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為黑暗的一段時期。可是，就是在這段時期內，卻出現了像阮籍，嵇康這樣的特別具有代表性的文人雅士，大寫風章流文，被後世學者譽為魏晉風骨。那麼為什麼在這樣一個烏煙瘴氣的歷史時期會出現如此清純的魏晉風骨呢？包括要重點解析的政治因素在內，一共有一下幾個方面:

其一，從三國文學中繼承而來的先秦逸風。自古亂世出英雄，自古亂世也多大師。魏晉之前的三國鼎立，堪稱亂世，英雄輩出，大師也頗多，首推曹家三父子，透過武功看文思，哪個不是大師級別？再看他們的文風，同為亂世之故，遂與先秦詩經等著頗為類似，三國終以魏晉收場，然此種文風卻得以保留，進而衍化成魏晉之風骨。

其二，文人自己的潛修頓悟。文化雖是政治和經濟的反應，但是，文化有其獨立的一面，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魏晉風骨的形成有一定的繼承因素，這是客觀必然，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斷然否決文人本身主觀偶然，任何歷史時期的文學發展，從一定程度上，和文人本身的主觀因素是分不開的。因此，當時的文人在主觀上偏向於追求這種風流灑脫的文風。​​其三，最後一個也就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政治因素。因為重要，所以細分為以下兩個小點來細說:

一方面，和當時的選拔人才制度有關。要知道科舉制是一個在隋朝才出現的東西。魏晉時期，人才的選拔多以世襲，舉薦，或者自薦的方式進行。當政治極度黑暗的時候，這些制度便形同虛設，無數高尚者被拒之門外，為有卑鄙者大行其道，營私結黨。多數文人報國無門，唯有寄情風流，以慰寸心。另一方面，國無明君，朝有權臣。魏如此，晉，也不過如此。表面上看，文人多是高雅之士，此種國家，未免些許清高之人嗤之以鼻。而實際上，是多數忠臣良將多在朝中飽受屈辱，不得已辭官歸隱，或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或東籬採菊，醉看南山。思之忖之，因不得已而為之。最後，如果魏晉的風骨僅是風流二字，那它也不配稱為魏晉風骨。那時的文人雖然表面上意志消沉，吟詩作樂，但是隻言片語，皆是對當時社會現狀在文學範圍內的深刻揭示。因此，魏晉風骨看似消沉，實則是浪漫形式的現實主義，不僅對文學，甚至於對歷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痛苦之中，爆發人性。

就像在春秋戰國的大亂世中，出現了百家爭鳴、思想綻放的大時代。經過了三國、魏晉百年亂世的當時，人性在淬鍊中，綻放出了最璀璨的光華，成為中國思想史上堪稱人性覺醒的時代。魏晉風骨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誕生的。

而對門戶的固執，雖然束縛了一定的社會發展可能，但也培養出中國歷史上真正的貴族時代。中國有了正經八百的貴族，可以只為理想、信念、思想……不用思考太多世俗的紛擾，真正隨心所欲地放縱自己的行為。謝家、王家名人輩出，家學、家風不容忽視。

而魏晉時期，對老莊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嵇康、阮籍、向秀在莊子學說的踐行，也形成了老莊並重的新思潮。這使得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名士打下的良好社會基礎，在竹林七賢的時代徹底發揚光大下，魏晉風骨漸現雛形。

所謂魏晉風度，指的就是魏晉時期官僚士大夫透過一系列個人的或者是集體的行為所掀起的一種思想潮流、生活方式、所表現的政治態度以及最終形成的社會風氣的綜合。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恰恰是魏晉時期黑暗的朝政，複雜的政治鬥爭以及動盪的社會造就了當時的這種與眾不同的風度。

比如說“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與王戎可以說都是當時聞名京師的名士，並且有的也曾入朝為官，有的則是世家大族之後，也有平民階層出身。其中嵇康自己就是曹魏的宗親，娶妻長樂亭公主，山濤則跟司馬懿之子司馬昭是表兄弟，阮籍也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可見雖然避世但是他們與朝廷的關係可以說是十分的緊密。然而選擇避世也是因為當時的朝政腐敗，並且朝廷內司馬氏正在試圖奪取曹魏的大權，之後又展開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在這樣的背景下，避世不僅僅是一種保命的方式，更是面對複雜朝政所表明的一種態度。

此外，自西漢以來，歷代歷朝都已儒家學說為綱本，而當時的許多名士其實都是反感儒學與禮教而崇尚玄學和清談的。如果放到個人的話。尚且可以說是一種個人愛好的發展延續，但是整體上的向玄學靠攏其實是當時的政治殘酷，促使原本以天下為己任計程車人不得不退而思考宇宙、人生等等。名義上是對形而上的純粹思辨性的討論，而實質上則是一種藉助這種形式來探討合理的社會到底應當是如何。

這些名士也樹立了一種不向權威低頭的典範，表面上看起來放達而無拘無束，實則內心一直憂國憂民，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縱情聲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