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從“責己”、“待人”兩個方面，進行古今對比，指出當時社會風氣澆薄，毀謗滋多，並剖析其原因在於“怠”與“忌”。行文嚴肅而懇切，句式整齊有變化，語言生動形象，刻畫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論證古之君子“責己”、“待人”的正確態度。“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是“古之君子”的表現特徵。

第二段

　　第二段緊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現。談“古之君子”的態度是“責己”、“待人”，而談“今之君子”卻用“責人”、“待己”。一字之差，點明瞭兩者不同的態度。對人的缺點，一個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一個是“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對人的優點，一個是“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個是“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由此得出結論：今之君子責人詳、待己廉的實質是“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這一結句，簡潔有力，跌宕有致，開合自如，非大手筆不能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雖然”急轉，引出“怠”與“忌”是毀謗之源。作者認為士大夫之間毀謗之風的盛行是道德敗壞的一種表現，其根源在於“怠”和“忌”，即怠於自我修養且又妒忌別人；不怠不忌，毀謗便無從產生。“怠者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責人詳。為下文“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譭來”的結論作了鋪墊。文中既有理論概括，又有試驗說明，順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譭來”這一根本結論。最後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寫作目的，呼籲當權者糾正這股毀謗歪風，又語重心長、寄託了作者對國事的期望。

對比手法

　　文章通篇採用對比手法，有“古之君子”與“今之君子”的對比，有同一個人“責己”和“待人”不同態度的比較，還有“應者”與“不應者”的比較，等等。此文還運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復迴環，迂曲生姿，大大增強了表達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