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東南亞地區，自秦漢以來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受孔子儒家思想文化的影響。

在歷史上，儒家思想在北韓、越南、日本等國曾一度起到了支配地位，使東亞及東南亞各國不同地受到漢化影響。因此，有些學者就把中國及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稱為“東亞儒學文化圈”，或“中國文化圈”，或“孔子文化圈”，或“漢文化圈”。

嚴格說來，上述幾個概念是不等值的。所謂的“中國文化圈”或“漢文化圈”的含義要寬泛一些，而“孔子文化圈”或“儒學文化圈”的含義則狹窄一些。

在東亞儒學文化圈中，各國受漢文化的影響也有所不同。與中國相鄰的越南、北韓以及隔海相望的日本，就深受漢文化的影響，曾使用漢字，輸入中國的典籍、文化、制度，在歷史上，儒家思想還曾長時間地作為統治思想。在東南亞各國，由於華人移民眾多，儒家思想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卻沒有像上述三國那樣深受漢化影響。總的說來，在東亞儒學文化圈中，注重儒家教育，注重倫理道德，注重個人修養，注重家族觀念，卻是一致的。

東亞儒學文化圈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同時隨著歷史的發展，儒學文化圈也逐漸擴大，最終影響於整個東亞及東南亞地區。

自孔子建立儒家學派提倡儒家學說，儒學歷經戰國數百年的發展，成了諸子百家中頗具影響力的學說，漢武帝統治時，採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家思想以經學的形式成了漢朝的正統統治思想，儒學便以強勁的勢力傳播於全國。

隨著古代中國的勢力的強大及中外文化交流，儒家思想也傳播到中國影響所及的周邊地區。據考證在公元前3世紀，儒學已傳播到北韓，但儒學在北韓真正受到重視和廣泛傳播，則始於三國時期。公元1—7世紀，北韓半島出現了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的局面，儒家思想經過數百年的傳播、吸收，成了三國的統治思想。高句麗在建國之初就使用漢字，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372年設立儒學教育機構太學，傳授五經，儒家經典成了青年士子的必讀書籍，到唐朝時又大量派遣留學生來唐朝學習。

百濟也很早就受儒學的影響，不僅設立儒學教育機構，還在南北朝時期請梁朝的《詩》博士、《禮》博士去講學。到7世紀時，儒家思想有了廣泛的影響，百濟君臣都受儒學的薰陶，連國王義慈也以孝事親友于兄弟，號稱“海東曾子”。新羅處半島的南端，通使中國較晚，唐朝時，與高句麗同年向唐派遣留學生，設立儒學教育機構，傳播儒家思想。675年新羅統一北韓，繼續以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918年建立的高麗王朝及1392年建立的李朝也均以孔子儒學為統治思想。

自秦趙佗割據南海、桂林、象三郡，“以《詩》《書》而化訓國俗，以仁義而固結人心”，儒家思想開始傳入越南。公元前112年漢平定南越，設定南海、交趾、九真、日南等9郡，此後1000餘年間，越南多為中國勢力所及地區，儒家思想得以進一步傳播並深入人心。自1010年至1885年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地，其間經過了李朝、陳朝、胡朝、後黎朝、阮朝等王朝的統治，各朝均以儒家思想為其統治思想，設立儒學教育機構，修建文廟，供奉祭祀孔子、周公、七十二賢等儒家人物，實行科舉制度，儒學為越南君臣上下所信服。日本自285年由百濟博士王仁傳入《論語》《千字文》後，儒家學說就紮下了根。

513年五經博士段楊爾從百濟入日本傳五經，從此，以五經為中心的儒學就盛行於日本。隋唐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發展高峰，對中國以外地區有極大的影響力。日本多次（隋時4次，唐19次）派遣使者及留學生來中國，學習隋唐的制度、思想、文化，日本進入了直接摹仿隋唐文化時期。

大批遣唐使返回日本，使日本興起子唐文化熱，促成了大化革新。不僅儒家思想成了當時日本的統治思想，在京師設有大學，地方諸國有國學，太宰府有府學，而且從法令制度到京城宮殿建築到服飾都以唐製為準，連官吏的選拔也以受儒學教育的程度而定。從奈良時代到鎌倉時代、江戶時代1000多年間，儒學在日本進一步普及，統治地位進一步加強。如孔子先被稱為先聖孔宣父，後稱文宣王，各地設立文廟，祭孔典禮廣受重視。武士道精神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儒家思想。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奉儒學為聖教，並以嚴厲手段禁異學。日本哲學家永田廣志說：“通觀整個德川時代，不言而喻，儒教思想在日本人的哲學思維中是佔統治地位的。這個儒教，首先是從朱子學派發展起來的。”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發展資本主義之路，儒教思想雖有所削弱，但明治政府依然以儒家思想作為教育的重要內容，頒行了一系列復興儒教的政策；同時，各地維修文廟及祭孔活動一直不斷，對儒家經典的輸入更是極為活躍。明清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地區文化交流頻繁，大量的華人移民到東南亞謀生，尤其是近代以來，向東南亞地區的移民倍增。

華人移民多是以家族的形式移民，這既給當地的開發作出了貢獻，同時也將儒家思想帶到了各地。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儒家思想就有存在的廣泛社會基礎。

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東侵，使廣大的東亞及東南亞地區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儒家思想的地位均有不同程度的衰落，在中國它失去了作為意識形態的正統統治地位。同時，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也有不同程度的復興，作為意識形態的復興，如在中國，只是保守派無奈的掙扎，徒讓世人恥笑；作為歷史文化資源以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儒學復興，對喚起人們的民族感還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20世紀中葉以後，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各國家紛紛獲得了獨立，走上了自我發展的現代化之路，儒家思想作為東亞各國的歷史文化資源，在東亞各國的現代化程序中顯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7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獲得了飛速發展，日本成了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四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也高速發展，號稱“四小龍”。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實行開放政策，經濟也得以高速發展，

同時，東南亞各國，如越南、緬甸、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的經濟也有高速發展，並出現了所謂的新四小龍。一時間，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成了世界矚目所在，令人刮目相看。本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認為儒家思想與資本主義精神相沖突，儒家思想發展不出資本主義。

東亞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得不使人們重新審視韋伯的理論。於是，儒學研究尤其是東亞經濟與儒學的關係的研究，成了學術界關注的重點。東亞經濟的高速發展，無論如何，與東亞社會的構成及儒家的倫理道德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

這使一些人認為，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的世紀，東亞經濟的發展將形成儒家倫理文明圈。總之，東亞儒家文化構成了當代世界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必將為世界未來文化的發展、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