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是這樣論述“童心”的：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對於好的文學作品,必須以似懂非懂之童心讀之,不可刻板求真,過於求真“全不復有初矣”。讀《紅樓夢》亦如此,將《紅樓夢》顛來倒去地玩弄,必失童心,《紅樓夢》“全不復有初矣”!“初”(原著)是最有意義的,後人對《紅樓夢》的說辭則不如原著價值高。“紅學家”都承認《紅樓夢》這部書好在沒有說教,耐人琢磨,原書的這一優點實在珍貴。我對“紅學”評價不高就是因為它離不開附會。附會乃天下第一易事。以《紅樓夢》之博大之精深之包容,評說它何需練字度句、搜根尋據?集長舍短自立一家,意隨筆生不假錯意,可矣。俗話雲“《易》無達言”,套用這句話可以說“紅(學)無準譜”,怎麼說都有理。有人說東你說西,有人正說你反說,可矣,反正賈府門朝南或朝北無關宏旨,薛寶釵美於林黛玉或林黛玉美於薛寶釵也絕不會影響大局,永遠沒有標準答案。紅學中粗淺的附會,在考證曹雪芹創作動機上體現得尤為明顯。作為秘笈的《紅樓夢》尚且讓人糊塗,比“秘笈”更奧妙的創作動機自然更讓人糊塗。所以各種動機說五花八門。我們都知道,司馬遷創作《史記》是為完成父志,但丁創作《神曲》是為寫給心儀的姑娘———貝亞德。曹雪芹為誰創作?除去刨墳問屍,別無他法,因為曹雪芹沒有像司馬遷、但丁那樣直率地吐露寫作初衷。如果非要究其動機,在我看來,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就是為了愚弄“紅學家”的：一人藏物,百人難尋,我藏珠匿璧,讓你們翻箱倒櫃———這不是一種愚弄嗎?曹雪芹造疑的水平實在超乎常人,誠如戚蓼生所說：吾聞絳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黃華兩牘,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見也。今則兩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牘而不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兩牘,此萬萬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競得之。左比不失其當,右附正合其宜———這正是曹雪芹的獨具匠心之處,若是一歌一聲,一手一牘,也就無需考證了。也如霍國玲所說：曹雪芹偉大,他的偉大不僅現在,即使是將來,也難於被人們全面認識。……頑石墜地,標誌曹公出世;黛玉進京暗隱著賈府被抄;賈雨村復出,比附雍正帝登基……也如王蒙所說：《紅樓夢》本身就可以像生活一樣成為某些作家進行再創作的素材,儘管成功的是這樣少,但這種誘惑是永遠不能消失的。……多麼好的《紅樓夢》啊,它會使那麼多人包括我一輩子有事做。“成功的是這樣少”說得不準確,應該說“沒有成功的,而且也永遠不會有成功的”。也如俞平伯所言:我嘗謂這部書(指《紅樓夢》———引者注)在中國文壇上是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覺糊塗。以上諸論,餘獨高俞公。“越研究便越覺糊塗”,妙,一語道破天機———所謂研究《紅樓夢》,不過是使作品更“糊塗”些罷了,因為小說正是為“糊塗”讀者的。在某種程度上,研究“紅學”是在續寫《紅樓夢》,是“小說創作”之繼續。這不正說明“紅學”非學術嗎?若以為從《紅樓夢》中能夠研究出正學來,除非重新定義“學”與“學術”。學術不會與小說混同,過去不會,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雪芹布香餌,後人爭食之!現在,直接、間接吃“紅學”飯的車載斗量,還不斷有新人加入到“胡適之先生之流”(魯迅語)中來,然而絕無一人成功。因為只有做有“效益”與“意義”的事情才可能成功。效益與意義是人類做事情的兩個要旨,缺一不可。考證或變相考證一部小說究竟有什麼效益與意義呢?尋它千百度卻尋不到。“紅學家”所作所為遊離於社會之外,不幹第三人事。不是嗎?就在中國深入研究、考證《紅樓夢》主題,為賈寶玉的“反雍正精神”高唱讚歌之時,電視媒體卻反其道而行之,大演電視劇《雍正王朝》,為其歌功頌德,“紅學家”與電視人各自為飯碗而忙碌,對互相撞車無暇顧忌。不由得想象出這樣的一種場面:一部分人負責往地上貼小廣告,另一部分人負責清掃,各幹各的,形成完美“配合”。雙方都在“為稻粱謀”,從社會效益上看,這樣的事不幹也罷。我並不一概反對這種“撞車”(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反對的是給予幹這個行當的人以過高評價,讓做著一般事情的人洋洋得意到以為自己在做一種偉業。紅學考證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考證學(即考據學)本用來研究古書(至少是數百年之前的書)的,一般採用以此書證彼書的方法,考察有破綻的地方,確定真偽。乾隆曾大力提倡考據學,鼓勵優秀士大夫到這個領地耕耘,為的是轉移學界視線,讓士大夫注意力集中於雞零狗碎,免得寫出於朝廷不利的文字。清朝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律———本朝人不言本朝事!不言本朝事,可做的自然就剩下考證“前人事”了。最早的考據書可舉錢大昕的《二十四史考異》、顧炎武的《日知錄》。顧炎武有考據癖,每見古物必考之。由於顧炎武名大聲響,在他帶動下,中國的治學迅速朝考據學轉向,以至於許多人認為“學問即考據,考據即學問”(此風至今未泯)。中國典籍有十四萬種,漢字書寫起來又易出錯誤,考其萬一,一輩子就吃喝不愁了。但是,古人終究不像今人這樣惟利是圖,雖然許多士大夫加入到考據行列,清朝考據書總計也不過百部,而我所收羅到的紅學考據書(與長文)已逾三百種!看來說清朝最時興考據已經有失偏頗了。二、　“紅學家”不會不明白考證是怎麼回事,所以近年“考據派”、“索引派”一直遭受“紅學界”批評,“索引派”被譏諷為“笨伯猜謎,附會大家”。按照王國維的思路,研究分析《紅樓夢》的內容、藝術風格與思想性,固然比考證、索引好,然而即使這樣做,也不能謂之“紅學”,更不該將其升格為“顯學”。只要把小說當“學”對待,提筆必落言筌,想擺脫也難。因為凡“學”都是真實的,一部小說,無論怎樣好,都是虛構的,不存在標準答案。不是嗎?“紅學”正宗的研究絕大多數並不比考證派、索引派強多少,很難見到讓人信服的論文。不是“紅學家”水平不夠高,實在是因為路子不對。“索引派”、“考據學”不好聽,可是離開“索引”、“考據”又實在無文章可做。所以,那些堅決反對索引、考據的人只好翻來覆去地論證《紅樓夢》主題精神,顛來倒去地分析賈寶玉、林黛玉的人物性格、不厭其煩地討論曹雪芹的創作手法。重複來重複去,老調被傳為濫調了。馮其庸一向正說《紅樓夢》,然而其說詞亦經不住推敲,論點一捅即破,如以下一段話：《紅樓夢》是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思想和藝術的高度綜合和結晶,從《紅樓夢》的時代來說,這種書既是對傳統優秀文化思想藝術的繼承,又是對它的飛躍和發展。《紅樓夢》中確實蘊含傳統文化,但實在說不上“飛躍”和“發展”,如果中國的詩歌飛躍成《葬花詞》,我寧願希望唐詩宋詞不再“發展”了,如果讀書人不再讀四書五經,而改讀《西廂記》,我寧可不讀書了,如果賈寶玉成為士大夫之楷模,我寧願種地而不當文人了……說實在話,與唐詩宋詞相比,《紅樓夢》中的詩詞充其量只能算是三流的(何況曹雪芹之詩並非純粹創作,它借鑑了古詩,尤其借鑑了杜詩)。至於思想,《紅樓夢》恰與儒家正統思想相反動,《紅樓夢》中含有佛家、道家與一些新潮思想(如追求自由),就是難以找到“中國傳統”的正統思想。《紅樓夢》作者對中國傳統思想基本採取否定態度,將經書譏諷為“勞什子”,怎麼能說“《紅樓夢》是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思想和藝術的高度綜合和結晶”呢?!這一論斷太離譜了。還有這樣一個論斷：《紅樓夢》這部書,不僅是對兩千年來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會(包括它的意識形態)的一個總批判,而且它還閃耀著新時代的一線曙光,它既是一曲行將沒落的封建社會的輓歌,也是一首必將到來的新時代的晨曲。就算“封建社會”指的是秦始皇之後的大一統皇權社會,《紅樓夢》又在何處對其“意識形態”進行了“總批判”?如前所述,作者確實對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社會意識形態持否定態度,但作者沒有能力對其進行“總批判”,“總批判”者的頭銜應該戴在胡適頭上,胡適有“總批判”的能力,曹雪芹不具備這個能力。如果曹雪芹做了“總批判”,就沒有必要讓胡適來發動“文學革命”了。周汝昌在許多問題上與馮其庸觀點不一致,但在《紅樓夢》代表中華文化傳統上卻高度一致：每當與西方或外國訪問者晤談的時候,我總是對他們說:“如果要了解中華民族的文化特點特色,最好的———既最有趣味又最為便捷的辦法就是去通讀《紅樓夢》……《紅樓夢》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部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文化小說。　“中華民族的文化特點特色”就是以儒家為代表的文化傳統(其他民族沒有形成如此悠久的以文字為載體的文化傳統)。《紅樓夢》主人公賈寶玉、林黛玉卻都是儒家文化的叛逆,我讀《紅樓夢》,怎麼也讀不出“中華民族的文化特點特色”。如果改成以下表述還講得通:讀《紅樓夢》可以瞭解佛家文化與自由主義思潮的萌芽對中中國產生的影響。“紅樓夢與人生”是“紅學家”熱衷的話題。有人分析作品之後總結出人生的三條道路：一條以賈雨村為代表(科舉之路),一條以賈赦、賈珍、賈璉為代表(襲祖恩萌之路),還有一條以賈寶玉、林黛玉為代表(有人說是自由之路,有人說是遊手好閒之路),多數“紅學家”斷定,只有第三條道路才是人生正途。讀來令人絕倒,我寧願當芸芸眾生而不願意作賈寶玉,因為我怎麼也愛不起來這個專愛惹逗裙釵的人。被“紅學家”看好的第三條路恰恰最要不得。第一條路有缺失,但那是正途。評家皆雲賈寶玉是才子,讀《紅樓夢》卻不知道賈寶玉才從何來,莫非廝守女子可以成才?賈寶玉反對八股固然含有“反叛精神”,然而做八股也強似成天與女人廝混。賈寶玉反對文死諫,武死戰,他哪裡知道,文不死諫,武不死戰,他哪裡能優哉遊哉地吃女人胭脂?有人將賈寶玉與李贄、顧炎武、戴震同論,這是隻知其表,未見其裡。李贄、顧炎武、戴震皆反傳統,這沒有問題,但李贄、顧炎武、戴震皆立於傳統之內反傳統,他們一邊讀書、寫文章一邊反傳統;賈寶玉則不讀聖賢書,不寫道德文章,徒反傳統而已。華人若個個都是賈寶玉,文化傳統早就斷了香火,也就用不著反了。凡歪說歪理必然愈演愈烈。焦大醉酒之後罵出“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博得許多“紅學家”喝彩,以為焦大喊出了豪言壯語,殊不知這句“名言”現在已經成為黑道上盜賊的習慣用語,這個口號是盜賊行兇時的壯膽劑。這個幫助惡人做壞事的口號不知斷送了多少無辜的性命，在“紅學家”那裡,這句話卻每每得到稱讚!類似的“胡批”數不勝數,比如有人對“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的詩句喜愛有加,捧為“嚮往理想世界”之絕唱,實際上這句禪詩表達的是人生短促無常。佛家認為：“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覆如電,應作如是觀。”此詩告訴我們的是：人生短促無常。葬花詞也是表達此意, 只是換了一種說法而已。《紅樓夢》後四十回一向是評家喜歡議論的話題。張愛玲主張刪掉後四十回,任其殘缺,這樣就可以避免“無日無光,百樣無味”了。周汝昌同意此說,他把後四十回批評得一無是處。同是“紅學家”,馮其庸認為後四十回還可以。對於後四十回,喜歡的讀,不喜歡的不讀就是了,實在想不通有什麼可討論的。說高鶚狗尾續貂的為什麼不用自己的“狐尾”續一續“貂”呢?諒無此能。對好作品評頭論足是必要的,如若總是“假語村言”、“賈假甄真”那一套,久了,就令人生厭。《紅樓夢》已經評了一二百年,話差不多已說盡,繼續評下去斷難再出彩章。舉兩例前人點評,即可斷定後“紅學家”超過前人否。其一：真可拍案叫絕,足見其以蘭為心,以玉為骨,以蓮為質,以冰為神,真真絕倒天下之裙釵矣。其二：林顰卿者,外家寄食,煢煢孑身,園居瀟湘館內,花處姊妹叢中,寶釵有其豔而不能得其嬌,探春有其香而不得其清,湘雲有其俊而不得其韻,寶琴有其美而不得其幽,香菱有其幽而不得其高,鳳姐有其麗而不得其雅。詢仙草為前身,群芳所低首者也。筆力簡括,蘊義懷文。讀這樣的如詩如畫之妙論,我實在不忍心節外生枝地去言寶釵,論鳳姐,說寶琴,道香菱,不想以我之庸論覆蓋前人之妙言。三、近年社會上颳起一股旋風,肆意誇大《紅樓夢》研究的作用,欲將“紅學”升格為顯學,讓“紅學”內涵越來越深,處延越來越廣,縱無底線,橫無際涯,茫茫蕩蕩,無所不容。甚至有權威將“紅學”提升至“國學”,與甲骨學、敦煌學並稱為“三大顯學”,說甲骨學是研究上古歷史的,敦煌學是研究中古歷史的,“紅學”是研究近代歷史的,云云。真是越扯越遠了。請問:《紅樓夢》是歷史書嗎?“紅學”研究中確實有時涉及歷史,然而一旦涉及歷史,必然遠離作品從而脫去紅色。事實正如此,一位專家將《紅樓夢》與《聖經》並列。還有一位專家將《紅樓夢》與《周易》並提,說什麼在漢語語言文化歷史上,我認為有兩本書是天書,一本是《周易》,一本是《紅樓夢》。將《紅樓夢》與《周易》並提,與把體育與哲學歸於同類有何差別?紅學確實很熱,但那完全是人為造勢的結果。《紅樓學刊》1979年創辦,一年四期,每期約25萬字,至今已出一百多期,約有近3000萬字的“研究成果”。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單門“學科”研究成果之最,只知道這三千萬字成果,不到一天就可以讀完,因為重複的實在太多。為什麼形成“紅學熱”,是“紅學家”熱中的又一個話題,真是自愛得可以。一位“紅學家”解釋說：“紅學”為什麼熱?熱源在哪裡?……就是因為《紅樓夢》這部作品豐富、深邃、精妙,還帶幾分神秘。說得稍微複雜一點,也可以這樣表述,是因為這部小說作品的原創性,思想意蘊的多義性,成書過程的複雜性,文學思想的開放性。明明“紅學熱”是人為加溫造成的,偏偏將其歸於作品本身。有一本“紅學專著”第一章標題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避難所”(胡邦偉《紅樓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莫非中國知識分子吃女人胭脂心靈就找到避難所了?搞不懂小說何以能如此神通廣大。經、史、掌故、義理、詞章被稱為傳統“五學”,雖然小說與掌故沾點邊,終究不是獨立一項,正統士大夫從不以治小說為務。“紅學熱”絕不僅僅是因為《紅樓夢》作品偉大,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比《紅樓夢》偉大的不下二十部,除去《論語》都沒有成“學”,惟《紅樓夢》成為“顯學”,原因必須從更深處尋找。一切都是“現代性”在攪局。現代性迫使華人的審美興趣發生巨大轉變,一言以蔽之就是由雅變俗。高雅的詩詞歌賦被低俗的小說取代。審美載體由美文轉移到小說。俗文學佔據了絕對統治地位,小說中的佼佼者《紅樓夢》自然成為俗文人的追逐物件。他們用《紅樓夢》來附和現代性,用小說來填補空虛的心靈,為此不惜將《紅樓夢》“研究”請上學術殿堂的高階,將其“金玉其外”,造成學術繁榮的假象,一方面遮掩無聊文人的偃蹇狹陋與喜新厭舊的浮躁心理,另一方面無需勞神,透過炒《紅樓夢》冷飯而將自己留名於中國文學史。算盤打得雖好,卻坑害了不明就裡的讀者,把他們引向歧途。從胡適提出“科學的考證”至今已八十年,“紅學”早已不“紅”(不再與《紅樓夢》有任何關聯),該收場了!《紅樓夢》是中國優秀古典章回小說,作者的想象力與表達力都是異乎尋常的,對此我絲毫不否認。我想強調的是,《紅樓夢》僅僅是一部小說,小說是可以評的,但必須把它當小說評,而不能當歷史評,當自傳評,更不能把評小說當作單獨的一門學問看待。有人認為,英國有“莎學”(莎學也很熱,《莎士比亞大典》已再版40多次),中國為什麼不能有“紅學”?英國可以有“莎學”,中國不該有“紅學”。理由有三：其一,英語產生於14世紀,只有700來年曆史,不存在類似漢語文言文那樣的能夠久傳不失其意的書面語,英文隨口語呈週期性變化,莎士比亞死後不到百年,其作品已難為後人理解,所以需要後人整理之,研究之,詮釋之,以儲存其原意。後人研究莎士比亞,不是為了附會,而是為了讓其作品流傳下去。《莎士比亞大典》重印40多次就是為此目的。“莎學”從來沒有鑽進考證索引與重複評論的死衚衕,也沒有自詡為“顯學”。其二,莎士比亞是英國第一文豪,適當讚美甚至神化其作品是可以理解的。曹雪芹不同,他在中國文學史上進不了前十名,過度讚美甚至神化他的作品令人費解(曹雪芹也是相當偉大的文學家,只是因為中國古典文學太輝煌了,他才進入不了文學寶塔塔尖)。專門為一名排名十多位的文學家建立殿堂,而置那麼多文學成就高於他的文學家於不顧,實為不妥。其三,英國文學史比較簡單,以小說類作品為主(莎士比亞戲劇應算作小說),誰的小說寫得好誰就可以坐第一把交椅。中國文學史比較複雜,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主打文體。按照傳統審美標準,小說根本上不了檯盤。之所以20世紀20年代《紅樓夢》這條鯉魚能獨跳龍門,是因為那時中國的崇洋媚外風已起,胡適藉助“紅學”讓西風更進一格,益使風力遒上。胡適的目的基本達到了,隨著“紅學”走紅,詩詞歌賦已漸漸被華人忘記。如果中國文人的注意力盡被小說(無論這部小說怎樣好)牽扯,無須百年,中國古典文學將徹底斷其統續(無人會寫詩詞與韻文),那是怎樣的一種悲哀啊!中國文學寶庫中,有無數優秀作品值得華夏後裔吟誦之,評論之,繼承之:《詩經》詩之發軔,後振其步;《莊子》意態風神,不知何在;《楚辭》花草情景,種種具備;《左傳》滔滔莽莽,點筆立就;《史記》文史諧鬯,詼詭不羈;《三國志》輕重緩急,小筆望塵;《古詩十九首》渾樸莽蒼,暗合前古;《曹子建集》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陶淵明文集》麗藏於淡,採蘊於拙;《文選》廣徵博引,淹貫古今;《文心雕龍》篇篇高妙,句句神工;《古文觀止》博採散韻、歎為觀止;《全唐詩》吟寫性靈,流連光景;《八大家古文選》字驚文曲,力敵造化;《聊齋志異》化狐為姬,化鬼為人;《紅樓夢》Mustang塵埃,任人遐想……哪一個不是國寶,哪一個不讓洋人羨慕?何必一棵樹吊死,貴其一而賤其餘,強分伯仲叔季而徒耗心血呢?本文之意不在否定《紅樓夢》,也不想否定《紅樓夢》研究者。《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王國維、馮其庸、周汝昌、王蒙等是文學功底深厚的文學評論家。本文意在說明:“紅學”一詞可以用,但它不是學術,《紅樓夢》研究應納入到“文學評論”之中;“紅學”不是顯學,也不應該成為顯學。學者李贄曾批評道學家“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又與焦弱侯》)。李氏所言,實為篤論。不管口談什麼,“穿窬”,必然原形畢露。

《紅樓夢》是在文字獄環境下生產的一部偉大著作，研究者數不勝數。《紅樓夢》是一部自成體系作品，一切答案盡在書中。最好找到無現代人校義過的版本研究。比如錢槐香與錢槐的問題便如此。就在本回便有作者提示。透過芳官對柳家媳婦道：柳嫂子，寶二爺說了，晚飯的素菜要一樣涼涼的、酸酸的東西，只別擱上香油弄膩了。

看明白了嗎？只別擱上香呦弄逆了。意思是錢槐後面不要擱上（香），以免把這兩個人與兩件事弄混嘍。

後人雖沒擱上（香），卻把（香）去掉了。悲劇了。

至於敘述了什麼事件，篇幅所限，就省略了。

我看的版本里是這樣的：

所以，

一、“香”字應為“者”字，是抄寫筆誤。

二、此人是趙姨娘的內親，也就是孃家那邊的親戚。一種可能，全名是“錢槐”，那可能是趙姨娘姊妹的孩子，外甥之類；另一種可能，全名是“趙錢槐”，也不是絕對不可能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