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你和我一樣從小讀著《故事會》和《讀者》長大（或許更當代的版本已是《中華詩詞大會》和《朗讀者》？），範雨素的走紅事實上並不會令人太過驚訝。她的身份構築起文章的最核心意義，多數人則時刻找尋著投射自我姿態的容器，而如此親切的筆觸，對於再多的人來說都不會造成任何障礙。
長久以來，人們對於“象徵”的接受度都要遠好於個體經驗真正的複雜呈現，隨之，則又會將這種由“原型”激發出的憐憫與感動反過來投注到單一的個體身上。我們愛看身殘志堅者的愛情，也願意相信其貌不揚的選手，唱功有著額外的加成，至於一位農民工兄弟的詩朗誦，則必然散發出超越音韻字句的自然之味。而與這些“市井語法”相比，範雨素有著更加“普適”，更加“脫俗”的一面，這是一則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以“文學”作杖爭取話語權的當代傳奇，其中涉及的城鄉結構、階層固化、教育不公、親情大愛，更足以讓她的受眾大大向上拓展。最有意思的一點正在於，那個被她視之如敵，總覺得對方“高高在上”，俯視著她的“非苦力群體”，在面對這篇作品時所展現出的熱情與敬意，恰恰令她自己都感到始料未及。“感動流淚”只是最“一般”的評價，“老天爺賞飯吃，其他用筆吃飯的人應當感到羞愧”才是許多“專業人士”的普遍心聲。現代文明早已千瘡百孔、敗絮其中，被遺棄的群落中反倒葆有著詩意與美德，這樣的故事我們都喜歡，不是嗎？
尤其是，在“心態平和”的表象之下，無論作品還是訪談中，範雨素的“鬥爭姿態”其實從未缺席。除了常常提到的“高高在上”，她會這樣記錄她遇見的女僱主——“女僱主比男僱主小25歲。有時我半夜起來哄小嬰兒，會碰到女僱主畫好了精緻的妝容，坐在沙發上等她的老公回來。女僱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臉比那個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宮鬥劇裡的娘娘一樣，刻意地奉承男僱主，不要尊嚴，伏地求食。可能是她的前生已受夠了苦，不作無用的奮鬥。”對於民工子弟學校，她這樣說道——“我心想，這倒黴催的教育部，誰定的這摧殘農民工娃子的政策呢？報紙上說，教育部這樣做，是為了不讓下面的學校虛報人數，冒領孩子的義務教學撥款。可教育部為什麼不彈劾吏治，非要折磨農民工的娃子？”關於農村（婦女）現狀，她更是深有體會——“如果把這幾十年的新聞連起來看，你會發現，在沒有農民工進城打工之前，就是約1990年之前，中國農村婦女的自殺率世界第一。一哭二鬧三上吊嘛。自從可以打工，報紙上說，農民女人不自殺了。可是又出現了一個奇葩詞彙，‘無媽村’。農村女人不自殺了，都逃跑了。我在2000年看過一篇‘野鴛鴦最易一拍兩散’的報道，講的是異地聯姻的農民工婚姻太脆弱了。逃跑的女人也是這樣異地聯姻的女人。”關於人的物化，女兒的例子也遠比鑽研西馬的教授那些理論更能引起共鳴——“後來，大女兒在小妹妹不需要照顧後，在14歲那年，從做苦工開始，邊受苦，邊學會了多項手藝。她今年20歲，已成了年薪九萬的白領。相比較同齡的丁建平、李京妮，因為沒有親人為他們求告老天爺，他們都變成了世界工廠的螺絲釘，流水線上的兵馬俑，過著提線木偶一樣的生活。”當然，雖然年薪只有一萬八千元的差距，她依舊認命自己是個“靠苦力吃飯的人”，多數人，也樂意看到這樣一位坐擁“道德先手”的人來替自己發發牢騷。
範雨素提到她買了鄭曉瓊的詩集，其中的一首《田建英》讓她感動流淚——“田建英是一個從四川來的撿瓶子的中年婦女，她有好幾個孩子，孩子的命運基本上都特別悲慘。有共鳴。”而她事實上在文字層面比鄭曉瓊做得更好，那些“嫉妒她爆紅的作者”，或許確實忽視了她說故事的技巧，及概念更替的手段。比如寫到“要當文學家的大哥哥”，實物兌換的衝擊力遠勝單純的抒情——“大哥哥把家裡的稻穀麥子換成錢，錢再換成文學刊物、經典名著。沒有了糧食，我們全家都吃紅薯。”而關於母親的段落，大致遵循的是這樣的邏輯——“我快抑鬱症了——靠想母親來防治——因母親是好人——但村裡拆遷好人被打——是不是看到弱者就要欺侮她呢？——我和女兒決定要做個好人”。因之她的作品會給人提供某種“特別的廣度”，並將那些不能被詆譭的“絕對價值”擦洗乾淨後重新擺出。
正如她在事後強調，她渴望的社會是個“平等”的社會，特別是，“高高在上的藝術家”與“社會底層的勞動者”應當被平等對待，同樣尊敬。而一旦你去追問，“藝術家”與“勞動者”究竟在何種層面上實現平等是合理的，人權的平等與藝術的平等是否遵循著不同的邏輯，這句口號也就失去了“震盪人心”的魅力。她特別搬出了“《湯姆叔叔的小屋》和‘那個馬什麼的《我有一個夢想》’”來試圖說明底層參與的重要性，這在審美意義上沒有任何問題，但任何社會的進步不可能僅僅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甚至，在知識領域講求“平等”，人類必將原地踏步，一事無成。此外，“普通人”也有著各式各樣的武器“去對抗荒蕪”，一味強調“文學的救贖”，無疑也與“平等”的宗旨略為相悖。
“我是XXX”這一句式，本身隱含了被忽視者渴求關注的意味，正如我極為尊敬的，畢生致力於為底層人民發聲的英國導演肯·洛奇，新作便也定名為《我是布萊克》。只是布萊克即便在官僚機構的重重阻撓下幾至無法生存，也依舊為自己的身份與工作感到驕傲，並樂於幫助友鄰，為她們做好看的風鈴和實用的書架。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圍觀範雨素，甚至有目的地去攛掇她“爭取話語權”的行為，才是殘忍的，嚴重的。範雨素的演出已暫告一段落，現在輪到彼時激動轉發的我們來想想，自己能否也為世間留下點“風鈴與書架”。
若你和我一樣從小讀著《故事會》和《讀者》長大（或許更當代的版本已是《中華詩詞大會》和《朗讀者》？），範雨素的走紅事實上並不會令人太過驚訝。她的身份構築起文章的最核心意義，多數人則時刻找尋著投射自我姿態的容器，而如此親切的筆觸，對於再多的人來說都不會造成任何障礙。
長久以來，人們對於“象徵”的接受度都要遠好於個體經驗真正的複雜呈現，隨之，則又會將這種由“原型”激發出的憐憫與感動反過來投注到單一的個體身上。我們愛看身殘志堅者的愛情，也願意相信其貌不揚的選手，唱功有著額外的加成，至於一位農民工兄弟的詩朗誦，則必然散發出超越音韻字句的自然之味。而與這些“市井語法”相比，範雨素有著更加“普適”，更加“脫俗”的一面，這是一則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以“文學”作杖爭取話語權的當代傳奇，其中涉及的城鄉結構、階層固化、教育不公、親情大愛，更足以讓她的受眾大大向上拓展。最有意思的一點正在於，那個被她視之如敵，總覺得對方“高高在上”，俯視著她的“非苦力群體”，在面對這篇作品時所展現出的熱情與敬意，恰恰令她自己都感到始料未及。“感動流淚”只是最“一般”的評價，“老天爺賞飯吃，其他用筆吃飯的人應當感到羞愧”才是許多“專業人士”的普遍心聲。現代文明早已千瘡百孔、敗絮其中，被遺棄的群落中反倒葆有著詩意與美德，這樣的故事我們都喜歡，不是嗎？
尤其是，在“心態平和”的表象之下，無論作品還是訪談中，範雨素的“鬥爭姿態”其實從未缺席。除了常常提到的“高高在上”，她會這樣記錄她遇見的女僱主——“女僱主比男僱主小25歲。有時我半夜起來哄小嬰兒，會碰到女僱主畫好了精緻的妝容，坐在沙發上等她的老公回來。女僱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臉比那個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宮鬥劇裡的娘娘一樣，刻意地奉承男僱主，不要尊嚴，伏地求食。可能是她的前生已受夠了苦，不作無用的奮鬥。”對於民工子弟學校，她這樣說道——“我心想，這倒黴催的教育部，誰定的這摧殘農民工娃子的政策呢？報紙上說，教育部這樣做，是為了不讓下面的學校虛報人數，冒領孩子的義務教學撥款。可教育部為什麼不彈劾吏治，非要折磨農民工的娃子？”關於農村（婦女）現狀，她更是深有體會——“如果把這幾十年的新聞連起來看，你會發現，在沒有農民工進城打工之前，就是約1990年之前，中國農村婦女的自殺率世界第一。一哭二鬧三上吊嘛。自從可以打工，報紙上說，農民女人不自殺了。可是又出現了一個奇葩詞彙，‘無媽村’。農村女人不自殺了，都逃跑了。我在2000年看過一篇‘野鴛鴦最易一拍兩散’的報道，講的是異地聯姻的農民工婚姻太脆弱了。逃跑的女人也是這樣異地聯姻的女人。”關於人的物化，女兒的例子也遠比鑽研西馬的教授那些理論更能引起共鳴——“後來，大女兒在小妹妹不需要照顧後，在14歲那年，從做苦工開始，邊受苦，邊學會了多項手藝。她今年20歲，已成了年薪九萬的白領。相比較同齡的丁建平、李京妮，因為沒有親人為他們求告老天爺，他們都變成了世界工廠的螺絲釘，流水線上的兵馬俑，過著提線木偶一樣的生活。”當然，雖然年薪只有一萬八千元的差距，她依舊認命自己是個“靠苦力吃飯的人”，多數人，也樂意看到這樣一位坐擁“道德先手”的人來替自己發發牢騷。
範雨素提到她買了鄭曉瓊的詩集，其中的一首《田建英》讓她感動流淚——“田建英是一個從四川來的撿瓶子的中年婦女，她有好幾個孩子，孩子的命運基本上都特別悲慘。有共鳴。”而她事實上在文字層面比鄭曉瓊做得更好，那些“嫉妒她爆紅的作者”，或許確實忽視了她說故事的技巧，及概念更替的手段。比如寫到“要當文學家的大哥哥”，實物兌換的衝擊力遠勝單純的抒情——“大哥哥把家裡的稻穀麥子換成錢，錢再換成文學刊物、經典名著。沒有了糧食，我們全家都吃紅薯。”而關於母親的段落，大致遵循的是這樣的邏輯——“我快抑鬱症了——靠想母親來防治——因母親是好人——但村裡拆遷好人被打——是不是看到弱者就要欺侮她呢？——我和女兒決定要做個好人”。因之她的作品會給人提供某種“特別的廣度”，並將那些不能被詆譭的“絕對價值”擦洗乾淨後重新擺出。
正如她在事後強調，她渴望的社會是個“平等”的社會，特別是，“高高在上的藝術家”與“社會底層的勞動者”應當被平等對待，同樣尊敬。而一旦你去追問，“藝術家”與“勞動者”究竟在何種層面上實現平等是合理的，人權的平等與藝術的平等是否遵循著不同的邏輯，這句口號也就失去了“震盪人心”的魅力。她特別搬出了“《湯姆叔叔的小屋》和‘那個馬什麼的《我有一個夢想》’”來試圖說明底層參與的重要性，這在審美意義上沒有任何問題，但任何社會的進步不可能僅僅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甚至，在知識領域講求“平等”，人類必將原地踏步，一事無成。此外，“普通人”也有著各式各樣的武器“去對抗荒蕪”，一味強調“文學的救贖”，無疑也與“平等”的宗旨略為相悖。
“我是XXX”這一句式，本身隱含了被忽視者渴求關注的意味，正如我極為尊敬的，畢生致力於為底層人民發聲的英國導演肯·洛奇，新作便也定名為《我是布萊克》。只是布萊克即便在官僚機構的重重阻撓下幾至無法生存，也依舊為自己的身份與工作感到驕傲，並樂於幫助友鄰，為她們做好看的風鈴和實用的書架。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圍觀範雨素，甚至有目的地去攛掇她“爭取話語權”的行為，才是殘忍的，嚴重的。範雨素的演出已暫告一段落，現在輪到彼時激動轉發的我們來想想，自己能否也為世間留下點“風鈴與書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