他的時期差別沒那麼凸顯，大體上還是類似於“集體負責制”，最重要的票擬權也是輪流行使的。
在制度上，內閣制度取代丞相制度，減小了對皇權的威脅，又能幫助皇帝決策；但在實際上，如果皇帝無能或者不願意理事，那麼閣臣或首輔的權力就可以媲美丞相。可憐的是，在明朝的許多時候，皇帝不願意管事，閣臣也不願意或不敢負責，許多事情就不可為了。所以，制度設計雖然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最終還是要看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