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州國成立之後，駐紮在東北的日軍稱為關東軍。因其兵員大部分來自日夲關東地區而得名。關東軍是日軍中實力最強的作戰集團。日軍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後，佔領了中國大半領土。日本國內政客財閥和軍隊乃至百姓，被暫時的勝利衝昏了頭腦。貪慾戰勝了理智。舉國上下陷入了顛瘋狀態。以至舉國上下野心澎脹。不但要滅亡中國，還想染指蘇聯蒙古。這時關東軍被一些好戰的少壯派軍人所掌握，早想發動侵蘇戰爭，一直沒有找到藉口。在一九三八年和蒙古軍隊爆發了張鼓峰衝突事件，後蘇軍也加入蒙方作戰，日軍傷亡慘重，以失敗告終。可是關東軍的好戰份子一直不服氣，總想找機會報仇雪恥。一九三九年夏，偽滿軍和外蒙軍隊因為邊界問題在諾門坎地區發生軍事衝突。諾門坎在今內蒙呼盟，與蒙古國交界。因為偽滿軍人少，吃了虧。所以向關東軍求援。日關東軍接到報告，大喜過望，急令關東東第二十三小松原道太郎師團和另一個旅困，外加一些騎兵，炮兵和空軍支援。起初日軍取勝，後蒙軍請求蘇軍參戰，因蘇蒙是盟國，蘇軍一直駐紮在蒙古。蘇軍故此派出精銳援軍，雙方在諾門坎展開激戰，為了能徹底打敗打服日軍，杜絕日軍北進野心。斯大林特意派蘇軍名將朱可夫擔任總指揮指揮作戰。雙方經過空戰，炮戰，坦克戰。日軍大敗。慘失極為慘重。連日軍的武士道敢死隊也未能奏效。日軍在付出六萬多人死亡的代價後，不得不偃旗息鼓，灰溜溜的敗退回東北。這就是諾門坎事件的整個過程。此後，日軍再也不敢妄想北進，徹底打消了日軍和德軍夾擊蘇聯的念頭。在德軍快下攻下莫斯科的危急時刻，日軍也沒敢動手攻擊蘇軍。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初，蘇軍依照波茨坦協議，對日夲宣戰，向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最後一擊。日軍傾刻間土崩瓦解，被蘇軍徹底消滅。日夲隨即投降。結束了日夲稱霸世界的迷夢。

謬誤，日軍攻擊諾門坎可不是關東軍哪個司令官定下來的，而是東京參謀本部《對蘇作戰八號計劃》的既定陰謀。八號計劃的“總設計師”是九一八事變的元兇石原菀爾，具體策劃人是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稻田正純，只不過這個計劃的擬定發起時間是1943年，關東軍以及前線的第23師團提前引爆了它而已。

（石原菀爾）

1938年的“張鼓峰事件”關東軍沒有參與，那是駐防半島的第19師團乾的，儘管日軍宣稱取得“重大”勝利，實際上是灰頭土臉損失慘重，一向自命不凡的關東軍對此很不爽，一是覺得第19師團不行，二是認為關東軍肯定行，必須要尋找機會把面子撈回來。於是，參謀本部根據對蘇作戰的基本思想，搞出來這個“八號計劃”。

八號計劃有甲乙兩個方案，甲案是沿蘇聯的濱海邊疆區直接發動進攻，乙案是從“滿蒙邊境”進行突破再迂迴包抄遠東蘇軍，由於蘇軍在黑龍江沿線修築了大批防禦工事，打起來肯定很吃力，因此關東軍傾向於實施乙案。為了籌備這一計劃的實施，關東軍很早開始著手對“滿蒙邊境”的諾門坎地區進行軍事測量和偵察。

1938年底，“精神病參謀”辻政信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雖然他只是個少佐，但是參加過淞滬會戰，還是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原第9師團長）和參謀長磯谷廉介（原第10師團長）的老部下，因此在關東軍參謀部飛揚跋扈。這個極富冒險精神的傢伙不僅親自考察過諾門坎，還主持修定了《邊界糾紛處理綱要》。

這個所謂綱要的核心思想，是代表關東軍要求“偽滿洲國”邊境線上的所有師團長、獨立守備隊長，在處理“邊界糾紛”時必須持強硬立場，有權根據實際情況訴諸武力，甚至可以短期越境消滅“挑釁的蘇蒙軍”。實際上就是鼓勵前線部隊長，發揚關東軍獨斷專行擅於挑事的作風，爭取把“八號計劃”的實施時間提前，一如九一八事變的爆發。

（辻政信）

東京參謀本部對報上來的這個綱要未置可否，等於採取了預設的態度，因為此時關東軍“下克上”的風氣正濃，參謀本部的官僚們不想觸這個黴頭。而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對此則全力支援，這個在上海“淞滬抗戰”後期被炸掉一條腿（也可能是大小兩條腿）的傢伙，多少有點無聊和變態。

植田是個始終未娶妻的老光棍，巴不得搞出點什麼動靜來讓自己和關東軍“一展身手”，這就為諾門坎衝突埋下了伏筆，所以諾門坎事件其實是“必然中的偶然”。當時的“偽滿洲國”與蒙古在西部地區以哈拉欣河為界，雙方並沒有明確的文字和越束，越界事件時有發生。

（植田謙吉）

1939年5月4日，蒙古邊防軍部分士兵又越界放牧，與偽“興安北警備軍”（蒙古族偽軍）發生衝突，警備軍先動了手，開槍射擊並且俘虜蒙軍少尉和士兵各一名。對岸的蒙軍立即出動部隊報復，雙方你來我往，戰鬥持續升級，說白了，諾門坎事件從一開始，根本沒有蘇軍和日軍什麼事，完全是“代理人”的小規模邊境武裝衝突。

最先把事件擴大化的是偽“興安北警備軍”，他們打不過蒙古邊防軍之後，便向日本主子求援，緊急電報發給了駐海拉爾的日軍第23師團。師團長小松原太郎中將根據辻政信的“綱要”，立刻決定出兵相助，同時電告關東軍司令部，要求追認他行動的合法性並提供必要的增援 ，5月13日，第23師團大約一個搜尋聯隊的兵力向諾門坎進發。

對於小松原師團長的報告，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以最快的速度批准，同時下令兩個飛行戰隊前往增援，又加調了100輛輜重汽車補充第23師團的運輸力量，關東軍上下串通一氣，又準備搞出個什麼“事變”來。5月15日，第23師團搜尋聯隊長東八百藏中佐到達諾門坎前線，隨即指揮日軍和偽軍發動進攻，諾門坎戰事正式爆發。

根據蘇聯和蒙古之間的協定：“任何一個國家進攻蒙古，都意味著對蘇聯宣戰”，因此早就進駐蒙古的蘇軍第57特別軍也加入戰團，“代理人”引發的衝突終於釀成蘇聯和日本的軍事對抗。

（朱可夫到達戰場）

往大了說，這是日本原定“北進”的政策使然，往小了說，也是前線日軍“找茬打架”態度的結果，而處在中間位置的關東軍司令官，其實只是個不尷不尬的角色。

一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起主導作用的其實是石原菀爾、板垣徵四郎和土肥原等幾個貨，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並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況且植田謙吉1936年就已經升任關東軍司令官，算不上什麼“新官上任”，最後反倒是因為諾門坎戰役的慘敗，與參謀長磯谷廉介一起雙雙下崗，被日軍大本營撤職轉入預備役。

（蘇蒙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