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信仰？信是信心，仰就是仰望，信仰即生活，並非是一種形式或嗜好。而何謂科學？科學不是那些深奧的理論知識，而是一種態度。如果不明白這一點，隨便一個懂某個領域皮毛知識的人就某種現象給你胡謅都能忽悠不少人。

很少有人認識到什麼是科學，他本身是一種嚴謹的態度。理論是理論，假說是假說，把假說當成理論對別人講，好像事實就是這個樣子，這也是偽科學？看看周圍多少人自己一知半解，卻好像什麼都懂，就一些未知現象胡亂解釋，卻又好像一錘定音，比科學家好像還厲害，這就是偽科學。

至於科學和信仰，有什麼矛盾呢？科學不斷認識自然規律，但是信仰卻教你認識創造自然規律的造物主。這裡我要強調一下，進化論是假說，缺乏證據，如果用這當成理論否定創造論，就已經走入了偽科學的路線。因為你把假說當理論，這本身不符合科學嚴謹的態度。

信仰本身沒有教你論證方法，卻教了你看待問題的方式。有一個邏輯，科學認知永遠被束縛在我們所處宇宙的規律之下，因為一切儀器裝置和計算方法都是以本宇宙規律為根基運作。所以，在宇宙規律之外的存在，甚至是否有造物主決定了宇宙的規律，都是在本宇宙規律之內的我們無法證實的。

我們說：只有未知，沒有不可知。這就是偽科學。因為我們無法證明不可知的不存在性。所以信仰和科學無矛盾，信仰不反對科學，相反它會告訴你如何更好的認知自然規律。

❤❤“信仰”與科學答不上邊，根本談不上科學。信仰是一種信念佛教只類的東西，科學是創造、建造、發明、技術、產品、化學、化工、工業品牌稱知為科學！

所謂的信仰在廣義上是對某種事實或某種價值的絕對服膺，而在狹義上往往等同於宗教。

而所謂的科學可以分為一種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方法論以及我們透過這種方法論得出的某些結論/知識，前者遠遠重要於後者。

科學的方法論我們不能稱之為信仰，因為這只是一種對世界進行認知的邏輯工具，他本身並不涉及事實。但由這種方法論得出的結論/知識，在非常寬泛的語境裡我們可以稱之為信仰，因為事實上我們並不能百分百確定太陽就是從東方升起，從西方落下，蘋果就一定是被引力吸引而墜落到大地上，如果我們從中歸納出某些規律，也只是統計學意義上的。但是在沒有找到第二種更具有解釋力的理論之前，我們會因為其更具有說服力，或者說更有用，而預設其為真。

科學不是信仰，科學是驗證信仰的試金石，就象姜子牙本身不是神卻可以封神且擁有打神鞭。科學不但不是信仰也不是真理卻是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

很簡單就可以反擊這一荒誕的說法。如果有人說，科學也是一種“信仰”，你就問他：愛因斯坦厲害嗎？如果他說厲害，你就繼續問，愛因斯坦是不是學術界的權威？如果他說愛因斯坦是權威，你就說，如果愛因斯坦胡說八道，我就可以一巴掌拍過去，叫你老愛胡說！

為什麼？科學講究的是證據，對權威的說的話從來不認為是可靠的證據來源。即使是愛因斯坦，甚至是天王老子，如果他們說的話有違常理，我們就有權利質疑他們說的話。比如，愛因斯坦有一天突然說：地球是圍繞月球轉的。我們就把手一伸，來來來，愛大爺，說說看，為什麼地球是圍繞月球轉的。如果愛因斯坦支支吾吾說不出來，我們就向他丟一個鄙夷的眼神。如果他還繼續胡扯，我們就大喝一聲：呔！不要扯淡！

再比如說，不久之前有一箇中科院院士，名字我就不說了，在講壇上忽悠人民群眾，大談量子真氣。我們管你是不是大院士，小院士，正院士，偽院士，院長都沒用。我們要做的就是一條，那就是：hi，給個數學模型吧，把你的量子真氣描述一下。他立即就傻眼了。如果他左顧而言他，說什麼一切皆有可能，說什麼現在沒有發現不代表以後沒有發現，我們就可以說：呸！沒個證據你瞎BB個啥？

由此可見，在科學裡面，是不服從權威的。科學可以有偶像，但沒有聖人。科學界偶像的話，我們從來不會盲從。科學的核心就是證據。科學就是皇帝。科學不承認有個是真理的理論，只是踏踏實實的找證據。你信科學，是因為科學提供了證據，而不是科學說的話多麼的悅耳動聽。

與此相反，信仰的核心就是服從權威，權威的話就是聖旨。比如某個宗教典籍說地球有5000年曆史，信仰的人就願意信這話，而不願意信科學證據。信仰的反義詞就是理性。羅素說過：科學追求理性，信仰遠離理性。所以，信仰者對理性是持有負面評價的，他們認為，聖人的話就是永遠對的，我信這個聖人，所以我認為他說的話就是有智慧，就是有真理（這些人甚至認為迷信就是真理，迷信就是理性，而科學卻成為迷信。）

與信仰相反，科學就討厭談什麼大智慧，神棍氣太重，也不承認有什麼真理。

胡適指出：

物必有理，要明物理，須得親自到物的本身上去研究。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今天格一事，明天格一事，天下的事物，都要一個個的去格他。等到後來，知識多了，物的理積得多了，便一旦豁然貫通。

......小程子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說，“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悟處。”朱子上文說的“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都可證宋儒雖然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今日明日格的這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絕對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並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丟了具體的物理，去求那“一旦豁然貫通”的大徹大悟，決沒有科學。

什麼成就了科學？這個問題最虔誠的答案大概是：對神秘莫測的自然不停歇的求知慾、實證客觀性的絕對優勢、不斷累積的新資料，以及科研中使用的那些很酷的機器。我們只是“盯著”，科學家卻能“看見”；在我們目瞪口呆的時候，科學家卻能不慌不忙地凝視；我們只是猜測，他們卻洞察一切。

但是，一些修正主義學者卻在質疑科學家的“賢者”角色。不少人對達爾文的預測深信不疑，但反對者提出，化石記錄中發現的所有類人、原人、半猿繁衍的證據，都建立在對於一些發黑的塞倫蓋蒂下頜骨的闡釋上，而想要評價這些化石，一個人得接受一輩子的訓練。但話說回來，那些真接受過古生物研究訓練的人，現在卻吵得不可開交。

更糟糕的是，我們這些科學的擁護者也嗅到了騙局的氣味。每隔幾周，我們總能在媒體上發現一些“被解決了”的宇宙基本問題。但我們挺奇怪，為什麼我們在知道答案之前根本不知道這些難題的存在？而原本一些“正確”得斬釘截鐵的結果，最後卻複製不出來，所謂的科學勝利看上去是被反向製造出來的。這就讓一些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和哲學家開始懷疑，“科學”實際上是一種騙局，一種雖被社會公認，但卻沒有實證基礎的虛構之物。它和社會上被廣泛接受的其他虛構之物沒什麼不同，說白了就是一種信仰（其他信仰的維護者也會這麼說）：古代的一些宗教信徒找到了一些古老的牙齒和碎骨，他們把這些叫做“聖骨”；今日的我們帶著另外一種信仰，把這些遺骨叫做“證據”。我們和古代的宗教信徒有什麼差別？

對於這一點，想要為科學辯護並不容易。道理很簡單，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科學也很容易被社會活動固有的戲劇化屬性——比如群體思維、自我取悅、絞殺競爭對手以便爭取客戶的錢包（在科學界就是政府的資金）——所傷害。關於科學史的書籍實際上應描述科學和科學家兩者，描述他們發現的東西以及做出發現的方式。一個出色的科學作家應該告訴我們，創造科學理論的男男女女也是會犯錯的人；也要讓我們知道，在將人性的弱點拂去之後，為什麼這些理論依然可信。

沒有任何久經考驗的科學概念會如《科學美華人》特約編輯喬治•馬瑟（George Musser）撰寫的新書《幽靈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的主角更令人震驚了。這本書表面上的主題是量子糾纏的原理，實際卻是在討論現象觀測者、也就是科學家之間的“糾纏”。作者展示了物理學中費解的非定域性（non-locality）問題，然而，他關注的並不在於這個奇怪的概念是不是真的，而是既然這個怪事已經為人所知這麼久了，為什麼科學家們不願面對它？到底是什麼阻止了科學真理的傳播？

這個故事要追朔到量子理論形成的早期，也就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正在反對一小撥年輕理論物理學家對於粒子和波的本質的機率詮釋。他創造了一個歸謬法，即假設某命題成立，然後推理出矛盾，從而證明該命題不成立。他假設，像光子和電子一類的粒子的行為如果真如這些新理論所言、像波一樣，那麼它們的性質就只能和量子物理學家主張的一樣，只有在被觀測的時候才能確定。

接著他指出，若真如此，可以順理推匯出以下的情形：不管它們之間相距多遠，同一個波函式中的粒子們會永遠糾纏。如果你有滿滿一盒由一個波函式描述的光子，其中一個光子逃逸了，那麼逃逸的這個光子的命運會永遠和剩下的那盒光子糾纏在一起——就如同丟到池塘裡的小石頭起泛起的漣漪的最外圈一般。如果同時測量這些粒子，一個在銀河系被觀測的糾纏粒子的自旋方向或者動量，總是和另一個配對粒子相同或相反，而它們之間可能距離幾百萬光年遠。

愛因斯坦的觀點是，這種現象意味著兩個粒子之間存在即時溝通，而其溝通速度超過光速，這違反了自然法則。這就是為什麼愛因斯坦要把這個現象叫做“幽靈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

最初的歸謬法思想實驗實際上變成了一種證據，證明宇宙在某種意義上是荒謬的。一開始的理論“漏洞”變成了理論的代表性特點，接著被證明是事實。馬瑟帶我們進入了科爾蓋特大學恩裡克·加爾韋斯（Enrique Galvez）教授的實驗室，他建造了一種簡單的儀器，可以讓一對光子糾纏，並證明“這對光子的行為就像魔法硬幣一樣”。

《幽靈般的超距作用》成書之時，碰巧遇上了這一領域另一個突破性實驗：荷蘭代爾夫特大學的科學家測量了245對糾纏電子，更加有力地證明了糾纏現象。馬瑟認為，幽靈般的超距作用的確實存在挑戰了定域性（locality）原理。這是這樣的一種直覺：一些事情只能在這裡發生，而另一些事情只能在那裡發生。其實，真正發生的現象並不是幽靈般的超距作用，而是由一種揭示出幽靈般距離的動作。

那麼，為什麼愛因斯坦的問題一直都著名的物理理論排除在外？一代又一代物理學家向我們揭示了背後的原因：這個問題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值得小說家用來研究科學家的私人積怨會如何影響公眾決策。馬瑟告訴我們，時尚、性情、時代思潮以及當事人的頑固態度，都影響了這場討論以及人們的證據和論調。對於年輕的歐洲物理學家而言，原子的“不確定性”是“現代主義給人類上的一課，是一劑化解啟蒙運動帶給理性的錯位信任的解藥，而這正是上世紀20年代的德國學者心中導致德國一戰失敗的根本原因”。科學家的脾氣和腔調之間的差別，就如同他們所引用的證據一樣千差萬別。

馬瑟追朔了索爾維（Solvay）會議上發生的故事。索爾維會議是上世紀20年代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一家研究機構召開的科學會議。愛因斯坦和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在這個會議上相識，他們不分晝夜地辯論，但更像是在自說自話而不是在交談。馬瑟寫道，“玻爾對愛因斯坦提出的超距問題視而不見”，他更樂意把換題轉移到自然的或然性和隨機性上去。如馬瑟所說，“不確定性”的問題——測量之前測量物件到底是不確定還是不可知的——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並不是那個關鍵的重要問題。

馬瑟解釋道，他們解決這個大問題的方式，就是把問題丟在了一邊。一代代科學家對這個問題的強制性忽視，最終壓制了證據。愛因斯坦成為大眾想象中的可愛天才的同時，也成為了人們俯首帖耳的物件。熱血的年輕理論物理學家對愛因斯坦不可謂不恭敬，以至於玻爾的一個同事用“我本來覺得這人又聰明又有前途”來輕蔑地評價膽敢反對愛因斯坦的學生。

學界從來都沒進行過一場決定性的辯論，也沒有一個的關鍵性實驗，甚至連一句蓋棺定論的勝利辯詞都不存在。一個物理學家承認，“大多數物理學家（包括我在內）都承認玻爾贏了，但是像其他大多數物理學家一樣，我沒什麼動力把他勝利的過程用語言描述出來。”非定域性的爭論已經過時了。

在當代科學回到了對非定域性的可能性的討論時，科學界隨波逐流的模式又重演了。馬瑟注意到，傑弗裡·丘（Geoffrey Chew，六十年代理論粒子物理學界的領袖人物）對於物理學基本定理的攻擊是“激進的，而激進主義在上世紀60年代的伯克利大行其道。”英國數學家羅傑·彭羅斯（Roger Penrose）上世紀90年代對弦論的攻擊很有趣，但也太過激進，無法使人信服：“彭羅斯公開的懷疑主義，對他達到目的並沒有用…他的批評本來也許是有道理的，但卻不夠精細，無法吸引他的同事們。”

儘管馬瑟忠於事實證據，但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非定域性在物理學領域的復興，是因為我們發現它的隱喻變得越來越現實了。“從技術上說，現代通訊技術不具有非定域性，但人們卻會主觀地覺得這是非定域性的表現。”人們雖然住得很遠，但是相互間卻可以即時通訊，在印度班加羅爾的事情也會在美國波士頓發生。我們越來越能接受“宇宙存在奇異秩序”的觀念。

馬瑟用了一句絕妙的話來描述這個現象：“如果詩歌是人在安寧中得到的情感，科學就是人在情感中收穫的安寧。”大自然看似中性的秩序變成了物理學家表達激情的揚聲器。

那麼，科學是不是也像一個俱樂部一樣，盛行著拜物主義和流行風潮，擁有陰謀家、夢想家，以及被排擠在外的申請入會者？科學和其他社會活動之間是否真的有一條分明的界限？馬瑟的一個觀點是，那些無法解釋的、類似魔法的事情，與可解釋的物理現象之間，邊界是模糊的。潮汐的月球理論就是個例證。伽利略反對這個理論就如同愛因斯坦反對量子理論一樣。伽利略認為，月球對海洋施加的隱秘的力量根本是魔法般的無稽之談。但是他的反對卻反為牛頓所用：月球隱秘的影響力可以被清楚地解釋，這個理論也可以用來解釋恆星和行星的運動。

魔法一般的現象一旦被數學化，就會變得平淡無奇。歷史上，如“幽靈般的相互作用”這類魔法般的解釋不斷地出現，接著又受到駁斥，直到最後被理解和接受。科學和魔法之間的界限並不清晰固定，它時時刻刻都在變動。這就好像卡通《兔八哥》裡，兔八哥在地上花了一條線，然後逗燥山姆跨過這條線；而當燥山姆真的跨過這條線的時候，兔八哥又畫了一條，一條又一條，直到最後燥山姆跟著不斷推進的線掉到了懸崖下。馬瑟的故事說明，現實中科學和魔法之間的界限就像兔八哥畫的一樣，有指導作用，但會成為一個陷阱。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占星術史和天文學史之間，以及鍊金術史和化學史之間的古老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科學革命史學家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持科學和古代魔法之間有分明的差別。人們曾一度非常重視，並試圖找出區分科學和非科學（或偽科學）的邏輯標準，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對於可證偽性的標準或許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條，他認為，可靠的理論原則上應該可以被某個實驗證偽。但一些科學史學家和哲學家已經開始思索，波普爾對於科學的這種天真看法是否真的合理。他們認為，在真正的社會實踐中，科學發現往往是高壓統治、古老的魔法思想、偶然的實驗、被掩蓋的失誤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個過程罕有邏輯可言。

但最近，“科學革命的確存在”的觀念重新獲得了人們的信任。英國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戴維·伍頓（David Wootton）在其新書《科學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Science）中寫道，儘管他認識到魔法和科學之間的分界越來越模糊，但他仍堅信，科學革命的本質在於它的大眾化。他寫道，殺死鍊金術的不是實驗，而是在出版物中公開報告實驗過程和結果，並且實驗結果必須能被（最好是獨立的）其他研究者重複出來。

鍊金術師追求的是秘密的學習，他們堅信只有一小部分人才適合掌握鍊金術神聖的秘密；如果金子變得不再那麼稀有的話，社會秩序也將會崩潰。但後來，一種新形式的知識取代了鍊金術密不外傳的體系，這種知識的科學屬性，取決於論文發表以及公開或者半公開的表演，封閉的學會也被公開的學會所取代。對波普爾的可證偽性標準不屑一顧的伍頓，用一種尖刻的方式“補償”了波普爾，他借用了波普爾對“政治哲學”的判斷標準。他認為，科學學會是公開的學會。曾幾何時月球潮汐是神秘的，但是後來它們卻成為了科學，在這個過程中，改變的只是人們表達的方式而已。

伍頓還堅信一個並不為當代學術界廣泛接受的觀點，即單個的觀測事實——他將其稱為“殺手事實”，確實能夠擊敗古代的權威。事實本身並不顯而易見：關於事實的學說必須經過發明、辯論和反覆審視等一系列過程才能被大家廣泛接受。但是，一旦我們承認事實是事實，它們就能起到令人吃驚的作用。傳統的托勒密天文學有著千年歷史，但最終被伽利略發現的金星相位推翻。這一殺手事實“作為一種獨立的、可靠的強論據，證明了金星的確是圍繞太陽而非地球運轉，這是毋庸置疑的。”伽利略寫道。

伍頓為這段話添加了註解：“沒有人會蠢到質疑這些命題。”實驗觀察總是會受到理論預設的作用。伍頓展示了一幅由一位“盡責”的英國天文學家繪製的漂亮影象，上面是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月球環形山。這位天文學家此前剛剛拜讀了伽利略。事實總是被我們的願望所影響，但它們總歸一直在那裡，引導著我們慢慢拋棄錯誤的理論，接受新的理論。

伍頓的觀點可以引出一些推論，其中一條就是，科學中的“群體思維”常常指向真理。科學總是在社會網路中誕生，但是隻有在科學家願意注意“殺手事實”的情況下，這種群體贊同的力量才有價值。哈佛大學理論物理學家麗莎·蘭道爾（Lisa Randall）的新書《暗物質與恐龍》（Dark Matter and the Dinosaurs）有一個引人注意的主題：銀河系可能存在一個暗物質盤，它影響了彗星的軌道，讓它們週期性地掠過地球。這些彗星可能就是巨型隕石坑和物種滅絕的始作俑者。這個理論之所以合理，是因為有一個殺手事實推翻了先前的理論。先前的理論認為有一個看不見的恆星在銀河系裡干擾彗星的軌道，造成了恐龍滅絕，但一代代的新軌道望遠鏡都掃描了天空，卻從未發現被稱為“涅墨西斯”（Nemesis）的這顆星。而由於涅墨西斯星的缺席，暗物質盤總算可以出現在太空裡了。

在搜尋“祝融星”（Vulcan）時也出現了相似的模式。祝融星是19世紀時科學家假想的一顆位於太陽和水星之間的行星，他們認為祝融星擾動了水星軌道，使其呈現出與理論不符的模式。麻省理工學院科學作家托馬斯·利文森（Thomas Levenson）在《尋找祝融星》（The Hunt for Vulcan）一書中寫道，19世紀的天文學家對失蹤行星的想法如此著迷，以至於許多人被偶然的陰影迷惑，堅稱在望遠鏡中看到了祝融星。直到1915年愛因斯坦對水星軌道的擾動提出了一種與時空曲率有關的新解釋時，天文學家才終於停止尋找那個並不存在的祝融星。

模因（meme）是科普領域經常被提及的一個概念，指的是人類大腦中的某個觀念，可透過模仿或是學習複製到不同人的大腦中。但或許，真正的模因並不是概念、曲調或是人造物，而是我們創造它們的方式——換句話說，它們是思維的習慣，而不是思維的產物。科學並不是一臺自動販賣機，你丟進去事實，出來的就是真理；科學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人類各種不同的特性——固執、好奇心、對權威的不滿、謾罵、以及將自己珍視的觀念交給大眾審判時的不情願——彙集其中，最後產生了可信的知識。

不管透過哪種方式，科學總是一直在發生。有人認為基礎科學的價值在於它能轉化為應用科技，這種論斷可能是對的，但卻不是科學的社會功用的核心。科學家思考的方式讓我們瞭解到我們能夠如何思考。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曾說，一個同時騎著三匹馬的人可能什麼事也辦不成，但卻能增進我們對人類才能的尊重。那些向我們展示出大自然可以同時“騎三匹馬”，或者“分隔在宇宙兩端的兩匹馬”的科學家，也增加了我們對自身想象能力的尊重。正是這種“幽靈般的超距作用”糾纏著我們的思維。

如果說科學也是一種“信仰”，那就是一種更崇高的信仰，是為了人類生活更美好的信仰，是基於我們現實生活的實際“信仰”，而不是讓人們脫離現實，追求未來（來世）美好的“信仰”。

實際上科學不是什麼“信仰”，而是以邏輯學為原則，以有條件的“正確”為準則，能夠在一定範圍內解決實際問題工具、方法、原則。

無論你信不信仰科學，只要你用科學的工具或方法去解決現實中的問題，一般都會得到完全或有限圓滿的解決。

原子彈落在廣島，廣島不“信仰”科學的人肯定也死了不少。

華人百年前就少有人“信仰”科學，所以我們落後、捱打。

科學雖然也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但科學解決不了的問題，你還能祈求誰去解決呢？想一想，科學之外，誰為你、為我們美好的生活解決過任何問題嗎？

科學不太能成為信仰，只是人類看世界的一個角度，其實越古老越容易成為信仰。

一談到信仰，我們就能想到宗教，你要知道宗教是奴隸社會的產物。

可你知道代表封建社會的玄學為什麼沒能成為信仰，那之後代表資本社會的科學又如何能夠成為信仰？

而從封建社會，從玄學開始，人類已經有能力去判斷事物，而不會把玄學神聖化，人類也發展出思辨的思考方法。

其實，西方很多科學家都是泛信仰，起碼在他還有能力思考科學的時候。

有人說牛頓晚年研究宗教，牛頓晚年在科學上也毫無建樹，如果你非要說他信仰宗教，我就告訴你，宗教讓他失去科學的獨立思考能力。

另外，有人說愛因斯坦晚年也偏宗教，那個是宗教人的謊言。愛因斯坦認為的上帝是規則意識產物，與基督教的上帝沒有一毛錢關係。

從封建社會開始，就沒有再產生宗教，資本社會也不太能產生宗教。

有人標榜信宗教多好，其實宗教就是奴隸社會的遺留，甚至是遺毒。

非洲人曾說過，西方人用槍炮征服了我們，他們搶走我們的財富，卻留下聖經。

首先我們先把“宗教”二字拆開，可以看到。其一，必定開宗立派，有自己的宗派。其二，要有自己的教條。

這第一條有宗派。每年蘋果發新產品的時候你就知道科學有宗派了，他們都是科學的信徒。而至於那些科學家則如大儒，大護法，大神父一般，以畢生精力研究，推動科學。

這其二有教條。當代科學以數理模型為基礎，以客觀實驗為不二教條。只要是實驗能客觀體現出來的都承認。如果能體現出各位“神”，也馬上承認。

刨其本身，在座各位就都別偽善了。你們絕大多數人的宗教無非是自身慾望的對映。西方的天堂，東方的淨土，這樣的地方何人不向往?而遵守某種教條被你們認為是於其交換的籌碼。其實，這也如同，你只有努力賺錢，關心時尚動向，然後去領號排隊以此作為，感受蘋果科技為你帶來的便捷與新奇，感受特斯拉科技為你帶來不同的駕車體驗的籌碼。你活著努力賺錢，是為了讓科技帶來的舒適，新奇，刺激，安逸，健康更觸手可得，而不是早登極樂。

綜上所述，科學可以是宗教。

“你願意為了你的科學信仰捨棄一切或試圖創造一切嗎？你願意。那，是否每一個人都願意？如果每一個人都願意，那，科學就是信仰，沒有其他種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