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你說歷史上一個繁榮昌盛的朝代，你會想起哪一個呢？

我估計很多人都會脫口而出：唐朝。

沒錯，唐朝的確是中華帝國的一個巔峰時期。一說唐朝，我們都說“盛唐”，你聽聽加在“唐”前面的這個字，就能知道它在華人心中的分量。

唐朝有多強大？估計你在各種歷史書、電視劇裡都見識過了，我就不多說了。從財政角度看唐朝的強大，我想告訴你《新唐書》中記載的兩個細節。

第一個細節是說在唐朝貞觀時期，一個人出遠門，行千里，可以不用自己帶糧食。這有什麼特別的呢？

你想想看，古時候出遠門可不像現在，走哪兒都有超市、便利店、加油站，古時候交通不方便，也沒有那麼方便流通的貨幣，社會治安也成問題，你要出遠門，當然就得揹著口糧，不然很可能就遇到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困境。

唐朝人出門千里可以不自己帶糧食，至少能說明唐朝的經濟發展程度高、交通便利、社會治安好，對不對？

我要跟你分享的《新唐書》裡的第二個細節是，唐玄宗的時候，老百姓家裡儲存的糧食，大多夠吃上好幾年的，糧價也長時間保持在歷史最低位。你看，有糧吃，而且一直有糧吃，對老百姓來說，這就是最實在的盛世啊。

聽到這兒你可能會想，那唐朝在財政方面，是不是做得很好？這一講是要給我們提供一個正面案例嗎？不好意思，我的看法可能會讓你覺得很意外。

我認為，唐朝這樣一個強盛的帝國，它的財政基礎從一開始就很脆弱。而且，就是因為這樣的脆弱，沒有給後來唐帝國的發展提供穩固的根基。

好，那我們就來具體看一看，唐朝的財政問題出在哪兒？

那唐朝初期的財政制度是什麼樣的呢？一句話概括，就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租庸調製和府兵制。

我首先要提醒你的是，均田制、租庸調製、府兵制，聽上去是三個制度，但其實是結合在一起的制度，沒法完全分割開來看。這一套制度其實在不少人的認識中，是一套好制度，受到高度推崇。

但是我認為不是，尤其是租庸調製和府兵制，我覺得它們就是稅人制度在帝國時期的殘留。

好，那咱們先來分別看一看。

這三個制度中，均田制是基礎。對這項土地制度你應該不陌生了，我們在前面的課程中專門講到過。均田制發展到唐朝初期，和北魏、隋朝時還是差不多，一方面把國家掌握的土地，按“一夫授田百畝”的原則分配給老百姓，其中80畝地死後要還給國家，這叫口分田。另外20畝地可以留給子孫繼承，這叫永業田。

均田制的另一方面，是宣佈官僚貴族按照品級有一定的田地份額，這些土地上的收入歸地方辦公經費使用。這樣做既能鞏固君主對土地的產權，還能解決地方政府辦公經費的問題。

租庸調製，名氣很大，相信很多人就算不清楚細節，也一定聽過。

“租”“庸”“調”其實是三種稅收形式，“租”，是根據你家的人丁數量，計算出你每年需要繳納的穀物。“調”就是每戶每年要繳納的紡織品。“庸”就是每個人每年要為國家服役若干天，如果你不去服役，就用一定數量的紡織品代替。

在均田制基礎上還有一項制度，那就是府兵制。府兵制起源於西魏、北周，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兵農合一。簡單來說，如果你是府兵，國家就給你授地，平時你在家正常種地，但是不需要交田賦，也不需要承擔其他的徭役。

但是到了農閒的時候，你需要去接受軍事訓練，打仗的時候需要上戰場出征。上了戰場後，你需要的裝備物資得自己解決，國家也不會給你付報酬。

聽上去這三種制度之間沒什麼關係，為什麼說它們沒法分割開來看呢？很簡單，你仔細一看就會發現，它們都是稅地稅人兩種方式融合後的一種變通，先按照人頭授地，然後再按人頭交稅，國家獲得糧食或者親身服務這樣實物形式的財政收入。

你可能會說，這不是執行得挺好嗎？唐朝初期也是欣欣向榮的呀，哪兒有問題呢？

的確，從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獲得的實物財政收入，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援初興的大唐。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這個制度執行起來，有一個缺陷是無法克服的。

什麼缺陷呢？你看啊，這兩個制度的基礎，都是均田制，但均田制在實踐中很難全面實行，更難持續實行。

為什麼呢？因為出現了田地的大量集中。

集中的原因有很多，有些屬於自然集中，比如你是種地能手，耕作效率高，土地自然慢慢就集中在你手裡了；有些集中是因為豪強勢力乘機兼併，官府不能糾正；還有些是因為新貴族官僚不斷出現，國家把自己控制的田地持續授予這些人，允許世代相襲，所以就出現了大地產。

均田很難持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唐朝的人口持續增長。

為什麼這也會影響均田呢？你還記得嗎？前面說的國家授田分兩種，永業田和口分田。人口越來越多，留在老百姓手裡的永業田就越來越多，需要的口分田也越來越多。那國家手中掌握的田地自然也就不斷減少，又沒法糾正剛剛說到的田地集中的情況，國家手裡沒田，最終就導致了均田的不可行。

接下來的發展，我們就不難想象了。均田制這個基礎動搖了，在均田前提下對每丁、每戶徵收租調，就失去了負擔的基礎。老百姓享受不了均田的待遇，沒田的人還要跟有田的人負擔一樣的租調，那怎麼辦？只能逃亡了。

更糟糕的是，地方官員的任務還得完成，這些逃亡的人應該負擔的租調還得徵收，這些官員的做法居然是直接攤派給沒有逃亡的人。可想而知，這就形成了惡性迴圈，出現了更多的逃亡流民。

最終的結果你也能猜到了，政府掌握的人口資源越來越少，徵稅的基礎也就越來越少。

這樣一來，唐朝初年設立的這一套財政制度的基礎——均田制就不能很好地實行了，那可想而知，在這基礎之上的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當然也就很難有效實行。而且，這兩種制度本身也有自己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你還記得剛剛我說的那幾個字嗎？實物性財政，問題就出在這裡。

你想想看，實物性財政其實更適合戰爭時期。打仗嘛，拿著錢沒什麼用，有糧草供給，有士兵上戰場，這些才重要，對不對？所以，魏晉南北朝以來，戰爭頻繁，糧食、紡織品、親身服役這些財政收入形式，比貨幣財政更適合現實狀況。

但是，唐帝國逐漸就進入長期和平的狀態了，商品經濟開始發達起來，慢慢地，實行實物財政的成本就變得比貨幣高很多了。

就拿府兵制來說，帝國進入了和平時期，當府兵就沒有了軍功賞賜和戰利品，每年要自備武器參加訓練，還要守衛京城，甚至還要輪流去駐守邊防，這當然就很耽誤從事農業生產，更沒可能去做其他職業了。這樣一來，老百姓自然就不再願意當府兵，府兵制就成了一項成本高、收益低、沒法有效實行的制度。

你看，不管是均田制、租庸調製還是府兵制，都沒有辦法在唐帝國繼續維持下去了。

對唐帝國來說是這樣，如果我們抽身出來，放眼整個中華帝國財政史，可以說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的失敗，就是帝國財政中稅人的終結。

帝國財政制度的理想，就是想實現“履畝而稅”，對吧？但因為技術和管理的困難，從漢朝到唐朝初期，都是採用變通的形式來實現，也就是先給人授地，再對人徵稅。

但是，事實證明，租庸調製和府兵制都不能給統一的帝國提供長期可靠的財政基礎。也就是說，這種形式上稅地、實質上稅人的制度，在帝國長期實踐中根本不可行。

歷史走到這裡，中華帝國算是終於確定稅人這條路走不通了，再依依不捨也得放下了。帝國必須想方設法實現履畝而稅，“兩稅法”就是這樣應運而生的。

府兵制的基礎就是均田制，一旦均田制破壞了，府兵制也就土崩瓦解了。

什麼是府兵制？就是全國成立一些軍府，土地分給農民，他們就是軍籍，而不是民籍，府兵全家可以免除賦役，他們的義務就是打仗，平時務農，戰時打仗，

看看花木蘭，他們家就是府兵，平時就是農民，打仗的時候自己買馬匹、弓箭、盔甲、刀劍，到折衝府集中，皇帝從朝廷派武將統帥他們出征。

而普通的民籍呢？不用承擔打仗的任務，但是，必須服兵役、服徭役、田稅、丁稅等各種稅，

這個制度的基礎是什麼？就是土地制度，把土地分給農民，軍籍民籍都有，土地私有，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私有的土地就是商品了，土地兼併嚴重了，土地就集中在少數人手裡，

普通老百姓沒有土地，還好說，軍籍的農民沒有土地，你讓他們打仗？這不是扯淡嗎？

所以，土地制度破壞了，建立在土地制度之上的府兵制也就土崩瓦解了。