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西方音樂的發展是歐洲文藝復興的一部分，與古希臘的淵源雖不如哲學社會學美學等那麼直接，但肯定也是密不可分的，不過這個問題將古希臘哲學思想與西方音樂心理學聯絡在一起，所以論述起來就不能那麼籠統了，這更像是一個博士生的畢業論文

解釋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對古希臘哲學思想所呈現的“主體人格”有一個準確的把握，這種以哲學思想體現出的“古希臘人格”非常獨特，它既堅持“人中心論”，又堅持對世界的“非主觀臆斷的”客觀探究，這種雙重“人格”搭配非常完美，它既避免了妄自尊大與人性的膨脹野蠻，又避免了“存天理滅人慾”的奴性人格，所以這種人格既是激情的又是理性的，加上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的助力，從根本上杜絕了蠱惑人心的“詭辯”，所以讓這種希臘式的哲學“人格”幾近完美。激情與理性的完美結合最終造就了古希臘人的心理生態：詩意與恪守，在理性的糖紙下包裹著一粒甜蜜的激情糖果。

西方古典音樂發端於義大利，這是文藝復興的肇始之地，從維瓦爾第、斯卡拉第到後來的德國古典音樂的巔峰巴赫 亨德爾 莫扎特 貝多芬，我們都能漸進地尋跡到這種以音樂語言體現出了音樂心理，他們尊崇古典音樂的技法又能成功渲染出個人的激情，尤其對巴赫、亨德爾以宗教音樂、莫扎特以宮廷音樂立足的那些作品來說無不體現出這種激情與理性相結合的音樂心理，這種心理是文藝復興所開始的、對歐洲人“人格”在飽經一千年中世紀宗教壓抑之後的重塑後的蛻變，到了貝多芬的音樂，便上升到一種“哲學家音樂心理”了，激情澎湃又極具樂理規則與理性控制，雖然新古典主義對樂理規則有所改變，但這種“古希臘式”的心理特質卻一脈相承，無論肖邦、瓦格納，還是二十世紀的肖斯塔科維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