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拳亂、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後，清廷內外交困，其統治搖搖欲墜。

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被迫宣佈，要“取外國之長”以“補中國之短”。

同年，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連銜上《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明確提出“擬請敕派王公大臣”等分赴各國遊歷。

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以後，清廷逐漸出現官員出洋遊歷的現象，尤其以赴日本考察為熱潮。

之後，要求立憲的輿論日益高漲，駐外公使和地方督撫也紛紛奏請清廷，建議仿效日本及歐美政治，實行君主立憲。

清德宗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廷決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歐美及日本等國政治，待其歸國報告後，再做政治改革的重大決策。

於是，就有了隨後的五大臣出洋。

其間，清廷所派出洋大臣的人選，還幾經變動。

最初，清廷計劃派出的人選為：貝子愛新覺羅·載振、軍機大臣鄂卓爾·榮慶、戶部尚書張百熙、湖南巡撫託忒克·端方。

後來，因為榮慶、張百熙推辭，遂改由軍機大臣瞿鴻禨、戶部侍郎戴鴻慈填缺。

接著，又因載振、瞿鴻禨公務在身，再改鎮國公愛新覺羅·載澤、軍機大臣徐世昌替補。

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馬佳·紹英。

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9月24日，出洋使團在京師正陽門車站上車，準備出發時，遭革命黨人吳樾炸彈襲擊，紹英等受傷；當時，因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書，也走不了，又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替換。

最終，清廷出洋五大臣的人選為：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

以上諸人，皆為清廷大員。

鎮國公載澤，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帝第五子惠親王（綿愉）之孫，其妻與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孝定皇后（葉赫那拉氏，即隆裕太后）是姐妹，屬近支王公，宗室貴胄，故出洋後常被外國報紙稱為“親王殿下”。他深得慈禧太后寵信，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國後，不久即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書。

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曾在慈禧太后攜光緒帝西逃時護駕有功，大獲賞識。剛出洋，二人就分別被升為禮部尚書、閩浙總督。回國後，端方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

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漢軍旗人，平南敬親王尚可喜第七子和碩額駙尚之隆八世孫。

李盛鐸原是慈禧寵臣瓜爾佳·榮祿的心腹，此次被任命為出使比利時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

關於清廷五大臣出洋，簡要敘述如上。

下面，來說一說出洋五大臣中，其中二位在美國高校演講的趣聞。

相關演講事體的文字記載，見之於武昌劉禺生《世載堂雜憶》中《端方出洋趣史》一節。

下文，即據劉禺生所記而成。

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農曆七月，清廷下詔，預備立憲。

當時，劉禺生為洪門中人。洪門所定此時的年號為天運。

這一年，是農曆的丙午年，也是生肖馬年。

前一年（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體制，為此後的制定國策做準備。

端方、戴鴻慈由日本轉道美國，抵達歐洲，大約繞地球轉了一圈之後，返回國內。

當日，劉禺生受孫中山先生委派，駐留海外。

這裡，也順便簡要說一下相關情況。

這一時期，孫中山先生委派馮自由駐紮在日本。

馮自由（公元1882年～公元1958年），原名懋龍，字健華，後改名自由；漢族，祖籍廣東南海縣鹽步高村，出生於日本華僑家庭，自幼就學日本；公元1895年，在日本橫濱加入興中會；公元1900年，因反對康有為，改名自由；同年，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深造，與鄭貫一等創辦《開智錄》半月刊，主張革命；公元1911年，任臨時政府稽勳局局長，彙集革命史料；公元1917年，參與護法之役；歷任立法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公元1958年5月6日病逝臺北；著有《革命逸史》、《華僑革命開國史》、《華僑革命組織史話》、《社會主義與中國》等書。

這一時期，孫中山先生委派陳少白駐紮在香港。

陳少白（公元1869年～公元1934年）：原名聞韶，號夔石，出生於江門市外海鎮南華里一個基督教牧師家庭；天資聰敏，勤奮好學，習字、唸書、學寫詩文，均是同窗中的佼佼者；21歲入香港西醫書院；與孫中山、尤列、楊鶴齡被清廷目為“四大寇”；公元1895年，入興中會，公元1897年，赴臺灣設立興中會臺北分會；公元1900年，奉孫中山命回香港辦《中國日報》，宣傳革命；為了宣傳革命，還成立了“採南歌”、“振天聲”、“振天聲白話劇”等劇社；遺作有《興中會革命史要》、《興中會革命史要別錄》等。

這一時期，孫中山先生委派劉禺生駐紮在美國舊金山。

劉禺生的任務，就是在南北美洲各國，與在外的保皇黨人進行辯論相持、廣泛設立言論機構、普遍建立籌餉機關。

此時，劉禺生的身份，是洪門致公堂的白扇。

洪門，是明末清初的一個地下秘密組織，起源於“漢留”，經由南明東寧總制使陳近南先生髮展，進而轉化為洪門。由抗清義士殷洪盛起始，殷洪盛抗清犧牲後，其子投奔鄭成功，漢留構想流傳至鄭成功所部。旨在反抗滿清迫害統治，留存漢族文化。後人尊洪英（殷洪盛）為洪門始祖。

致公堂，是洪門的一個海外分支機構，他們一致對外稱天地會或紅幫，對內則稱洪門。

白扇，洪門組織中，有內八堂；內八堂又有香長；香長或稱“聖堂”大爺、開香堂時的主香人，為客卿；有的地方稱“白扇”。

作為美國致公堂白扇，劉禺生握有這一區域致公堂的主筆權。與劉禺生並肩戰鬥的，還有大佬黃三德、英文總主筆唐瓊昌。他們一起為革命奮鬥，一起應對保皇黨人。

因為當時，人在美國，所以，端方、戴鴻慈蒞臨美國時的種種情形，劉禺生多親見。

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簡稱加州大學（UC），是位於加州的一個由10所公立大學組成的大學系統，也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公立大學系統，被譽為“公立高等教育的典範”；加州大學起源於公元1853年建立在加州奧克蘭市的加利福尼亞學院（College of California），公元1868年，更名為加州大學，同時，為了紀念18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喬治·貝克萊（George Berkeley），最終定名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而伯克利也成為加州大學的起源和最早的校區（注：加州大學並不是一所大學，而是一個行政系統，並沒有所謂的“主校區”，“分校”只是歷史上中文翻譯的誤區，每一個校區都是一所獨立的大學）。

劉禺生即肄業於加州大學。

端方、戴鴻慈到校後，加州大學的校長恭請二位上臺演講。

那時候，端方、戴鴻慈對於公開演講所知不多，校長恭請後，端方與戴鴻慈竟然一起上臺，並排站立在演講席上。

演講開始。

端方先對戴鴻慈說道：

“請老前輩發言！”

關於“老前輩”一稱，可參見筆記。

清人歐陽昱《見聞瑣錄》中《許振礽》一節有：

“翰苑故事，最重前後輩，後輩稱一科以上為前輩，七科以上為老前輩，十三科以上為大前輩。”

清人福格《聽雨叢談》卷一《先後輩舊寅》一節有：

“今內閣、翰林院、禮部、都察院，論前後輩之禮最謹，雖官至九列，亦必呼先達為老前輩，按科分自稱晚生、學生。”

端方說完，戴鴻慈應道：

“仁兄常與西方人往來，熟悉規矩，請您發言！”

當時，戴鴻慈立在演講臺的左邊，端方立在右邊。

端方發言時，說一句話，現場翻譯一句。

每一句翻譯結束，端方會問戴鴻慈道：

“老前輩，對不對？”

戴鴻慈會馬上說道：

“對、對！”

端方接著再講一句，翻譯譯完，他會又問戴鴻慈道：

“對不對？”

戴鴻慈會說：

“對、對！”

一篇演講，有幾百句吧。端方發言過程中，就問了戴鴻慈幾百次，戴鴻慈當然也回答了端方几百次。

當時，參加端方、戴鴻慈演講的西方同學，對這種演講方式很不理解，他們就問劉禺生道：

“我們歐美的演講，都是一個人發言。你們中國的演講，兩個人同時發言。這是我們從未見過的，請問，這裡面有什麼講究學問嗎？”

劉禺生回答道：

“這樣的演講，是中國自古以來最恭敬的大典。平常的演講，一個人在臺上可以隨意發揮，闡述意見，即使過程中剪裁不當，也無大防。一旦遇到大的典禮，就會安排兩個人，年紀較小的人演講、年長的人監督看視，而且，演講的內容，都是典重安詳的！”

劉禺生接著說道：

“這一次，兩位特使對加州大學的全體師生員工的恭請，非常重視，態度十分嚴肅。為嚴格杜絕演講中有所疏忽，所以，就以中國自古以來最重的禮儀進行演講。這也是對大學全體人員恭請的一種真誠的迴應與表達。而且，這種古禮，中國很久都沒有用過了！”

劉禺生的同學聽他這麼一說，還把此話轉告給了加州大學校長。校長還特地寫了一封長信，表達對戴鴻慈、端方的感謝。

後來，端方見到劉禺生時，問劉禺生，他那一段關於“古禮”的說辭，是根據哪一部古書來的。

劉禺生回答說：

“這也就是蘇東坡當年所答：‘皋陶曰殺之三，舜曰宥之三，想當然耳！’，這也是所謂的外交辭令罷了。”（蘇東坡語，見《 蘇東坡全集》卷四十《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劉禺生的這一段言說，當時在唐人街還被傳為絕妙好辭。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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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12月11日，清朝宗室重臣端方，率領一干臣子們經過嚴肅的祭祖典禮後，步履莊重的步入了戒備森嚴的北京火車站。這天的北京站，也是空氣都緊張，進出的每一個人，都要經過細緻仔細的盤查，以當天採訪的美國記者的形容說，這天北京的空氣，都瀰漫著大變革的火藥味，相信這一行人的離開，將是大清王朝一場驚天劇變的開始！

確實，在清朝統治者眼裡，這一群大臣的出行，真是一次悲壯的救國之路。他們從北京乘火車，來到秦皇島後換船，抵達上海後正式乘上大船，從此劈波斬浪，履行一個空前重大的歷史使命：出國考察！

出國考察？看似簡單的四個字，對於整個大清朝來說，卻有著絕不一般的意義，因為這次出國考察，在今天的歷史教科書上，都有個公認的學名：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

當然這件事，說來很知名，但在好些略懂歷史的朋友眼裡，卻是搞笑的很出名，教科書上說起這件事，主流觀點就是連諷刺帶批判，認定這場轟轟烈烈的考察運動，非但沒什麼實際作用，過程更是驚雷，出了不少笑話。還有好些喜劇片裡也經常惡搞，特別是香港某電影的橋段，今天好些喜劇片都用濫：某清朝官員考察到了美國，不懂英語，點餐時卻不懂裝懂瞎點，結果喝了滿肚子湯。

但如果回過頭來看的話，這類惡搞，確實是嚴重的醜化，因為首先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這次五大臣考察，大清王朝，堪稱是空前重視，甚至當年被太平天國打到慘，洋務運動熱火朝天的年月裡，都未曾有如此自上到下高度認真的政府性外事活動，說到底，就是形勢所迫！

當時的大清朝，新政也推行了有年頭，國家局面，卻是越發焦頭爛額，革命運動風起雲湧，從東南一直鬧到西南，大清朝的財政軍事經濟政治，樣樣舉步維艱，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就連最不接地氣的清朝官員都感到，這麼下去，大清朝真的撐不住了。

撐不住，可未來怎麼辦？上一次可以步入近代民主國家的機會，即戊戌變法，卻被清王朝一頓亂砍亂殺，早已胎死腹中了，可偏偏這時，另一個惡劣事件又上門：日俄戰爭。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開打，戰場卻偏偏選在了中國旅順，而且還是大清王朝龍興之地，這就好比別人到自己家做客，為了搶主人家東西打了起來，主人非但不敢管，稍說兩句就會被抽耳光，實在是奇恥大辱。旅順當時，就是辱到家，整個城市在甲午年間旅順屠城後，再次慘遭浩劫，幾乎被打成稀巴爛。

如果這個地步，再不知道奮發圖強，大清朝就太沒心沒肺了，還好，清朝這時還是知道羞恥的，外加日本的勝利，更讓大清朝驚覺：原來立憲可以強國，咱們比日本大人比日本多，當然也能學，怎麼學？出國考察！

於是，轟轟烈烈的五大臣出國考察行動就開始了，這是大清近代憲政改革前，一次空前大的動作，就是為了向西方世界學習，啟動自身的革新，所以人員更是優中選優，五個重要大臣：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熟悉近代史就知道，全是中國近代的實幹派牛人。普通隨員，比如陸宗輿章宗祥，都是後來民國時代呼風喚雨的人物。不誇張說，這一次僅成員，就集中了中國當時最拿得出手的優秀人才。

而且出國考察的過程，也是十分艱辛，期間還遭到過革命黨人震驚天下的暗殺行動，但革命志士吳越為暗殺五大臣搭上了命，都沒阻止這次考察的決心！依然還是堅決啟程了！

考察的效果，更是十分細緻，整個使團先到日本，再來歐洲美國，細緻考察了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曾經列席西方國家的議會辯論，也曾和各色西方政要求教會談，使團成員們更記錄了詳細的筆記，其中好些內容，今天好些西方國家歷史學者，還跑到中國來索取，公認研究世界近代史的珍貴材料！

學習的決心，更是細緻到堅定，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連外國的動物園都考察到了，考察後大受啟發，回國後連這條都大力改革，先拿北京動物園下手，北京動物園的西洋建築，就是當年考察成果的見證！

連動物園都如此上心，何況其他？等著考察結束，五大臣們也提出了靠譜的改革方案，特別是載澤的《奏請宣立立憲密摺》，還有端方的《請定國事以安大計折》，提出了詳細的君主立憲步驟，其內容水準公認極高，二十世紀亞洲各國的政治改革，都常拿來做參考。

另外考察團，還留下了《歐美政治要義》和《列國政要》兩大資料，內容之豐富，也是影響深遠，不但民國諸多學者大讚，南韓泰國等國的政治家，都視為寶貝，常見認真學習。

可是清朝已經重病纏身，改革決心就算堅定，卻是到底改不動了，等著預備立憲方案公佈，那些權貴們更是反對聲四起。等著清朝滅亡，清帝退位，當年反對改革的清朝權貴們，聽說民國答應優待，也是毫無壓力不再反對，再不見當年反對改革的氣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