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禪，原名李英，號勵公，中國當代傑出的大寫意花鳥畫家、書法家、人民的美術教育家。1899年1月11日（戊戍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山東省高唐縣李奇莊的一個貧農家庭。少年時，在民間藝人的影響下，走上了艱苦的藝術征途。

1919年到北京，先入北京大學附設的“勤工儉學”（又名法文專修館），半工半讀堅持學習。同時，又在北京大學附設的“業餘畫法研究會”，向徐悲鴻先生學習素描與西畫。1920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中文，1922年轉到“北京國立藝專”西畫系學習。這期間，經常靠晚間拉洋車維持生活。為此，同學林一盧贈他“苦禪”二字為名（苦，即苦難的經歷；禪，古稱寫意畫為禪宗畫）。1923年，拜齊白石翁為師。此時，齊翁名氣尚微，加之當時北京摹古風盛，唯齊翁別開生面，大膽創新。因此，頗受譏議。

1925年，於“北京國立藝專”畢業，任北京師範學校的教授，兼任保定第二師範教授。1930年，應聘到杭州藝專任國畫教授。

抗日戰爭初期，北京淪陷，李先生極為激憤，辭去一切“公職”，隱居前門老爺廟與西城柳樹井二號，因他平日與愛國志士交往甚密，於1939年被捕入獄，嚴刑拷打，堅貞不屈。

抗戰勝利後，1946年任“北京國立藝專”教授。1949年，北京解放後改為兼任教授，李先生於1950年上書毛主席，請求安排工作，毛主席當即寫信給徐悲鴻院長，並派秘書前去看望，隨即李先生被安排到“中央美術學院”附設之“民族美術研究所”任研究員。爾後又調至該院的國畫系任寫意畫教授。

“文革”期間，李先生慘遭迫害，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欄”，經受百般折磨，之後又被下放到農村勞動。

“文革”後，李先生恢復了名譽。繪出《紅梅怒放圖》、《晴雪圖》等等，爾後，又任“中國畫研究院”院務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與政協第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81年投入科教片“中國花鳥畫”、“苦禪畫鷹”與“苦禪寫意”的拍攝工作，將畢生寶貴藝術經驗毫無保留地付諸銀幕，獻於子孫後代。期間，創作了巨幅“墨竹圖”與“盛夏圖”等傑作。

1982年春赴廣東經濟特區訪問，非常興奮，深感中華振興有望，立下了百幅創作的壯志。

1983年春，有關部門舉辦李苦禪教授從事教育事業六十年祝賀大會。6月8日應邀為日本長崎孔子廟書寫了巨聯：“至聖無域澤天下，盛德有範垂人間”。

1983.6.11去世。

李苦禪(1899—1983)，著名大寫意花鳥畫家、書法家、美術教育家。原名李英傑，改名英，字超三。先後隨徐悲鴻、齊白石學畫。上世紀60年代與潘天壽並稱為“南潘北李”。曾任杭州藝專教授、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畫研究院院務委員。 

士志於道 窮且益堅

“我終身從事美術教育和寫意畫的職業，人稱是‘探討真、美、善’的，但我的藝術生涯卻是大半和艱難困苦相連的。”多年後，李苦禪回憶起自己的藝術生涯，如此感嘆。1899年，李苦禪生於山東省高唐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有著“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美譽的高唐，處處充盈著濃郁的民間藝術氛圍。繪廟藝人們對關公廟的修繕、廟門前一唱幾天幾夜的大戲，成為李苦禪最早的藝術啟蒙。買不起紙筆的他，大地為紙，樹枝為筆，常照著廟宇的塑像和壁畫、門楣上張貼的門神爺畫。

中學時代，李苦禪隨繪畫老師孫佔梅學畫花鳥，因天資聰穎、勤學苦練，畫藝大有進步。1918年，李苦禪揣著父親借來的4塊大洋，趁暑假期間赴北京學藝。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他有幸受教於徐悲鴻，學習炭畫及素描。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李苦禪作為聊城二中的學生代表，再次進京。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先進的學術思潮，北京這座六朝古都深深地吸引了李苦禪，他決定留下來繼續深造。他先考入北京大學附設的“留法勤工儉學會”半工半讀，之後再次來到“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學習，並常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旁聽，聽到了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梁啟超及英國哲學家羅素等人的演講。

1922年，李苦禪考入“國立北京美術學校”西畫系(即後來的“北京藝專”)，開始接受正規的美術學院教育。昂貴的繪畫材料，使家境貧寒的李苦禪苦不堪言。經朋友介紹，他到“車場”租了一輛人力車，利用晚上時間拉洋車掙錢。這期間，他節衣縮食堅持學習，甚至拾取人家丟棄的鉛筆頭磨礪素描的功夫。最艱難的時候，只能每天以粥度日，撒上些最不值錢的“蝦皮糠”。同學林一廬見他此境況，便贈送其一藝名“苦禪”(“苦”，即苦難的經歷；“禪”，古稱寫意畫為禪宗畫)，李苦禪欣然接受，並以此名行世。

由於西畫畫材價格昂貴且購買不便，對傳統藝術一直有著濃厚興趣的李苦禪於1923年拜齊白石先生為師，轉習國畫。當時，齊白石先生在京尚未有名。在贈李苦禪的詩中，齊白石題道：“餘初來京師時絕無人知，陳師曾名聲噪噪，獨英也(李苦禪)欲從餘遊。”

　　廣擷博取 自成一家

師從齊白石先生後，李苦禪深刻體會恩師“學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含義，常佇立在旁靜觀先生運筆作畫，仔細體會他的用心用意，而不僅僅追求畫面的形似。此外，他還廣擷博取，從古今中外的繪畫大師那裡吸取營養。“古人、外華人好的東西都可以學，路子要寬。青藤、八大、石濤要學，達·芬奇、羅丹也要學，學人家的法子，畫自己的思想稿子。”

為了在自己最有體會的題材中“創造自家的造型，自家的筆墨”，李苦禪開始有意避開白石先生常畫的題材和構圖，“蝦、小雞、蟹都是齊老師常畫的，早已創出了自家面貌，若再跟著畫，就脫不開他，創不出來了。”1924年，李苦禪畫了一張《魚鷹圖》，拿給齊白石指點。不想，齊白石正好也畫了張類似的作品，只是取景角度有所不同。師生二人不約而同將魚鷹首次納入寫意花鳥題材。齊白石感慨頗深，當即題道：“餘門下弟子數百人，人也學吾手，英也奪吾心，英也過吾，英也無敵。來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間無鬼神矣！”

1925年，在北京國立藝專畢業展覽上，除了油畫作品，李苦禪還展出了8幅寫意花鳥畫，筆墨灑脫，意境高遠，校長林風眠觀後將其全部買下。李苦禪畫藝之精進，可見一斑。

在齊白石的鼓勵下，李苦禪集中筆墨表現雄鷹、蒼鷺、寒鴉、黑雞、鸕鷀等氣勢雄渾的“大黑鳥們”，為傳統寫意畫注入了新的生機。“鷹雖兇，但畫上它是英雄，我們不光表現它矯健的體形，而且要突出它的氣質，不能讓它居於巖下或樹下。它應該站在石頂樹巔，才能體現它高瞻遠矚的個性。”於是，他筆下的大黑鳥們，大多站在見稜見方的大石頭上，或配以花卉樹木，筆墨豪放，氣勢磅礴，別具一格。

在李苦禪看來，寫意畫是多方面藝術修養的結晶，要畫好需下大量畫外功夫。為此，李苦禪讀了大量古人的書論、畫論。他最為推崇的，是讀過多遍卻認為仍未“讀完”的老莊著作、《易經》、禪學典籍及《論語》等書。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仍手持放大鏡，全神貫注地閱讀那些他視若珍寶的書。

除了讀書，練習書法也是李苦禪每日必修的功課。年過八旬時，李苦禪還堅持每日練字。倘若練字時恰逢開飯，他也定要寫完才就餐：“我寫字時別催我吃飯，寫不完是心病，吃不下去的。”不僅如此，李苦禪對以京戲為代表的傳統戲也有著濃厚的興趣。在他看來，京戲是寫意的戲，是一門高度綜合的藝術。“要想畫好中國畫，除了打好一切有關的基礎之外，最好還得懂得京戲。中國寫意畫早已達到了追求氣韻(神韻)的藝術境界，倘不知京戲，則很難體會到這種深邃的境界。”

　　傳道授業  惠及畫壇

1925年，李苦禪從北京國立藝專畢業後，應聘到北京師範學校與保定第二師範學校教畫。1930年，在齊白石的推薦下，又受林風眠之邀，南下執教於杭州國立藝術院。沒有了衣食之憂，李苦禪更加專注地探索中國畫變革之路。早年打下了堅實寫生功底的他，開始大量繪畫禽鳥寫生，研究禽鳥結構，觀察其動態與習性，嘗試把寫生與中國畫的筆墨進一步融合。

為了突破畫界陳陳相因的陋習，李苦禪曾在藝專教務會議上提出將中西畫合併排課的建議，並帶領學生到西子湖畔寫生，力促中西繪畫之融合。李苦禪雖強調寫生，但並不以寫生為目的，而是希望透過速寫去師法自然，體會造化，進而達到物我交融的境界。“有不少人在速寫上很有功力，卻一輩子也畫不到宣紙上去。為了留住速寫感受，我往往在速寫回來之後立即進行筆墨練習，在宣紙上反覆琢磨。久而久之，就能用筆墨深入地表現自己的速寫體會。”

為了使學生儘可能地多學東西，李苦禪採取了親手示範、邊教邊畫的辦法，學生有不明白的，他立即揮毫示範。所以，他的學生幾乎每人手上都有他的原作，少則三兩幅，多則以圖卷粗度而論。

60餘年的執教生涯中，李苦禪不僅對校內學生盡心盡力，對求教的校外學生和社會青年也傾其所學，毫無保留，並在生活上給他們如父般的關愛與照顧。李苦禪逝世後，一位青年學生在悼文中寫道：

　　錚錚鐵骨  藝膽恆心

值得一提的是，李苦禪每教一個班或一屆學生，他首先傳授的並不是繪畫的技法，而是做人與立人。他常對學生說：“當一個畫家，首先要當愛國的人、愛人民的人、樂於助人的人。”“必先有人格方有畫格。所謂人格，愛國第一。”

早在1919年和1935年，李苦禪先生就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參加了五四運動、一二·九愛國運動，為振興中華而奔走呼號。抗日戰爭初期，北京淪陷，李苦禪甚為激憤，辭去一切“公職”，隱居前門老爺廟與西城柳樹井2號，並參加了中共北平地下抗日組織，掩護抗戰同志，蒐集敵偽情報，發展抗日力量等。因平日裡與愛國志士交往甚密，1939年，李苦禪被捕入獄。面對嚴刑拷打，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出獄後，仍無所畏懼，將賣畫所得無私資助地下抗日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李苦禪慘遭迫害，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欄”，經受百般折磨，之後又被下放到農村勞動。在這期間，他仍然堅持晨練，夜間站樁練功，還偷偷堅持練字，以保持臂力、腕力。閒暇之餘，他還抽空看望同道，寬慰難友。他達觀的胸襟、積極的心態，成為不少同仁度過那段非常歲月的精神源泉。

1972年，周恩來總理派人抽調部分老畫家為在京涉外賓館、使館繪製一批作品，李苦禪名列其中。3年中，他義務為國家作畫300餘幅。“文革”後，恢復了名譽與教授職務的李苦禪，迸發出強烈的創作激情，創作了《紅梅怒放圖》、《晴雪圖》等大批精品力作。

1981年，李苦禪被選為“中國畫研究院”院務委員。是年，在其創作的巨幅花鳥畫《盛夏圖》上，他題道：“國家日趨強盛乃餘之願，祖國古稱華夏，炎夏之際荷花盛開，乃作荷塘即景。”這一期間，他還投入《中國花鳥畫》、《苦禪畫鷹》、《苦禪寫意》等科教片的拍攝中，將畢生積累的寶貴藝術經驗毫無保留地呈現於銀屏，獻於子孫後代。

“如果說齊白石實現了文人畫由高雅向親近人生的通俗性轉換，李苦禪則又迴歸了部分文人畫的內涵和氣質，使之再度趨向高雅。這種高雅在《盛夏圖》、《勁節圖》等力作中，與上世紀80年代再度崛起的民族魂魄取得了共鳴。正是傳統美學、現代民族魂魄和陽剛之美的高揚，正是筆的雄強渾厚和個性氣質的自然流露，確立了李苦禪在現代大寫意花鳥畫壇上的座標，而不愧為畫壇英傑。”美術史論家、書畫家劉曦林曾如是評價。

1983年，為了祝賀李苦禪從事美術教育工作60年，中國美術家協會、美協北京分會與中央美術學院在北京飯店舉辦大型茶話會。會上，老人感激不已，熱淚盈眶：“為振興中華，我要再畫20年。”    

1983年6月11日，李苦禪突發心疾，溘然長逝。1986年，李苦禪先生夫人李慧文女士及子女遵照先生遺願，將所藏先生各個時期書畫精品、手稿及古代字畫、古董、生活用品、歷史圖片資料等無償捐獻給國家，陳列于山東濟南趵突泉公園內李苦禪紀念館，供海內外觀眾觀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