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確實是一個大才子，而且，因為當時的時局還不具備賈誼實施他的超前思想的時候，所以，他既受漢文帝的器重，卻懷才不遇。

賈誼一生短暫，抑鬱而死，但他的文章寫得非常好，歷代讚揚賈誼的名人、大師很多。比如，文論研究大師劉勰在《文心雕龍·奏啟》曾評價賈誼的奏疏說：“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

劉勰很有眼光，他對賈誼的評價是很有道理的，賈誼的《治安策》確實是堪與他的《過秦論》相媲美的雄文、奇文，《治安策》被譽為是漢代最懼震撼力的文章。

毛澤東曾寫詩讚賈誼說：

“少年倜儻廊廟才，壯志未酬事堪哀。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千臺。”

賈誼確實是漢代的風流人物，是才華橫溢的倜儻大才，他壯志未酬不是因為他才識不夠，而是他思想太超前；他是“廊廟才”，心藏國家大計，胸有大韜略，是年輕的謀略大才。

賈誼二十一歲當博士，一年內遷任太中大夫，才華出眾，年輕氣盛，可是，他最年少英豪，但卻並不幼稚，他雖有些氣盛，但並不輕狂；他看似行為瀟灑，但卻胸有韜略。

賈誼的韜略才智，最精彩的表現是在他策論和文章方面。

賈誼很年輕，但卻富有遠見，他善於抓住關鍵問題，他所提出的主要策略皆是針對當時漢朝政治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賈誼策論中的觀點，代表了漢文帝時期朝臣中最有見識和最具分量的改革建議，同時，也是對當時利益集團的最尖銳的挑戰。賈誼的策略刺痛了當時上層權貴的軟肋，使朝中一些守舊老臣坐臥不安，是高水平的韜略，是最具殺傷力的理論利劍。

可是，由於文帝朝當時的政治環境的限制，不具有賈誼政治思想策略實施的條件，因而賈誼的策論沒有能被漢文帝所採納，但是，文帝去世後，漢景帝和漢武帝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卻是沿著賈誼策略的主要思想所指引的方向走的。賈誼的理論策略在漢朝有震撼性和深遠性的影響。

第一，文帝面臨嚴峻局勢，催生了賈誼的策論

漢朝立朝之後的“文景之治”是歷史上有名的休息安寧時期，漢初所推崇的“黃老之學”，對漢初的政治經濟有重要的影響，經濟上有較為穩定的發展，而政治上經過劉邦、呂后的殺戳功臣名將的強力措施，穩固了皇權，這使漢劉政權暫時的穩定。可是，漢朝的穩定和繁榮只是表面上的，其實，在穩定中潛伏著嚴重的危機，漢文帝劉恆（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57年）登基之後，危機逐漸突現了。

公元前180年，一代女梟雄高後呂雉病死，呂氏家族的權臣呂產、呂祿聚兵長安妄圖發動政變，欲先下手奪帝位。而危急之下，劉姓宗室集團和功臣集團結成聯盟，一致對付呂氏。齊王劉襄率兵發難於外，周勃奪取北軍於內，聯手誅殺諸呂，史稱“周勃安劉”。諸呂被滅以後，曾有大臣提議立齊王劉襄為皇帝，理由是：認為劉襄是高祖劉邦的長孫，而且誅滅諸呂時他率先起兵，立首功。可是，齊王的母舅家族勢力很大，大臣們擔心立劉襄為帝又會重演外戚專權的可怕一幕，所以，立齊王的方案被否決了。

此時，平呂的大功臣周勃和大謀士陳平聯手推舉代王劉恆為帝，劉恆是高祖親子，居長位，又仁孝寬厚，還有，劉恆的母親、太后薄氏謹慎良惠，原來的地位低，系魏霸的小妾，是劉邦戰勝魏霸時將其納入後宮的，沒有外戚的力量，免除了朝中大臣關於外戚專權的擔心。

顯然，劉恆被立為皇帝，是劉姓宗室集團與功臣集團之間相互妥協的結果，也是平呂的功臣們精心謀劃的一種防止外戚干政的擇帝方案。也是漢初最高統治集團主要力量之間利益和權力的較量之後的妥協和權力再分配，是皇權體制的一種適應形勢的新組合。

可是，劉恆即位之後，他所面臨的局勢是嚴峻和險惡的，在朝中，他雖有掌權大臣周勃和陳平的支援，但是，劉恆身份並不顯赫，劉姓宗親中很多人對他很不服氣，劉邦的子、孫中有能力競爭皇位的對劉恆非常妒忌，很有敵意。在當時，朝中的皇室力量依然很大，背地裡對周勃、陳平也是很不服的。而在朝外，劉姓諸侯的勢力所構成的威脅才是最危險的，劉恆的帝位很不穩固。

劉恆即位時帶著親信宋昌、張武等六人進入未央宮，他任命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二軍；任命張武為郎中令，巡察保衛宮中。劉恆看似溫和，其實是很有手段的，他雷厲風行地令有司衙門分別誅殺後少帝劉弘及淮陽王、恆山王、濟川王，隨即頒佈詔令，大赦天下。

之後，劉恆大肆封賜平定諸呂的有功之臣，他封周勃為右丞相，封陳平為左丞相，封灌嬰為太尉，命他們三人組成新朝核心統治集團。此外，他既施恩於舊諸侯王，又立了一批新的諸侯王。最後，他立長子劉啟為太子，為漢朝後世在繼位問題上提供了一項重要定製。

漢文帝劉恆施恩封賞有功大臣和立太子之後，他以平叛來樹立帝王權威。他鎮壓了濟北王劉興居和淮南王劉長的叛亂。劉恆登基後實行了一系列的恩威並施的策略，使他的帝位開始穩固，文帝朝的朝中局勢進入了相對穩定時期。

可是，劉恆雖然平息了濟北王和淮南王的叛亂，但並沒有能真正解決中央政府與諸侯王勢力之間的矛盾。平叛的舉動反而引起了諸侯王的警惕，使矛盾激化了。有些強勢的諸侯王，已構成了對中央朝廷很大的威脅，劉姓宗室內部出現了中央與地方兩大力量的公開較量，諸侯王日益做大的狀況很嚴重。面對這種政治局勢，朝中一些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認為解決中央朝廷與地方諸侯王的矛盾已經刻不容緩。正是在這種局勢下，年輕有為的政治謀略家賈誼登上政治舞臺了。

賈誼（劇照）

第二，年輕的太中大夫提交了極有見識的策論

漢文帝即位之後，開始啟用一些新朝臣，培養朝中的新勢力。而當時賈誼的才學在“策論”活動中充分展示出來，他得到了漢文帝的賞識，他很快被召到中央政府，任命為博士。不久，賈誼又被破格提拔為太中大夫，於是，有了參與議政的資格。賈誼富有遠見，才華橫溢，敢說敢論，所提出的建議不僅新穎，而且有根有據，在議政官員中，他表現得非常搶眼，於是，他更受漢文帝的青睞了。賈誼成了漢文帝很信任的傑出文臣。隨後，他向漢文帝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其思思就是銳意改革。

其一，賈誼建議改革舊制，制定新的典章制度。在賈誼看來，漢朝自高祖劉邦立朝之後，至文帝時已經建立二十多年，朝中政局基本穩定。而“無為”策略實施長時間之後，最需要的是加強中央專制政權的統治。漢初，主要是承襲秦朝的主要制度，至文帝時，需要大變革了。於是，賈誼提示：要廢棄繁瑣日益，移舊風倡新俗；要制訂新典章，如興禮樂，改正朔，易服色，改變官名等等。在一系列的建議，漢文帝得到了漢文帝的高度讚賞，但是，文帝登基不久，朝局尚不穩固，諸侯王威脅沒有解除，還不具備實施賈誼的改革舊制的條件，所以，只是被讚賞，但沒有能被採納而實施。

其二，賈誼專門上書漢文帝，呈上了《論積貯疏》，提出嶄新的農商政策，主張重農抑商，而這一政策被漢文帝採納了。文帝以減輕田租稅率的辦法，改變背本趨末的社會風氣，用來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於漢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十三年（前167年），還全部免去田租。此外，文帝實行“偃武興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減為每三年服役一次。如此減免服役，史上絕無僅有。

其三，賈誼向漢文帝建議遣送列侯離開京城回到他們自己封地，漢文帝也採納了。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因當時列侯多居於長安，離封邑很遠，吏卒供給輸送甚為勞苦，而列侯亦無機會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於是，文帝下詔，讓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身居朝中高位要職，或詔令恩准留京的。須由列侯的太子回到封邑去。

賈誼所提出的建議對於漢文帝鞏固中央集權統治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這些建議變為法令和政策之後，卻是對列侯、功臣的沉重打擊，賈誼因此而功臣元老和皇室王侯。他們群起而攻之，周勃、灌嬰、東陽侯等朝中重臣，誹謗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漢文帝怕遭到功臣的抵制，逐漸疏遠賈誼，漢文帝四年（前176年），賈誼被外放為長沙王太傅，如果湘江時，賈誼寫下《吊屈原賦》，讚歎屈原，並抒發自己的怨憤之情。

賈誼此次回長安，灌嬰已死，周勃遭冤獄被赦後回到絳縣封地，不再問朝中之事。可是，漢文帝仍是沒有重用賈誼，只是任命他為任梁懷王太傅，不過，梁地離京城近一些，而且梁懷王劉揖是文帝的小兒子，很受寵愛，文帝讓他為劉揖的太傅，也算是獎賞吧。

當然，賈誼雖身在梁國封地，卻仍在深思天下大事，考慮著朝中政策，他多次上疏，向文帝提出各種政策建議。寫下了《治安策》等好幾篇的重要文章。可是，梁懷王劉揖卻墜馬而摔死了，賈誼感到自己身為太傅，沒有盡到責任，一直很自責，經常流淚，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賈誼在憂鬱中死去，年僅三十三歲。

賈誼畫像

第三，一篇爭論雄文，成千古絕唱

賈誼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治安策》和他的《過秦論》，這篇文章一點也不遜於後來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是歷史上著名的政論文章之一，其觀點之鮮明，論證之嚴密，行文之雄奇，文氣之宏闊，現實感之強，為後世倍加讚譽。

其一，《治安策》有十分鮮明的觀點，主要是針對劉氏諸侯王而發出的尖銳論點。賈誼在文中所提出三個主要觀點，令諸侯王聽了渾身冒汗：其一，同姓諸侯王並不比異姓王可靠，親疏不是根本問題，同姓有時威脅更大，是朝廷必須加倍警惕的防範物件；其二，在諸侯封國的政治局勢下，強者先反叛，弱者後反叛，本質上都是對中央政權構成威脅；其三，皇帝應“眾建諸侯王而少其力”，亦即要分割諸侯王國的勢力，透過削弱諸侯國的力量來達到鞏固中央集權的目的。

其二，《治安策》一見血地指出危害漢王朝主要危險：危及劉漢王朝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們企圖叛亂的陰謀。漢高祖分封異姓王時，原本的目的是想以諸王作屏障，保證漢朝政權的穩固，結果，十幾年之間，共有九起反叛，但異姓王叛亂被平定之後，卻不能吸取教訓，又分封了一批新同姓王。文帝初即位初期，大的諸侯王年紀比較輕，漢王朝中央政府派去的太傅、相還能掌控實權，而後來諸侯王們逐漸長大，他們年輕力壯，血氣方剛，而中央派去的太傅、相已年老多病，或是被罷免了，諸侯王國的丞、尉以上官都變成了諸侯王的親信了。如此一來，就是堯、舜再世，也沒有辦法保證漢王朝的安定了。

其三，《治安策》認為血緣的親疏與能否防止叛亂沒有直接關係。在賈誼看來，把異姓王叛亂歸結為同劉氏王朝血緣關係疏遠，這是錯誤的。他舉例說，濟北王劉興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劉長(文帝的弟弟)相繼叛亂，他們是與文帝是嫡親血緣關係，不是也反了嗎？同姓諸王雖名為臣，但卻既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稱帝為皇的野心。他們在封國擅用爵位權力，赦免死罪，甚至僭用皇帝禮儀，使漢王朝法令在封國無法通行，實已叛亂。

賈誼認為，諸侯王叛亂不取決於疏親，而取決於政治形勢，取決於其封國力量的強弱。漢初七個異姓諸侯王反叛，皆是強者先反。如韓信勢力最強，最先反；燕王盧綰力量比較弱，最後才反。異姓王中不反的是長沙王吳芮，因為長沙國僅有二萬五千戶，實力最小。其實，長沙王與皇帝血緣相對疏遠些，反而最忠於朝廷的。諸侯王若有大片地盤和強大實力，不管是異姓還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而，“疏者必危，親者必亂。”

其四，《治安策》提出了防備諸侯王叛亂的應對策略：勢力強大的諸侯王，猶如一塊大骨頭，中央皇權若是不用權力、法制的大斧去砍，而只是想以仁義、恩情的小刀去切，刀一定是要麼缺了口要麼被折斷了，根本治不了叛亂。因此，皇帝要根據“大都強者先反”的政治教訓，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略來應對。

賈誼建議：應在原有諸侯王封地的基礎上，分封出更多諸侯，用以分散和削弱諸侯王的勢力。具體措施是，老諸侯王死後，其封地應分割為若干塊，分封給各位兒子，如此一來，既可以讓諸侯王子王孫放心，瞭解到他們必會受分封，於是，便不會反叛朝廷；同時，諸侯王封地代代分割，愈分愈少，“地盡而止”，諸侯王的勢力也逐漸被削弱了。

賈誼的這個一再分封諸侯王子王孫的策略是極為厲害的一招，是點到了諸侯王的死穴，只是當時文帝還不敢用，條件尚不具備，後來，主父偃將這一策略進行發揮，漢武帝便將其實施，成功地抑制了諸侯王的權力，大大鞏固了中央集權專制。

其五，《治安策》是一篇極具震撼力的文章，極有感染力和號召力。賈誼在文章的開頭便大聲疾呼：“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嘆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賈誼為漢文帝是朝廷所感受到的危機和危險而痛哭、流涕、嘆息，他認為漢王朝當時有一種現象是令人痛心而哭泣的；有兩種現象是令人悲傷流涕的；有六種現象是令人嘆息的。他斥責那些視天下“已安且治”的朝臣，認為他們不是無知，就是阿諛奉承，他以形象的比喻說：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還沒有燃燒起來，能說平安無事嗎？

賈誼雕像

文帝對賈誼的《治安策》在內心裡是非常讚賞的，但是，當時他的主要政治目標是穩定政局，恢復經濟，維護皇權。他還不敢得罪朝中權臣，更不敢冒然與諸侯王展開對抗，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齊王劉則死了，因齊王無子嗣位，文帝才把最大諸侯國齊國分為六國，並將他的三位兒子劉安、劉勃、劉賜封為王。這一分封策略，其實是根據《治安策》的理論來實施的。最後，到了漢武帝時期，才從根本上解決了諸侯王與中央政府的矛盾。武帝對付諸侯王的策略，是他身邊的謀士主父偃根據賈誼的《治安策》而發揮的策略。

賈誼《治安策》的最可貴之處，在於能居安思危，能敏銳地發現皇權和王權之間的關鍵矛盾，並提出解決辦法。歷來，《治安策》備受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的讚賞。偉人毛澤東曾評論說：“《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參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39頁)

賈生才調世無倫， 哭泣情懷吊屈文。 梁王墮馬尋常事， 何用哀傷付一生。

賈誼是思想家，而非政治家；只可惜英年早逝，他的許多主張也沒有得到皇帝的首肯，最後鬱鬱寡歡而離開人世。

賈誼認為漢朝已經建立二十多年了，政局大體穩定，為了鞏固漢朝的統治，他向漢文帝提出了一系列建議，進行改革。

在《過秦論》中，賈誼有感而發，認為漢朝承襲了秦朝的敗俗，廢棄禮義，應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

因此，賈誼建議制訂新的典章制度，興禮樂，改正朔，易服色，改變官名等等。所謂“改正朔”，就是改變秦以“水”為德，以十月為一年之始這樣的歷法；

“易服色”，就是改變秦的服色尚黑的制度，主張漢的服色應該尚黃。由於當時文帝剛即位，認為條件還不成熟，因此沒有采納賈誼的建議。 （後來也都一一照辦）

但是文帝採納了賈誼的其他建議；舉個例子。文帝二年，賈誼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積貯疏》，指出當時社會上出現的“背本趨末”(也就是棄農經商)以及“淫侈之風，日日以長”的現象對統治者不利；

主張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產，加強糧食貯備，預防饑荒，以達到安百姓治天下，即鞏固漢王朝統治的目的。

賈誼提出農業生產是立國的根本，只有把糧食積貯得多了，才能攻能守。而晁錯提出重農輕商的主張，提出使農民附著於土地的觀點。

西漢建立後，王國勢力的強大，成為統治集團內部的重大問題。文帝本以代王入朝為帝，自然不會忽視這個問題。

文帝聽取了賈誼的建議，在原來的封地上增加封君的數目，以分散其實力，使朝廷跟他們的關係可以如同“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