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的相同之處，是都屬於古代詩歌範疇，而且都很著名。

1.表現形式上的不同唐詩以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為大宗。簡而言之，主要是四句或八句，每句五字或七字。但是唐代詩人作詩，也有用上句式較自由的古體詩，古體詩的句數和字數就很自由。宋詞指宋代盛行的韻文體裁。宋詞的句式受到所謂詞牌的規範，有固定的句式和押韻，極少全首每句都字數相同，所以詞又稱為長短句，這是註明與詩在形式上的區別。

2.題寫內容不同 唐詩大多抒發自己的志向、理想，政治訴求，比如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又如李白的“若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淨胡沙。”宋詞則更多的是描寫內心中的情感與感動。如溫庭筠的“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3.用韻不同唐詩宋詞的另一重大差異在於用韻，詞的韻腳比詩的韻腳寬。 例如作詩要以中古漢語的發音來決定韻部。如分開「一東韻」和「二冬韻」，說明古代「東南西北」的「東」和「春夏秋冬」的「冬」讀音不一樣。到了唐代「一東韻」和「二冬韻」已經沒有分別。但是到了今天，中國讀書人作詩還是要兩韻分用，合用的時候則有嚴格限制。填詞則是「一東」和「二冬」可以合用，完全沒有限制。其他韻部亦有合併的情況。即填詞用韻是比寫詩用韻自由得多。

1.詩詞，統屬於詩歌，從古到今，沒有任何人能對詩歌下一個準確的概念，因為詩的生命力就在於衝破概念。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曾說：“一部詩歌的歷史，就是詩人中的強者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間而相互‘誤讀’對方的詩的歷史，是一部重新‘繪製地圖’的歷史。”布魯姆認為拙劣的作家只會將前人奉為經典，優秀作家則與前人搏鬥，只有像俄狄浦斯那樣殺死“父親”，他才能成功。這也就是布魯姆“原創論”中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廣義的詩歌概念，非常廣。

2.但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詩歌，主要指的是不含“三偽文學”成分的一種純文學體裁之一。雖然，文學的後輩會反前輩，但是並不是證明前輩就站不住，後輩反前輩是因為自己想在文學上佔一席之地。荷馬的詩歌已經幾千年了，歷代無數的詩人撇開荷馬，另立蹊徑，無數的詩人認為荷馬這裡不合時宜，那裡不合時宜，但是荷馬仍然紋絲不動地站立在詩歌的頂峰上毫不動搖。歷代像荷馬這樣的詩人可以列一個大清單，但是數量不會太多，比起歷代寫詩歌的總人數來說，還是有限得很。更多的詩人因為沾染了“三偽文學”而被人類拋棄，當然除了詩歌本身缺乏真相，還有別的原因。總之是，西方在文藝復興之後，就將中世紀最黑暗時期的“三偽文學”丟進了歷史的垃圾堆，然後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學熱潮。

3.同樣，我們也很難對古代的詩下一個確切的定義。詩最早可以追溯到《詩經》 ，只不過那時候是四言的詩。到後來發展成樂府、古體詩和近體詩。樂府可以合著聲唱。古體詩不太講究格律。近體詩講究格律，分為律詩和絕句(五言和七言,六言的也有，但是很少）。大約最早的時候，詩和歌是不分家的。人們在勞動中哼的小調，口口相傳，最後經文字整理之後，形成的一種凝練的文學體裁。後來，詩覺得自己不需要靠歌作為載體來傳播了，覺得語言本身就已經具備了歌的功能，後來乾脆覺得歌這樣功能也是多餘的，於是詩和歌就分家了。因此，詩人都會有一種如何處理歌的焦慮，中國對仗這種文學修辭手段是非常殘忍的，尤其是對走進古文學寫作的人，幾乎人人都必備，大部分是為詩備的。

4.而詞卻不同，詞臣服於歌。因為詞是給樂曲富人曲譜填的詞。詞必須要削足適履地去適應歌。詞是一種詩的別體，萌芽於南朝，是隋唐時興起的一種新的文學樣式。到了宋代，詞經過長期不斷的發展，進入到全盛時期。詞最初稱為“曲詞”或者“曲子詞”。因此，可以說，詩是為擺脫歌而削足適履，詞則是為適應歌而削足適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古詩詞到了明清發展不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的細節都走向了型別化，型別化則一定會架空生活和個人的聲音。當然，還有明清的文字獄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5.從外觀上來看，詩，句式整齊，而詞不整齊，詩可以隨意命題，甚至不要題目都可以，詞有統一的類名——詞牌。格律詩只用平聲韻，一韻到底，隔句押韻，首句可壓可不壓；詞平仄通壓，中間可以換韻，韻腳疏密不定，但由格律規定。格律詩第二、第三兩聯必須對仗，而詞的對仗卻靈活得多，沒有統一的要求。在語言風格上，詩的語言偏於工，而詞的語言偏於華美，在意境的表達上，詩莊詞媚，詩無論如何必須假正經一把，而詞則不必裝，可以適當去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詩弘揚的生活氣味偏於書卷氣，而詞弘揚的生活質量偏於歌舞氣；詩在反三偽的時候多委婉，詞在反三偽的時候多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