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兩者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從文化禮教等方面都有著不同

《詩經》產生於西周至春秋中期,雖然說周公制禮是在西周早期，也就是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禮法是貫穿於《詩經·國風》產生的時代的。但是，周禮對時人的影響遠沒有後人想象的那樣強烈。《國風》中也看不到有統一所有詩篇的哲理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痕跡。倒是在民間長期存在的、約定俗成的遠古自由婚戀的習俗對大多數庶民來說，影響似乎更大一些。加之沒有大一統的社會形勢與百家爭鳴的文化背景，儒家思想和禮樂觀念在和習俗的交戰中還未佔據上風，庶人的生活和思想還是相當自由的，所以《詩經》中更多是歡快、熱烈的戀歌。雖然，在風詩中，也能看到倫理觀念對兩性關係的影響和家長對子女擇偶的干預，比如《鄭風·將仲子》，是少女告誡情人切勿逾牆和她幽會，因為擔心“父母之言”、“諸兄之言”和“人之多言”但是這樣的詩在《國風》中不僅所佔比例甚微，而且事件本身也並沒有太強烈的悲劇性，家庭對戀愛還未形成致命傷。由此可見在詩經時代,禮的觀念是存在的，但未成為控制一切的扼殺力量。

而漢樂府則產於漢朝。首先，武帝將儒術定為一尊，罷黜百家。儒家學說得到政府的倡導以後，獲得了廣大的傳播，一國上下，均受儒家思想的統御，君臣、父子、夫妻等等級觀念逐漸加強。並且隨著政治文化的大一統，主流意識形態滲透到了民間，也影響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表達。[1]在漢代的婚戀詩中，我們明顯可以感到正統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中的凌駕和禮教壓力的增強。東漢末一首樂府長詩《孔雀東南飛》敘述了一個家喻戶曉的愛情悲劇：婆婆可以僅僅以“舉動自專由”這個完全出於個人愛憎的理由將媳婦劉蘭芝遣回孃家，活活拆散一對恩愛夫妻。西漢戴德的《大戴禮記·本命》中有古代休妻的“七出”，即“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盜竊去”，已是十分苛刻。而焦母出媳的理由則更在“七出”之外，她一句話就讓一對夫妻俯首從命。而劉蘭芝的哥哥也可以違背妹妹的意願代妹妹許婚。最終導致這對夫妻慘死在禮教的森嚴之下。這一悲劇表現了在儒家獨尊的漢代社會中，家庭中家長地位高，權力大，對小輩的婚姻可以隨意擺佈，任意扼殺。

詩經在表達方式、情感內容、風格特徵等方面更具備原生態的特徵，其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縛要少一些。

而漢樂府受到固定機構_樂府的制約以及儒家倫理綱常等思想的束縛，在繼承《詩經》民歌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喪失了人的本質，社會失去了本真色彩，被制度化了，因此樂府民歌中平添了一種悲劇色彩，多了許多顧慮情節，少了大膽張揚的情感宣洩，同時創作時多了一種文人自己拷問被困靈魂的氣氛，在文字上脫離現實，而靠寓言和想象訴諸願望及悲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