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龍的一個有名的辯論是“白馬非馬”。現存的《公孫龍子》中的《白馬論》有關於“白馬非馬”的詳細的論證。
公孫龍的“白馬非馬”這個命題，以及他的關於這個命題的辯論，也反映辯證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同一性與差別性的關係的問題。他從另一個出發點討論了上面說的“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著差別性”這個問題，得出了與惠施正相反的結論。惠施是從具體的事物出發來看這個問題。公孫龍是從命題出發，他看出了，在每個命題中，如“蓮花是一種植物，玫瑰是紅的”等，其主語和述語的內涵和外延都不完全相同。正是如恩格斯所說的：“不論是在主語或者在述語中，總有點甚麼東西是述語或主語所包括不了的。”但是恩格斯指出，“述語是必需和主語不同的”；這正是“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著差別性”這個客觀辯證法的反映。一般人都說：“白馬是馬。”公孫龍對於這個命題作了相當詳細的分析，明確地指出主語和謂語之間的不同。但是他不知道這樣的不同是必需的，是客觀規律的反映，反而把二者割裂開來，加以抽象化、絕對化，由此達到客觀唯心主義的結論，得出“白馬非馬”的結論。這就是把範疇固定化。其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的。
這裡又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即一般和個別的關係的問題。列寧說：“從任何一個命題開始，如樹葉是綠的，依凡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這裡(正如黑格爾天才地指出過的)就已經有辯證法：個別就是一般。……這就是說，對立面(個別跟一般相對立)是同一的：個別一定與一般相聯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透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都只能大致地包括一切個別事物。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個別經過千萬次的轉化而與另一類的個別(事物、現象、過程)相聯絡。諸如此類等等。”(《談談辯證法問題》，《列寧全集》第38卷409頁)個別自身的同一性，經過千萬次的轉化，而與千萬類的個別相聯絡，也就是說，也與千萬個一般相聯絡。這也是同一性自身所包含的差別。
在一個邏輯命題中，主詞表示個別，謂詞表示一般。在一個肯定的命題中，個別與一般是對立面的統一(同一)。在“白馬是馬”這個命題中，白馬是個別，馬是一般。嚴格地說，這個具體的馬是個別。白馬也是一般，白馬只會與一般相聯而存在，馬也只能在白、黃、黑等馬中存在，只能透過白、黃、黑等馬而存在。這就是說：凡實際存在的馬總是有白、黃、黑等顏色的，不可能有沒有顏色的馬。這是個別與一般這兩個對立面的統一性。
就“白馬是馬”這個命題說，“白馬”是個別，“馬”是一般；但是對於這個具體的白馬，那個具體的白馬說，“白馬”又是一般，這個馬、那個馬是個別。“馬”這個一般是白馬的本質；“白”是白馬的一方面；“馬”這個一般只能大概地包括一切馬，因為個別的馬有白、黃、黑等的顏色不同，而“馬”則不表示任何顏色。因為同一理由，所以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歸進一般。這是個別與一般這兩個對立面的矛盾性。
個別與一般這兩個對立面有矛盾又有統一，所以“白馬是馬”這個命題不是表示簡單的等號而是表示一種辯證的統一。公孫龍一派發現了這個辯證統一中的對立面。他用“白馬非馬”這個命題表示個別與一般這兩個對立面的矛盾。這是他對於客觀辯證法的某一方面的認識。
就邏輯學的意義說，公孫龍發現了名詞的外延和內涵的關係。就“馬”的外延說，“馬”這個名詞包括白馬在內，但就“馬”的內涵說，“馬”這個名詞指馬的本質屬性，和“白馬”這個名詞所代表的概念是有區別的。不能把這兩個名詞混同起來。這也是公孫龍的一個貢獻。
公孫龍的《白馬論》的辯論，可以分為三點：第一點是：“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公孫龍子· 白馬論》)這是就馬之名及白之名的內涵說。馬之名的內涵是馬的形；白之名的內涵是一種顏色。白馬之名的內涵是馬的形及一種顏色。此三名的內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馬非馬”。
第二點是：“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同上)這是就馬之名及白馬之名的外延說。馬之名的外延包括一切馬；白馬之名的外延則只包括白馬。“馬”對於顏色，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無去取於色”)，所以如果我們僅只要“馬”，黃馬黑馬都可以滿足我們的需要。但是“白馬”是對於顏色有所肯定、有所否定的(“有去取於色”)，所以如果我們要白馬，那就只有白馬可以滿足我們的需要，黃馬黑馬都不能了。對於顏色無所肯定、否定的，跟對於顏色有所肯定、否定的，是不同的，所以白馬非馬(“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第三點是：“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非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同上)這是就馬這個一般、白這個一般、白馬這個一般說明它們的不同。馬這個一般只是一切馬所共有的性質，其中並沒有顏色的性質。馬就只是馬，如此而已(“有馬如(而)已耳”)。白馬的一般是一切馬所共有的性質又加上白的性質，所以白馬非馬。
不但白馬非馬，而且白馬亦非白。“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同上)此白物或彼白物所表現的白，是“定所白”的白。“定”是固定的意思。此白物所表現的白，固定在此物上面，彼白物所表現的白，固定在彼物上面，白這個一般，也可以說是“白如(而)已耳”，不固定在任何東西上面，它是“不定所白”的白。“不定所白”的白不為一般人所注意；這於其日常生活並無影響，所以說“忘之而可也”。然“定所白”的白，是具體的、個別的白，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不定所白”的白。白馬的白，是“定所白”的白，“定所白者非白也”，所以白馬非白。
“白馬非馬”是公孫龍的一個有名的辯論。據說公孫龍曾與孔丘的後人孔穿對於這個問題進行辯論。公孫龍舉了一個孔丘的故事。這個故事說：楚王遺失了一張弓，他的左右的人請設法尋找，他說：“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丘批評楚王，說：“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公孫龍說：由此可見，孔丘“異楚人於所謂人。”如果孔丘的話是對的，我“異白馬於所謂馬”的辯論也是對的。孔穿不能回答公孫龍的話。在另一天，孔穿又和公孫龍辯論。孔穿說：孔丘的話是“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公孫龍與孔穿的這個辯論的第一段見《公孫龍子·跡府》篇。第二段只見《孔叢子·公孫龍》篇。《孔叢子》是偽書，所說未必是歷史的事實。但是所記的孔穿的話，在邏輯學上是很有意義的。他是對“白馬是馬”這個命題作外延的解釋。照這樣的解釋，這個命題是可以這樣提的。公孫龍是對於這個命題作內涵的解釋。照這樣的解釋，這個命題是不可這樣提的。孔穿並沒有完全破了公孫龍的辯論，但是他的話確是有邏輯學上的價值。
以上是公孫龍的《白馬論》的基本論點。從這些論點中可以看出，公孫龍的確看到了一個命題中主語和述語的矛盾對立的方面，看到了一般和個別的差別。但是他僅僅停留在這一點上，並且把這一方面片面地誇大，因而否認了一般和個別的統一的方面，相互聯絡的方面。按著他的理論，既然一般和個別是相互對立的，一般也可以脫離個別而存在，一般可以不必包括個別，個別也可以不必列入一般。這就是公孫龍所說的“故可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 (《白馬論》)這樣，就割裂了一個命題中主語和述語的聯絡。從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出發，勢必將一般看成是獨立自存的實體，其結果導致了客觀唯心主義。“白馬非馬”這個命題，本來是從對於辯證法的一定的認識出發的，可是，結果轉化為辯證法的對立面。
公孫龍的一個有名的辯論是“白馬非馬”。現存的《公孫龍子》中的《白馬論》有關於“白馬非馬”的詳細的論證。
公孫龍的“白馬非馬”這個命題，以及他的關於這個命題的辯論，也反映辯證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同一性與差別性的關係的問題。他從另一個出發點討論了上面說的“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著差別性”這個問題，得出了與惠施正相反的結論。惠施是從具體的事物出發來看這個問題。公孫龍是從命題出發，他看出了，在每個命題中，如“蓮花是一種植物，玫瑰是紅的”等，其主語和述語的內涵和外延都不完全相同。正是如恩格斯所說的：“不論是在主語或者在述語中，總有點甚麼東西是述語或主語所包括不了的。”但是恩格斯指出，“述語是必需和主語不同的”；這正是“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著差別性”這個客觀辯證法的反映。一般人都說：“白馬是馬。”公孫龍對於這個命題作了相當詳細的分析，明確地指出主語和謂語之間的不同。但是他不知道這樣的不同是必需的，是客觀規律的反映，反而把二者割裂開來，加以抽象化、絕對化，由此達到客觀唯心主義的結論，得出“白馬非馬”的結論。這就是把範疇固定化。其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的。
這裡又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即一般和個別的關係的問題。列寧說：“從任何一個命題開始，如樹葉是綠的，依凡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這裡(正如黑格爾天才地指出過的)就已經有辯證法：個別就是一般。……這就是說，對立面(個別跟一般相對立)是同一的：個別一定與一般相聯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透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都只能大致地包括一切個別事物。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個別經過千萬次的轉化而與另一類的個別(事物、現象、過程)相聯絡。諸如此類等等。”(《談談辯證法問題》，《列寧全集》第38卷409頁)個別自身的同一性，經過千萬次的轉化，而與千萬類的個別相聯絡，也就是說，也與千萬個一般相聯絡。這也是同一性自身所包含的差別。
在一個邏輯命題中，主詞表示個別，謂詞表示一般。在一個肯定的命題中，個別與一般是對立面的統一(同一)。在“白馬是馬”這個命題中，白馬是個別，馬是一般。嚴格地說，這個具體的馬是個別。白馬也是一般，白馬只會與一般相聯而存在，馬也只能在白、黃、黑等馬中存在，只能透過白、黃、黑等馬而存在。這就是說：凡實際存在的馬總是有白、黃、黑等顏色的，不可能有沒有顏色的馬。這是個別與一般這兩個對立面的統一性。
就“白馬是馬”這個命題說，“白馬”是個別，“馬”是一般；但是對於這個具體的白馬，那個具體的白馬說，“白馬”又是一般，這個馬、那個馬是個別。“馬”這個一般是白馬的本質；“白”是白馬的一方面；“馬”這個一般只能大概地包括一切馬，因為個別的馬有白、黃、黑等的顏色不同，而“馬”則不表示任何顏色。因為同一理由，所以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歸進一般。這是個別與一般這兩個對立面的矛盾性。
個別與一般這兩個對立面有矛盾又有統一，所以“白馬是馬”這個命題不是表示簡單的等號而是表示一種辯證的統一。公孫龍一派發現了這個辯證統一中的對立面。他用“白馬非馬”這個命題表示個別與一般這兩個對立面的矛盾。這是他對於客觀辯證法的某一方面的認識。
就邏輯學的意義說，公孫龍發現了名詞的外延和內涵的關係。就“馬”的外延說，“馬”這個名詞包括白馬在內，但就“馬”的內涵說，“馬”這個名詞指馬的本質屬性，和“白馬”這個名詞所代表的概念是有區別的。不能把這兩個名詞混同起來。這也是公孫龍的一個貢獻。
公孫龍的《白馬論》的辯論，可以分為三點：第一點是：“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公孫龍子· 白馬論》)這是就馬之名及白之名的內涵說。馬之名的內涵是馬的形；白之名的內涵是一種顏色。白馬之名的內涵是馬的形及一種顏色。此三名的內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馬非馬”。
第二點是：“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同上)這是就馬之名及白馬之名的外延說。馬之名的外延包括一切馬；白馬之名的外延則只包括白馬。“馬”對於顏色，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無去取於色”)，所以如果我們僅只要“馬”，黃馬黑馬都可以滿足我們的需要。但是“白馬”是對於顏色有所肯定、有所否定的(“有去取於色”)，所以如果我們要白馬，那就只有白馬可以滿足我們的需要，黃馬黑馬都不能了。對於顏色無所肯定、否定的，跟對於顏色有所肯定、否定的，是不同的，所以白馬非馬(“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第三點是：“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非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同上)這是就馬這個一般、白這個一般、白馬這個一般說明它們的不同。馬這個一般只是一切馬所共有的性質，其中並沒有顏色的性質。馬就只是馬，如此而已(“有馬如(而)已耳”)。白馬的一般是一切馬所共有的性質又加上白的性質，所以白馬非馬。
不但白馬非馬，而且白馬亦非白。“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同上)此白物或彼白物所表現的白，是“定所白”的白。“定”是固定的意思。此白物所表現的白，固定在此物上面，彼白物所表現的白，固定在彼物上面，白這個一般，也可以說是“白如(而)已耳”，不固定在任何東西上面，它是“不定所白”的白。“不定所白”的白不為一般人所注意；這於其日常生活並無影響，所以說“忘之而可也”。然“定所白”的白，是具體的、個別的白，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不定所白”的白。白馬的白，是“定所白”的白，“定所白者非白也”，所以白馬非白。
“白馬非馬”是公孫龍的一個有名的辯論。據說公孫龍曾與孔丘的後人孔穿對於這個問題進行辯論。公孫龍舉了一個孔丘的故事。這個故事說：楚王遺失了一張弓，他的左右的人請設法尋找，他說：“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丘批評楚王，說：“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公孫龍說：由此可見，孔丘“異楚人於所謂人。”如果孔丘的話是對的，我“異白馬於所謂馬”的辯論也是對的。孔穿不能回答公孫龍的話。在另一天，孔穿又和公孫龍辯論。孔穿說：孔丘的話是“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公孫龍與孔穿的這個辯論的第一段見《公孫龍子·跡府》篇。第二段只見《孔叢子·公孫龍》篇。《孔叢子》是偽書，所說未必是歷史的事實。但是所記的孔穿的話，在邏輯學上是很有意義的。他是對“白馬是馬”這個命題作外延的解釋。照這樣的解釋，這個命題是可以這樣提的。公孫龍是對於這個命題作內涵的解釋。照這樣的解釋，這個命題是不可這樣提的。孔穿並沒有完全破了公孫龍的辯論，但是他的話確是有邏輯學上的價值。
以上是公孫龍的《白馬論》的基本論點。從這些論點中可以看出，公孫龍的確看到了一個命題中主語和述語的矛盾對立的方面，看到了一般和個別的差別。但是他僅僅停留在這一點上，並且把這一方面片面地誇大，因而否認了一般和個別的統一的方面，相互聯絡的方面。按著他的理論，既然一般和個別是相互對立的，一般也可以脫離個別而存在，一般可以不必包括個別，個別也可以不必列入一般。這就是公孫龍所說的“故可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 (《白馬論》)這樣，就割裂了一個命題中主語和述語的聯絡。從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出發，勢必將一般看成是獨立自存的實體，其結果導致了客觀唯心主義。“白馬非馬”這個命題，本來是從對於辯證法的一定的認識出發的，可是，結果轉化為辯證法的對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