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長崎事件現在很少提及，我個人認為一般歷史事件，除了歷史愛好者和事件親歷者，一般的民眾平時不太關注，只有到事件發生的臨近日，人們才會關注；另外長崎事件是甲午戰爭的一部分，所以被包含在甲午戰爭裡，在介紹甲午戰爭時順帶提及。1884年12月日本策動所謂的“甲申政變”，試圖推翻當時親清的北韓政府，替代清政府而成為北韓的保護國。英國為了防止俄國南下威脅其在華利益於1885年4月佔領了北韓南端的巨文島，結果遭到俄國和日本的反對而作罷。1886年7月李鴻章接到袁世凱報告，說北韓有人謀劃聯俄防英，而俄國正在覬覦元山口外的永興灣。面對如此複雜的國際形勢，清政府深知一旦北韓落入它國必將危及自身安全，於是命令丁汝昌和吳安康分別率領北、南洋水師前往北韓的永興灣一帶巡防，藉以展示清政府強大的海軍實力，制止敵國可能的侵略企圖。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琅威理接到命令後立即率“定遠”、“鎮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等6艘軍艦前往北韓東海岸海面操演，又奉命前往海參崴接當時參加中俄關於吉林東界勘定談判的清政府官員吳大澄。北洋艦隊將吳大澄送至摩闊崴，留下“超勇”、“揚威”兩艦在海參崴待命。鑑於鐵甲艦在作長途航行後，需回港塗油維護，加上1886年清廷的旅順軍港尚未完工，李鴻章遂決定由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鎮遠、定遠、威遠、濟遠四艦前往位於日本長崎的三菱造船所進行檢修，並展開對日本的“親善訪問”。這也是中國鐵甲艦隊的首次訪問日本。8月1日，北洋艦隊抵達長崎港，首次目睹來自中國的鐵甲鉅艦的長崎市民擠滿了碼頭。望著威風凜凜的鉅艦上龍旗高揚，人群中有了驚歎、羨慕、憤懣的複雜情緒。1886年8月13日，日方邀請抵達長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購物。一些水兵卻違反軍紀，前往當地妓院尋樂且酗酒鬥毆。聞訊趕來的警察平息了事端，多名情緒激動的清兵前往警署繼續鬧事。並以軍刀將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傷，肇事水兵也受了輕傷並被逮捕，不料軍艦上竟衝出400多人，直撲警察局而去，而艦上的12寸巨炮則調轉炮口，對準了長崎市區。這下日本可沒脾氣了，面對堅船利炮，只能乖乖的放人，還要道歉賠償。《長崎快報》對此作了報道，英國駐長崎領事也將事件寫進報告。李鴻章承認：“爭殺肇自妓樓，約束之疏，萬無可辭”，但又說：“弁兵登岸為狹邪遊生事，亦系恆情。即為統將約束不嚴，尚非不可當之重咎，自不必過為急飾也。”在李鴻章看來因嫖妓引起的衝突只能算是小事，但事態被擴大，終釀“長崎事件[4]”。1886年8月15日，李鴻章授意全艦隊放假一天，並允許450名水兵自由觀光。雖然丁汝昌明令禁止水兵執軍械上岸。然而據日方記載許多水兵手執棍棒刀器，其中包括從日本古董店購買的日本刀,[5]由於13日的糾紛所帶來的不滿，觀光很快演變為了械鬥。按日本記載數名水兵伏擊並殺死一名警察。早有防備的警察數百名將水兵分割包圍，配合街邊市民展開石塊攻擊。事後統計顯示，水兵方面有5人死亡、44人受傷、5人失蹤（一說10人死亡）。警察也被打死5人，30人受傷。而長崎市民亦有多人受傷。事件發生後，北洋水師群情激奮。有記載說，定遠等四艦迅速進入臨戰狀態，褪去炮衣，將炮口對準了長崎市區。總教習琅威理甚至主張對日開戰：“即日行動，置日本海軍於不振之地。”當時日本海軍才剛剛起步，絕非中國海軍的對手[6]。可是丁汝昌卻沒有下令開火，喪失了把日本海軍“扼殺在搖籃中”的機會。李鴻章得知“長崎事件”後很生氣，召見了日本駐天津領事波多野，語帶威脅地說：“……開啟戰端，並非難事。我兵船泊於貴國，艦體、槍炮堅不可摧，隨時可以投入戰鬥。”1885年11月24日，駐日公使徐承祖致電李鴻章，要求斷交撤使。此時中法戰爭剛結束不久，清廷不願再度捲入戰爭漩渦，故未批准此議。1887年2月，中日雙方簽訂協議，對各自的死傷者互給撫卹，日本賠付中國52500元，中國賠付日本15500元，長崎醫院的醫療救護費2700元由日方支付。在日本人看來，外國水兵喝醉了酒來本國滋事，最後竟然要本國賠款，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國威脅論”成了日本主流民意，“大力發展海軍”也成了日本國內的共識，“一定要打敗定遠”，更作為日本海軍的目標和口號。就連日本小孩最流行的遊戲，也是分成兩組，一組扮成中國艦隊，另一組扮成日本艦隊，遊戲主旨就是圍攻定遠、鎮遠。與1886年以前處理外交事件不同的是，清廷表現出了相當強硬的態度。北洋水師總教習琅威理甚至提出了對日斷交、武力解決的主張。李鴻章的外交顧問伍廷芳被認為在此事的圓滿解決上起了關鍵作用。
1887年2月，雙方達成彼此讓步的協議，雙方一致認定是語言不通導致了誤會的發生，所以肇事者交由本國政府自行處置，而死傷人員則由對方予以撫卹。值得一提的是，日方所支付的撫卹金數額大大超出了清廷。換句話說等於向中國進行賠款。但也有人認為，1886年清國軍艦的實力具有壓倒性優勢，如在長崎事件中採用琅威理的建議，一挫實力尚在清國之下的日本艦隊，則此事後中日海軍強弱，必大不相同。“長崎事件”雖得以和平了結，但在日本當局的挑動下其民間的反華、仇華、排華的情緒卻被煽動起來。日本朝野的軍國主義思想越來越濃厚，深受刺激的日本海軍發狠：“一定要打勝‘定遠’。”在軍國主義思想蠱惑下，一些天真稚童竟也玩起打中國軍艦“定遠”、“鎮遠”的戰鬥遊戲。李鴻章將北洋軍艦送到日本修理本來就含有威懾的意圖，卻沒想到這一事件竟如此深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
對於長崎事件現在很少提及，我個人認為一般歷史事件，除了歷史愛好者和事件親歷者，一般的民眾平時不太關注，只有到事件發生的臨近日，人們才會關注；另外長崎事件是甲午戰爭的一部分，所以被包含在甲午戰爭裡，在介紹甲午戰爭時順帶提及。1884年12月日本策動所謂的“甲申政變”，試圖推翻當時親清的北韓政府，替代清政府而成為北韓的保護國。英國為了防止俄國南下威脅其在華利益於1885年4月佔領了北韓南端的巨文島，結果遭到俄國和日本的反對而作罷。1886年7月李鴻章接到袁世凱報告，說北韓有人謀劃聯俄防英，而俄國正在覬覦元山口外的永興灣。面對如此複雜的國際形勢，清政府深知一旦北韓落入它國必將危及自身安全，於是命令丁汝昌和吳安康分別率領北、南洋水師前往北韓的永興灣一帶巡防，藉以展示清政府強大的海軍實力，制止敵國可能的侵略企圖。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琅威理接到命令後立即率“定遠”、“鎮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等6艘軍艦前往北韓東海岸海面操演，又奉命前往海參崴接當時參加中俄關於吉林東界勘定談判的清政府官員吳大澄。北洋艦隊將吳大澄送至摩闊崴，留下“超勇”、“揚威”兩艦在海參崴待命。鑑於鐵甲艦在作長途航行後，需回港塗油維護，加上1886年清廷的旅順軍港尚未完工，李鴻章遂決定由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鎮遠、定遠、威遠、濟遠四艦前往位於日本長崎的三菱造船所進行檢修，並展開對日本的“親善訪問”。這也是中國鐵甲艦隊的首次訪問日本。8月1日，北洋艦隊抵達長崎港，首次目睹來自中國的鐵甲鉅艦的長崎市民擠滿了碼頭。望著威風凜凜的鉅艦上龍旗高揚，人群中有了驚歎、羨慕、憤懣的複雜情緒。1886年8月13日，日方邀請抵達長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購物。一些水兵卻違反軍紀，前往當地妓院尋樂且酗酒鬥毆。聞訊趕來的警察平息了事端，多名情緒激動的清兵前往警署繼續鬧事。並以軍刀將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傷，肇事水兵也受了輕傷並被逮捕，不料軍艦上竟衝出400多人，直撲警察局而去，而艦上的12寸巨炮則調轉炮口，對準了長崎市區。這下日本可沒脾氣了，面對堅船利炮，只能乖乖的放人，還要道歉賠償。《長崎快報》對此作了報道，英國駐長崎領事也將事件寫進報告。李鴻章承認：“爭殺肇自妓樓，約束之疏，萬無可辭”，但又說：“弁兵登岸為狹邪遊生事，亦系恆情。即為統將約束不嚴，尚非不可當之重咎，自不必過為急飾也。”在李鴻章看來因嫖妓引起的衝突只能算是小事，但事態被擴大，終釀“長崎事件[4]”。1886年8月15日，李鴻章授意全艦隊放假一天，並允許450名水兵自由觀光。雖然丁汝昌明令禁止水兵執軍械上岸。然而據日方記載許多水兵手執棍棒刀器，其中包括從日本古董店購買的日本刀,[5]由於13日的糾紛所帶來的不滿，觀光很快演變為了械鬥。按日本記載數名水兵伏擊並殺死一名警察。早有防備的警察數百名將水兵分割包圍，配合街邊市民展開石塊攻擊。事後統計顯示，水兵方面有5人死亡、44人受傷、5人失蹤（一說10人死亡）。警察也被打死5人，30人受傷。而長崎市民亦有多人受傷。事件發生後，北洋水師群情激奮。有記載說，定遠等四艦迅速進入臨戰狀態，褪去炮衣，將炮口對準了長崎市區。總教習琅威理甚至主張對日開戰：“即日行動，置日本海軍於不振之地。”當時日本海軍才剛剛起步，絕非中國海軍的對手[6]。可是丁汝昌卻沒有下令開火，喪失了把日本海軍“扼殺在搖籃中”的機會。李鴻章得知“長崎事件”後很生氣，召見了日本駐天津領事波多野，語帶威脅地說：“……開啟戰端，並非難事。我兵船泊於貴國，艦體、槍炮堅不可摧，隨時可以投入戰鬥。”1885年11月24日，駐日公使徐承祖致電李鴻章，要求斷交撤使。此時中法戰爭剛結束不久，清廷不願再度捲入戰爭漩渦，故未批准此議。1887年2月，中日雙方簽訂協議，對各自的死傷者互給撫卹，日本賠付中國52500元，中國賠付日本15500元，長崎醫院的醫療救護費2700元由日方支付。在日本人看來，外國水兵喝醉了酒來本國滋事，最後竟然要本國賠款，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國威脅論”成了日本主流民意，“大力發展海軍”也成了日本國內的共識，“一定要打敗定遠”，更作為日本海軍的目標和口號。就連日本小孩最流行的遊戲，也是分成兩組，一組扮成中國艦隊，另一組扮成日本艦隊，遊戲主旨就是圍攻定遠、鎮遠。與1886年以前處理外交事件不同的是，清廷表現出了相當強硬的態度。北洋水師總教習琅威理甚至提出了對日斷交、武力解決的主張。李鴻章的外交顧問伍廷芳被認為在此事的圓滿解決上起了關鍵作用。
1887年2月，雙方達成彼此讓步的協議，雙方一致認定是語言不通導致了誤會的發生，所以肇事者交由本國政府自行處置，而死傷人員則由對方予以撫卹。值得一提的是，日方所支付的撫卹金數額大大超出了清廷。換句話說等於向中國進行賠款。但也有人認為，1886年清國軍艦的實力具有壓倒性優勢，如在長崎事件中採用琅威理的建議，一挫實力尚在清國之下的日本艦隊，則此事後中日海軍強弱，必大不相同。“長崎事件”雖得以和平了結，但在日本當局的挑動下其民間的反華、仇華、排華的情緒卻被煽動起來。日本朝野的軍國主義思想越來越濃厚，深受刺激的日本海軍發狠：“一定要打勝‘定遠’。”在軍國主義思想蠱惑下，一些天真稚童竟也玩起打中國軍艦“定遠”、“鎮遠”的戰鬥遊戲。李鴻章將北洋軍艦送到日本修理本來就含有威懾的意圖，卻沒想到這一事件竟如此深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