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求和心態，光緒對慈禧的顧忌，翁同和的戶部對李鴻章拒發軍餉，山東巡撫多方不配合：要人沒人要力沒力。以及清廷電報被日軍破譯，李鴻章不做好戰爭準備，突然受襲。

這一糸列問題，導致甲午海戰慘敗，北洋全軍覆滅。

主要原因，一是統治者的無知加腐朽，導致組織指揮、後勤供給等諸多方面的錯誤與不暢。二是一線指揮官的戰鬥意志不強，軍心動搖。三是士兵皆出自農民，長期的愚民教化，使民眾既無現代文化修養，又無現代專業知識，一旦戰事開啟，焉能不敗。

北洋陸軍的後勤需北洋水師從海上保障，東北那塊就近不能供應？威海丟了也不見大清派人收復，讓北洋水師自生自滅？

如問題中所述，清政府在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裡，除了軍事上存在的痼疾外，還與清政府內部，尤其是清王朝高層的政治亂象有關。不過甲午戰爭時清政府內部最突出的政治矛盾不是“左李之爭”，因為左宗棠早在1885年中法戰爭末期就已經去世，甲午戰爭時期清政府內部最突出的矛盾，實際上就是著名的“帝、後黨爭”。

（帝后黨爭的核心人物，光緒帝載湉）

（帝后黨爭的核心人物，慈禧太后）

顧名思義，帝黨就是以光緒皇帝載湉為中心的一派政治力量，後黨則是以皇太后慈禧為核心的另一派政治力量。

帝后黨爭的淵源

清王朝的帝、後黨爭並不是在甲午年才出現和形成的，這一高層政治亂象的根源，要上溯到咸豐皇帝去世時。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咸豐皇帝奕詝逃亡熱河，陷入重病，1861年8月21日在病中下旨，以6歲的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鑑於載淳年幼，又命令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位股肱重臣輔佐，即歷史上所稱的顧命八大臣。8月22日咸豐帝駕崩後，因不滿於八大臣操控朝政，載淳的生母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訢、醇郡王奕譞等聯手發動中央政變，捕殺顧命八大臣，顛覆了咸豐帝遺留的八大臣襄贊政務的政治格局。由於當時清政府年號為祺祥，史稱祺祥政變。

此後，清王朝中央進入了史稱垂簾聽政的新時期。慈禧、慈安太后在內輔佐尚未成年的載淳，恭親王奕訢作為議政王，兼領班軍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在外操控實權，清政府的年號也從祺祥改為充滿政治意味的同治，繼承咸豐帝的載淳由此稱為同治皇帝。

（懷有政治野心，與慈禧太后長期權斗的恭親王奕訢）

據野史記載，恭親王奕訢早有政治野心，早在道光帝立儲時，就有成為儲君的渴望，但最終被哥哥奕詝（咸豐帝）取代。當1861年祺祥政變後，恭親王終於權傾朝野，顯露出跋扈作風，此舉立刻引起了同治帝生母慈禧的警惕，在慈禧的影響下，同治帝對恭親王也並無好感，甚至充滿惡感。隨後，清政府高層陷入了慈禧+同治帝PK恭親王的權鬥。

在同治帝時期，帝后與恭王之間較為著名的爭端有：1865年，恭親王因被人彈劾攬權納賄，徇私驕盈”，被免去議政王職務；1869年，恭親王暗中支援製造了誅殺太監安德海一案，劍指慈禧太后；1872年，同治帝親政，當年同治帝下旨將恭親王降為郡王，後經慈禧、慈安太后挽回，但對恭親王造成了嚴重的政治羞辱；1875年，同治帝暴斃，野史稱是邪遊染疾所致，而當時勾引同治帝出宮邪遊的正是恭親王之子載澂。

1875年1月12日，慈禧鍾愛的親生子同治帝載淳在養心殿暴斃，慈禧失去了手中重要的政治砝碼，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在關於立儲君的問題上，慈禧首先反對採取將宗室的溥字輩過繼作為同治之子而繼位的做法（如果宗室溥字輩以同治之子的身份繼承，則慈禧將失去太后地位），堅持仍以載字輩入繼，恭親王奕訢主推以自己的兒子載澂繼位，慈禧竭力反駁，最終選定以慈禧的妹夫、恭親王的弟弟醇親王奕譞（祺祥政變後由郡王晉升為親王）的兒子載湉繼位，即後來的光緒皇帝。

光緒帝載湉繼位時年僅4歲，理論上是以同治帝載淳的弟弟身份繼承皇位，清王朝中央再開垂簾聽政局面。而慈禧選擇醇親王之子入繼也有很深的政治考量，首先醇親王是慈禧的妹夫，本有親緣，而且醇親王在當年祺祥政變時曾經效力，更重要的是，醇親王當時手握著駐防京師的八旗精銳部隊神機營，持有重兵，剛好足以和恭親王抗衡。

（與慈禧結盟的光緒皇帝生父醇親王奕譞，成為慈禧打壓恭親王的一張王牌）

自光緒繼位、慈禧與醇王聯盟形成後，慈禧對恭親王的政治打壓態勢日益加劇，1880年發生了著名的午門護軍案，恭王的權威受到嚴重侵犯；1881年慈安太后突然去世，使得恭親王失去了重要的高層政治援手；等到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慈禧終於以恭親王辦事不力為由，革去其領班軍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職，徹底逐出了政治中心，改以醇親王奕譞取而代之。此後，以北洋大臣李鴻章為重要代表的地方疆臣相繼向醇親王、慈禧太后效忠，由此19世紀80年代中期成了慈禧、醇親王權力最盛的時代。

帝后黨爭的形成

慈禧在1884年利用中法交涉局勢惡化，發動“甲申易樞”打壓恭親王時，連帶將整個軍機處班底全部換人，翁同龢等軍機大臣全部被清除出軍機，事實上是將恭親王一派政治勢力全部打壓，徹底更換了軍機處的構成。由此這些落馬的具有政治能量的大佬，事實上對慈禧一派產生了更深的惡感。不僅如此，慈禧在發動“甲申易樞”時，採取了借刀殺人的做法，當時被慈禧所借的“刀”實際上就是清廷中以參劾為能事的御史、言官，在“甲申易樞”完成後，為防這些以參劾為能事的“刀”觸及自己，大量御史、言官也被放逐和冷處理，由此，一批御史言官對慈禧一派也產生暗中不滿。

更令慈禧未能料到的是，在翁同龢等帝師教育下成長的光緒皇帝，對自己在感情上和政見上越發疏離，反而日益受到清流、言官們思想的影響，甚至於對失勢的恭親王奕訢竟具有某種好感。1889年光緒帝親政後，這一問題更為明顯。到了1890年，慈禧賴以為臂助的醇親王奕譞突然去世，慈禧藉以鉗制光緒的重要力量消失，此後晚清政局發生鉅變。圍繞著光緒帝，以清流黨、言官所組成的擁戴皇帝的帝黨，與圍繞著慈禧太后，以北洋大臣李鴻章等為主要力量的後黨間形成了爭鬥之的態勢。帝黨以尊皇為核心，如日中天，後黨則在醇親王去世後形成了十分明顯的勢弱跡象。

兩派的鬥爭，除了政治上的歷史積怨外，因世界觀、歷史觀等差異，帝黨認為後黨人物腐敗、貪婪，後黨則認為帝黨昧於世界大勢，保守、排外。1890年醇親王去世後，後黨力量虛弱，帝黨漸漸抬頭，受慈禧太后、醇親王支援而一度如日中天的北洋海軍突然被停止發展，就是帝后黨爭此消彼長的明顯表徵。

帝后黨爭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

1894年春北韓爆發農民起義，日本藉機干涉北韓主權，清王朝面臨著如何選擇對日戰略的問題。

這一將影響國家命運的決策，事實上被帝黨人物視作了藉以擊敗、清剿後黨的機會，一如當年慈禧太后利用中法戰爭而清算恭親王的往事。

（帝黨重要人物，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帝師翁同龢）

（後黨重要人物，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

北韓事端，以及涉及日本的爭端，從清王朝當時外交以及軍事的管轄區域看，都直接和北洋大臣相干，而北洋大臣李鴻章正是後黨的重要人物，歷來就受到帝黨的聚焦關注，無論是李鴻章主持的北洋海防建設耗費大量資金，還是李鴻章的北洋地區屯紮數萬軍隊，都使帝黨不滿。因而可能會發生的中日爭端，事實上被一些帝黨人物看做了清算李鴻章的重要機會。在明知道戰爭並無勝算的情況下，帝黨人物排除其他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諸如將清軍徹底退出北韓半島，消除日本干涉北韓事務的口實，置日本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一味積極言戰，以將北洋地區拖入戰爭，形成了帝黨“主戰”的姿態。在私下裡，帝黨的重要人物翁同龢曾經流露過心跡，即他之所以言戰，並不是不知道中國的軍力不足以和日本相抗，而正是要借這個機會讓李鴻章的海陸軍出醜，從而可以利用戰爭的失敗來來削弱和清除李鴻章的勢力。

而後黨方面，慈禧太后從中日北韓交涉一開始，就選擇了置身事外的態度，對中日交涉的策略不予以表態，將權力責任推卸給光緒帝。實際辦理北洋海防和外交的李鴻章根據中日實力對比，主張透過外交辦法來解決爭端，形成了後黨“主和”的姿態。

最終在帝黨的堅持下，清政府一步步落入日本佈設的圈套，捲入了日本政府所渴望的戰爭中。

戰爭初期，清政府責成北洋大臣李鴻章為督辦北洋軍務，以北洋沿線的海陸軍對日本作戰。事實上，自醇親王去世後，北洋沿線的數萬海陸軍是後黨最重要的一支軍事力量。此後的戰爭中，北洋陸軍的主力（直隸綠營練軍、淮系盛軍）在北韓戰敗崩潰，北洋海軍在鴨綠江之戰大敗，後黨的軍事力量被清算，全社會出現了對李鴻章乃至淮軍的負面情緒，期間，在帝黨的竭力鼓動下，還製造了以莫須有罪名誅殺淮系盛軍大將衛汝貴的冤案。

當戰爭發展到1894年11月旅順口失守時，李鴻章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全部的陸軍力量，海軍也以遭受重創。在此形勢下，帝黨提出了以湘軍取代淮軍的主張，同時指責李鴻章督辦北洋軍務不得力，予以革職留任、摘取頂戴的處罰，做出了預備以山東巡撫李秉衡取代李鴻章，以道員徐建寅取代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一系列政治謀劃。最終，帝黨則提出了恭親王重新出山的提議，雖然慈禧太后幾次明確否決，但帝黨藉著甲午戰場上戰事節節失利的局面，步步緊逼，最終1884年被慈禧太后逐出中央的恭親王在1894年復出，於11月2日出任督辦軍務處大臣，總攬對日戰爭的指揮排程大權，翁同龢等任會辦，同時恭親王還出任總理衙門大臣、軍機處大臣等職，重新回到了權力中心。

綜上可知。晚清歷史上出現的帝、後黨爭，事實上將一場日本策劃的入侵中國的戰爭，當成了可以利用來進行內部政治鬥爭的機會，將國家的生死存亡置於等而下之的地位，一味注重清王朝中央高層的權力鬥爭。以至於在甲午年中日交涉乃至甲午戰爭爆發後，當權的帝黨所作的決策，大量並不是處於對國際局勢和戰場局勢的理性分析，而是一位處於政治鬥爭的考量。

（後黨的反擊在甲午戰爭中已經暗自醞釀，後黨甲午戰後反擊帝黨的王牌榮祿）

最終，在政治鬥爭的層面而言，甲午戰爭事實上以帝黨的勝利而告終。後黨的重要力量李鴻章身敗名裂，北洋地區的海陸軍操縱權轉被帝黨掌握。而後黨事實上並沒有就此甘願服輸，在戰爭中就出現了慈禧太后藉著處罰珍妃干政等事，向光緒帝示威的事件，而雖然李鴻章過氣，但是戰爭中，後黨又有一位新科權勢人物榮祿悄悄崛起，為之後後黨向帝黨反撲留下了伏筆。

總之，在皇權時代，權大於國，權力的捍衛爭逐高於一切。從這一意義上，挑起甲午戰爭的日本，竟然荒唐地被清政府中央權鬥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