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平定播州之亂是萬曆三大徵的最後一徵。播州之戰耗費國力巨甚，為彌補國家財政和充實皇帝藩庫，戰後朝廷不停對百姓加徵稅賦，並派出礦稅監盤剝民間，以至於百姓怨聲載道，各地起義不斷。更為重要的是，播州之戰中，朝廷屯重兵於西南，無暇顧及東北戰事，使女真族獲得了寶貴發展機遇，為後來入主中原奠定了雄厚基礎。播州之亂可謂是壓死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故而會有明朝實亡於播州之亂的說法。

明神宗萬曆年間（1573-1620 年），大明發動了三場規模較大的戰爭，史稱“萬曆三大徵”。分別為，李如松平定寧夏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1592年）；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入侵的北韓之役（第一階段：1592-1593年，第二階段：1597-1598年），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1599-1600年）。萬曆三大徵雖都以勝利告終，但每場戰爭都是一波三折，勝利的同時也付出了慘重代價，嚴重動搖了明王朝統治基礎。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五月，土司（明朝封給少數民族首領的官職，以達夷制夷目的）楊應龍在雲貴地區燒殺搶掠。明朝多次對其進行招安均無效，故而在當年末任命李化龍為四川巡撫，總督川、貴、湖廣軍務，征討楊應龍。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初，李化龍率領二十餘萬大軍，兵分八路，進擊楊應龍。八路大軍中，劉鋌攻綦江、馬禮英攻南川、吳廣攻合江、曹希彬攻永寧、童五鎮攻烏江、朱鶴齡攻沙溪、李應祥攻興隆衛、陳璘攻白泥。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3月29日，劉鋌攻取婁山關（今貴州遵義桐梓縣交界處）。婁山關為播州之險要，明軍攻取婁山關意味著播州失去了天然屏障，使其暴露於明軍的鐵蹄之下。同年5月18日，各路明軍會師海龍囤，對楊應龍發起總攻。6月，劉鋌破城，擊斃楊應龍部將楊珠。楊應龍知其大勢已去，自縊身亡。楊應龍之子楊朝棟、其弟楊兆龍被擒，播州全境平定。

播州之戰歷時 114 天，集四川、貴州、湖廣八省之力，耗銀約二百餘萬兩。雖然最終戰爭勝利，但有以下幾個不利影響。

明朝雖然迅速平定了播州之亂，但戰前的組織動員、戰中的資源消耗、戰後的善後，都極大消耗了明朝國力。而萬曆三大徵在時間一脈相承，一戰接著一戰，毫無喘息之機，這對於國力的消耗更是不言而喻。

（一）戰爭的直接消耗巨大

先來看看播州之戰之前的對日戰爭，由於遠赴北韓作戰，且戰事曠日持久，前後歷時約7年，因此，國家財務消耗令人乍舌。《明史》記載：

“自關白（豐臣秀吉）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北韓，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矣”。

另外，還有史書記載：

“寧夏用兵甫數月，約費餉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北韓用兵收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二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二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期年，約費餉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

萬曆三大徵合計耗費銀錢約1200萬兩白銀，基本掏空了歷年中央政府的財政盈餘，使明朝國庫“國運大匱”。

所以，到平定播州之亂的時候，明朝國家財政已經十分緊張了。而播州之戰，朝廷又耗費良多，更是加劇了財政危機。萬曆朝內閣首輔王家屏在《答顧仲淹論東事》中稱：

“（平播戰爭）車騎戈甲，連數鎮之師，半委山谷矣；金錢芻粟，傾數萬之積，盡填溝壑矣；兵老財殫，智窮計絀。”

王閣老痛陳播州之戰耗費錢財無數。事實上，播州之戰幾乎耗盡了明朝最後的財力和軍力，自此之後，再無餘力組織應對東北女真之患。

（二）三大倉（太倉、太僕寺庫、京通倉）盈餘消耗殆盡

國家財政枯竭的直接表現就是三大倉盈餘消耗殆盡。大明正統七年（1442年）始置太倉庫，又稱太倉銀庫，俗稱銀庫，掌管貯銀。“各省所派剩麥米內庫中棉絲絹布、馬草、鹽課之折銀者，籍設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之援例上交者，皆由此庫貯存”。可見太倉庫為明中後期最為重要的國庫。

萬曆朝前期，經過張居正十年改革，太倉庫儲備豐盈。但歷經對日戰爭與播州之戰後，太倉庫銀所剩無幾。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山東道御史李柄在其奏章上說：“環視（太倉）庫房，一空如洗，所存者老庫二百萬耳”，到平播戰爭結束之時，庫銀更是寥寥無幾。

明朝太僕寺庫，專為養馬所需設立。萬曆中後期，由於戰爭支出龐大，太僕寺庫銀經常被挪作軍費。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太僕寺卿上書曰：“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北韓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

萬曆三十年（1602年），太僕寺少卿上書曰：“嘉（靖）、隆（慶）年間，庫銀達一千萬兩，後來國家多事借討紛紛......見庫存者僅一百萬有奇”。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太僕寺少卿又上書稱：“臣稽往牒，在嘉隆年間舊庫積至一千餘萬，盛矣。迨萬曆十八年，西征哱拜，借一百六十萬；東征倭借五百六十餘萬；二十七年，為邊餉五十萬......今老庫見存二十七萬耳”。

由此可見，萬曆三大徵將太僕寺庫豐盈的庫銀消耗殆盡。

京通倉儲是儲備國家糧食的國庫。據《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曆十一年（1583年）十二月，“實在糧共一千八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石有奇”；到萬曆三十年（1602）年，“京倉實在之數四百四十八萬餘石，僅足兩年之支”。

這期間糧食儲量的巨大變化，反映了萬曆三大徵對國庫糧食的龐大消耗，而平播戰爭作為三次大戰的最後一次，其所需所耗更是對戰爭不斷的明王朝雪上加霜。

播州戰爭歷時半年之久，加之之前北征寧夏，東征北韓，消耗了巨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導致國庫虧空十分嚴重。朝廷開始以增開賦稅為手段維持國家運轉。明朝中後期，朝廷將加重賦稅作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方式。

萬曆二十年以後，因戰事四起，“接踵三大徵，頗有加派”。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開始平叛楊應龍之時，增派賦稅之情況“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實之戶，比二十年之前，十減其伍”。

播州之戰後，時任吏部尚書李戴痛陳：

“頻直四夷之警，連興傾國之師，車殆馬煩，行貴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此時賦稅之額，比二十年前不吝倍矣。”

播州之戰結束後，大明百姓承擔的稅賦相比20年之前，增加了1倍。雖然明朝進行的平叛戰爭是為了維護領土完整，但巨大的戰爭支出使政府財政入不敷出，朝廷只能透過加派賦稅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而稅賦的增加，讓民眾苦不堪言。

嘉靖年間，明朝政府曾在民間開礦山，後因大臣反對，民怨四起，於隆慶年間廢止。但到萬曆年間，明神宗又打起了開礦的心思。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萬曆皇帝以國家財政緊張為由，向全國各地派遣宦官作為礦稅監。到播州之戰時，全國廠礦幾乎都由派出的礦稅監控制。

礦稅監們與各地豪強勾結，欺壓百姓，掠奪民間財富，上繳中央的反而很少。《神宗實錄》記載：“稅監馬堂每年抽取各項銀不下二十五、六萬兩，而一歲所進才七萬八千兩耳，約計七年之內所隱藏稅銀一百三十餘萬。”

另外，由於征討播州之事即起，礦稅監以其為由更加肆無忌憚盤剝百姓。對此，大學士趙志皋批評道：“（礦稅監）挾官剝民，欺公肥己，所得進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

萬曆三十年（1602年），在朝廷平定播州之亂後，礦稅監的種種惡行，使得“天下之勢如沸鼎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商農交困，流離遷徙，賣子拋妻，哭泣道途，蕭條巷陌。”

萬曆開礦徵稅，本來就是不義之舉。現在又縱容礦稅監中飽私囊，盤剝百姓。這使得中央政府不僅沒有獲得相應得稅款，而且使得百姓怨聲載道，對朝廷失去了信任。緊接著必然是“民變四起，天下皆反”。

（一）各地民變不斷

明朝曠日持久的戰爭和礦稅監的胡作非為，使生存壓力極大的老百姓走向了官逼民反的道路。萬曆二十三年（1594年）與二十四年（1595年），山東、河南一帶就出現過嚴重饑荒，在河南新蔡、沈丘、裕州、葉縣、舞陽、沁陽各地陸續爆發過大規模的聚眾起義。最具代表性的是南直隸鳳陽府潁州王自簡聚眾千人發動起義，隨即遭到鎮壓而失敗。

播州之役之後，因為加稅加賦劇增不斷，全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流民起義。萬曆二十九年（1600年），白蓮教徒趙古元在徐州一帶聚眾發動起義；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安徽、江蘇一帶流民又“千百成群，在在行劫”；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大盜劉應第、董世耀聚眾稱王，剽劫遠近，督兵討滅之。”

（二）女真藉機崛起

建州女真的真正崛起，是在萬曆三大徵之後。尤其平播戰爭，明廷調集 20萬大軍遠赴西南，使明朝在東北的軍事實力大大削弱。又因為之前遠征北韓，使整個遼東地區民生凋敝，殘破不堪。為了應對播州之亂，明朝調整其對女真政策，試圖扶植葉赫女真、海西女真，從而限制努爾哈赤建州部的發展，但效果甚微。

回顧女真崛起的發展史，萬曆三大徵，尤其在平播戰爭之時，是女真發展的分水嶺。由於明王朝調重兵圍剿土司叛亂和農民起義，無暇顧及東北戰事，使女真族抓住了寶貴的發展機遇，為後來入主中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自此，明朝喪失了對女真的控制，揭開了明王朝衰落序幕。

努爾哈赤壯大時間表如下：播州之戰前夕（1598年）滅哈達部；1607 年滅輝發部；1613年滅烏拉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2年後，以“七大恨”為由討伐明朝，發動了長達幾十年的對明戰爭。三十年後，滿清入關，統一全國。

首先對播州之役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一.播州之役對明朝國力的巨大消耗！播州之役是萬曆三大徵的最後一役。儘管明朝廷取得了這次戰役的勝利，但是卻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說是喝盡了明朝的最後一滴血！一點也不誇張。

二.對百姓的橫徵暴斂。萬曆三大徵後，朝廷國力空虛。急需補充財力用以運轉國家機器！便將加重賦稅作為朝廷財政收入的主要方式！這樣做的後果就是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激化矛盾，引發民變！

三.萬曆三大徵後，明朝因國力空虛，逐漸失去對建州女真的控制。而女真正是抓住了這次發展機遇，為入住中原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同時也揭開了明王朝衰落的序幕！

綜上所述，播州之役對明王朝的滅亡是有一定的影響，但並不是決定性的影響！清代史學家曾言"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也"！

爆發於西南地區的播州之役,是“萬曆三大徵”中的最後一次戰役。此戰幾乎耗盡了明朝的財力,虛弱了東北的防禦力量,是明衰清興的轉折。　　

明代時,朝廷對地處邊陲的西南控制能力不足,需要依靠世襲土司維持表面統治。但土司利益訴求和朝廷控制意願的矛盾日益強烈,終於導致播州之役發生。　　

萬曆二十一年春,播州土司楊應龍和朝廷發生了第一次衝突。朝廷令文臣王繼光,武將劉承嗣、郭成兵分三路,分別行軍圍剿。楊應龍採用“聲東擊西”計,以“佯令約降”為幌子,暗中“統兵據關衝殺”,結果“一路明軍大敗,死傷大半……而他師亦無功”。　　

楊應龍大敗朝廷軍隊,令朝廷大受震撼。王繼光因戰敗而被撤職,朝廷也轉變了對楊應龍的態度,從快速平剿變為“擇時進剿”。接任的官員更是主張招撫楊應龍。　　

面對朝廷的招撫,楊應龍也擔心大兵來襲,因而積極認錯,見好就收。他向朝廷立誓保證,如果自己能得到赦免,會竭盡全力為明朝保境安民,不會再為非作亂。

朝廷鑑於楊應龍認罪態度積極,秉持對西南土司一貫的寬宥之策,最後決定先免去他的土司職務,並“輸四萬金助採木”。楊應龍本想不負任何責任,因而對朝廷處罰結果非常不高興,“益怙終不悛”。加上他的次子楊可棟在做朝廷人質時死去,楊應龍“亦心痛”。他不僅沒有繳納贖罪金,而且“擁兵驅千餘僧,招(次子)魂而去”,正式走上了反叛的道路。　　萬曆二十六年,曾負責招撫楊應龍的四川按察副使王士琦被調往北韓徵倭。朝廷將兵力重點放在北韓之役,對西南的軍事部署不足。楊應龍因此更加肆無忌憚,不斷出兵攻打周邊,勢力急速擴大。第二年,楊應龍再次大敗明軍。　　　

楊應龍勢力日盛一日,朝廷卻只能被動防禦,以防止楊應龍進一步進攻。　　　

北韓之役後,在朝明軍陸續撤回國內。朝廷終於可以集中軍力對付楊應龍。萬曆帝任命李化龍為四川巡撫,總督川、貴、湖廣軍務,對楊應龍全力征討。　　

萬曆二十八年,李化龍指揮二十餘萬明軍,兵分八路,進攻楊應龍的老巢播州。五月十八日,各路明軍勝利會師,對楊應龍發動總攻。六月,抗倭名將劉鋌擊破楊軍,播州全境光復平定。　　

平播戰爭集四川、貴州、湖廣八省的力量,耗銀約二百餘萬兩。雖然朝廷最終平定楊氏叛亂,但戰爭對明朝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戰爭對明朝國力產生了巨大消耗。內閣大學士王家屏說:“車騎戈甲,連數鎮之師,半委山谷矣；金錢芻粟,傾數萬之積,盡填溝壑矣；兵老財殫,智窮計絀……外墜狡夷之牢籠,而內坐守寸步難移之困局……今時事與資力並當困絀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刃之餘。”　　

更嚴重的是,明末萬曆的三次大征伐在時間上幾乎是一脈相承。連年的戰爭對國力的消耗不言而喻。明朝為了維持幾場龐大的戰爭,被迫轉餉半個天下,將張居正改革的成果耗費殆盡。國家的財政日益枯竭,發生了嚴重的困難。明朝被迫以增開賦稅為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手段。　　

明廷將加重賦稅作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方式,引起了一些大臣的批評。曾任內閣首輔的申時行曾對加派賦稅事批判道:“比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方今才絀民勞,惟正之供尚且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　　

萬曆二十年以後,因戰事四起,“接踵三大徵,頗有加派”。萬曆二十七年開始平叛楊應龍,增派賦稅之情況“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實之戶,比二十年之前,十減其伍”。民生因戰爭凋敝,百姓的不滿情緒在不斷累積。　　

戰爭曠日持久,賦稅日益增加,使生存壓力極大的百姓走向了官逼民反的道路。播州之役後,因為加稅加賦不斷激增,全國各地接連爆發了流民起義。　　

更為嚴重的是,明廷調集20萬大軍遠赴西南平定播州之亂,其中一大部分的精銳力量都來自於常年駐紮東北的軍隊。這些軍隊內調後,明朝在東北的軍事力量大大削弱。明廷無暇顧及東北,讓東北女真族有了崛起的大好時機。努爾哈赤在東北招兵買馬,不斷擴充實力,進而逐步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強大的後金政權。而明軍於薩爾滸之戰的慘敗揭開了明王朝衰落的序幕——明朝在東北完全喪失主動權,接連喪師失地,戰線一直延燒到山海關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